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沙皇对国家进行极端统治的时期，作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国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国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像兽医伊万·伊万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想方设法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尽量不出头露面，过着与大多数人同样的生活，这确实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但却残害了多少心灵，甚至扼杀了多少天才啊！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让人烦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生活培养了人的惰性、懒散和无聊。在现实的处境下，许多人甘心为奴，唯求苟全，于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带着奴性的套子的人。作为深刻洞察俄罗斯人心理特性和民族劣根性的伟大作家，契诃夫除了倾力表现俄国人的奴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表现俄国人的无聊和烦闷。这是他创作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題。
　　“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部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举出的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算是“小人物”，但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指责却远远多于同情，是批判，批判他们本身的软弱无能，指责他们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说契诃夫表现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小人物”，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
　　面对黑暗的现实，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越过对小人物同情的界限，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奴性根源。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哀叹阶段，作者更希望写出一个“大写”的人来。柯瓦连科就是这样的写照。柯瓦连科的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勇敢，快乐，活泼。对柯瓦连科，作者所用笔墨并不多，正面的描写就仅有骑自行车和与别里科夫发生冲突两件事情。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作者其他的叙述中读出柯瓦连科的形象：外地人、年轻、喜欢穿花衬衫、在大街上走时喜欢带着一本书。同时并不畏惧或者说还没有被当时的套子规则等不合理的东西浸染，不在意当时通行的礼仪和规矩。
　　他的装束，如果放置在今天，并无特别值得提及和阐述的地方。但是身处于那个时代，与已经奴化的“我们”和别里科夫的装束相比，则就明确显示出“另类”和格格不入来。对于别里科夫那种套子似的打扮和行为，“我们”虽然在心底厌烦，但是因为本身被奴化，“我们”更多的是默认而不是反抗和争斗。“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此时，柯瓦连科的花衬衫无疑是给这个毫无生气、如死水般寂静的城市投下了一颗石子。虽然激起的两轮涟漪并不足以撼动这个城市的根基，但是毕竟让人在死亡的沉寂中看到了光亮的所在。
　　洋溢的青春与鲜艳的生命色彩，给生活在“套子”中的“我们”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看客似的乐趣，更让“我们”回忆起似曾熟悉的美好。柯瓦连科如一面镜子，在照出“我们”生命中奴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的微光。这也是作者要表达的核心。
　　柯瓦连科的外貌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已经让“我们”震撼，而他无所顾忌的行为更让已经带有奴性的“我们”看到了反抗的胜利曙光。他和姐姐不顾政府没有允许骑自行车的命令，在街道上快乐地飞奔。而读者稍微留意别里科夫的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这样的行为在这座城市是一件多么违规的事情。尤其让别里科夫觉得大逆不道的是，柯瓦连科竟然敢不理会他的“善意”警告，这与全城其他人对他的态度相比，是多么的让人难以置信和震惊。柯瓦连科对别里科夫的态度，先是“冷冷的”，最后是“在他（别里科夫）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最终间接结束了别里科夫这个受害者、害人者，这个具有双重奴性的可怜、可悲、可恨的人的性命。
　　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作品中人物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很明显，契诃夫通过别里科夫命运的描写，揭露了沙皇政府的残酷统治，展示了反动套子可怕的淫威。作品中人物深情地发出对自由的呼唤：“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呼唤自由，就是呼唤俄国革命的到来，就是呼唤打破落后、反动的套子。这是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所在。
　　因此，《装在套子里的人》除了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外，它还有极为重要的认识意义。契诃夫在作品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也可以反抗环境。人虽然离不开套子，但也不能完全愚昧无知地被套子套住，人应该有理性，要敢于怀疑，善于反思，跳出洞穴，破除迷信、盲从、奴性意识，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形成开放的眼光和主体意识。他鼓励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尊严，要消灭精神奴役，追求平等、自由、勇敢和心灵的纯洁。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和柯瓦连科的具体行为可以看出，这实际就是作者心中理想人物的真实写照，是他为最终要写的人勾勒的轮廓，准备的写作前奏。如柯瓦连科不在意礼教，不顾忌全城已经固定的规矩，敢于打破种种旧的束缚，敢于反抗而不在意后果。这都是作者理论践行的初步尝试。契诃夫的作品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契诃夫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他创作的价值在于，他的创作不仅让任何一个俄国人明白，感到贴切，而且让每一个人明白并且感到贴切。这是主要的。”而这也就是契诃夫创作的真正意义和永恒价值。
　　胡志宏，湖北黄梅县第一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