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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潇湘晨报周刊《湖湘地理》主要从区域城市地方语言的叙述、区域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区域城市地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区域城市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四个方面来建构城市居民对于区域城市文化上“共属一体”的想象。
【关键词】地方报纸周刊；区域城市文化；湖湘地理
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人们难以持久地共同生活，但建立一种由精神联系的共同体是可能的。精神可以凭借想象的力量，把人们之间的关联转化成具体可感的意象，从而维系“共同”的存在。
一、地方报纸周刊在建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中的作用
（一）地方报纸周刊是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建构者
地方报纸周刊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印记，显示出城市的文化面貌。同时，地方报纸周刊又是城市文化的建构者。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凯瑞提出了“传播即文化”的视角，强调媒介传播在维持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仪式性作用，认为传播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智力和信息的传递，而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所以，地方报纸周刊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传播功能，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二）地方报纸周刊是建构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助推者
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地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历史文化空间中，不同的生命个体或群体因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具有明确的文化共通性和价值趋同性的文化群体。”[2]以特定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为基础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已经成为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而作为城市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助推力量的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3]
《湖湘地理》作为潇湘晨报创办的一份人文地理周刊，就是立足于长沙、面向湖南其他主要城市、着眼于宣扬和保护湖湘文化，利用大众传媒传播的“框架效应”，通过媒体建构，在地理主题框架之下，囊括了个人体验，知识表达，文化展现，历史思考，生态关注与人文关怀，通过对区域城市地方语言的叙述、区域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区域城市地方文化的传播、区域城市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从整体上反映出湖湘文化的特色，潜移默化的培养城市居民对区域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人们对于湖湘本土城市文化共同体的想象。
二、对区域城市地方语言的叙述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语言在形成“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认为语言往往由于其起源不易考证，使其具备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能够在想象“民族”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区域城市中的地方语言作為地方文化的载体，在形成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湖湘地理》通过对湖南各主要城市的地方语言的报道，如《宁乡话难懂？去过流沙河才真正知道》《湖南方言中湘乡话为什么最难懂》《童谣、夜歌、山歌，抵达浏阳方言深处》《衡山县方言：一山前后话不同》等在形成人们各自所属城市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结合了解其他相互存在联结性的城市方言，建构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文化的共同体。
在《宁乡话难懂？去过流沙河才真正知道》这篇报道中，文章开头一句“嗯郎嘎好，我吖似市里滴哒！”（您好，我也是市里人了）”不仅引起了身为宁乡人的读者的心理认同感，更使得其他读者对宁乡方言产生浓烈兴趣。紧接着又借湖南本土明星陈英俊宁乡话版的《水手》“不是正宗的宁乡话，里面还有湘潭话，还带有一点湘乡调”，指出了宁乡话的“生活环境”：宁乡方言几乎“生活”在其他方言的包围圈中，宁乡的周边从东往西依次有望城方言、湘潭方言、韶山方言、湘乡方言、娄底方言、涟源方言、安化方言、桃江方言、益阳方言。
《湖湘地理》报道中的各个城市的语言虽各有不同，但又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存在的差别能够建构起该语言所属当地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而其中存在的相似性与联结性又使得各个城市的人们通过语言与其他城市的人们产生文化认同。差异与相似的背后潜藏的是各个城市之间交通、经济、文化以及行政区划的变迁，这一切都为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三、对区域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
景观具有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地理景观是由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构成。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因为人文元素的加入，自然地理景观也会趋向于人文地理景观转变。三湘四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地理景观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基于各城市地理与人文上独特的湖湘山水文化。
《湖湘地理》经常通过自然人文景观的再现和阐述，营造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城市文化，增强人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和对区域城市的认同感。在对潇湘夜雨（永州市）、平沙落雁（衡阳市）、烟寺晚钟（衡山县）、山市晴岚（湘潭市）、江天暮雪（长沙市）、洞庭秋月（岳阳市）、渔村夕照（常德市桃源县）等的报道中，就饱含了对自然之美的描述和对古代诗文、名人踪迹、文化遗存的摘引记录的人文之美。
在《湖湘地理》对“潇湘八景”的报道中，一方面凸显了所在城市的重要性，如“江天暮雪”中的江天、“洞庭秋月”中的洞庭体现的都是长沙市与岳阳市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将景观与各个城市的山水、风俗、神话等融合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八景文化，使得“潇湘”不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区域城市文化与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区域城市地方文化的传播
受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出不同地域风格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地方文化，而地方文化又具有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大众媒体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湖湘地理》重视对区域城市文化的根源——湖湘文化的传播，通过报道湖南的人文历史，营造湖湘文化底蕴，激发人们对本土与城市的归属和认同感。
在《唐群英：在国民党大会上掌掴宋教仁又给他写了最长的一篇祭文》这篇报道中，文章通过描述唐群英一生中的几个经典片段还原了一个敢爱敢恨、独立自主、奋勇抗争的性格鲜明的巾帼英雄。文章对唐群英的报道体现出了湖南人共有的坚韧、“霸蛮”的不屈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对于本土文化和所在城市文化特质的认同感。
民俗文化是人与地域之间重要的精神桥梁，是城市的文化滋养。大致包括三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4]民俗文化对一方人民的滋养是潜在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对它的传播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地方认同感。
《湖湘地理》报道了大量关于民俗的文章，通过实地走访湖南各个城市，采访其间的民俗艺人，在报道民俗风情的同时也对正在消逝的传统技艺给予了关注，呼吁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维护和传承。
在《几百年前的小调，常演常新》中就介绍了湖南各城市中大小规模的花灯戏，这些花灯戏由原来的民间歌舞演变成了湖南家喻户晓的“花鼓戏”。目前的花灯戏以湘西麻阳、湘北平江、湘南嘉禾三地为代表，已经可以演出大型剧目，同时民间的花灯歌舞仍然盛行。文章在说明了三地花灯戏相同特质的情况下，还详细的叙述了三者之间的差别：麻阳地处山区，人们性情单纯豪爽，翻山越岭腿脚好，于是把民间武术也融合进了花灯；嘉禾花灯则要文气很多；平江最为奇特，唱花鼓戏时用长沙官话，唱花燈戏时却是用的地道平江话，小生与花旦的道白极有特色。
在对于花灯戏这一民俗传统文化的报道中，文章首先通过湖南各城市都盛行的花鼓戏来勾连起人们对于花鼓戏习俗的记忆，又通过具体的以湘西麻阳、湘北平江、湘南嘉禾三地为代表的花鼓戏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在说明三者各自的特质时又强调了它们的源起和相似性，让人们通过“花鼓戏”这一符号建构起了共同的城市生活经验的认同感。
在《最后的蓑衣匠独守古老手艺》中，通过寻访怀化市中方镇曾经的“蓑衣匠”周远根，报道了湖南各地制作斗笠蓑衣——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最原始的服装，揭示了这一传统的技艺正逐渐走向消失的边缘，呼吁人们对自身所拥有的共同的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五、对区域城市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每个地方由于文化、历史以及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其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会有所差异，使得地方生活方式也不同。
《湖湘地理》开设的“微观”版，刊登一些来自普通民众的稿件，文章用简朴实在的文字叙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忆着过去的城市记忆留下的烙印，感受着城市的点滴变化，表达出普通人对记忆中的城市的情感和生活体验。
《湖湘地理》还通过对湖南各城市相似的饮食习惯和特定习俗等地方生活方式构建人们对于区域城市文化的认同感。
在《湖南冬酿：红薯酒、米酒、牛屎酒、蛇酒》中，文章开头概括了湖南各城市在立冬之后开始酿制新酒的方式，它既是湖南人过冬的体现，也是大家共同庆祝丰收的体现，接着详细叙述了湖南各主要城市饮酒的具体习惯及其中的关联性，让人们在饮酒习俗中感受到别样的区域城市文化氛围。
在《火塘火箱火桶……你还记得这些烤火萌物吗？》中，开篇描述了湖南人冬天烤火的习俗，并以邵阳市新宁乡村作为具体对象，说明了与烤火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这一方式所承载的情感，对于湖南各城市的人们来说又是十分熟悉的。虽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然而烤火箱这种事物以及其中蕴含的属于过去的生活方式仍然保留在各个家庭之中，这是属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能够加深他们对这片区域城市整体上的感情和认同。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更加希望能从文化中寻找记忆与认同。《湖湘地理》从本土文化根源中汲取养料，为人们寻求文化的认同提供“想象的空间”，使得城市生命个体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历文化空间中因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文化群体，使本土区域上各城市中的居民能依此形成“共属一体”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区域城市文化的共同体”。
注释：
[1]戚庆菊.传播、技术与文化——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3：3.
[2][3]赫牧寰，郭雅静.大众传媒与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建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10）：160.
[4]蔡志荣.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2（01）：208.
（作者：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地方报纸周刊；区域城市文化；湖湘地理
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人们难以持久地共同生活，但建立一种由精神联系的共同体是可能的。精神可以凭借想象的力量，把人们之间的关联转化成具体可感的意象，从而维系“共同”的存在。
一、地方报纸周刊在建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中的作用
（一）地方报纸周刊是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建构者
地方报纸周刊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印记，显示出城市的文化面貌。同时，地方报纸周刊又是城市文化的建构者。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凯瑞提出了“传播即文化”的视角，强调媒介传播在维持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仪式性作用，认为传播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智力和信息的传递，而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所以，地方报纸周刊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传播功能，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二）地方报纸周刊是建构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助推者
文化认同是在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地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历史文化空间中，不同的生命个体或群体因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具有明确的文化共通性和价值趋同性的文化群体。”[2]以特定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为基础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已经成为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而作为城市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助推力量的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3]
《湖湘地理》作为潇湘晨报创办的一份人文地理周刊，就是立足于长沙、面向湖南其他主要城市、着眼于宣扬和保护湖湘文化，利用大众传媒传播的“框架效应”，通过媒体建构，在地理主题框架之下，囊括了个人体验，知识表达，文化展现，历史思考，生态关注与人文关怀，通过对区域城市地方语言的叙述、区域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区域城市地方文化的传播、区域城市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从整体上反映出湖湘文化的特色，潜移默化的培养城市居民对区域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人们对于湖湘本土城市文化共同体的想象。
二、对区域城市地方语言的叙述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语言在形成“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认为语言往往由于其起源不易考证，使其具备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能够在想象“民族”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区域城市中的地方语言作為地方文化的载体，在形成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湖湘地理》通过对湖南各主要城市的地方语言的报道，如《宁乡话难懂？去过流沙河才真正知道》《湖南方言中湘乡话为什么最难懂》《童谣、夜歌、山歌，抵达浏阳方言深处》《衡山县方言：一山前后话不同》等在形成人们各自所属城市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结合了解其他相互存在联结性的城市方言，建构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文化的共同体。
在《宁乡话难懂？去过流沙河才真正知道》这篇报道中，文章开头一句“嗯郎嘎好，我吖似市里滴哒！”（您好，我也是市里人了）”不仅引起了身为宁乡人的读者的心理认同感，更使得其他读者对宁乡方言产生浓烈兴趣。紧接着又借湖南本土明星陈英俊宁乡话版的《水手》“不是正宗的宁乡话，里面还有湘潭话，还带有一点湘乡调”，指出了宁乡话的“生活环境”：宁乡方言几乎“生活”在其他方言的包围圈中，宁乡的周边从东往西依次有望城方言、湘潭方言、韶山方言、湘乡方言、娄底方言、涟源方言、安化方言、桃江方言、益阳方言。
《湖湘地理》报道中的各个城市的语言虽各有不同，但又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存在的差别能够建构起该语言所属当地城市居民的文化认同，而其中存在的相似性与联结性又使得各个城市的人们通过语言与其他城市的人们产生文化认同。差异与相似的背后潜藏的是各个城市之间交通、经济、文化以及行政区划的变迁，这一切都为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
三、对区域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
景观具有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地理景观是由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构成。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因为人文元素的加入，自然地理景观也会趋向于人文地理景观转变。三湘四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地理景观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基于各城市地理与人文上独特的湖湘山水文化。
《湖湘地理》经常通过自然人文景观的再现和阐述，营造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城市文化，增强人们的本土文化意识和对区域城市的认同感。在对潇湘夜雨（永州市）、平沙落雁（衡阳市）、烟寺晚钟（衡山县）、山市晴岚（湘潭市）、江天暮雪（长沙市）、洞庭秋月（岳阳市）、渔村夕照（常德市桃源县）等的报道中，就饱含了对自然之美的描述和对古代诗文、名人踪迹、文化遗存的摘引记录的人文之美。
在《湖湘地理》对“潇湘八景”的报道中，一方面凸显了所在城市的重要性，如“江天暮雪”中的江天、“洞庭秋月”中的洞庭体现的都是长沙市与岳阳市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将景观与各个城市的山水、风俗、神话等融合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八景文化，使得“潇湘”不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区域城市文化与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区域城市地方文化的传播
受自然环境、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出不同地域风格的文化，我们称之为地方文化，而地方文化又具有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大众媒体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湖湘地理》重视对区域城市文化的根源——湖湘文化的传播，通过报道湖南的人文历史，营造湖湘文化底蕴，激发人们对本土与城市的归属和认同感。
在《唐群英：在国民党大会上掌掴宋教仁又给他写了最长的一篇祭文》这篇报道中，文章通过描述唐群英一生中的几个经典片段还原了一个敢爱敢恨、独立自主、奋勇抗争的性格鲜明的巾帼英雄。文章对唐群英的报道体现出了湖南人共有的坚韧、“霸蛮”的不屈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对于本土文化和所在城市文化特质的认同感。
民俗文化是人与地域之间重要的精神桥梁，是城市的文化滋养。大致包括三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4]民俗文化对一方人民的滋养是潜在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对它的传播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地方认同感。
《湖湘地理》报道了大量关于民俗的文章，通过实地走访湖南各个城市，采访其间的民俗艺人，在报道民俗风情的同时也对正在消逝的传统技艺给予了关注，呼吁人们对民俗文化的维护和传承。
在《几百年前的小调，常演常新》中就介绍了湖南各城市中大小规模的花灯戏，这些花灯戏由原来的民间歌舞演变成了湖南家喻户晓的“花鼓戏”。目前的花灯戏以湘西麻阳、湘北平江、湘南嘉禾三地为代表，已经可以演出大型剧目，同时民间的花灯歌舞仍然盛行。文章在说明了三地花灯戏相同特质的情况下，还详细的叙述了三者之间的差别：麻阳地处山区，人们性情单纯豪爽，翻山越岭腿脚好，于是把民间武术也融合进了花灯；嘉禾花灯则要文气很多；平江最为奇特，唱花鼓戏时用长沙官话，唱花燈戏时却是用的地道平江话，小生与花旦的道白极有特色。
在对于花灯戏这一民俗传统文化的报道中，文章首先通过湖南各城市都盛行的花鼓戏来勾连起人们对于花鼓戏习俗的记忆，又通过具体的以湘西麻阳、湘北平江、湘南嘉禾三地为代表的花鼓戏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在说明三者各自的特质时又强调了它们的源起和相似性，让人们通过“花鼓戏”这一符号建构起了共同的城市生活经验的认同感。
在《最后的蓑衣匠独守古老手艺》中，通过寻访怀化市中方镇曾经的“蓑衣匠”周远根，报道了湖南各地制作斗笠蓑衣——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最原始的服装，揭示了这一传统的技艺正逐渐走向消失的边缘，呼吁人们对自身所拥有的共同的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五、对区域城市地方生活方式的再现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每个地方由于文化、历史以及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其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也会有所差异，使得地方生活方式也不同。
《湖湘地理》开设的“微观”版，刊登一些来自普通民众的稿件，文章用简朴实在的文字叙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忆着过去的城市记忆留下的烙印，感受着城市的点滴变化，表达出普通人对记忆中的城市的情感和生活体验。
《湖湘地理》还通过对湖南各城市相似的饮食习惯和特定习俗等地方生活方式构建人们对于区域城市文化的认同感。
在《湖南冬酿：红薯酒、米酒、牛屎酒、蛇酒》中，文章开头概括了湖南各城市在立冬之后开始酿制新酒的方式，它既是湖南人过冬的体现，也是大家共同庆祝丰收的体现，接着详细叙述了湖南各主要城市饮酒的具体习惯及其中的关联性，让人们在饮酒习俗中感受到别样的区域城市文化氛围。
在《火塘火箱火桶……你还记得这些烤火萌物吗？》中，开篇描述了湖南人冬天烤火的习俗，并以邵阳市新宁乡村作为具体对象，说明了与烤火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这一方式所承载的情感，对于湖南各城市的人们来说又是十分熟悉的。虽然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然而烤火箱这种事物以及其中蕴含的属于过去的生活方式仍然保留在各个家庭之中，这是属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能够加深他们对这片区域城市整体上的感情和认同。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更加希望能从文化中寻找记忆与认同。《湖湘地理》从本土文化根源中汲取养料，为人们寻求文化的认同提供“想象的空间”，使得城市生命个体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社会历文化空间中因相同或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文化群体，使本土区域上各城市中的居民能依此形成“共属一体”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区域城市文化的共同体”。
注释：
[1]戚庆菊.传播、技术与文化——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3：3.
[2][3]赫牧寰，郭雅静.大众传媒与区域城市文化共同体建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10）：160.
[4]蔡志荣.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12（01）：208.
（作者：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