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海外的孙中山匆匆赶回国内，就任中華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名动一时。这篇文章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只有24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季鸾。
　　尽管回国后的张季鸾因为写作上的特长，获得和邵飘萍同样的名声，但是随着政局跌宕，他的人生也陷入低谷，直到与胡政之、吴鼎昌重建《大公报》。
　　1902年，满族人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他的办报宗旨是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所谓“大公报”，即“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的言论较为大胆，除了皇帝不批评，其他都敢揭批，所以报纸也就受到读者喜爱。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1912年清帝逊位，作为满族人的英敛之感到无比失望，他离开天津，隐居在北京香山。
　　早在1916年，《大公报》的实际所有权就归属了王郅隆。王郅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安福系成员，所谓“安福系”，指的是北洋军阀的政客集团。此时的《大公报》，也就成了为安福系鼓吹的报纸。当然，王郅隆不是文人，自然不做报纸，他请来只有27岁的胡政之做《大公报》的总编辑。
　　胡政之比张季鸾小一岁，也是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学的是法律，通晓三四门外语，回国后，从事过法官、翻译、记者等多份工作，后来追随王揖唐，一度成为段派人物。
　　直皖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和安福系大败，王郅隆被当做“安福十凶”通缉，匆匆逃亡日本。作为安福系吹鼓手的《大公报》也声誉扫地，无奈之下，胡政之只得离开《大公报》。但是报纸的所有权一直在王郅隆父子手中，1923年，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死去，两年后《大公报》停刊。
　　在过往的办报历程中，张季鸾和胡政之这两位才子就已经认识。1925年冬天，两人都有些落魄。某日，张胡二人在天津相遇，并一同去见吴鼎昌。三人畅叙后，步行走到大门紧锁的《大公报》馆时，不知是哪一位提议，把《大公报》的招牌、房产、设备都买下来，旧店重张，出一份新《大公报》。这个提议获得大家的认同。随后，胡政之联系到王郅隆的儿子，以一万元买下报馆。
　　吴鼎昌同样留学日本，不过他学的是商业，回国后成了金融界名人。他对办报纸很有兴趣。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正式复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在这天的报纸上，《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主义”，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以公民身份发表意见；“不卖”，就是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不私”，就是报纸是公众喉舌，并不做私用；“不盲”，就是绝不盲从盲信，而要追求客观真实。
　　“四不主义”的提出，是中国报界的里程碑。以往的报纸要么依靠政党资助，要么服务商业目的，而“四不主义”表明了中国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当然，之所以敢提出“四不”，和吴鼎昌雄厚的资金支持分不开。
　　留日的“三巨头”有意吸取了日本《朝日新闻》的办报经验，日出两大张八版。报纸突出言论和新闻的重要地位，在编排上，版面活泼，字体多样，图片较少，显示了大报风范。张季鸾把主要精力放在言论和要闻上，而其他版则是胡政之管得较多。
　　据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张季鸾通常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到报馆，首先看当天的经济行情，因为经济行情往往能反映时局的变化，然后翻阅日文、英文报纸，以及京津地区的报纸。从3点到晚饭前，都是张季鸾的会客时间，访客中不仅有朋友，也有一些读者。
　　晚上9点张季鸾开始审稿。报纸的大小样、本外埠的稿件、外国通讯社来稿一一送到他的桌子上，他来决定稿件该如何处理。吴鼎昌经常在这个时段到报社来，“三巨头”于是谈论时局，虽然这时报社进入紧张工作时间，但张季鸾总是不慌不忙，飘逸洒脱。
　　11点钟，张季鸾开始写社评，或者润色胡、吴两人的言论。他写言论的确有自己的绝招，无论窗外如何吵闹，他都不受干扰，一气呵成。而且文章可长可短，广告少了，他就多写一些；广告多了，他就少写一点，但是同样能把道理说明白。甚至写了第一段，先裁下付排，然后接着写，接着付排。
　　文章写到这个水平，不但要脑子快，思路清晰，还要对文史知识、时事新闻了如指掌，否则临时查资料也来不及。
　　（摘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