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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也不是才华，而是眼光。”回望32载，李昕不悔当初的抉择。既坚持文化品位，又食人间烟火。李昕编书不辍， 长及学术泰斗，少至新锐精英，皆与其山河知己互望桃潭。与老中青三代作者年年增长的友情，够他后半生幸福地回味。
李昕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1982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有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199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1996年12月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后任执行总编辑、总编辑。2005年初奉调回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2010年12月任总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为年度“致敬出版人”。2014年7月，卸任总编辑。
“我这大半辈子，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坐在一间靠近北京火车站的办公室里，卸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向来访的记者侃侃而谈。字正腔圆的语调，与他挺拔俊朗的身型相得益彰。经手过周扬、冯牧、陈荒煤、茅盾、丁玲的文字，与周有光、杨绛、蓝真、王蒙等多有接触。京城多豪杰，李昕已习惯隐退于大词与光鲜之后。他骄傲编辑这一身份给予自己的丰富馈赠。
“几十年来，我不在意做官，而重视做事，‘出好书’是我一生的理念和追求。” 三十多年编辑生涯，李昕阅书无数，因好书而交友，因友而出好书，由他策划或编辑的两三千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回顾几十年来与这些文化大家交往的故事。”李昕告诉记者，这些名流对学术与文学的真诚、为人的坦率、胸襟的开阔，有流传下去的必要。
相遇香港出版“教父” 2014年11月27日清晨，北京的寒风中，李昕接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噩耗，蓝真刚刚去世。“我顿觉天地失色，泪水夺眶而出”，“我与蓝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蓝公于我，堪比恩师。”三天后，一篇回忆恩师的文章就挂于新浪博客上。
李昕在香港的编辑生涯，正因有了蓝真的点拨，风生水起。蓝真早年参加广东韩江纵队，抗战打游击，继而转入生活书店，25岁后主持香港三联书店，长期为香港中资出版界主要领导人。那时虽然退休，却仍然是香港三联的精神导师，公认的香港出版界的“教父”。蔡澜与蓝真有较密来往，在蔡澜眼里，八十多岁的蓝真讲话大声，笑起来像个儿童，酒愈喝愈猛，时常听蓝真说：“办出版的，需要一点勇气才行。”
李昕在香港三联工作时，蓝真总是提醒李昕，越是本地的，越是有特色的，越有价值。蓝真不止一次地谈起廖承志对于“三中商”（三联/中华/商务）的定位：三联要“旗帜鲜明”，中华要“文史传家”，商务要“正襟危坐”。说他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实践廖公的话，要李昕一定记牢。李昕说，“我听了有如醍醐灌顶，觉得廖公真是慧眼澄明，一语中的。”
2005年初，李昕被上级机关调回内地。蓝真知他要走，很是不舍。真正离开了蓝真，李昕才日益体悟到蓝真的价值。“虽然我去香港三联之前，自认为是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也懂得要出好书，要出精品，但是真正树立出版理念，还是在认识蓝公之后。我从蓝公身上，更多地懂得了一个出版人要以图书参与现实。”
当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后，立志要做编辑时的情景，李昕仍不时记起。“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也不是才华，而是眼光。”已近而立之年，面对留校、留学等机会，李昕毅然选择了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事不凑巧，李昕被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人事部。一日在食堂，当时的总编辑屠岸独坐一桌埋头吃饭，李昕瞅准机会毛遂自荐，希望能让他做编辑试试。屠岸沉思一会儿，落下四个大字，“一言为定”。
一朝踏入出版界，李昕的编辑生涯自此海阔天高。
“你是我学术生涯绕不开的人” “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我与学者杨义结下了近30年的友谊。” 李昕回忆道。这是奠定李昕编辑地位的开山之作。
李昕如愿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才发现，编辑部中严文井、韦君宜、牛汉、舒芜、楼适夷等一代名编云集，作者中黄药眠、唐、蔡仪、蒋孔阳、胡风等老一辈文艺理论家捉旗扛鼎，在这样一流的平台之上，李昕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组里曾收到了一部三卷本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书稿一《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是青年学者杨义。编辑们读过书稿都啧啧称奇，但又着实为其忧心，没人拿得准这书能不能出一毕竟作者年仅三十出头，资历尚浅，书稿又着实是个大部头。在那个年代，哪怕是省里一个不知名的作家，谁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本小说，就立刻在圈内站稳脚跟，或者自此“改头换面”。
李昕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他立刻报告给副总编辑李曙光，未料到李曙光当即将了他一军：这种书若要出，就得按出版高校教材的程序办；若要按一般的学术著作出版，还是免谈。李昕没有退缩，拿着书稿“直捣黄龙”，约访高教部教材司，对方秉公办事，提醒李昕，“做教材也可以，不过也得有名家推荐。”
李昕信心大增，回去同杨义一商量，四个推荐人很快确定，两位是杨义的研究生导师，唐、王世清，另两位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樊骏。四位学者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人家那边不需要你送一分钱的礼，不需要你找一个关系，一看到这四份推荐信马上就批准。”
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杨义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破格选聘为学部委员，破格分房子，“三卷本每出一本就破一次格，后来做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自此杨义的学术道路畅达无阻，夏志清称其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杨义常跟李昕说，“你是我学术生涯绕不开的人物”。这部鸿篇巨著后来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首届（1978-1990）“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高山流水遇知音，李昕与杨义的相逢，无疑成就了彼此人生中的一场空谷绝响。
“杨义后来有几本稿子，全是在我手里面起死回生的。”二人后来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以及《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皆开图书出版界的一代新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杨义搜集了几万张图片，编纂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图志》，首创了图文互证的文史研究方法，但几经辗转，书稿始终未能出版。原因是制作图版的工作太烦琐了，令人望而生畏。李昕听说台湾一家出版社已准备出版，就把排好的台版样书拿回两本。 当时台湾已经采用了先进的电脑排版，而大陆普遍还是铅字排版，照相制版。李昕卷起铺盖，在床上开始工作：把台版样书上的图片一一剪下，再一条一条地配上简体文字，送去照相制版。李昕的妻子至今依然记得一千多张图片铺满一床的忙乱情景。此书一经出版，几个月后即再版。
放下身段，参与竞争 在万象更新的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种种文学流派纷纷破土而出。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忧心我国有些作家读书太少，“既不懂任何外文、也不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轰动一时。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和李昕不谋而合一既然王蒙如此倡导，想必也会身体力行，就这样，李昕和王蒙有了第一次见面。约稿时，王蒙还在《人民文学》杂志当主编，等到1985年拿到文艺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时，王蒙已升任文化部部长。
李昕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到王蒙家的情景，那是在天桥下一幢老旧的红楼，两人相见即热切地交谈起来。李昕把编辑好的稿子交给王蒙审阅，“你可别给我改错了啊。”王蒙接过稿子说。李昕自信满满，“这哪会啊！”
没想到正聊得热闹，王蒙翻着稿子就蹦出来一句，“你看，这儿给我改错了！”李昕顿时满脸飞红。“王蒙这个人很厉害啊，常常能够一心二用，他一边跟你聊天，还一边能看稿子，”李昕向记者回忆，原来是文中一处该用“的”的地方用了“地”。
“做编辑一定要守住一条：勤查资料、勤查字典，书稿不要出硬伤。”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中文系老教授陆耀东的话，在王蒙的提醒下，又一次闪现。李昕说，从那以后，这句话“一记记了一辈子”。
2005年初李昕调回北京三联后，连年春节都要到王蒙家去拜年， “有什么东西你可要直说啊。”李昕总是不忘预约下王蒙的书稿。
三联曾经给王蒙出版过 《点评<红楼梦>》《红楼启示录》，那几年王蒙在天津《今晚报》开了专栏，续写《红楼启示录》，每周一篇，成书得一两年。“你就等着，我不会给别人，到时候自然给你。”王蒙让李昕放心。
待2009年李昕再见王蒙，却得知书让别家出版社拿走了。“嘿，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李昕一时摸不着头脑。王蒙直言，“我真不想让你太为难，我也知道你想帮我，但人家给我的合作条件，你们三联达不到”。这话深深触动了李昕的神经。思量半天，李昕说：“三联以后会放下身段，参与竞争，今后无论如何，你还是先问问我。”
杨绛先生曾这样评价北京三联书店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一直以来，北京三联书店坚持少而精的出版路线。而面对新世纪图书市场的重新洗牌，三联有了逐渐被挤出舞台中央的危险。离开王蒙家后，李昕内心的波澜久久难以平复。然而三天后，三联竟突然收到了王蒙的书稿—《老子十八讲》。王蒙发邮件给编辑吴彬，“是你们李总把我感动了，他连续几年来给我拜年，跟我约稿，我都没给他，这部书稿算是一个补偿。”
在李昕看来，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中，王蒙是硕果仅存的常青树，新著频出，作品畅销不衰。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北京三联书店，对于这样的作家一定要优待。“优质，就应该优价。”李昕认真地说，王蒙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就该有自己的身段。
“在历史的夹缝中创造历史” 30年前，著名作家刘再复和姚雪垠有过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一时沸沸扬扬。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 《百家文论新著》。刘再复的那篇《论文学的主体性》即收录在其第一本评论集《文学的反思》中，作为丛书的一册。《百家文论新著》这个名字，李昕绞尽脑汁才得，但成书的难度依然远超想象。因为丛书收录了各家各派的著作，不断有人打电话给李昕表示不屑于与某某人为伍，让他压力颇大，但他说，“出版是社会公器，我支持百家争鸣。”
自刘再复出国后，二人失联多年。直到2004年，刘再复受聘香港城市大学，二人才复相见。李昕去听了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后，很受启发。在演讲中，刘再复提到传统上《红楼梦》研究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俞伯平为代表的考据派，一派是从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论。而自己既不辨也不论，只是感悟其中很微妙的东西。
当时李昕灵光乍现，“悟”虽不是评论，确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当即请刘再复写本《红楼梦悟》。出于对出版环境的过虑，刘再复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李昕反复约见，“逼”他写就，可等刘再复写出了第一本《红楼梦悟》时，李昕已经要调职北京三联。
李昕想把书稿带到北京出版，刘再复更加不抱期望。2005年底，李昕再去香港城市大学，正好住在刘再复楼下，房号201。天下快意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刘再复得知李昕来了，非常欢喜，当夜十一点半从301打电话到201，两人约在了楼下的咖啡店。刘再复不明白自己的书为何一直不能面世，“意识形态性太强”，李昕一语道破。“干脆从古典入手。”李昕建议刘再复从美学的角度再悟《红楼梦》。刘再复很受启发，一连写了四本，集成《红楼四书》。
李昕如约在北京三联出版了这四本书，没请示，没送审。出版后，各个出版社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刘再复的书还可以出！直到现在，刘再复的书出了将近40本。这场“破冰之旅”让刘再复无不感叹，“你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创造历史。”
“三联一定要食人间烟火”
2005年初，从香港回北京三联工作后，李昕发现，有一段时间，北京三联的选题中风花雪月的题材比较多，钻学术象牙塔的艰深书籍也不少，关注现实的著作却十分匮乏。李昕便在编辑中呼吁“三联一定要食人间烟火”。
他很快付诸行动，亲自参与或主持策划了一批具有强烈现实观照和人文关怀的图书，包括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于幼军的《求索民主政治》、吴敬琏的《直面大转型时代》等。
吴敬琏一直强调中国又重新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当机立断，重启改革议程。李昕告诉记者，“他非常坦诚，敢于直言，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胆识，是其他很多经济学家所没有的。”出版作为市场改革派代表人物吴敬琏的书，就是在“食人间烟火”。
《直面大转型时代》图书出版后，凡是和书相关的讲演，吴敬琏欣然往之，不取一文，而商业讲演一概拒绝。“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把讲演当做一场表演，动辄出场费十几万，但吴先生只希望别人能读他的书”。李昕至少陪吴敬琏跑过十几场演讲，李昕好问道，吴先生好解惑，忘年之交却相谈甚欢。
2012年7月1日，是三联的80年店庆。筹备中，李昕和同事们要编辑一本纪念性画册。以什么为题目，颇费心思。想来想去，李昕决定用《激流勇进》做书名。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深感三联80年历史，是在时代激流中勇立潮头、探索创新的历史”，李昕在一篇文章中说，它的基本理念，是邹韬奋先生提出的“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它所倡导的是“人文精神，思想智慧”，它所追求的是做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些，都是始终如一的三联传统，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三联在坚守文化理想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出版思路，在不变中求‘变’。”
2014年7月，李昕卸任，成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而正如屠岸所言，这个“原”字永不会免去。三联人间的感情，三联人与作者间的感情，正应了韬奋先生所讲的那种“同志爱”，书里书外，李昕依然和朋友们一起守护着一代代人的精神家园。
李昕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编辑。1982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有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199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1996年12月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后任执行总编辑、总编辑。2005年初奉调回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2010年12月任总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为年度“致敬出版人”。2014年7月，卸任总编辑。
“我这大半辈子，下乡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坐在一间靠近北京火车站的办公室里，卸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向来访的记者侃侃而谈。字正腔圆的语调，与他挺拔俊朗的身型相得益彰。经手过周扬、冯牧、陈荒煤、茅盾、丁玲的文字，与周有光、杨绛、蓝真、王蒙等多有接触。京城多豪杰，李昕已习惯隐退于大词与光鲜之后。他骄傲编辑这一身份给予自己的丰富馈赠。
“几十年来，我不在意做官，而重视做事，‘出好书’是我一生的理念和追求。” 三十多年编辑生涯，李昕阅书无数，因好书而交友，因友而出好书，由他策划或编辑的两三千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回顾几十年来与这些文化大家交往的故事。”李昕告诉记者，这些名流对学术与文学的真诚、为人的坦率、胸襟的开阔，有流传下去的必要。
相遇香港出版“教父” 2014年11月27日清晨，北京的寒风中，李昕接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噩耗，蓝真刚刚去世。“我顿觉天地失色，泪水夺眶而出”，“我与蓝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蓝公于我，堪比恩师。”三天后，一篇回忆恩师的文章就挂于新浪博客上。
李昕在香港的编辑生涯，正因有了蓝真的点拨，风生水起。蓝真早年参加广东韩江纵队，抗战打游击，继而转入生活书店，25岁后主持香港三联书店，长期为香港中资出版界主要领导人。那时虽然退休，却仍然是香港三联的精神导师，公认的香港出版界的“教父”。蔡澜与蓝真有较密来往，在蔡澜眼里，八十多岁的蓝真讲话大声，笑起来像个儿童，酒愈喝愈猛，时常听蓝真说：“办出版的，需要一点勇气才行。”
李昕在香港三联工作时，蓝真总是提醒李昕，越是本地的，越是有特色的，越有价值。蓝真不止一次地谈起廖承志对于“三中商”（三联/中华/商务）的定位：三联要“旗帜鲜明”，中华要“文史传家”，商务要“正襟危坐”。说他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实践廖公的话，要李昕一定记牢。李昕说，“我听了有如醍醐灌顶，觉得廖公真是慧眼澄明，一语中的。”
2005年初，李昕被上级机关调回内地。蓝真知他要走，很是不舍。真正离开了蓝真，李昕才日益体悟到蓝真的价值。“虽然我去香港三联之前，自认为是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也懂得要出好书，要出精品，但是真正树立出版理念，还是在认识蓝公之后。我从蓝公身上，更多地懂得了一个出版人要以图书参与现实。”
当年自武汉大学毕业后，立志要做编辑时的情景，李昕仍不时记起。“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也不是才华，而是眼光。”已近而立之年，面对留校、留学等机会，李昕毅然选择了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事不凑巧，李昕被分到了人民文学出版人事部。一日在食堂，当时的总编辑屠岸独坐一桌埋头吃饭，李昕瞅准机会毛遂自荐，希望能让他做编辑试试。屠岸沉思一会儿，落下四个大字，“一言为定”。
一朝踏入出版界，李昕的编辑生涯自此海阔天高。
“你是我学术生涯绕不开的人” “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我与学者杨义结下了近30年的友谊。” 李昕回忆道。这是奠定李昕编辑地位的开山之作。
李昕如愿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才发现，编辑部中严文井、韦君宜、牛汉、舒芜、楼适夷等一代名编云集，作者中黄药眠、唐、蔡仪、蒋孔阳、胡风等老一辈文艺理论家捉旗扛鼎，在这样一流的平台之上，李昕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组里曾收到了一部三卷本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的书稿一《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是青年学者杨义。编辑们读过书稿都啧啧称奇，但又着实为其忧心，没人拿得准这书能不能出一毕竟作者年仅三十出头，资历尚浅，书稿又着实是个大部头。在那个年代，哪怕是省里一个不知名的作家，谁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本小说，就立刻在圈内站稳脚跟，或者自此“改头换面”。
李昕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他立刻报告给副总编辑李曙光，未料到李曙光当即将了他一军：这种书若要出，就得按出版高校教材的程序办；若要按一般的学术著作出版，还是免谈。李昕没有退缩，拿着书稿“直捣黄龙”，约访高教部教材司，对方秉公办事，提醒李昕，“做教材也可以，不过也得有名家推荐。”
李昕信心大增，回去同杨义一商量，四个推荐人很快确定，两位是杨义的研究生导师，唐、王世清，另两位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樊骏。四位学者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人家那边不需要你送一分钱的礼，不需要你找一个关系，一看到这四份推荐信马上就批准。”
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杨义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破格选聘为学部委员，破格分房子，“三卷本每出一本就破一次格，后来做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自此杨义的学术道路畅达无阻，夏志清称其为“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杨义常跟李昕说，“你是我学术生涯绕不开的人物”。这部鸿篇巨著后来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首届（1978-1990）“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高山流水遇知音，李昕与杨义的相逢，无疑成就了彼此人生中的一场空谷绝响。
“杨义后来有几本稿子，全是在我手里面起死回生的。”二人后来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以及《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皆开图书出版界的一代新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杨义搜集了几万张图片，编纂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图志》，首创了图文互证的文史研究方法，但几经辗转，书稿始终未能出版。原因是制作图版的工作太烦琐了，令人望而生畏。李昕听说台湾一家出版社已准备出版，就把排好的台版样书拿回两本。 当时台湾已经采用了先进的电脑排版，而大陆普遍还是铅字排版，照相制版。李昕卷起铺盖，在床上开始工作：把台版样书上的图片一一剪下，再一条一条地配上简体文字，送去照相制版。李昕的妻子至今依然记得一千多张图片铺满一床的忙乱情景。此书一经出版，几个月后即再版。
放下身段，参与竞争 在万象更新的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种种文学流派纷纷破土而出。王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忧心我国有些作家读书太少，“既不懂任何外文、也不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轰动一时。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和李昕不谋而合一既然王蒙如此倡导，想必也会身体力行，就这样，李昕和王蒙有了第一次见面。约稿时，王蒙还在《人民文学》杂志当主编，等到1985年拿到文艺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时，王蒙已升任文化部部长。
李昕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到王蒙家的情景，那是在天桥下一幢老旧的红楼，两人相见即热切地交谈起来。李昕把编辑好的稿子交给王蒙审阅，“你可别给我改错了啊。”王蒙接过稿子说。李昕自信满满，“这哪会啊！”
没想到正聊得热闹，王蒙翻着稿子就蹦出来一句，“你看，这儿给我改错了！”李昕顿时满脸飞红。“王蒙这个人很厉害啊，常常能够一心二用，他一边跟你聊天，还一边能看稿子，”李昕向记者回忆，原来是文中一处该用“的”的地方用了“地”。
“做编辑一定要守住一条：勤查资料、勤查字典，书稿不要出硬伤。”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中文系老教授陆耀东的话，在王蒙的提醒下，又一次闪现。李昕说，从那以后，这句话“一记记了一辈子”。
2005年初李昕调回北京三联后，连年春节都要到王蒙家去拜年， “有什么东西你可要直说啊。”李昕总是不忘预约下王蒙的书稿。
三联曾经给王蒙出版过 《点评<红楼梦>》《红楼启示录》，那几年王蒙在天津《今晚报》开了专栏，续写《红楼启示录》，每周一篇，成书得一两年。“你就等着，我不会给别人，到时候自然给你。”王蒙让李昕放心。
待2009年李昕再见王蒙，却得知书让别家出版社拿走了。“嘿，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李昕一时摸不着头脑。王蒙直言，“我真不想让你太为难，我也知道你想帮我，但人家给我的合作条件，你们三联达不到”。这话深深触动了李昕的神经。思量半天，李昕说：“三联以后会放下身段，参与竞争，今后无论如何，你还是先问问我。”
杨绛先生曾这样评价北京三联书店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一直以来，北京三联书店坚持少而精的出版路线。而面对新世纪图书市场的重新洗牌，三联有了逐渐被挤出舞台中央的危险。离开王蒙家后，李昕内心的波澜久久难以平复。然而三天后，三联竟突然收到了王蒙的书稿—《老子十八讲》。王蒙发邮件给编辑吴彬，“是你们李总把我感动了，他连续几年来给我拜年，跟我约稿，我都没给他，这部书稿算是一个补偿。”
在李昕看来，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中，王蒙是硕果仅存的常青树，新著频出，作品畅销不衰。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北京三联书店，对于这样的作家一定要优待。“优质，就应该优价。”李昕认真地说，王蒙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就该有自己的身段。
“在历史的夹缝中创造历史” 30年前，著名作家刘再复和姚雪垠有过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一时沸沸扬扬。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 《百家文论新著》。刘再复的那篇《论文学的主体性》即收录在其第一本评论集《文学的反思》中，作为丛书的一册。《百家文论新著》这个名字，李昕绞尽脑汁才得，但成书的难度依然远超想象。因为丛书收录了各家各派的著作，不断有人打电话给李昕表示不屑于与某某人为伍，让他压力颇大，但他说，“出版是社会公器，我支持百家争鸣。”
自刘再复出国后，二人失联多年。直到2004年，刘再复受聘香港城市大学，二人才复相见。李昕去听了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后，很受启发。在演讲中，刘再复提到传统上《红楼梦》研究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俞伯平为代表的考据派，一派是从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论。而自己既不辨也不论，只是感悟其中很微妙的东西。
当时李昕灵光乍现，“悟”虽不是评论，确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当即请刘再复写本《红楼梦悟》。出于对出版环境的过虑，刘再复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李昕反复约见，“逼”他写就，可等刘再复写出了第一本《红楼梦悟》时，李昕已经要调职北京三联。
李昕想把书稿带到北京出版，刘再复更加不抱期望。2005年底，李昕再去香港城市大学，正好住在刘再复楼下，房号201。天下快意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刘再复得知李昕来了，非常欢喜，当夜十一点半从301打电话到201，两人约在了楼下的咖啡店。刘再复不明白自己的书为何一直不能面世，“意识形态性太强”，李昕一语道破。“干脆从古典入手。”李昕建议刘再复从美学的角度再悟《红楼梦》。刘再复很受启发，一连写了四本，集成《红楼四书》。
李昕如约在北京三联出版了这四本书，没请示，没送审。出版后，各个出版社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刘再复的书还可以出！直到现在，刘再复的书出了将近40本。这场“破冰之旅”让刘再复无不感叹，“你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创造历史。”
“三联一定要食人间烟火”
2005年初，从香港回北京三联工作后，李昕发现，有一段时间，北京三联的选题中风花雪月的题材比较多，钻学术象牙塔的艰深书籍也不少，关注现实的著作却十分匮乏。李昕便在编辑中呼吁“三联一定要食人间烟火”。
他很快付诸行动，亲自参与或主持策划了一批具有强烈现实观照和人文关怀的图书，包括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于幼军的《求索民主政治》、吴敬琏的《直面大转型时代》等。
吴敬琏一直强调中国又重新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当机立断，重启改革议程。李昕告诉记者，“他非常坦诚，敢于直言，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胆识，是其他很多经济学家所没有的。”出版作为市场改革派代表人物吴敬琏的书，就是在“食人间烟火”。
《直面大转型时代》图书出版后，凡是和书相关的讲演，吴敬琏欣然往之，不取一文，而商业讲演一概拒绝。“现在很多经济学家把讲演当做一场表演，动辄出场费十几万，但吴先生只希望别人能读他的书”。李昕至少陪吴敬琏跑过十几场演讲，李昕好问道，吴先生好解惑，忘年之交却相谈甚欢。
2012年7月1日，是三联的80年店庆。筹备中，李昕和同事们要编辑一本纪念性画册。以什么为题目，颇费心思。想来想去，李昕决定用《激流勇进》做书名。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深感三联80年历史，是在时代激流中勇立潮头、探索创新的历史”，李昕在一篇文章中说，它的基本理念，是邹韬奋先生提出的“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它所倡导的是“人文精神，思想智慧”，它所追求的是做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些，都是始终如一的三联传统，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三联在坚守文化理想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出版思路，在不变中求‘变’。”
2014年7月，李昕卸任，成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而正如屠岸所言，这个“原”字永不会免去。三联人间的感情，三联人与作者间的感情，正应了韬奋先生所讲的那种“同志爱”，书里书外，李昕依然和朋友们一起守护着一代代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