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记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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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是一群独特的逆行者,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他们观察、记录、思考,他们把最前线的苦与乐、残酷与希望,传递给每一个关心这场疫情的人们。他们是记者,他们也是勇于直面病毒的逆行者。
  就怕病房突然的安静
  1月24日,除夕之夜,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一名记者,跟随首批广东医疗队赴武汉跟踪报道。
  1月25日,到达武汉第一天,医务人员进行疫情防治培训。进入汉口医院工作之前,每个人至少练习10次如何穿、脱防护服的流程演练,穿上防护服至少四个小时内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更不能低头。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不能低头,敌人会笑,王冠会掉”。若低头,细菌就会侵入衣服,感染风险会大很多。培训结束之后,护士们去小卖店花了12块钱买了一把剪刀,大家互相剪短了头发,剪头发的稀疏声,护士们笑着称剪头发的声音,是心碎的声音,不过为了安全,大家互相鼓励,部分男医生也相继剃平了头发,并提出“疫情不除,头发不留”。
  武汉的街头,有吹萨克斯的街头大爷。我上去攀谈了几句,大爷说:“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武汉人,不要有偏见,疫情发生在哪里都要互相帮助,也要相信国家可以帮我们渡过难关。”听完心里是暖的。
  为了让自己更能深刻体会到抗疫一线的故事,我试图让自己尽快地融入进去,每天跟着医护人员上下班,病房太忙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帮忙搬移氧气瓶,因为看到很多“大炮”型的氧气瓶,比护士的身高都高一截,护士一个人搬运很费劲。15天的时间里,我认识的128名医护人员中,有97年生刚工作半年的、有错过结婚日期的、有陪老公过生日吃蛋糕到一半的、有老婆怀孕30多周的、有瞒着爸妈偷偷来到武汉的、还有夫妻两人分批来武汉援助……很多人都笑着说:“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工作职责所在。”部分90后的护士说刚来前几天,一天哭一次的节奏。
  来武汉两周,大家工作节奏已经调整好。2月9日,汉口医院相继出院30余名患者,医护人员称是打了一场胜利的歼灭战,接下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打持久战。下午的病房相对安静很多,忙了两周的护士们,忽然病房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反而觉得害怕,因为一安静下来,大家就开始想家,想亲人……
  希望在剃『卤蛋头』前结束疫情
  我做记者十几年了,一直在跑国内的突发事件,比如缅北战事、汶川地震等,这些事件的危险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但疫情报道特别不一樣,看上去很平静,但是风险无处不在。
  来之前,我就备了很多医用的、3M的口罩,这是压箱底的。毕竟,这场战役打到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明确日期。
  2月7日,我乘坐飞机来到武汉。落地时,大概是晚上七八点。坐大巴回酒店的路上,武汉街面上安静极了,没有车,也没有人。景观灯、公交车站牌,广告屏等等都正常亮着,道路远处的居民住宅楼都是灯火通明。 感觉有点瘆人,空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住的酒店后面是一座高架桥与高层建筑小区,我们晚上9点入住酒店,看到窗外,不知为何,会有午夜凌晨的感觉。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在隔离点拍照,就没有这么紧张和慌乱。摄影记者的工作就是在现场,我们需要实打实去经历一个现场,才能在影像里呈现一个现场。不到现场去的话,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在武汉工作,就是黑白颠倒。医院的夜班更适合用影像做一些表达。当然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防护服上破个洞,会让年轻护士紧张。有些护士不是呼吸科或者传染科的,而是从其他科室调过来的。他们一般穿着防护服工作四五个小时,防护服太重太闷了,有人就直接晕倒了。 根据医疗队的要求,我要把污染区、半污染区、洁净区这些概念都落实到生活里面。比如,我在外面采访回来,进入第一道关,酒店会对我进行一个全身消毒,第二道关,进到房间门,我就要把外面的衣服全部脱掉,包括相机包、外套等。第三道关,卫生间和卧室有个门,这个过渡地带叫做半污染区,我的照相机就会放在这个区域进行酒精擦拭或者紫外线照射。
  有一次坐电梯,我看到有人喝可乐。我平时写稿的时候,就喜欢喝可乐。医疗队这边发的都是矿泉水,没有味道。那天,我去附近的盒马鲜生把可口可乐都买完了,一共40多罐,每天一罐,省着喝,因为平时真的买不到。 刚到武汉那天晚上,我发了朋友圈,结果没有屏蔽妈妈,她就打电话给我,接通后直接哭了。她也知道我一直跑一线现场,但都没有这一次担心来得厉害。 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跑类似的采访,以前在外面不管是多危险,我都不会跟他们说,但在武汉,我每天都会和妈妈、爸爸发微信,告诉他们,我今天的身体是健康的。 最近我的头发长了一点。之前,很多医生都剃“卤蛋头”,我还是有点不舍我的头发。再坚持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我可能也要推成“卤蛋头”,为了安全,方便穿防护服。
  让自己在这场『战疫』中坚持得更久一些
  2019年10月18日,美丽的焰火照亮了灯光璀璨的武汉体育中心军运会开幕式现场,万人齐唱国歌时,我在现场。
  2020年2月8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B区,各项设施准备完毕,即将启用时,我在现场。
  或许是巧合,更像是缘分,我在武汉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回想起这几个星期的过往,有几个词一直在我心中萦绕。
  焦虑
  2020年1月27日,我和同事心怀忐忑地登上了Z285次列车,在列车上不断刷手机新闻的时候,心里不时地划过一丝恐惧——这恐惧源自对当年北京非典疫情的记忆。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各种不确定性也增添了我的焦虑感。但我知道,正是这样的时刻才需要记者的逆行。因为疫情最重的地区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武汉,就是我们前行的目标。
  大年初四一早,抵达武汉。在这里,看不到任何的节日气氛。空无一人的街区和疾驰而过的救护车提示我已经来到了疫情最重的地区。虽然没有硝烟,但这里就是战场。
  从那一天开始至今,我的采访拍摄更多是在医院之外——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前方指挥部多次指示说:要用镜头去记录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个大事件中的各个方面,要用自己的照片为非常时期的这座城市留下些什么……   这样的责任增加了我的焦虑:为每天去拍摄记录什么而焦虑。
  每一天都是新的历史,不可重复,有价值的瞬间也许每秒都会消失。我有紧迫感,怕病毒,也怕失去记录历史的机会。
  温度
  春寒料峭,武汉的初春仍须厚衣裹身,北方人来到此时的武汉须对温度心存敬畏!这次采访更让我对“温度”有了新的认识。
  和定点医院里ICU每天上演的生死营救不同,医院外面的世界格外“宁静”。在老百姓“居家防疫”之时,他们的日子是绕不开的吃喝拉撒。环卫工人、外卖小哥、超市营业员、社区志愿者等等,是他们为城市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特殊时期凸显了这些人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他们的存在维持了这个巨大城市的正常“体温”,所以我也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防护
  一条在医生公号文章的留言写到:“请大家把它(防疫)当成一场波及全国每一个人的战争来打,我们没有后方,每一个人都可能站在前线上。”是的,“每一个人都可能站在前线”,包括我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为这场“战疫”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必须保护好自己,让自己能够在这场非同寻常的“战疫”中坚持得更久一些,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记录那些可以铭刻于历史之上的瞬间,去记录那些普通人之间的真情和他们为这场“战疫”做出的奉献与牺牲!
  时刻感动着
  2月2日,我跟随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抗疫最前线进行采访报道。距今天正好两周的时间,这两周来,我无时无刻不被医护人员的艰辛付出而感动着。
  “从接到出征的命令,到赶赴机场,不到24个小时。”今年58岁的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齐鲁医院的曲仪庆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自从到了武汉,除了协调各种事宜,他也一直冲到最前线,“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护目镜、面屏,密不透风,三个小时查房下来,头疼欲裂。”
  其实,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120多名医护人员,基本都是前一天接到通知,第二天就赶到了机场集合,来不及和家人好好告别。“虽然年三十的时候就报了名,前两批一直没轮上,说实话接到第三批出发的通知时,真得很突然。”齐鲁医院主管护师徐琪,本来医院里初四才上班,她初二就从临沂老家赶回济南待命。
  医疗队里以80后居多,但其中90后也有不少,更有4位95后。他们在家、在父母眼里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但来到抗疫最前线,他们成为了挡在病毒前面的战士。
  “爸爸妈妈虽然很不舍,很担心,但是我报名来,他们最后还是同意的。”省中医的钟咪雪作为一名1995年出生的護士,虽然每次即将进入隔离病房的时候都会紧张,但是当听到患者的感谢,她的信心就更加坚定。虽然想父母,但还是很少与父母视频,因为她怕看到“哭成泪人的妈妈”。
  尽管我采访了很多位医护人员穿上各种防护用品工作时的感受,但这种不适感或许只有亲身体验了才有切身体会。“第一个班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但是第三个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那种缺氧濒死感,想呕吐,心率120多。”虽然是1989年出生,但是徐琪已经工作了10年,“我感觉自己是老护士了,还曾在急诊科工作了7年,感觉自己的技术、体力、抗压能力完全没问题。”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穿上各种防护用品后,工作的辛苦仍远远超出她的想像,“那种窒息感很强,所有动作只能放缓。”徐琪第二班的时候听说,有“战友”坚持不住吐了,但是只能再咽回去,“因为如果要吐出来,就会浪费一套防护服。”
  “我脱下防护服也是一直干呕了好一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徐琪干脆每次上班前不吃饭,“上班前至少四小时不吃饭,上班的时候嘴里含块糖,下班再含一块,等回到住所再吃饭。”她开玩笑说,肚子里没东西,就算吐,也就吐点胃液胆汁,不用浪费防护物资。
  每位队员除了是医生护士,他们还是父母、丈夫、妻子、儿女,是家里每个人的牵挂。“本来答应女儿3月1日6周岁生日回去给她过的,现在看可能回不去了。”滨州市中医院的李鲁教作为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员,在搬运物资的路上给女儿视频,他还有一对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回去给你买Kitty猫蛋糕。”看到他在摇晃不止的大巴车上柔声给女儿打电话,看了让人心酸。
  在第三批医疗队中,在所有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中,这种辛苦付出,感人故事可以说比比皆是。采访的十几天中,我每天都被这点点滴滴感动着,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爱心志愿者的无私帮助、医患情深的相互信任,以及对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时刻鼓励着我,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他们都是战士
  这是一场生死战“疫”,一位位白衣天使勇敢地冲在最前面,也许他们是父母、是妻子、是丈夫、是子女,但在疫情面前,他们有个统一的身份叫战士!
  山东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共有135名医护人员,怎么讲好他们的故事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为了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在不打扰他们休息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会时不时到房间找他们聊聊家常,拉近心理距离,顺手再加个微信,现在大部分队员都成了我们的微信好友。
  休息期间,不少队员还会写写日记,把内心的牵绊和不愿倾吐的话保存下来,这成为我们报道的切入口。通过他们的日记,找准他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就是每位白衣战士独特的闪光点。
  青岛市市立医院的护士长孙文欣有着15年党龄,是医疗队里的老大姐,话不多,平常说的最多的就是提醒大家时刻要做好防护。我们在医院拍摄了多次,也和她简单聊过,却一直没把她作为采访重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写的日记:“经历过2003年抗击非典和2009年甲流救治工作,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地第三次踏上战场,这是我的使命……”
  原来这位不起眼的老大姐是第三次踏上战场!性格含蓄的她不善表达,更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差点错过了她的故事。抗击非典和甲流,她经历了什么?第三次踏上战场,她是怎样的心境?15年党龄的她再次扛起大旗冲锋在前,不正是党员担当的最好体现吗?当天下午我和同事立刻赶到医院,对孙文欣做了一次专访。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像要接过丈夫钢枪的陈茹、哽咽着向家人说抱歉的任宏升、要答好黄冈试卷的孙宪洁以及要和山东医疗队员一起看花开的黄冈中心医院护士刘海叶。
  人物是报道的主角,故事是人物立体的呈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只有讲好每位白衣战士的感人故事,才能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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