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在庐山》、《毛泽东打兵乓球》、《毛主席畅游长江》等,这些著名的照片都是由曾擔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的吕厚民拍摄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余年间,他以摄影家的独特视角,真实地记录了领袖的光辉形象。为了了解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采访了吕厚民。
主席拍照从不摆姿势,
自然中透露出伟岸
记 者:能到中南海特别是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件非常幸运而幸福的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
吕厚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在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当年底,我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51年春,我又被调到中南海工作。那年我21岁。那时候,组织上安排你到哪儿就到哪儿。就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我当时在中南海的任务,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拍一些工作和生活照片,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并不是为了发表。就是说,我当时没有对外发表照片的任务,当时和报纸及新华社也都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从1951年到1957年间,我是属于中办系统的,1958年以后才调到新华社。从1958年到1960年将近3年的时间,我在新华社上班。从1961年到1964年,我又回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但关系还在新华社。我专职为毛主席摄影的时间,前后两次共12年。
记 者:您是在毛主席身边做专职摄影师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吧?
吕厚民:中南海里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不多,当时主要有侯波和我,后来还有搞资料和暗房的三四个人。除了主席、总理、少奇、朱德等,其他领导有活动,我们也去拍照,但接触最多的还是主席。我们办公和住的地方,与主席住的地方实际上只一墙之隔,我们住在东边,出门绕过去就可以到主席那里。
记者:您最初给毛主席拍照是什么心情?
吕厚民:我们开始接触毛主席心里很高兴,也比较激动,但也比较紧张。通过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触,接触多了也就不那么紧张了。1950年春天,刚到中南海不久,我第一次给主席拍照是在他接见客人时。主席从一开始就不干涉我们拍照,一直到后来,我们在现场想照什么、怎么照都行,主席从来不管,随便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就根本不紧张了。主席从来不说应该怎么照,这边照,那边照,从来不说。主席也从不刻意去做什么姿势,也从来不说你哪张照片照得好,哪张照得不好,也从来不要照片。当时我们也不给领导人送照片看。
记 者:您现在回顾在毛主席身边照相的这段经历有什么感想?
吕厚民:在主席身边工作,从个人来讲是非常荣幸的,虽然是组织分配的,但不像现在人想象的那样,审查一定要求很严格、很正式。其实,当时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严格,反正让我去就去了。从我们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毛主席无论拍哪个角度,都让人感觉到非常魁梧,真是和一般人不一样,自然中透露出伟岸。
记 者:您刚才谈到毛主席拍照一直都是很自然的,能不能举个例子?
吕厚民:可以。就拿主席游泳来说吧!他喜欢游泳,所以拍了很多他游泳的照片,在江河、水库或者在庐山游泳都照到了。下水的时候照了,游泳的时候也照了,上来以后穿着游泳裤,光着膀子在那儿晒太阳,手里还拿着烟,也照到了。我对着他照,他也不管,他看着我那个相机,还笑眯眯地,也没有说什么“没穿衣服不能照”,“照了不能发表”等类似的话。他非常理解你,支持你,相信你。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有这种大度的风范,真是少有。一般的人就会讲:“哎哟,别照了,我的衣服不行啊!没有穿外套啊!”可主席就不管,很随意。现在,我们编画册时就把这些照片编进去了,非常自然。
主席跟我们很亲近,
像慈祥的长者
记 者:您刚才说主席对你们拍什么、怎么拍,从来都不过问,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吕厚民:主席非常支持我们工作。有一次在湖北,上午10点多钟,他正在看报纸。我就问卫士:“主席现在干嘛?”他说在看报纸。我说:“行,咱们去。”我拿了一架相机,也没拿闪光灯,这样不会影响他太多。我们走到门口,主席发现门口来人了,一抬头看到是我们。我说:“主席好!”就迈步进去了,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拿着相机先给他照了两张。照他看《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我又说:“主席,我们和你照张照片吧!”他说:“好啊!”我就叫卫士给我们俩照相,我站在主席旁边,他拿着报纸坐着。照完了,我跟卫士说,你过来,我给你照。那个卫士又过去,站在主席后面,我给他们照,很随意。
还有一次,我在庐山跟毛主席一起散步,正走着,主席说:“咱们照张相吧!”
记 者:这次是毛主席主动说要照相的?
吕厚民:是主席主动说的。我很高兴,马上就挽着主席的胳膊,让秘书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虽然主席是领导人,但是我们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大家就很随意了,出去散步,一块儿坐着专列到南方各地视察,主席都是很随和的。他工作到哪里,跟领导交流,或者下去看,都是很随和的。
记 者:听说毛主席多次关心过您的工作和生活,能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事吗?
吕厚民:好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主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1965年,我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摄影组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南京大学有人贴我的大字报,那是从北京转来的,说我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他们把我整下去了,说我家庭有这个那个问题。整完我以后又说我爱人是刘少奇的女儿,因为她姓刘。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事,但还是把我下放到农村,到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兴化县农村劳动,一家5口人在那里呆了7年多。1973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有人到江苏省革委会、县革委会说,吕厚民不能离开这个地区,不能当领导,不能担任要害工作。在农村有什么要害工作?就是不让你动,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有人同情我,支持我,把上面的“三不”告诉我了。很快,我跟公社打了个招呼,就到北京来了。到了北京,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主席写封信。我希望工作,至于挨批斗什么的,就没谈太多,就是要求恢复工作。
我把给主席写的这封信交给了他身边的秘书。一个星期后,新华社就考虑安排我工作了,看来是给主席的这封信发挥了作用。后来,我就在北京等着。不久,新华社把我安排到江西分社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
江西南昌夏天特别热,是全国有名的“火炉”。我是北方人,长期在江西工作,生活不习惯,还是想回北方。于是,我又给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这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写信的目的,是希望能到人民日报社或人民画报社工作,到新华社总社或分社也可以,给别的工作也可以。这次,主席又表态了,新华社再次安排了我的工作。1978年7月,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直到2002年离休。1973年以后,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很多事情都不管了。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为这我一直很内疚。
主席在长江边一挥手: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
记 者:您刚才谈到主席喜欢游泳,能否讲讲主席游泳时拍照片的故事?
吕厚民:主席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可以说酷爱游泳。北戴河的大海、庐山的人工湖、韶山的水库、武汉的长江等主席都游过。所以,我们拍他游泳的照片不少。其中,有一张是在1961年,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很高兴,就到长江里游泳,蒙哥马利在船上看。蒙哥马利非常佩服主席,快到70岁的老人,还在这么大的江河里游泳,太厉害了!主席游了约50分钟,一点儿也看不出累。当时,主席兴致来了,一挥手,就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话:“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我就等着主席高兴了,感觉主席肯定会有什么动作,结果我就把这个难得的镜头拍下来了,叫《毛主席畅游长江》。
记 者: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间比较长,给毛主席拍了很多照片,肯定会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
吕厚民:是的,主席想得很远,他的胸襟很宽广,有一点儿高兴的事都会非常有兴致。但毛主席也有悲伤的时候和发愁的时候。那是1952年,主席接见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当时正是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不久,主席的心里很悲痛,尤其是见到那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人,心里就更难受。主席那天接见文艺工作者,接见要握手啊,有一个文艺工作者叫谢秀梅,就跟主席握手。我忽然感觉她的情绪有点儿不对,她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然后就拥抱了主席。主席一看她流泪了,也紧紧地闭着眼睛。当时,我们真是能感觉到主席是很难受的。我就把这个给抓拍下来了,这是主席很少有的悲傷镜头。
记 者:您刚才说的主席发愁的时候,这又是怎么回事?
吕厚民:那是1961年夏天在庐山,当时主席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日夜操劳,很辛苦。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很嚣张。我记得是上午,主席出去散步,登上了一座小山。上去后,主席先是站着,右手叉腰,表情有点儿疲惫,而且愁眉不展,然后就在山顶上来回走动。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他又坐下了,坐在一条长凳上,一只手撑着凳子,表情还是那样凝重,望着远方。这个时候我就给主席拍了照,就是《毛泽东在庐山》的那张照片。当时那个景色,毛主席的形象和表情,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情景交融,所以这张照片比较成功。
主席与总理
肩并肩指点文件
记 者:您给领袖拍了大量照片,可以说很有经验。您体会给领袖拍照应注意什么问题?
吕厚民:就是参加领袖的一些活动,最好还是要跟到底,不要拍几张就走。1953年拍主席和总理在一起看文件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拍的。会议结束了,代表们都走了,我还在会场里等着。结果,总理站了起来,没朝外走,拿着一份文件朝主席走过去。主席正在看文件,总理还没走到跟前他就站了起来。两个人拿着文件,都打开了,互相指着文件交流,很高兴的样子。我当时只是聚精会神地拍照,抓情绪,找角度,他们说了什么没有听进去。当时,我用的是美国的闪光灯泡,每照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换一张底片。拍照时,先要把片子上好,装好灯泡,然后把片盒拉开,把距离调好,再按快门。这中间要有一系列程序动作,不像现在全自动。那时就能拍一张,拍第二张两个人就离开了。如果你不等,不准备好,这张照片就拍不到了。这张照片能充分显示主席和总理亲密的关系,应该说是我比较早的一张代表作。
记 者:看来给领袖拍照一定要留心,否则会失去很多机会。
吕厚民:还有主席打乒乓球的那张照片,也可以说是“抢”出来的。那次是在上海,我看到主席正在散步,就对主席身边的人说,主席散步回来以后从另一个门进去,要经过乒乓球案子,可以请主席打一下,留个影。因为主席过去打过乒乓球,但一直没有拍到照片。那次,果然就拍到了,所以就有了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了。
那时,我总是想着给主席多留点照片,最好还是有特点的。如主席写字那张照片,也是我提出了要求,主席很支持,身边的人都很支持。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因为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我的想法。所以,在领袖身边拍照,要摸着规律,要多想点子,尽量争取多拍一些。
记者:您在毛主席身边拍照,肯定也会接触到其他领导人,比如周总理。
吕厚民:我随总理去过一次上海,参加少年儿童科技展览。他和主席关系很密切,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且在生活上总理对主席非常关心。有一件事情,主席住的房子是老房子,就是中南海叫“菊香书屋”的小四合院。总理一直想给主席装修一下,但主席一直反对,说比住窑洞好多了。总理说你不同意,中央要开会做决定,要改善。后来,有一次主席出去时间长了一些,总理就让人稍微收拾了一下。
总理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时候,总理见到我们这些搞摄像、摄影的人,总要问候几句。当时拍电影的机器很重,总理就亲自拿起来掂量掂量,我还拍了张照片呢!总理有时候会说,你们也要多拍拍群众啊,不要光拍我们!有一次,在颐和园里面碰到一些群众,总理就停下来和大家交谈,我抓拍了这个镜头。还有一次,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或者是五一节,他和邓大姐两个人去颐和园的后山散步,来到一个卖东西的售货亭前,就问卖东西的人生意怎么样?我也拍到了这张照片。
主席幽默地说:
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
记 者:老一代领袖都很平易近人,很有风度,平时是不是也很风趣?
吕厚民:是啊!有一次,我想拍主席办公的照片,他平时办公时老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不好打搅他。为此,我就提前和主席讲,也和秘书讲,说主席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您拍张办公的照片。主席点了点头。
过了很长时间,正好有一次去杭州,那天下午准备到杭州饭店会见金日成。我和两名卫士在门厅等着主席,等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以后一块儿去。那时我们刚到杭州的第三天,主席笑眯眯地上来握手,对我们说:“好久不见了。”其实我们一道坐专列到杭州才三天,我们几个都笑了。接着,他又对我说:“你不是要拍我办公的照片吗?”我说:“是,我等了好久了。”主席说:“那什么时候拍啊?”我说:“现在就拍吧。”主席说:“现在要见客人去。”我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来得及。”主席说:“好,那就依着你。”他就又回头走进办公室去,写起了唐诗。我赶快去我住的房间拿闪光灯的分灯。当时我没想到,主席在这个时候让我拍办公的照片。
一般拍摄接见客人,不要分灯,要一个闪光灯就行了,但为了拍好主席的办公照,我就用了两个闪光灯。
我拿分灯回来,主席还在写字。我当时用的是120相机,可以拍12张,但当时没照那么多,因为就一个镜头嘛。照了几张,他写完了,我也没影响他。他把写的唐诗放下,又拿起当天的《人民日报》看。那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是《美帝必败,古巴必胜》。我又换了个角度,接着又拍了几张。“美帝必败,古巴必胜”这几个大字,从照片上看清清楚楚的。这张照片,前几年曾在美术馆展出,放了两米大。展出的时候,主席的女婿王景清看到了,专门要了这张照片。当时,我拍完主席看《人民日报》后,120卷也照完了。我正在哗啦啦卷胶卷时,主席抬头说:“好了吧,完成任务了?!”大家又都笑了起来。我说:“谢谢主席!”主席说:“走,去见客人去!”随后,大家一起出了门。我、两名卫士和主席坐在一辆汽车里。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同主席坐一辆车,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记 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您同毛主席越来越熟悉了,他跟你们都很随意,很亲近了。
吕厚民:是的,在主席身边工作,主席是很信任我们的。我1958年开始算新华社的人了。1958年到1961这几年,我在新华社上班,接触了工业、农业,也到朝鲜去采访了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我的一张照片还获得了苏联的金奖。1963年,这张照片在古巴也得了奖。
我的作品在古巴得一等奖时,我正好随主席到杭州视察。结果古巴那边要请得奖的人到他们那儿访问一个月。当时,新华社向主席办公室打了电话,因为我在主席身边,要请示一下。后来,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让汪东兴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有张照片得了奖,古巴要邀请我去,问我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如果有机会到古巴看一看长一些见识也好。我表的这个态,实际上也是想去看看。这样,汪东兴就把我的意思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批准了我去古巴。
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随主席一块儿坐专列去南方,列车停到江西南昌的一个支线上。停车时,我们四五个人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主席突然想到我的古巴之行,便问我这次出去的情况怎么样。当时,我回国以后曾给新华社写了篇汇报材料。主席问我,我就大致地讲了一下。我讲完后,主席忽然讲了一句幽默的话:“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没想到主席给我戴了一顶“精干”的帽子,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們至今仍能感受到
主席的人格魅力
记 者:毛主席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你们专职摄影师也跟着下去吗?
吕厚民:主席不管到哪里,只要有机会,他就出去,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我们也经常跟着他下去。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就曾一块儿出去过几次,像北京郊区、河北和江苏农村等地方。主席到农村和农民交谈,问他们的收成好不好,家庭情况怎么样。那时没有椅子,主席就席地而坐,跟农民交谈,群众也都围着主席坐在地上。
记者:当时毛主席下基层是不是都要经过周密的安排?
吕厚民:主席下去,好多情况下都是临时动议、临时安排的,什么警卫也用不上,更谈不上事先布置了。
1953年正月十五,毛主席来到武汉。那天,他突然提出要上蛇山。那时候还没有安排警卫,主席说要去,身边的人不同意,可主席说去还得去。上山以后,开始就有两个小女孩跟着。这两个小女孩很机灵,就问主席身边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毛主席?他们就说你们看呢?她们说是。因为主席下额有颗痣。这时山上又来了很多人,看到主席了,也跟在后面。再往前走,碰到一个小摊子,是卖老豆腐的,主席就和他聊了起来,问他生意做得怎么样?那时,人越跟越多,忽然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人们都知道主席来了,连警察都不指挥交通了,都在争着看主席,人都挤到一块儿,几乎走不动了。有的群众扒着玻璃往车里看,其实主席还没有上车。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把主席接走了。那时候,主席经常深入群众,他可不怕群众,愿意和群众多接触、多联系,就是没有安排警卫,他也要去。
记者:这给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卫工作的人增加了难度。
吕厚民:那时候,负责主席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由于经常下基层,保卫工作的难度增加了,但也要保证主席的安全。这次在武汉住了两天,我们一行又坐船从武汉来到九江。到九江下船后,主席又散步到马路上去了。开始就有人发现了,认出来了,人非常多。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动员主席不要走了,赶快回去。后来主席说了一句话:“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就是说,过去主席外出时曾出现过问题,以后就再也不敢让主席随便出去了。那次,因为马路上的人太多,就让主席坐船走了。
主席就是这样,不管走到哪儿,都抓紧机会与群众多见面。比如有次到南京郊区,主席就来到农民家里,坐在农民家里,与农民聊天,问长问短,生产情况、生活情况,什么都问。
主席这种调查研究的作风是随时随地进行的,有时候他就在火车上找一些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他还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调查,因为这些同志一年或两年就要回家探亲。主席就要求他们,回家后一定要多看看乡亲们,了解一下农村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产量怎么样,看看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回来后,主席还要问他们。主席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的事来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
记 者:作为摄影师,你希望主席经常下基层吗?
吕厚民:作为摄影师,我希望主席经常出去走走,这样才有好镜头啊!有时候,主席身边的人看主席读书久了,就动员他出去散散步。我也希望主席能经常出去散散步,特别是能到全国各地转转,只有这样才可以给我创造更多的拍照片、拍好片的机会。
记 者:我在采访一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时,感到他们至今对毛主席都很崇敬,感情非常深。
吕厚民:是的,我们这些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不管是卫士还是秘书,不管是摄影师还是理发师,从主席逝世一直到现在,在每年的9月9日主席逝世纪念日,或者12月26日主席的诞辰纪念日,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他老人家。这是因为,主席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一条毛巾被要补73个补丁,这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们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影响很大,也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学习,因为这是没有语言的教育。
记者:是的,一个人能否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往往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是依靠这种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赢得了人民支持和拥护,才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
谢谢吕老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由中红网提供)
(责任编辑李树泉)
主席拍照从不摆姿势,
自然中透露出伟岸
记 者:能到中南海特别是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件非常幸运而幸福的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
吕厚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在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当年底,我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51年春,我又被调到中南海工作。那年我21岁。那时候,组织上安排你到哪儿就到哪儿。就从这时起,我开始接触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领导人。我当时在中南海的任务,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拍一些工作和生活照片,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并不是为了发表。就是说,我当时没有对外发表照片的任务,当时和报纸及新华社也都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从1951年到1957年间,我是属于中办系统的,1958年以后才调到新华社。从1958年到1960年将近3年的时间,我在新华社上班。从1961年到1964年,我又回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但关系还在新华社。我专职为毛主席摄影的时间,前后两次共12年。
记 者:您是在毛主席身边做专职摄影师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吧?
吕厚民:中南海里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不多,当时主要有侯波和我,后来还有搞资料和暗房的三四个人。除了主席、总理、少奇、朱德等,其他领导有活动,我们也去拍照,但接触最多的还是主席。我们办公和住的地方,与主席住的地方实际上只一墙之隔,我们住在东边,出门绕过去就可以到主席那里。
记者:您最初给毛主席拍照是什么心情?
吕厚民:我们开始接触毛主席心里很高兴,也比较激动,但也比较紧张。通过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触,接触多了也就不那么紧张了。1950年春天,刚到中南海不久,我第一次给主席拍照是在他接见客人时。主席从一开始就不干涉我们拍照,一直到后来,我们在现场想照什么、怎么照都行,主席从来不管,随便发挥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就根本不紧张了。主席从来不说应该怎么照,这边照,那边照,从来不说。主席也从不刻意去做什么姿势,也从来不说你哪张照片照得好,哪张照得不好,也从来不要照片。当时我们也不给领导人送照片看。
记 者:您现在回顾在毛主席身边照相的这段经历有什么感想?
吕厚民:在主席身边工作,从个人来讲是非常荣幸的,虽然是组织分配的,但不像现在人想象的那样,审查一定要求很严格、很正式。其实,当时我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严格,反正让我去就去了。从我们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毛主席无论拍哪个角度,都让人感觉到非常魁梧,真是和一般人不一样,自然中透露出伟岸。
记 者:您刚才谈到毛主席拍照一直都是很自然的,能不能举个例子?
吕厚民:可以。就拿主席游泳来说吧!他喜欢游泳,所以拍了很多他游泳的照片,在江河、水库或者在庐山游泳都照到了。下水的时候照了,游泳的时候也照了,上来以后穿着游泳裤,光着膀子在那儿晒太阳,手里还拿着烟,也照到了。我对着他照,他也不管,他看着我那个相机,还笑眯眯地,也没有说什么“没穿衣服不能照”,“照了不能发表”等类似的话。他非常理解你,支持你,相信你。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有这种大度的风范,真是少有。一般的人就会讲:“哎哟,别照了,我的衣服不行啊!没有穿外套啊!”可主席就不管,很随意。现在,我们编画册时就把这些照片编进去了,非常自然。
主席跟我们很亲近,
像慈祥的长者
记 者:您刚才说主席对你们拍什么、怎么拍,从来都不过问,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吕厚民:主席非常支持我们工作。有一次在湖北,上午10点多钟,他正在看报纸。我就问卫士:“主席现在干嘛?”他说在看报纸。我说:“行,咱们去。”我拿了一架相机,也没拿闪光灯,这样不会影响他太多。我们走到门口,主席发现门口来人了,一抬头看到是我们。我说:“主席好!”就迈步进去了,到了他的办公桌前,拿着相机先给他照了两张。照他看《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我又说:“主席,我们和你照张照片吧!”他说:“好啊!”我就叫卫士给我们俩照相,我站在主席旁边,他拿着报纸坐着。照完了,我跟卫士说,你过来,我给你照。那个卫士又过去,站在主席后面,我给他们照,很随意。
还有一次,我在庐山跟毛主席一起散步,正走着,主席说:“咱们照张相吧!”
记 者:这次是毛主席主动说要照相的?
吕厚民:是主席主动说的。我很高兴,马上就挽着主席的胳膊,让秘书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虽然主席是领导人,但是我们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大家就很随意了,出去散步,一块儿坐着专列到南方各地视察,主席都是很随和的。他工作到哪里,跟领导交流,或者下去看,都是很随和的。
记 者:听说毛主席多次关心过您的工作和生活,能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事吗?
吕厚民:好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主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1965年,我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摄影组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南京大学有人贴我的大字报,那是从北京转来的,说我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他们把我整下去了,说我家庭有这个那个问题。整完我以后又说我爱人是刘少奇的女儿,因为她姓刘。最后也没有查出什么事,但还是把我下放到农村,到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兴化县农村劳动,一家5口人在那里呆了7年多。1973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有人到江苏省革委会、县革委会说,吕厚民不能离开这个地区,不能当领导,不能担任要害工作。在农村有什么要害工作?就是不让你动,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有人同情我,支持我,把上面的“三不”告诉我了。很快,我跟公社打了个招呼,就到北京来了。到了北京,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主席写封信。我希望工作,至于挨批斗什么的,就没谈太多,就是要求恢复工作。
我把给主席写的这封信交给了他身边的秘书。一个星期后,新华社就考虑安排我工作了,看来是给主席的这封信发挥了作用。后来,我就在北京等着。不久,新华社把我安排到江西分社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
江西南昌夏天特别热,是全国有名的“火炉”。我是北方人,长期在江西工作,生活不习惯,还是想回北方。于是,我又给主席写了第二封信。这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写信的目的,是希望能到人民日报社或人民画报社工作,到新华社总社或分社也可以,给别的工作也可以。这次,主席又表态了,新华社再次安排了我的工作。1978年7月,我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直到2002年离休。1973年以后,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很多事情都不管了。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为这我一直很内疚。
主席在长江边一挥手: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
记 者:您刚才谈到主席喜欢游泳,能否讲讲主席游泳时拍照片的故事?
吕厚民:主席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可以说酷爱游泳。北戴河的大海、庐山的人工湖、韶山的水库、武汉的长江等主席都游过。所以,我们拍他游泳的照片不少。其中,有一张是在1961年,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很高兴,就到长江里游泳,蒙哥马利在船上看。蒙哥马利非常佩服主席,快到70岁的老人,还在这么大的江河里游泳,太厉害了!主席游了约50分钟,一点儿也看不出累。当时,主席兴致来了,一挥手,就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话:“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我就等着主席高兴了,感觉主席肯定会有什么动作,结果我就把这个难得的镜头拍下来了,叫《毛主席畅游长江》。
记 者:您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间比较长,给毛主席拍了很多照片,肯定会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
吕厚民:是的,主席想得很远,他的胸襟很宽广,有一点儿高兴的事都会非常有兴致。但毛主席也有悲伤的时候和发愁的时候。那是1952年,主席接见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当时正是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不久,主席的心里很悲痛,尤其是见到那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人,心里就更难受。主席那天接见文艺工作者,接见要握手啊,有一个文艺工作者叫谢秀梅,就跟主席握手。我忽然感觉她的情绪有点儿不对,她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然后就拥抱了主席。主席一看她流泪了,也紧紧地闭着眼睛。当时,我们真是能感觉到主席是很难受的。我就把这个给抓拍下来了,这是主席很少有的悲傷镜头。
记 者:您刚才说的主席发愁的时候,这又是怎么回事?
吕厚民:那是1961年夏天在庐山,当时主席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日夜操劳,很辛苦。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反华势力也很嚣张。我记得是上午,主席出去散步,登上了一座小山。上去后,主席先是站着,右手叉腰,表情有点儿疲惫,而且愁眉不展,然后就在山顶上来回走动。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他又坐下了,坐在一条长凳上,一只手撑着凳子,表情还是那样凝重,望着远方。这个时候我就给主席拍了照,就是《毛泽东在庐山》的那张照片。当时那个景色,毛主席的形象和表情,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情景交融,所以这张照片比较成功。
主席与总理
肩并肩指点文件
记 者:您给领袖拍了大量照片,可以说很有经验。您体会给领袖拍照应注意什么问题?
吕厚民:就是参加领袖的一些活动,最好还是要跟到底,不要拍几张就走。1953年拍主席和总理在一起看文件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拍的。会议结束了,代表们都走了,我还在会场里等着。结果,总理站了起来,没朝外走,拿着一份文件朝主席走过去。主席正在看文件,总理还没走到跟前他就站了起来。两个人拿着文件,都打开了,互相指着文件交流,很高兴的样子。我当时只是聚精会神地拍照,抓情绪,找角度,他们说了什么没有听进去。当时,我用的是美国的闪光灯泡,每照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换一张底片。拍照时,先要把片子上好,装好灯泡,然后把片盒拉开,把距离调好,再按快门。这中间要有一系列程序动作,不像现在全自动。那时就能拍一张,拍第二张两个人就离开了。如果你不等,不准备好,这张照片就拍不到了。这张照片能充分显示主席和总理亲密的关系,应该说是我比较早的一张代表作。
记 者:看来给领袖拍照一定要留心,否则会失去很多机会。
吕厚民:还有主席打乒乓球的那张照片,也可以说是“抢”出来的。那次是在上海,我看到主席正在散步,就对主席身边的人说,主席散步回来以后从另一个门进去,要经过乒乓球案子,可以请主席打一下,留个影。因为主席过去打过乒乓球,但一直没有拍到照片。那次,果然就拍到了,所以就有了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了。
那时,我总是想着给主席多留点照片,最好还是有特点的。如主席写字那张照片,也是我提出了要求,主席很支持,身边的人都很支持。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因为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我的想法。所以,在领袖身边拍照,要摸着规律,要多想点子,尽量争取多拍一些。
记者:您在毛主席身边拍照,肯定也会接触到其他领导人,比如周总理。
吕厚民:我随总理去过一次上海,参加少年儿童科技展览。他和主席关系很密切,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而且在生活上总理对主席非常关心。有一件事情,主席住的房子是老房子,就是中南海叫“菊香书屋”的小四合院。总理一直想给主席装修一下,但主席一直反对,说比住窑洞好多了。总理说你不同意,中央要开会做决定,要改善。后来,有一次主席出去时间长了一些,总理就让人稍微收拾了一下。
总理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时候,总理见到我们这些搞摄像、摄影的人,总要问候几句。当时拍电影的机器很重,总理就亲自拿起来掂量掂量,我还拍了张照片呢!总理有时候会说,你们也要多拍拍群众啊,不要光拍我们!有一次,在颐和园里面碰到一些群众,总理就停下来和大家交谈,我抓拍了这个镜头。还有一次,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或者是五一节,他和邓大姐两个人去颐和园的后山散步,来到一个卖东西的售货亭前,就问卖东西的人生意怎么样?我也拍到了这张照片。
主席幽默地说:
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
记 者:老一代领袖都很平易近人,很有风度,平时是不是也很风趣?
吕厚民:是啊!有一次,我想拍主席办公的照片,他平时办公时老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不好打搅他。为此,我就提前和主席讲,也和秘书讲,说主席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您拍张办公的照片。主席点了点头。
过了很长时间,正好有一次去杭州,那天下午准备到杭州饭店会见金日成。我和两名卫士在门厅等着主席,等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以后一块儿去。那时我们刚到杭州的第三天,主席笑眯眯地上来握手,对我们说:“好久不见了。”其实我们一道坐专列到杭州才三天,我们几个都笑了。接着,他又对我说:“你不是要拍我办公的照片吗?”我说:“是,我等了好久了。”主席说:“那什么时候拍啊?”我说:“现在就拍吧。”主席说:“现在要见客人去。”我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来得及。”主席说:“好,那就依着你。”他就又回头走进办公室去,写起了唐诗。我赶快去我住的房间拿闪光灯的分灯。当时我没想到,主席在这个时候让我拍办公的照片。
一般拍摄接见客人,不要分灯,要一个闪光灯就行了,但为了拍好主席的办公照,我就用了两个闪光灯。
我拿分灯回来,主席还在写字。我当时用的是120相机,可以拍12张,但当时没照那么多,因为就一个镜头嘛。照了几张,他写完了,我也没影响他。他把写的唐诗放下,又拿起当天的《人民日报》看。那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是《美帝必败,古巴必胜》。我又换了个角度,接着又拍了几张。“美帝必败,古巴必胜”这几个大字,从照片上看清清楚楚的。这张照片,前几年曾在美术馆展出,放了两米大。展出的时候,主席的女婿王景清看到了,专门要了这张照片。当时,我拍完主席看《人民日报》后,120卷也照完了。我正在哗啦啦卷胶卷时,主席抬头说:“好了吧,完成任务了?!”大家又都笑了起来。我说:“谢谢主席!”主席说:“走,去见客人去!”随后,大家一起出了门。我、两名卫士和主席坐在一辆汽车里。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同主席坐一辆车,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记 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您同毛主席越来越熟悉了,他跟你们都很随意,很亲近了。
吕厚民:是的,在主席身边工作,主席是很信任我们的。我1958年开始算新华社的人了。1958年到1961这几年,我在新华社上班,接触了工业、农业,也到朝鲜去采访了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我的一张照片还获得了苏联的金奖。1963年,这张照片在古巴也得了奖。
我的作品在古巴得一等奖时,我正好随主席到杭州视察。结果古巴那边要请得奖的人到他们那儿访问一个月。当时,新华社向主席办公室打了电话,因为我在主席身边,要请示一下。后来,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让汪东兴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有张照片得了奖,古巴要邀请我去,问我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如果有机会到古巴看一看长一些见识也好。我表的这个态,实际上也是想去看看。这样,汪东兴就把我的意思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批准了我去古巴。
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随主席一块儿坐专列去南方,列车停到江西南昌的一个支线上。停车时,我们四五个人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主席突然想到我的古巴之行,便问我这次出去的情况怎么样。当时,我回国以后曾给新华社写了篇汇报材料。主席问我,我就大致地讲了一下。我讲完后,主席忽然讲了一句幽默的话:“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没想到主席给我戴了一顶“精干”的帽子,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們至今仍能感受到
主席的人格魅力
记 者:毛主席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你们专职摄影师也跟着下去吗?
吕厚民:主席不管到哪里,只要有机会,他就出去,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我们也经常跟着他下去。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就曾一块儿出去过几次,像北京郊区、河北和江苏农村等地方。主席到农村和农民交谈,问他们的收成好不好,家庭情况怎么样。那时没有椅子,主席就席地而坐,跟农民交谈,群众也都围着主席坐在地上。
记者:当时毛主席下基层是不是都要经过周密的安排?
吕厚民:主席下去,好多情况下都是临时动议、临时安排的,什么警卫也用不上,更谈不上事先布置了。
1953年正月十五,毛主席来到武汉。那天,他突然提出要上蛇山。那时候还没有安排警卫,主席说要去,身边的人不同意,可主席说去还得去。上山以后,开始就有两个小女孩跟着。这两个小女孩很机灵,就问主席身边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毛主席?他们就说你们看呢?她们说是。因为主席下额有颗痣。这时山上又来了很多人,看到主席了,也跟在后面。再往前走,碰到一个小摊子,是卖老豆腐的,主席就和他聊了起来,问他生意做得怎么样?那时,人越跟越多,忽然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人们都知道主席来了,连警察都不指挥交通了,都在争着看主席,人都挤到一块儿,几乎走不动了。有的群众扒着玻璃往车里看,其实主席还没有上车。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把主席接走了。那时候,主席经常深入群众,他可不怕群众,愿意和群众多接触、多联系,就是没有安排警卫,他也要去。
记者:这给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卫工作的人增加了难度。
吕厚民:那时候,负责主席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由于经常下基层,保卫工作的难度增加了,但也要保证主席的安全。这次在武汉住了两天,我们一行又坐船从武汉来到九江。到九江下船后,主席又散步到马路上去了。开始就有人发现了,认出来了,人非常多。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动员主席不要走了,赶快回去。后来主席说了一句话:“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就是说,过去主席外出时曾出现过问题,以后就再也不敢让主席随便出去了。那次,因为马路上的人太多,就让主席坐船走了。
主席就是这样,不管走到哪儿,都抓紧机会与群众多见面。比如有次到南京郊区,主席就来到农民家里,坐在农民家里,与农民聊天,问长问短,生产情况、生活情况,什么都问。
主席这种调查研究的作风是随时随地进行的,有时候他就在火车上找一些地方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他还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调查,因为这些同志一年或两年就要回家探亲。主席就要求他们,回家后一定要多看看乡亲们,了解一下农村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产量怎么样,看看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回来后,主席还要问他们。主席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的事来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
记 者:作为摄影师,你希望主席经常下基层吗?
吕厚民:作为摄影师,我希望主席经常出去走走,这样才有好镜头啊!有时候,主席身边的人看主席读书久了,就动员他出去散散步。我也希望主席能经常出去散散步,特别是能到全国各地转转,只有这样才可以给我创造更多的拍照片、拍好片的机会。
记 者:我在采访一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时,感到他们至今对毛主席都很崇敬,感情非常深。
吕厚民:是的,我们这些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不管是卫士还是秘书,不管是摄影师还是理发师,从主席逝世一直到现在,在每年的9月9日主席逝世纪念日,或者12月26日主席的诞辰纪念日,都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他老人家。这是因为,主席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一条毛巾被要补73个补丁,这种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们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影响很大,也值得今天的人们好好学习,因为这是没有语言的教育。
记者:是的,一个人能否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往往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是依靠这种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作风,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赢得了人民支持和拥护,才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
谢谢吕老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由中红网提供)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