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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乐趣所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幸和中华民族共命运。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
——张贤亮
说起张贤亮，相信多数人都不陌生。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被强迫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二年。1979年9月平反。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其代表作《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93年初，张贤亮“下海”，创办了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如今，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电影人不可或缺的取景地，也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71岁的张贤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在“廉颇老矣”的年龄，他的思想却比“80后”还激进。今天的张贤亮活得很潇洒，他开宝马，住豪宅，还养了30多条狗。这与他曾经历的二十二年劳改生涯反差很大，却又紧密相关。
57岁下海，作家成“堡主”
镇北堡影城原为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遗址，历史的遗弃，使这里充满着古朴和荒凉。
张贤亮与镇北堡初次结缘是在1961年的冬天。当时，张贤亮戴着“右派”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他听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就去那里买盐。走进之后，张贤亮才发现所谓的镇北堡其实就是两座古堡的废墟，孤独地耸立在一片荒滩之中，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连一棵树也没有。张贤亮感到很震撼，古堡虽已坍塌但气势犹存，城墙上斑驳的累累伤痕更隐含着一种悲壮，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发自黄土深处的顽强的生命力。
古堡内是小集镇，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人带来蔬菜和烟叶，有人带来鸡鸭和牛羊，相互交换，沿用着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经商热”，张贤亮也许只是镇北堡的一个过客。当“全民经商”之风吹到西北时，宁夏文联也准备创办第三产业。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想到了位于宁夏银川西北方向的镇北堡。很快，他决定将那里开发成一个影视城，以大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的影视制作单位和游客。
要办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由于没有抵押，银行不给贷款。情急之下，张贤亮“私款公用”，将自己作品的20多种译本的外汇稿费作抵押，才从银行贷到50万元启动资金。
后来，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政企分离，企业必须和政府机关脱钩。张贤亮可谓骑虎难下：一方面，影视城经营不善，一堆债务，没有人愿意接手；再者，张贤亮拿私物作抵押，事实上，已经和企业捆绑在了一起——57岁的张贤亮只得“下海”，捡起这个烂摊子。
说起这个过程，张贤亮也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本来是给公有制办企业，却误入了私有制，一不小心当上了民营企业家。”就是这一不小心，让他成为今天的镇北堡“堡主”；也是这一不小心，成就了他对文学、事业和人生的另一种形态的追求。
给“荒凉”注入商业价值
在全国，类似的影视城并不少，比如三国城、水浒城，等等。通常都是向前来拍片的影视制作单位收取高额的场租费。张贤亮的策略却不一样。
荒凉是大西北特有的资源，作家出身的张贤亮深知这在电影人心中的地位。有人戏说，张贤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贩卖荒凉”。1980年，谢晋在镇北堡拍摄了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镇北堡由此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此后，张艺谋、姜文、陈凯歌、刘晓庆、朱时茂、巩俐、葛优、周星驰等著名电影人追寻“荒凉”鱼贯而来。
电影拍完了，电影人离开了，拍摄时搭建的布景以及使用的道具留下了。这些，就成为张贤亮进行二次贩卖的宝贵资源。比如，张艺谋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时，曾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为了复制影片《黄河谣》的古戏台，张贤亮专程到山西，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清代古戏台，把它整体搬到了镇北堡。
在这里，随处可见明星们盖过的花被子、穿过的布鞋子、坐过的木凳子，当道具用过的大酒缸、矮城墙、土坯房……这些影视艺术的载体，在荒凉的镇北堡却变成了张贤亮创造财富的资源。张贤亮说：“影视文化是一种俗文化，但它比雅文化对游客更有吸引力。影城虽然‘土’，但人们一听说姜文来过、巩俐来过、张艺谋来过、葛优来过，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杯、茶壶，一旦和他们联系起来，就能激起人们的遐想，就会吸引游客。”
张贤亮说：“文化艺术也是生产力，文化艺术含量越大的商品价值也越大。剥离了文化，影城其实就是两个废墟，没有人会关注。”
张贤亮采用各种方式提升影城的文化内涵，他从全国各地收集各种文物、古董。影城百花堂里的木椅是百年杨木做的，每一把都价值几十万元。在这里，明代嘉靖年间出品的铸铁消防缸(太平缸)有27个，每个价值约10万元。有一次，他在北京郊区一家农民的猪圈里发现了圆明园废旧的太湖石，花2800元买了回来，现在的价值也远远高过当初。
在张贤亮的改造下，原本荒凉的镇北堡成为处处藏宝的“镇北宝”，原来的烂摊子早已变成聚宝盆。
张贤亮告诉记者，从2004年9月开始，影视城就已经不再收取拍摄场地费了，而是把西部影视城作为旅游业来经营。
张贤亮给镇北堡未来的定位是——中国西部小村镇博物馆，再现中国北方古代的生活场景。他要把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非物质遗产(如木偶戏、皮影戏、拉洋片以及民间的叫卖声等)在这里恢复和留存，造纸、打铁、酿酒、纺线、织布等各种民间工艺也将在这里重现。游客们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并了解、感受已经消失的历史。
在张贤亮眼里，“荒凉”因与历史联姻而变得厚重，厚重的民俗文化在他的刻意经营下而具备了可持续增值的现代商业价值。
《资本论》指导下的劳动娱乐化
当记者问：“您将影城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是否背后有高人指点？”
张贤亮乐了。他说：“哪里有什么高人，我就是善于吸收身边每一个人的智慧和闪光点。”张贤亮善于采纳下属意见在西部影城是尽人皆知的。
事实上，真正对张贤亮经商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右派”的二十二年间，他翻阅了无数遍《资本论》，这在无形中练就了他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下海”后，张贤良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当“知识产权”概念还不为国人所知的时候，张贤亮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张贤亮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用它们的权利。刚开始时，设计者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因为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张贤亮坦言：“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费用。”
今天的张贤亮对于《资本论》有着更深一层的领悟，他调侃地说：“我现在已经到了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劳动娱乐化。我的工作就是娱乐，我的娱乐也可以是工作，对于写作、经商，我都只是抱着玩的态度。”
张贤亮的玩味心态直接体现在影城的景点设置上，这也是他要传达给游客的理念。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起影城里的精彩内容：“大食堂”里卖窝头，先领粮票，游客可以体验一把在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感受。此外，还开设绣楼招亲、影城驼铃、塞上马队、牛车驴的、陶艺制作、幸运射箭、千禧颠轿、戏曲献唱、吉祥迷宫、皇家靶场等参与性较强的娱乐项目。
镇北“堡主”新思维
张贤亮的博客中有这么一段话：“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十一年了。”张贤亮似乎更踏实了。
也许是源于那二十二年的被动人生，张贤亮有着强烈的改变欲望，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镇北堡。
自从接手影城，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十四年时间，张贤亮始终按照自己的思路“创意”着镇北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贤亮就没有镇北堡影城。
对于创业伊始的艰辛，张贤亮记忆犹新。他说：“办影视城时，我已经57岁了，我可以不做，当时，我的作品已经有27种外文译本，版税、稿酬够我花了，但我想找些事情做。可一陷进来，才知道这事不好干。在古堡里，一无水，二无路，三无电，连个电话也没有。堡内住着22户牧民，几千头羊。我到这里，有时一天也喝不上一口清水，喝的都是羊饮的水，是苦水。炎炎烈日，荒滩裸露，没有遮蔽，只好躲在一辆破旧的小车里，把四扇车门都打开纳凉。”
别看张贤亮是在贩卖“荒凉”，但镇北堡的设施一点都不落伍。这里的厕所比故宫、颐和园的厕所还高级，而且是十四年前影城刚开发时建造的。城中100多个景点通水、通电、通暖气，在地面上却看不到一根管道，游人进入影视城，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
对于员工，张贤亮也是一副“大家长”姿态，他关心员工并注重培养员工的文化素养。张贤亮每周都请外面的老师来给员工讲课，余秋雨、易中天等文化大腕都来过这里。这里的员工成为其他景点争夺的“香饽饽”，这里也因此被誉为培养优秀导游的“黄埔军校”。对于员工流失，张贤亮并不感到可惜，他认为，影城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代表着影城，从影城出去的员工，也是对影城的一种宣传。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员工们对张贤亮的敬仰之情。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归宿和第二家园，十分依恋。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及镇北堡的接班人，张贤亮没有丝毫犹豫，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儿子。
——张贤亮
说起张贤亮，相信多数人都不陌生。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右派”，被强迫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二年。1979年9月平反。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其代表作《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1993年初，张贤亮“下海”，创办了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如今，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电影人不可或缺的取景地，也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71岁的张贤亮，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在“廉颇老矣”的年龄，他的思想却比“80后”还激进。今天的张贤亮活得很潇洒，他开宝马，住豪宅，还养了30多条狗。这与他曾经历的二十二年劳改生涯反差很大，却又紧密相关。
57岁下海，作家成“堡主”
镇北堡影城原为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遗址，历史的遗弃，使这里充满着古朴和荒凉。
张贤亮与镇北堡初次结缘是在1961年的冬天。当时，张贤亮戴着“右派”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他听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就去那里买盐。走进之后，张贤亮才发现所谓的镇北堡其实就是两座古堡的废墟，孤独地耸立在一片荒滩之中，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连一棵树也没有。张贤亮感到很震撼，古堡虽已坍塌但气势犹存，城墙上斑驳的累累伤痕更隐含着一种悲壮，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发自黄土深处的顽强的生命力。
古堡内是小集镇，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人带来蔬菜和烟叶，有人带来鸡鸭和牛羊，相互交换，沿用着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经商热”，张贤亮也许只是镇北堡的一个过客。当“全民经商”之风吹到西北时，宁夏文联也准备创办第三产业。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想到了位于宁夏银川西北方向的镇北堡。很快，他决定将那里开发成一个影视城，以大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的影视制作单位和游客。
要办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由于没有抵押，银行不给贷款。情急之下，张贤亮“私款公用”，将自己作品的20多种译本的外汇稿费作抵押，才从银行贷到50万元启动资金。
后来，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政企分离，企业必须和政府机关脱钩。张贤亮可谓骑虎难下：一方面，影视城经营不善，一堆债务，没有人愿意接手；再者，张贤亮拿私物作抵押，事实上，已经和企业捆绑在了一起——57岁的张贤亮只得“下海”，捡起这个烂摊子。
说起这个过程，张贤亮也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本来是给公有制办企业，却误入了私有制，一不小心当上了民营企业家。”就是这一不小心，让他成为今天的镇北堡“堡主”；也是这一不小心，成就了他对文学、事业和人生的另一种形态的追求。
给“荒凉”注入商业价值
在全国，类似的影视城并不少，比如三国城、水浒城，等等。通常都是向前来拍片的影视制作单位收取高额的场租费。张贤亮的策略却不一样。
荒凉是大西北特有的资源，作家出身的张贤亮深知这在电影人心中的地位。有人戏说，张贤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贩卖荒凉”。1980年，谢晋在镇北堡拍摄了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镇北堡由此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此后，张艺谋、姜文、陈凯歌、刘晓庆、朱时茂、巩俐、葛优、周星驰等著名电影人追寻“荒凉”鱼贯而来。
电影拍完了，电影人离开了，拍摄时搭建的布景以及使用的道具留下了。这些，就成为张贤亮进行二次贩卖的宝贵资源。比如，张艺谋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时，曾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为了复制影片《黄河谣》的古戏台，张贤亮专程到山西，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清代古戏台，把它整体搬到了镇北堡。
在这里，随处可见明星们盖过的花被子、穿过的布鞋子、坐过的木凳子，当道具用过的大酒缸、矮城墙、土坯房……这些影视艺术的载体，在荒凉的镇北堡却变成了张贤亮创造财富的资源。张贤亮说：“影视文化是一种俗文化，但它比雅文化对游客更有吸引力。影城虽然‘土’，但人们一听说姜文来过、巩俐来过、张艺谋来过、葛优来过，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茶杯、茶壶，一旦和他们联系起来，就能激起人们的遐想，就会吸引游客。”
张贤亮说：“文化艺术也是生产力，文化艺术含量越大的商品价值也越大。剥离了文化，影城其实就是两个废墟，没有人会关注。”
张贤亮采用各种方式提升影城的文化内涵，他从全国各地收集各种文物、古董。影城百花堂里的木椅是百年杨木做的，每一把都价值几十万元。在这里，明代嘉靖年间出品的铸铁消防缸(太平缸)有27个，每个价值约10万元。有一次，他在北京郊区一家农民的猪圈里发现了圆明园废旧的太湖石，花2800元买了回来，现在的价值也远远高过当初。
在张贤亮的改造下，原本荒凉的镇北堡成为处处藏宝的“镇北宝”，原来的烂摊子早已变成聚宝盆。
张贤亮告诉记者，从2004年9月开始，影视城就已经不再收取拍摄场地费了，而是把西部影视城作为旅游业来经营。
张贤亮给镇北堡未来的定位是——中国西部小村镇博物馆，再现中国北方古代的生活场景。他要把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非物质遗产(如木偶戏、皮影戏、拉洋片以及民间的叫卖声等)在这里恢复和留存，造纸、打铁、酿酒、纺线、织布等各种民间工艺也将在这里重现。游客们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并了解、感受已经消失的历史。
在张贤亮眼里，“荒凉”因与历史联姻而变得厚重，厚重的民俗文化在他的刻意经营下而具备了可持续增值的现代商业价值。
《资本论》指导下的劳动娱乐化
当记者问：“您将影城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是否背后有高人指点？”
张贤亮乐了。他说：“哪里有什么高人，我就是善于吸收身边每一个人的智慧和闪光点。”张贤亮善于采纳下属意见在西部影城是尽人皆知的。
事实上，真正对张贤亮经商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右派”的二十二年间，他翻阅了无数遍《资本论》，这在无形中练就了他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他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下海”后，张贤良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当“知识产权”概念还不为国人所知的时候，张贤亮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张贤亮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用它们的权利。刚开始时，设计者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因为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张贤亮坦言：“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费用。”
今天的张贤亮对于《资本论》有着更深一层的领悟，他调侃地说：“我现在已经到了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劳动娱乐化。我的工作就是娱乐，我的娱乐也可以是工作，对于写作、经商，我都只是抱着玩的态度。”
张贤亮的玩味心态直接体现在影城的景点设置上，这也是他要传达给游客的理念。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讲述起影城里的精彩内容：“大食堂”里卖窝头，先领粮票，游客可以体验一把在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感受。此外，还开设绣楼招亲、影城驼铃、塞上马队、牛车驴的、陶艺制作、幸运射箭、千禧颠轿、戏曲献唱、吉祥迷宫、皇家靶场等参与性较强的娱乐项目。
镇北“堡主”新思维
张贤亮的博客中有这么一段话：“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十一年了。”张贤亮似乎更踏实了。
也许是源于那二十二年的被动人生，张贤亮有着强烈的改变欲望，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镇北堡。
自从接手影城，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十四年时间，张贤亮始终按照自己的思路“创意”着镇北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贤亮就没有镇北堡影城。
对于创业伊始的艰辛，张贤亮记忆犹新。他说：“办影视城时，我已经57岁了，我可以不做，当时，我的作品已经有27种外文译本，版税、稿酬够我花了，但我想找些事情做。可一陷进来，才知道这事不好干。在古堡里，一无水，二无路，三无电，连个电话也没有。堡内住着22户牧民，几千头羊。我到这里，有时一天也喝不上一口清水，喝的都是羊饮的水，是苦水。炎炎烈日，荒滩裸露，没有遮蔽，只好躲在一辆破旧的小车里，把四扇车门都打开纳凉。”
别看张贤亮是在贩卖“荒凉”，但镇北堡的设施一点都不落伍。这里的厕所比故宫、颐和园的厕所还高级，而且是十四年前影城刚开发时建造的。城中100多个景点通水、通电、通暖气，在地面上却看不到一根管道，游人进入影视城，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
对于员工，张贤亮也是一副“大家长”姿态，他关心员工并注重培养员工的文化素养。张贤亮每周都请外面的老师来给员工讲课，余秋雨、易中天等文化大腕都来过这里。这里的员工成为其他景点争夺的“香饽饽”，这里也因此被誉为培养优秀导游的“黄埔军校”。对于员工流失，张贤亮并不感到可惜，他认为，影城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代表着影城，从影城出去的员工，也是对影城的一种宣传。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员工们对张贤亮的敬仰之情。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归宿和第二家园，十分依恋。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及镇北堡的接班人，张贤亮没有丝毫犹豫，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