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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行资产质量和发展前途好于预期，行业政策出现向好拐点，上市银行业绩增长和估值修复具备坚实的基础。
由于对中国银行业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目前投资者对银行业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前途产生许多疑惑。因此，有必要看清楚。
第二财政职能未变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经常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政府利用金融体系的资金为非商业性的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这些公共开支本应由预算承担，从而以较小的国家预算规模支撑起大量公共服务的职责。
自2004年、2005年以来，虽然中国银行业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双重预算软约束的股份化、商业化改制，但由于金融机构控股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为股东服务就是服从政府的经济调控需要，因此它们不能完全脱离“第二财政”的角色，未来仍将需继续承担财政性功能。
无论是上世纪末为国企脱困提供信贷，还是2008年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实施的“四万亿”，以及最近强调为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服务，都体现了中国银行业一脉相承的财政化职能。因此，一方面，中国银行体系承担公共服务所造成的隐性亏损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承担的财政职能，政府也将会承担起与之相应的扶持和救助责任。
与财政职能相适应，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同时也充当了宏观调控工具的角色：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政府为了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平均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方向相反的操作，其轨道大同小异：新一届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掀起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的高潮, 银行信贷投入显著增加，此时银行进入享受政策红利期；之后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银行信贷风险增加，于是中央政府进行治理整顿，而银行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如中国银行业在享受了2008年末至2009年中期以“四万亿投资”为背景的信贷扩张红利后，就陷入了消化扩张成本的时期，而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陆续出台的监管政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再融资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房地产调控风险问题，就成为2009年中期以来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也因此成为抑制A股银行板块估值的主要因素。
依同样的逻辑，为避免宏观经济“软着陆”，保证保障房、水利建设等民生基础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工程建设，鼓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保持银行业继续充当调控工具的弹性空间。
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是目前压抑银行估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剪不断理还乱，尤其在2012年国内外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之时。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现按照中国银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进行分析。
地方债务为“流动性风险”
从国际经验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来看，发生财政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政府债务率或赤字率最高的国家，财政危机更多发生在偿债能力枯竭之时。
目前市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分析现有地方债务水平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地方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后者的问题，但却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新增地方债务的依赖性和现实性，即为维持一定的GDP增速，地方债务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很可能是继续增加的，进行债务压力测试时不应忽略此要素。因此，在纳入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下考察地方债务率的走势更具现实意义。
为纳入新增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我们的模型从经济增长率出发，假定政府的预算收入和基金性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取决于GDP增长率，同时，GDP增长率又部分取决于新增债务中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当期偿债能力则取决于当期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与地方支出的比较。
根据费希尔和易斯特利的政府预算约束模型，通过假定未来年份需用债务弥补的公共部门赤字、利率和经济增长率，就可以测算政府债务率的基本走势。
经过测试可以看到，在没有新增地方债务的假设下，由于名义GDP增长的稀释作用，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约20%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2.3%或2.4%。为维持约10%的名义GDP复合增长率，需要假定相应地方债务新增量，使得从2014年起地方债务余额重返正增长轨道，但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的约21%-22%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9%左右。
因此，地方债务面临并非“违约风险”，而是“流动性风险”，如果债务能适当展期，则违约风险将被大大降低。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中央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其他融资渠道以维持流动性，则不但可以缓解其偿还债务的压力，也可缓解财政紧缩压力，有利于增加民生支出和减少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虽然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没有发生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债务结构有其特殊性：首先，政府债务几乎全部由日本居民和国内机构持有；其次，日本的储蓄长期大于投资,多年来经常账户持续出现大量盈余,偿付能力较强。实质上，日本的债务问题不在于其规模和增长速度，而是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情况，只要经济发展超过债务增长，其债务负担的内部性和贸易盈余就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安全冗余。
同样的，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具有内部消化的特点，持续的贸易盈余也有利于维持市场信心，只要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就不必过度担忧偿债能力。
银行房贷有足够安全垫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地产调控导致开发商资金紧张和房价初步下滑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基本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调控的目的显然不是让这个市场陷入崩溃的风险。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银行体系本身是否健全将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香港和新加坡银行持有的房地产信贷占资产的30%-55%，却能在资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它们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其资本比率达15%-20%，不良资产率低于2%，LTV 较低。遭受重创的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虽然房地产信贷占比较低，但不良贷款率较高，同时资本充足程度提供的风险缓冲较小，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陷入深渊。
截至三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9%，资本充足率为12.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拨备覆盖率270.7%；中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0.46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约19.76%。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关地区银行业的水平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房地产相关贷款相当甚至略低一些，不良贷款比例则大幅低于上述国家或地区银行业的水平，在资本充足率程度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垫更理想。
银监会和IMF披露房贷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经营整体影响较小。在房价有限下调的条件下，资产质量具有相当可控度，房贷不良率上升程度较轻微。
银监会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8月，当房价下跌50%，银行的贷款覆盖仍能达到100%；约98%的个人按揭贷款“贷款房价比”低于80%，开发贷款的平均抵押品比例也达到189%。
IMF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2010年底，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30%，那么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将下跌约1%（约4088亿元，而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总额约为11038亿元，而2011年这一数据仍在上升）。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损失15%，仅会导致两家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最低要求。
IMF认为，只有在最坏假设下，金融体系才会遭遇较大系统性风险，25%的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将低于最低监管标准。这些假设包括：GDP增长降至4%、M2增长约10%、地产价格暴跌近26%、存贷款利率变化95个基点；其内在涵义是在房价和宏观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政府仍大幅紧缩货币，我们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
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稳中求进，而本届金融工作会议则指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取向。 “稳”即意味着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进”则说明必须确保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而服务实体经济则说明银行业监管政策需要服从调控宏观经济大局的需要。
种种迹象表明，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防范系统风险的政策取向下，中国银行业正迎来久违的政策拐点。银行体系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以及保障房、水利、铁路等重点基础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防止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避免不同风险的叠加效应，比经济繁荣期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维持银行业的稳定就成为2012年政策的取向。
作者为国海证券分析师
由于对中国银行业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目前投资者对银行业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前途产生许多疑惑。因此，有必要看清楚。
第二财政职能未变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经常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政府利用金融体系的资金为非商业性的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这些公共开支本应由预算承担，从而以较小的国家预算规模支撑起大量公共服务的职责。
自2004年、2005年以来，虽然中国银行业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摆脱双重预算软约束的股份化、商业化改制，但由于金融机构控股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为股东服务就是服从政府的经济调控需要，因此它们不能完全脱离“第二财政”的角色，未来仍将需继续承担财政性功能。
无论是上世纪末为国企脱困提供信贷，还是2008年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实施的“四万亿”，以及最近强调为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服务，都体现了中国银行业一脉相承的财政化职能。因此，一方面，中国银行体系承担公共服务所造成的隐性亏损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承担的财政职能，政府也将会承担起与之相应的扶持和救助责任。
与财政职能相适应，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同时也充当了宏观调控工具的角色：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政府为了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平均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方向相反的操作，其轨道大同小异：新一届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掀起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的高潮, 银行信贷投入显著增加，此时银行进入享受政策红利期；之后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银行信贷风险增加，于是中央政府进行治理整顿，而银行也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如中国银行业在享受了2008年末至2009年中期以“四万亿投资”为背景的信贷扩张红利后，就陷入了消化扩张成本的时期，而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陆续出台的监管政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再融资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房地产调控风险问题，就成为2009年中期以来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也因此成为抑制A股银行板块估值的主要因素。
依同样的逻辑，为避免宏观经济“软着陆”，保证保障房、水利建设等民生基础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工程建设，鼓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保持银行业继续充当调控工具的弹性空间。
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是目前压抑银行估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剪不断理还乱，尤其在2012年国内外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之时。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现按照中国银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分别进行分析。
地方债务为“流动性风险”
从国际经验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来看，发生财政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政府债务率或赤字率最高的国家，财政危机更多发生在偿债能力枯竭之时。
目前市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分析现有地方债务水平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地方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或者虽然意识到了后者的问题，但却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新增地方债务的依赖性和现实性，即为维持一定的GDP增速，地方债务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很可能是继续增加的，进行债务压力测试时不应忽略此要素。因此，在纳入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下考察地方债务率的走势更具现实意义。
为纳入新增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我们的模型从经济增长率出发，假定政府的预算收入和基金性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取决于GDP增长率，同时，GDP增长率又部分取决于新增债务中用于投资支出的部分。当期偿债能力则取决于当期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与地方支出的比较。
根据费希尔和易斯特利的政府预算约束模型，通过假定未来年份需用债务弥补的公共部门赤字、利率和经济增长率，就可以测算政府债务率的基本走势。
经过测试可以看到，在没有新增地方债务的假设下，由于名义GDP增长的稀释作用，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约20%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2.3%或2.4%。为维持约10%的名义GDP复合增长率，需要假定相应地方债务新增量，使得从2014年起地方债务余额重返正增长轨道，但地方政府偿债率从2012年的约21%-22%的高点快速下降到2016年的9%左右。
因此，地方债务面临并非“违约风险”，而是“流动性风险”，如果债务能适当展期，则违约风险将被大大降低。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中央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其他融资渠道以维持流动性，则不但可以缓解其偿还债务的压力，也可缓解财政紧缩压力，有利于增加民生支出和减少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虽然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没有发生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债务结构有其特殊性：首先，政府债务几乎全部由日本居民和国内机构持有；其次，日本的储蓄长期大于投资,多年来经常账户持续出现大量盈余,偿付能力较强。实质上，日本的债务问题不在于其规模和增长速度，而是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情况，只要经济发展超过债务增长，其债务负担的内部性和贸易盈余就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安全冗余。
同样的，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具有内部消化的特点，持续的贸易盈余也有利于维持市场信心，只要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就不必过度担忧偿债能力。
银行房贷有足够安全垫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地产调控导致开发商资金紧张和房价初步下滑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基本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调控的目的显然不是让这个市场陷入崩溃的风险。
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银行体系本身是否健全将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香港和新加坡银行持有的房地产信贷占资产的30%-55%，却能在资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它们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其资本比率达15%-20%，不良资产率低于2%，LTV 较低。遭受重创的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虽然房地产信贷占比较低，但不良贷款率较高，同时资本充足程度提供的风险缓冲较小，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陷入深渊。
截至三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9%，资本充足率为12.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拨备覆盖率270.7%；中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0.46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约19.76%。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相关地区银行业的水平相比，中国银行业的房地产相关贷款相当甚至略低一些，不良贷款比例则大幅低于上述国家或地区银行业的水平，在资本充足率程度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垫更理想。
银监会和IMF披露房贷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业经营整体影响较小。在房价有限下调的条件下，资产质量具有相当可控度，房贷不良率上升程度较轻微。
银监会压力测试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8月，当房价下跌50%，银行的贷款覆盖仍能达到100%；约98%的个人按揭贷款“贷款房价比”低于80%，开发贷款的平均抵押品比例也达到189%。
IMF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家商业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2010年底，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30%，那么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将下跌约1%（约4088亿元，而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总额约为11038亿元，而2011年这一数据仍在上升）。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损失15%，仅会导致两家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最低要求。
IMF认为，只有在最坏假设下，金融体系才会遭遇较大系统性风险，25%的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将低于最低监管标准。这些假设包括：GDP增长降至4%、M2增长约10%、地产价格暴跌近26%、存贷款利率变化95个基点；其内在涵义是在房价和宏观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政府仍大幅紧缩货币，我们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
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稳中求进，而本届金融工作会议则指出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取向。 “稳”即意味着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进”则说明必须确保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而服务实体经济则说明银行业监管政策需要服从调控宏观经济大局的需要。
种种迹象表明，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防范系统风险的政策取向下，中国银行业正迎来久违的政策拐点。银行体系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以及保障房、水利、铁路等重点基础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防止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避免不同风险的叠加效应，比经济繁荣期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维持银行业的稳定就成为2012年政策的取向。
作者为国海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