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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人们自然会如数家珍地提到阮玲玉、王人美、黎莉莉、金焰、郑君里……这些影星从崭露头角继而在影坛熠熠生辉，全仗一位导演的慧眼识珠。
默片女神阮玲玉，在《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中扮演妓女燕燕和纯洁高贵的卖花女丽莲。她成功塑造了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而大放异彩。相继启用她的是导演孙瑜。
一代美人王人美，因在《野玫瑰》中健康活潑的形象而一举成名。此片是孙瑜为十七岁的少女王人美而拍的影片。
23岁的金焰 ，在1930年由孙瑜提携，让他和阮玲玉共同主演《野草闲花》。那时，影坛上涌现了不少小生，无外乎是才子加滑头的那种风流倜傥。经孙瑜调教，金焰所扮演的男主角，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白马王子的英俊、潇洒，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全新的感觉，被观众追捧为“电影皇帝”。
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金焰为“中国的附马”。
《乌鸦与麻雀》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两部经典之作，都出自大导演郑君里之手。提及他的出山，殊不知是金焰把他推荐给了孙瑜。孙瑜凭藉敏锐的眼光，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在《野玫瑰》中担纲广告画家小李。如果说王人美在《野玫瑰》中，饰演了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少女形象，并由此打开了广阔的星途，那么二十岁的郑君里则有幸第一次在银幕上担当主角而因此崭露头角。其后，孙瑜在《火山情血》中，让郑君里主演敢于反抗地主恶霸的青年农民。郑君里不负厚望，因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而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火的洗礼》和《长空万里》是孙瑜在抗日战争中编导的两部“抗战电影”。在《火的洗礼》这部影片中，孙瑜竟然打破了常规，以反派人物作为全剧的主人翁，而且还出人意料地从话剧界引进了一位银幕新人——张瑞芳。
女间谍方茵经过战争烈火的磨炼，弃恶从善，立功赎罪，为抗日战争做了好事。张瑞芳大胆地接受了这一难演的角色并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并大获成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孙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瑞芳遵循‘抗战必胜’的主题，把女间谍方茵在抗日战火中逐渐地也是必然地觉醒过程，十分令人信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她在初上银幕时的精湛表演才华，预示她在未来半个世纪的中国影坛将作出一系列光辉贡献。”
由孙瑜一手捧红的明星不胜枚举。可以说群星灿烂，交相辉映。人们不禁要问，他物色演员时怎么能信手拈来，点石成金？
孙瑜自小就酷爱文艺，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清华大学前身）。3年后他翻译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养人的故事》。他还可以阅读法文的小说和写短文。在清华园毕业后以公费去美国留学，就读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选修了文学、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文和西班牙文。1925年夏天，他撰写的毕业论文《论英译李白诗歌》，被评为“荣誉学士论文”。校方告诉他，只需再读一年的研究生，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面对唾手可得的机会，孙瑜不为所动。他想，赴美留学是为了学习电影，不是来追求什么学位。于是一毕业，立刻奔赴纽约进入“纽约摄影学院”专攻商业摄影、人像摄影和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课。与此同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并钻研电影导演和分镜头技术。年终考试，成绩都得了“A”。在如此繁忙的研修过程中，他还挤出时间去比拉斯戈戏剧学院听课。
由此足见孙瑜为了从事电影事业，在知识积累上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短短几年间，以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电影，为中国人民吹响了前进的号角。然而，对于一个渴求不断进取的孙瑜来说，他并不满足已有成绩，1946年5月他再赴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深造。
在寻师访友的过程中，他幸会了当时在美国担任美国民间组织“东西文化协会”的董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王莹，他俩彼此慕名已久。
王莹于1936年在上海主演夏衍创作的《赛金花》，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的奇迹。1943年，王莹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以纯正流利的英文在白宫表演了话剧《元配》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坐着轮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携其妻子、子女等前来观看，副总统华莱士以及白宫高级官员、各国驻美国使节等也看了演出。这次演出的报幕员，是王莹的好友赛珍珠女士。王莹先用英语介绍了剧情，接着演出《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民歌，当王莹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时，观众深受感染，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孙瑜对王莹由衷地说：“你可谓开风气之先，成了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王莹真诚地说：“能得到你的夸奖，我深感荣幸。”孙瑜说：“其实，你能获得这一殊荣并不奇怪。记得你主演的《酒后》《约翰曼利》《爱与死的角逐》，曾得到冯乃超、阿英、夏衍、阳翰笙的赏识，称赞你是中国戏剧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女星之英杰’。”
王莹连连摇着头说：“这不过是前辈对我的鞭策和激励。”
“看得出，你来美国后，妇唱夫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王莹说：“你过奖了。不过，谢和赓对我来说，是风，是力。1942年，国民政府派他来美国留学，我也随他前来，并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爱。”
“听说他满腹经论，文采斐然。”
“是的。能和他相依为命，这是我莫大的幸福。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俩谈恋爱曾遭到重庆文化界的非议：王莹是‘中华女杰’，谢和赓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又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他俩怎么能配对成双？这些风言风语，还有不堪入耳的恶语相向愈传愈烈。周恩来闻讯后，对几位有影响的人物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你们要相信王莹，请大家不要说三道四’。当时，周恩来就是一位说话有分量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却用三言两语，为我们遮风挡雨。”
孙瑜深感意外，惊喜地说：“你真幸运。居然是周恩来促成你俩永结秦晋之好。不瞒你说，我在读中学时就受过他的影响。他鼓励我从事文艺工作的那段话我铭世不忘。如果能够再次见到他，那就是莫大的幸运。” 王莹听出他对周恩来充满着崇敬，便意味深长地说：“我想我们肯定会再次见到他。到那时，他一定会支持你拍更多的电影。”
“但愿如此。”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王莹这句话包含着一语双关的内涵。孙瑜哪里会知道王莹是1930年就入党的中共党员，被周恩来称之为“少年党员”。她和谢和赓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王莹和谢和赓的代号是“姑姑”和“八一”。他俩此次美国之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还特意交代说：“你们的组织关系，只有叶剑英同志、董老、颖超、克农、罗青长知道……因此你们到美国后，绝对不可暴露你们的党员身份。既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开展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工作。”
对周恩来的仰慕和崇拜，成了加深孙瑜和王莹友谊的纽带。在王莹的引见下，孙瑜结识了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还是在王莹的安排下，在庆祝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七十寿辰聚会上，他遇见了老舍、曹禺和老校长的弟弟张彭春博士。交谈中他们谈到了周恩来。曹禺说：“每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他总是叫我‘老同学’。其实我俩是南开中学先后不同学期的同学，也先后在同一个剧团演过戏。我俩因戏剧结缘。在重庆时，我是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每次促膝谈心，一谈就十几个小时。他呀，心存高远！”张伯苓老校长说：“周恩来16岁就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极积参加编新剧，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不仅如此，他还是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呀，年少志高，早晚会步月登云！”张彭春边击掌边高声说：“兄所言极是。读完《吾校新剧观》，我对这个学生刮目相看。小小年纪，从理论上将西方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他还论述了话剧的社会功效，强调了话剧是最通俗的对人民群众的最适合的教育形式。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出周恩来虽在读中学，却已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他抱负不凡，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张彭春博士曾经在美国系统学过欧美戏剧理论和编导。可以说，他是引入西方戏剧理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从美国一回到天津，就在周恩来所在的班级开讲现代西方文化和教育、莎氏乐府等课。南开中学的“新剧团”也是由他一手策划而成立的。周恩来在他的引导和教育下，得以写出著名的《吾校新剧观》那篇历史性文献。
在张伯苓和张彭春教育和培养下，天津南开中学为我国培养出曹禺、孙瑜、俞珊、金焰、孙浩然、鲁韧、黄宗江等一大批剧作家、表演和导演艺术家，还有舞台美术家。
大家握别后，孙瑜和王莹同路而行。王莹不无感叹地说，“刚才几位对周恩来的称赞，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周恩来这个人，他是共产党员。依我之见，共产党早晚会得天下！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尽管王莹用轻声细语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却像重锤敲在孙瑜的心上，而且震荡开来沁心入肺。一个在美国已经活跃在上层社会的知性女人的这番见解，引发了孙瑜的深思，并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一天，孙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与一位好友司徒慧敏不期而遇。他乡遇故知，两人喜出望往外，以后就常来常往。
有时，孙瑜还驾驶自买的“顺风牌”小汽车，陪同刚到美国的司徒慧敏参观影城；有时带着司徒慧敏去纽约郊外欣赏“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花园公路”。在结伴而行的旅途中，除了谈学习电影的心得，交流新技术在拍摄、洗印、剪辑中的应用，司徒慧敏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孙瑜把电影看成自己的生命。这句深含着渴望和期盼的话自然深深打动了他。况且他和司徒慧敏早在上海就彼此倾慕。司徒慧敏拍摄的《桃李劫》《风云儿女》，曾经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也在孙瑜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视他为知己。然而，孙瑜虽然知道司徒慧敏1932年就投身电影工作，但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之一，更不知道他这次远涉重洋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电影课程是受周恩来的派遣。临行前，周恩来对他说：“我们党很快要接管全国了，你要去美国好莱坞学习他们的电影技术，将来发展我们的电影。”
司徒慧敏也知道孙瑜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拍摄的一系列电影，都是歌颂了底层的劳动人民。过去，他俩是相互赏识的君子之交。这次在异国他乡的偶遇，因“酒逢知己”而到了可推心置腹的地步。司徒慧敏虽然己感到可掏心掏肺，但尚觉得还不宜单刀直入，便旧话重提：“孙瑜，你还记得我在香港拍过的《血溅宝山城》吗？”
“当然记得。你在这部片子里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抗日军队死守宝山城的事迹。表现了抗日将士不怕流血牺牲抵御日本鬼子的英雄气慨。”
见孙瑜一口气讲出了影片的主题思想，司徒慧敏好不高兴，于是加重语气说：“当时，有一个人对《血溅宝山城》的评价对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噢，是哪位？”
“那年我从香港到了重庆，见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实是司徒慧敏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位共产党的代表对我说：‘你和蔡楚生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这种很快写出来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艺术上很高很感人比较困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总结一下。”
孙瑜惊喜地说：“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周恩来，你们也认识？”
司徒慧敏思索着说：“初次見面，他就坦陈己见，我顿时感到这是一个有见地的人。不过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我们要有自己的电影事业’！”
孙瑜没有搭话，而是用力一踩油门，车子立刻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驰。
司徒慧敏惊问：“你干吗开得这样快？”他知道孙瑜开车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拿到了美国的驾驶执照。孙瑜在美国还教会了国画家张碧寒和黎莉莉开车。这个平时开车一向循规蹈矩的人，怎么把车速开到每小时50、60、70英里，甚至到了80英里？这可相当于时速130公里啊！ 汽车在慢慢降速。孙瑜大笑着说：“我多么希望中国的电影事业能由周恩来领导，那样，发展的速度，一定会像我现在开的车，一任驰骋翱翔！”
司徒慧敏明白了孙瑜以车速来抒发内心的激越之情，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孙瑜在美国还有一位知心朋友，那就是黎莉莉。
黎莉莉是孙瑜的好友，若追朔以往，其实也是孙瑜的学生。早在1932年，孙瑜看“明月社”的歌舞演出，一眼看出了黎莉莉的天赋。这个姑娘，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当时，因她在歌舞上的出色表现，与王人美、胡蝶被称为歌舞三杰。后经“明月社”当家人黎锦晖同意，孙瑜便起用年仅17岁的黎莉莉出演《火山情血》中的主角。其实早在黎莉莉11岁时，她父亲自编自导了一部叫《燕山侠隐》的影片，那时，黎莉莉用的还是原名钱榛榛，也被安排了一个儿童的角色。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他们钱家的家人几乎全部都参与进去了，她的父亲也在戏里客串了一个角色。
1927年，她父亲因在南京难以立足，全家移居上海。考虑到有可能还要到处漂泊，便忍痛把小榛榛送进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不久，她的父母突然不见踪影，钱榛榛虽居无定所，但已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深得黎锦晖喜爱。不久去南洋演出，钱榛榛因美貌而且舞艺出众一炮走红。后来歌舞团解散，钱榛榛因无家可归，黎锦晖便认作干女儿，带她在新加坡落户，按新加坡的法规，一家不能有两姓，黎锦晖就帮她改姓换名——黎明莉。回到上海，黎锦晖成立了“明月歌舞社”。一次去南京演出时，钱榛榛把“黎明莉”改成了“黎莉莉”。从此沿用了一生。
在《火山情血》拍摄后不到半年，孙瑜又约请黎莉莉和王人美合演《芭蕉葉上诗》。为了充分挖掘了黎莉莉的表演才能，往后又让她主演了《天明》，还邀她在《小玩意》中担纲角色。黎莉莉没有辜负孙瑜对她的栽培和期望，凭藉自己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跻身一线电影明星的行列。
后来孙瑜专为黎莉莉量身定制了几个剧本，如《体育皇后》和《大路》。在这两部影片中，黎莉莉以活泼、健康、富有时代性的形象征服了观众，从此她的名字无人不晓，被公认为典型的“甜姐”，《体育皇后》被称为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山之作。
1943年，黎莉莉的丈夫罗静予被“中国电影制片厂”派往美国担任驻美代表。黎莉莉偕同前往，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学习表演，到纽约学习语言和声乐，又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暑期班进修化装，还到好莱坞观摩实习。
孙瑜因罗静予之邀，于1945年8月14日二度抵达美国。罗静予和黎莉莉专程从华盛顿到纽约来接他。孙瑜是黎莉莉投身银海泛舟的引路人，黎莉莉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她除了陪同孙瑜参观各大电影公司，会见不少电影界的名人或引经据典介绍美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抑或探讨电影技术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的应用，有时还邀请郑伯璋、王世珍、黄宗霑与孙瑜聚会。
录音师郑伯璋、摄影师王世珍都是由罗静予指派来美国学习深造的同仁。至于黄宗霑，可不是非凡之辈。
身材不高，且瘦又弱，但精神饱满的黄宗霑七岁随父到美国，是美籍华人。他拍摄的《玫瑰梦》和《赫德》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被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评为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摄影师之一。
黎莉莉十分诧异，那天孙瑜和黄宗霑虽初次见面，却像老友重逢。孙瑜便讲出了其中的原委：“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写了《流民四千万》电影剧本，通过一家农民的艰苦斗争来歌颂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英勇伟业。我把英译剧本从重庆邮寄到好莱坞转交黄宗霑。他很快地回了一封长信，热烈地表示愿考虑自带摄影器材，来中国与我合作。后来因为没有获得重庆‘新闻局’的同意，合作未能实现。”
黄宗霑不胜感慨地说：“早有书信结交，相见恨晚。”
黎莉莉说：“虽然晚了6年，尽管相隔大洋两岸，缘分到了还是相遇了。高山流水觅知音，影城球场喜相逢。”
说完，他们相视而笑。
他们都是电影人，在影城寻寻觅觅可以理解，至于球场，是打篮球还是踢足球？非也！打高尔夫球是黄宗霑的业余爱好。所以黄宗霑常常带黎莉莉、孙瑜去挥杆击球。在占地几千米起伏草地的大高尔夫球场，黄宗霑像老师握笔写字一样，先叫他俩把高尔夫球放在小土堆上，再教站好位，作好侧立姿势……一开始，黎莉莉连着打了十几次都打了空杆，孙瑜仅仅试了两次，便把球打出了百米之外。黎莉莉不胜感慨地说：“孙导真是心灵手巧，一学就会。”她停了停似有所感，说：“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是孙导把我推上了银幕，还教我吟诵唐诗。宗霑大哥是世界闻名的摄影大师。他会制造各种滤色镜，还教我怎么运用滤色镜。现在又教我打高尔夫球。”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宗霑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黎莉莉问道：“听你的口气，满腹诗书，是孙导教你的？”
黎莉莉用肯定的语气说：“是的，在每次剧组拍片时，孙导经常给演员讲唐诗，他说《唐诗三百首》浓缩了整个唐诗的精华。在平时的交往中，也再三嘱我要背，要吟诵，还要我领悟每一诗的意境……还不时给大家讲解。”
黄宗霑爽朗地笑着说：“真是名师出高徒，怪不得你在‘中国唐诗讲习班’的讲课那么精彩，绘声绘色，妙语连珠。”
莉莉连声说：“老大哥，你过奖了，过奖了。我是走投无路，藉此维持生活。”
黄宗霑见孙瑜露出费解的样子，便解释道：“来美国学习电影的中国学生，莉莉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有一位美国老板找她拍戏，她一看是侮辱中国人的角色，一口拒绝。这个老板因下不了台便在背后使绊子，弄得莉莉失去了几个本已到手的角色。”
黎莉莉接过话头说：“不拍片子挣不到钱，光靠罗静予的工资怎么过日子。恰巧华侨学校正在招聘会教中国古诗的教师，我就滥竽充数，把你教过我的唐诗编成课本，走上讲台开讲我的学习心得：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和瑰宝。”
黄宗霑插话道：“孙导，你别听莉莉自贬自损。听说，她刚开课时拉她的夫君去监听，叮嘱罗静予若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罗静予听了两节课后对她刮目相看。问她怎么会熟读唐诗，而且造诣颇深？莉莉说，是孙导耳提面命让她懂得，一个搞艺术的人，一定要多读唐诗宋词；不但要知那首诗是谁写的，还要知道诗人对语言的提炼和运用，更要知道诗人的生活、思想、才华，以及时代背景。” 黎莉莉接过话头说：“每一次拍新戏的第一天，孙导一定会对整个剧组反复强调：拍电影，知识面越广越好。要把读书看得重如泰山。腹有诗书气自华。不读书，没有学问永远不会在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她由衷地说，“是孙导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黄宗霑凝神想了想问孙瑜：“不消说，你是莉莉电影艺术的引路人，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会走上拍电影这条路的？”
孙瑜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以说是受了周恩来的影响。”
黄宗霑问：“周恩来？……”
黎莉莉插话，“怎么会是周恩来！？他啊，是……是……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
黄宗霑若有所思地问：“政治家和艺术有什么关系？”
孙瑜情深意切地说：“有关系啊。我是1914年进了天津南开中学补习班。上学不久就听闻，在天津的中学生演讲比赛中，我校一年级一位学生获得了冠军，他叫周恩来。老校长张伯苓在全校大会上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后来在學校的大礼堂上演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圆钱》，这出话剧轰动了天津。其中演得最好的就是周恩来男扮女装那个角色，成了我倾心的偶像。一次在校园相遇，我冲着他说：‘你在《一圆钱》里演得真捧！’他笑着问我：‘你觉得《一圆钱》好在哪里？’我一古脑儿地说：‘好在反对旧家庭，反封建……你演得很自然，就像是真的。’我们就此攀谈起来。他问了我的姓名和班次，知道我喜爱文学、戏剧，迷上了电影，就告诉我，只要对国家有用，就要大胆学；先学好基础功课，再下苦功学下去，什么都会学好的。31年过去了，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充满魅力的声调和神情，在我为电影而奋进的道路上，就好像一片白雾中突出的奇峰，一直清晰地涌现在我的眼前。”
听完孙瑜的述说，黎莉莉陷入了沉思，半晌，若有所思地说：“孙导，你所说的周恩来，我也认识。”
孙瑜惊诧地说：“是吗！你也认识？”
黎莉莉肯定地点点头，说，“我1940年到了重庆，我拍的《塞上风云》也放映了。周伯伯还夸过我演得好。周伯伯曾在曾家岩50号，请我们一家吃饭。我奶奶、我哥哥钱江、嫂子史平、二哥钱一平、夫君罗静予，还有几个孩子，全家9口人都去了。大家落座后，周伯伯告诉我奶奶，钱壮飞牺牲了。奶奶和我们都哭了。这时候周伯伯朝着西南方向跪下，痛楚地说：‘我没有照顾好钱壮飞。’他还跪着转过身，对我奶奶说：‘今后我就是您儿子，妈妈。’奶奶赶紧把周伯伯扶了起来。”讲到这里黎莉莉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深情地补上一句，“周伯伯跪对着我奶奶的景象，雕镂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如画。”
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孙瑜怀着由衷的敬佩之情说：“黎黎，真没想到，我俩都认识周恩来。我与他南开一别已有26个年头。1940年我在重庆拍《长空万里》时，才知道他已崛起在政治舞台。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他增加了认识。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周恩来情思飘逸，人品超群，日后必定是一个卓异不凡的大人物！”
黎莉莉用肯定的语气说：“我奶奶说， 周恩来一定会成为‘着手成春，卓尔不群’的栋梁之材！”
黄宗霑说：“对周恩来这个人，虽不相识，在我们华侨中却常常有人提到他。记得他写的一首诗曾经在华人中广为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华文报纸还对这首诗作过评论：‘义愤出诗人，一诗震天下。’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诗人。金戈铁马将军剑，他啊，剑在手中握，听了你们两位述说，我看此人非等闲之辈。”
在大洋彼岸，三位电影人，尽情倾诉着不约而同的见解……
1947年9月19日，孙瑜与黎莉莉在旧金山岸边登上美国“总统号”邮轮，踏上回国的归途。
孙瑜第二次去美国是为了继续深造。但他未曾想到，在异国他乡，周恩来这个人，虽与他们远隔千山万水，却成了他们朋友之间心心相印的巨大凝聚力！
默片女神阮玲玉，在《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中扮演妓女燕燕和纯洁高贵的卖花女丽莲。她成功塑造了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而大放异彩。相继启用她的是导演孙瑜。
一代美人王人美，因在《野玫瑰》中健康活潑的形象而一举成名。此片是孙瑜为十七岁的少女王人美而拍的影片。
23岁的金焰 ，在1930年由孙瑜提携，让他和阮玲玉共同主演《野草闲花》。那时，影坛上涌现了不少小生，无外乎是才子加滑头的那种风流倜傥。经孙瑜调教，金焰所扮演的男主角，举手投足无不洋溢着白马王子的英俊、潇洒，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全新的感觉，被观众追捧为“电影皇帝”。
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金焰为“中国的附马”。
《乌鸦与麻雀》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两部经典之作，都出自大导演郑君里之手。提及他的出山，殊不知是金焰把他推荐给了孙瑜。孙瑜凭藉敏锐的眼光，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在《野玫瑰》中担纲广告画家小李。如果说王人美在《野玫瑰》中，饰演了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少女形象，并由此打开了广阔的星途，那么二十岁的郑君里则有幸第一次在银幕上担当主角而因此崭露头角。其后，孙瑜在《火山情血》中，让郑君里主演敢于反抗地主恶霸的青年农民。郑君里不负厚望，因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而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
《火的洗礼》和《长空万里》是孙瑜在抗日战争中编导的两部“抗战电影”。在《火的洗礼》这部影片中，孙瑜竟然打破了常规，以反派人物作为全剧的主人翁，而且还出人意料地从话剧界引进了一位银幕新人——张瑞芳。
女间谍方茵经过战争烈火的磨炼，弃恶从善，立功赎罪，为抗日战争做了好事。张瑞芳大胆地接受了这一难演的角色并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并大获成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孙瑜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瑞芳遵循‘抗战必胜’的主题，把女间谍方茵在抗日战火中逐渐地也是必然地觉醒过程，十分令人信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她在初上银幕时的精湛表演才华，预示她在未来半个世纪的中国影坛将作出一系列光辉贡献。”
由孙瑜一手捧红的明星不胜枚举。可以说群星灿烂，交相辉映。人们不禁要问，他物色演员时怎么能信手拈来，点石成金？
孙瑜自小就酷爱文艺，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清华大学前身）。3年后他翻译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养人的故事》。他还可以阅读法文的小说和写短文。在清华园毕业后以公费去美国留学，就读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选修了文学、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文和西班牙文。1925年夏天，他撰写的毕业论文《论英译李白诗歌》，被评为“荣誉学士论文”。校方告诉他，只需再读一年的研究生，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面对唾手可得的机会，孙瑜不为所动。他想，赴美留学是为了学习电影，不是来追求什么学位。于是一毕业，立刻奔赴纽约进入“纽约摄影学院”专攻商业摄影、人像摄影和电影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课。与此同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初级电影编剧”“高级电影编剧”等课，并钻研电影导演和分镜头技术。年终考试，成绩都得了“A”。在如此繁忙的研修过程中，他还挤出时间去比拉斯戈戏剧学院听课。
由此足见孙瑜为了从事电影事业，在知识积累上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短短几年间，以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电影，为中国人民吹响了前进的号角。然而，对于一个渴求不断进取的孙瑜来说，他并不满足已有成绩，1946年5月他再赴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深造。
在寻师访友的过程中，他幸会了当时在美国担任美国民间组织“东西文化协会”的董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王莹，他俩彼此慕名已久。
王莹于1936年在上海主演夏衍创作的《赛金花》，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的奇迹。1943年，王莹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以纯正流利的英文在白宫表演了话剧《元配》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坐着轮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携其妻子、子女等前来观看，副总统华莱士以及白宫高级官员、各国驻美国使节等也看了演出。这次演出的报幕员，是王莹的好友赛珍珠女士。王莹先用英语介绍了剧情，接着演出《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和其它民歌，当王莹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时，观众深受感染，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孙瑜对王莹由衷地说：“你可谓开风气之先，成了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王莹真诚地说：“能得到你的夸奖，我深感荣幸。”孙瑜说：“其实，你能获得这一殊荣并不奇怪。记得你主演的《酒后》《约翰曼利》《爱与死的角逐》，曾得到冯乃超、阿英、夏衍、阳翰笙的赏识，称赞你是中国戏剧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女星之英杰’。”
王莹连连摇着头说：“这不过是前辈对我的鞭策和激励。”
“看得出，你来美国后，妇唱夫随，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王莹说：“你过奖了。不过，谢和赓对我来说，是风，是力。1942年，国民政府派他来美国留学，我也随他前来，并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爱。”
“听说他满腹经论，文采斐然。”
“是的。能和他相依为命，这是我莫大的幸福。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我俩谈恋爱曾遭到重庆文化界的非议：王莹是‘中华女杰’，谢和赓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又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他俩怎么能配对成双？这些风言风语，还有不堪入耳的恶语相向愈传愈烈。周恩来闻讯后，对几位有影响的人物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你们要相信王莹，请大家不要说三道四’。当时，周恩来就是一位说话有分量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却用三言两语，为我们遮风挡雨。”
孙瑜深感意外，惊喜地说：“你真幸运。居然是周恩来促成你俩永结秦晋之好。不瞒你说，我在读中学时就受过他的影响。他鼓励我从事文艺工作的那段话我铭世不忘。如果能够再次见到他，那就是莫大的幸运。” 王莹听出他对周恩来充满着崇敬，便意味深长地说：“我想我们肯定会再次见到他。到那时，他一定会支持你拍更多的电影。”
“但愿如此。”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王莹这句话包含着一语双关的内涵。孙瑜哪里会知道王莹是1930年就入党的中共党员，被周恩来称之为“少年党员”。她和谢和赓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王莹和谢和赓的代号是“姑姑”和“八一”。他俩此次美国之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周恩来还特意交代说：“你们的组织关系，只有叶剑英同志、董老、颖超、克农、罗青长知道……因此你们到美国后，绝对不可暴露你们的党员身份。既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开展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工作。”
对周恩来的仰慕和崇拜，成了加深孙瑜和王莹友谊的纽带。在王莹的引见下，孙瑜结识了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还是在王莹的安排下，在庆祝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七十寿辰聚会上，他遇见了老舍、曹禺和老校长的弟弟张彭春博士。交谈中他们谈到了周恩来。曹禺说：“每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他总是叫我‘老同学’。其实我俩是南开中学先后不同学期的同学，也先后在同一个剧团演过戏。我俩因戏剧结缘。在重庆时，我是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每次促膝谈心，一谈就十几个小时。他呀，心存高远！”张伯苓老校长说：“周恩来16岁就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极积参加编新剧，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不仅如此，他还是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呀，年少志高，早晚会步月登云！”张彭春边击掌边高声说：“兄所言极是。读完《吾校新剧观》，我对这个学生刮目相看。小小年纪，从理论上将西方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他还论述了话剧的社会功效，强调了话剧是最通俗的对人民群众的最适合的教育形式。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出周恩来虽在读中学，却已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他抱负不凡，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张彭春博士曾经在美国系统学过欧美戏剧理论和编导。可以说，他是引入西方戏剧理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从美国一回到天津，就在周恩来所在的班级开讲现代西方文化和教育、莎氏乐府等课。南开中学的“新剧团”也是由他一手策划而成立的。周恩来在他的引导和教育下，得以写出著名的《吾校新剧观》那篇历史性文献。
在张伯苓和张彭春教育和培养下，天津南开中学为我国培养出曹禺、孙瑜、俞珊、金焰、孙浩然、鲁韧、黄宗江等一大批剧作家、表演和导演艺术家，还有舞台美术家。
大家握别后，孙瑜和王莹同路而行。王莹不无感叹地说，“刚才几位对周恩来的称赞，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周恩来这个人，他是共产党员。依我之见，共产党早晚会得天下！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尽管王莹用轻声细语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却像重锤敲在孙瑜的心上，而且震荡开来沁心入肺。一个在美国已经活跃在上层社会的知性女人的这番见解，引发了孙瑜的深思，并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一天，孙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与一位好友司徒慧敏不期而遇。他乡遇故知，两人喜出望往外，以后就常来常往。
有时，孙瑜还驾驶自买的“顺风牌”小汽车，陪同刚到美国的司徒慧敏参观影城；有时带着司徒慧敏去纽约郊外欣赏“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花园公路”。在结伴而行的旅途中，除了谈学习电影的心得，交流新技术在拍摄、洗印、剪辑中的应用，司徒慧敏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孙瑜把电影看成自己的生命。这句深含着渴望和期盼的话自然深深打动了他。况且他和司徒慧敏早在上海就彼此倾慕。司徒慧敏拍摄的《桃李劫》《风云儿女》，曾经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也在孙瑜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视他为知己。然而，孙瑜虽然知道司徒慧敏1932年就投身电影工作，但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之一，更不知道他这次远涉重洋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电影课程是受周恩来的派遣。临行前，周恩来对他说：“我们党很快要接管全国了，你要去美国好莱坞学习他们的电影技术，将来发展我们的电影。”
司徒慧敏也知道孙瑜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拍摄的一系列电影，都是歌颂了底层的劳动人民。过去，他俩是相互赏识的君子之交。这次在异国他乡的偶遇，因“酒逢知己”而到了可推心置腹的地步。司徒慧敏虽然己感到可掏心掏肺，但尚觉得还不宜单刀直入，便旧话重提：“孙瑜，你还记得我在香港拍过的《血溅宝山城》吗？”
“当然记得。你在这部片子里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抗日军队死守宝山城的事迹。表现了抗日将士不怕流血牺牲抵御日本鬼子的英雄气慨。”
见孙瑜一口气讲出了影片的主题思想，司徒慧敏好不高兴，于是加重语气说：“当时，有一个人对《血溅宝山城》的评价对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噢，是哪位？”
“那年我从香港到了重庆，见到了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实是司徒慧敏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位共产党的代表对我说：‘你和蔡楚生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这种很快写出来的急就章，要求它在艺术上很高很感人比较困难。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总结一下。”
孙瑜惊喜地说：“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周恩来，你们也认识？”
司徒慧敏思索着说：“初次見面，他就坦陈己见，我顿时感到这是一个有见地的人。不过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我们要有自己的电影事业’！”
孙瑜没有搭话，而是用力一踩油门，车子立刻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驰。
司徒慧敏惊问：“你干吗开得这样快？”他知道孙瑜开车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拿到了美国的驾驶执照。孙瑜在美国还教会了国画家张碧寒和黎莉莉开车。这个平时开车一向循规蹈矩的人，怎么把车速开到每小时50、60、70英里，甚至到了80英里？这可相当于时速130公里啊！ 汽车在慢慢降速。孙瑜大笑着说：“我多么希望中国的电影事业能由周恩来领导，那样，发展的速度，一定会像我现在开的车，一任驰骋翱翔！”
司徒慧敏明白了孙瑜以车速来抒发内心的激越之情，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孙瑜在美国还有一位知心朋友，那就是黎莉莉。
黎莉莉是孙瑜的好友，若追朔以往，其实也是孙瑜的学生。早在1932年，孙瑜看“明月社”的歌舞演出，一眼看出了黎莉莉的天赋。这个姑娘，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当时，因她在歌舞上的出色表现，与王人美、胡蝶被称为歌舞三杰。后经“明月社”当家人黎锦晖同意，孙瑜便起用年仅17岁的黎莉莉出演《火山情血》中的主角。其实早在黎莉莉11岁时，她父亲自编自导了一部叫《燕山侠隐》的影片，那时，黎莉莉用的还是原名钱榛榛，也被安排了一个儿童的角色。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他们钱家的家人几乎全部都参与进去了，她的父亲也在戏里客串了一个角色。
1927年，她父亲因在南京难以立足，全家移居上海。考虑到有可能还要到处漂泊，便忍痛把小榛榛送进黎锦晖主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不久，她的父母突然不见踪影，钱榛榛虽居无定所，但已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深得黎锦晖喜爱。不久去南洋演出，钱榛榛因美貌而且舞艺出众一炮走红。后来歌舞团解散，钱榛榛因无家可归，黎锦晖便认作干女儿，带她在新加坡落户，按新加坡的法规，一家不能有两姓，黎锦晖就帮她改姓换名——黎明莉。回到上海，黎锦晖成立了“明月歌舞社”。一次去南京演出时，钱榛榛把“黎明莉”改成了“黎莉莉”。从此沿用了一生。
在《火山情血》拍摄后不到半年，孙瑜又约请黎莉莉和王人美合演《芭蕉葉上诗》。为了充分挖掘了黎莉莉的表演才能，往后又让她主演了《天明》，还邀她在《小玩意》中担纲角色。黎莉莉没有辜负孙瑜对她的栽培和期望，凭藉自己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跻身一线电影明星的行列。
后来孙瑜专为黎莉莉量身定制了几个剧本，如《体育皇后》和《大路》。在这两部影片中，黎莉莉以活泼、健康、富有时代性的形象征服了观众，从此她的名字无人不晓，被公认为典型的“甜姐”，《体育皇后》被称为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山之作。
1943年，黎莉莉的丈夫罗静予被“中国电影制片厂”派往美国担任驻美代表。黎莉莉偕同前往，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学习表演，到纽约学习语言和声乐，又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暑期班进修化装，还到好莱坞观摩实习。
孙瑜因罗静予之邀，于1945年8月14日二度抵达美国。罗静予和黎莉莉专程从华盛顿到纽约来接他。孙瑜是黎莉莉投身银海泛舟的引路人，黎莉莉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她除了陪同孙瑜参观各大电影公司，会见不少电影界的名人或引经据典介绍美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抑或探讨电影技术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的应用，有时还邀请郑伯璋、王世珍、黄宗霑与孙瑜聚会。
录音师郑伯璋、摄影师王世珍都是由罗静予指派来美国学习深造的同仁。至于黄宗霑，可不是非凡之辈。
身材不高，且瘦又弱，但精神饱满的黄宗霑七岁随父到美国，是美籍华人。他拍摄的《玫瑰梦》和《赫德》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被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评为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摄影师之一。
黎莉莉十分诧异，那天孙瑜和黄宗霑虽初次见面，却像老友重逢。孙瑜便讲出了其中的原委：“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写了《流民四千万》电影剧本，通过一家农民的艰苦斗争来歌颂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英勇伟业。我把英译剧本从重庆邮寄到好莱坞转交黄宗霑。他很快地回了一封长信，热烈地表示愿考虑自带摄影器材，来中国与我合作。后来因为没有获得重庆‘新闻局’的同意，合作未能实现。”
黄宗霑不胜感慨地说：“早有书信结交，相见恨晚。”
黎莉莉说：“虽然晚了6年，尽管相隔大洋两岸，缘分到了还是相遇了。高山流水觅知音，影城球场喜相逢。”
说完，他们相视而笑。
他们都是电影人，在影城寻寻觅觅可以理解，至于球场，是打篮球还是踢足球？非也！打高尔夫球是黄宗霑的业余爱好。所以黄宗霑常常带黎莉莉、孙瑜去挥杆击球。在占地几千米起伏草地的大高尔夫球场，黄宗霑像老师握笔写字一样，先叫他俩把高尔夫球放在小土堆上，再教站好位，作好侧立姿势……一开始，黎莉莉连着打了十几次都打了空杆，孙瑜仅仅试了两次，便把球打出了百米之外。黎莉莉不胜感慨地说：“孙导真是心灵手巧，一学就会。”她停了停似有所感，说：“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是孙导把我推上了银幕，还教我吟诵唐诗。宗霑大哥是世界闻名的摄影大师。他会制造各种滤色镜，还教我怎么运用滤色镜。现在又教我打高尔夫球。”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宗霑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黎莉莉问道：“听你的口气，满腹诗书，是孙导教你的？”
黎莉莉用肯定的语气说：“是的，在每次剧组拍片时，孙导经常给演员讲唐诗，他说《唐诗三百首》浓缩了整个唐诗的精华。在平时的交往中，也再三嘱我要背，要吟诵，还要我领悟每一诗的意境……还不时给大家讲解。”
黄宗霑爽朗地笑着说：“真是名师出高徒，怪不得你在‘中国唐诗讲习班’的讲课那么精彩，绘声绘色，妙语连珠。”
莉莉连声说：“老大哥，你过奖了，过奖了。我是走投无路，藉此维持生活。”
黄宗霑见孙瑜露出费解的样子，便解释道：“来美国学习电影的中国学生，莉莉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有一位美国老板找她拍戏，她一看是侮辱中国人的角色，一口拒绝。这个老板因下不了台便在背后使绊子，弄得莉莉失去了几个本已到手的角色。”
黎莉莉接过话头说：“不拍片子挣不到钱，光靠罗静予的工资怎么过日子。恰巧华侨学校正在招聘会教中国古诗的教师，我就滥竽充数，把你教过我的唐诗编成课本，走上讲台开讲我的学习心得：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和瑰宝。”
黄宗霑插话道：“孙导，你别听莉莉自贬自损。听说，她刚开课时拉她的夫君去监听，叮嘱罗静予若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罗静予听了两节课后对她刮目相看。问她怎么会熟读唐诗，而且造诣颇深？莉莉说，是孙导耳提面命让她懂得，一个搞艺术的人，一定要多读唐诗宋词；不但要知那首诗是谁写的，还要知道诗人对语言的提炼和运用，更要知道诗人的生活、思想、才华，以及时代背景。” 黎莉莉接过话头说：“每一次拍新戏的第一天，孙导一定会对整个剧组反复强调：拍电影，知识面越广越好。要把读书看得重如泰山。腹有诗书气自华。不读书，没有学问永远不会在艺术上有什么成就。”她由衷地说，“是孙导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黄宗霑凝神想了想问孙瑜：“不消说，你是莉莉电影艺术的引路人，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会走上拍电影这条路的？”
孙瑜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以说是受了周恩来的影响。”
黄宗霑问：“周恩来？……”
黎莉莉插话，“怎么会是周恩来！？他啊，是……是……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
黄宗霑若有所思地问：“政治家和艺术有什么关系？”
孙瑜情深意切地说：“有关系啊。我是1914年进了天津南开中学补习班。上学不久就听闻，在天津的中学生演讲比赛中，我校一年级一位学生获得了冠军，他叫周恩来。老校长张伯苓在全校大会上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后来在學校的大礼堂上演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圆钱》，这出话剧轰动了天津。其中演得最好的就是周恩来男扮女装那个角色，成了我倾心的偶像。一次在校园相遇，我冲着他说：‘你在《一圆钱》里演得真捧！’他笑着问我：‘你觉得《一圆钱》好在哪里？’我一古脑儿地说：‘好在反对旧家庭，反封建……你演得很自然，就像是真的。’我们就此攀谈起来。他问了我的姓名和班次，知道我喜爱文学、戏剧，迷上了电影，就告诉我，只要对国家有用，就要大胆学；先学好基础功课，再下苦功学下去，什么都会学好的。31年过去了，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充满魅力的声调和神情，在我为电影而奋进的道路上，就好像一片白雾中突出的奇峰，一直清晰地涌现在我的眼前。”
听完孙瑜的述说，黎莉莉陷入了沉思，半晌，若有所思地说：“孙导，你所说的周恩来，我也认识。”
孙瑜惊诧地说：“是吗！你也认识？”
黎莉莉肯定地点点头，说，“我1940年到了重庆，我拍的《塞上风云》也放映了。周伯伯还夸过我演得好。周伯伯曾在曾家岩50号，请我们一家吃饭。我奶奶、我哥哥钱江、嫂子史平、二哥钱一平、夫君罗静予，还有几个孩子，全家9口人都去了。大家落座后，周伯伯告诉我奶奶，钱壮飞牺牲了。奶奶和我们都哭了。这时候周伯伯朝着西南方向跪下，痛楚地说：‘我没有照顾好钱壮飞。’他还跪着转过身，对我奶奶说：‘今后我就是您儿子，妈妈。’奶奶赶紧把周伯伯扶了起来。”讲到这里黎莉莉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深情地补上一句，“周伯伯跪对着我奶奶的景象，雕镂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如画。”
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孙瑜怀着由衷的敬佩之情说：“黎黎，真没想到，我俩都认识周恩来。我与他南开一别已有26个年头。1940年我在重庆拍《长空万里》时，才知道他已崛起在政治舞台。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他增加了认识。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周恩来情思飘逸，人品超群，日后必定是一个卓异不凡的大人物！”
黎莉莉用肯定的语气说：“我奶奶说， 周恩来一定会成为‘着手成春，卓尔不群’的栋梁之材！”
黄宗霑说：“对周恩来这个人，虽不相识，在我们华侨中却常常有人提到他。记得他写的一首诗曾经在华人中广为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华文报纸还对这首诗作过评论：‘义愤出诗人，一诗震天下。’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诗人。金戈铁马将军剑，他啊，剑在手中握，听了你们两位述说，我看此人非等闲之辈。”
在大洋彼岸，三位电影人，尽情倾诉着不约而同的见解……
1947年9月19日，孙瑜与黎莉莉在旧金山岸边登上美国“总统号”邮轮，踏上回国的归途。
孙瑜第二次去美国是为了继续深造。但他未曾想到，在异国他乡，周恩来这个人，虽与他们远隔千山万水，却成了他们朋友之间心心相印的巨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