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此时，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追随在孙中山左右
　　
　　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孙中山不再兜圈子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对孙中山思想的能动作用与影响，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
　　“他说得很谨慎，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以免他的追随者闹分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他常常告诫我说：‘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兜圈子——不能径直冲向目标’。”
　　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泼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孙中山后来制订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可是他不再“兜圈子”，而“径直冲向目标”了。
　　
　　熬不过时请把我枪毙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護。
　　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摘自《羊城晚报》20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