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因他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获的成功而誉满天下。许多朋友在文章中写到了自己与路遥的交往，或者对路遥的关怀、支持和影响。但是，在路遥的生命里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鲜为人知。这个人叫申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先后担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县委书记。可以说，如果没有申这个有胆略、有远见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申昜敢于尊重事实、真心惜才爱人的高风亮节，路遥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许不会发生，他的人生履历将会是别样的内容！
　　1968年，延川县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18岁的路遥竟担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延川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不经意所获得的东西，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悄然消失。老实巴结的王玉德老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县长”的老子。路遥的这个职务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就“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引起激烈的争论。
　　王卫国涉嫌命案，发生在一次大型的武斗之中。
　　1968年3月17日，延川县“四野”（红色第四野战军，路遥是领导）和“司令部”两派200余名武斗人员，在贺家湾公社五华里开阔的山塬上，遭遇了激烈的枪战。司令部一派损失惨重，包括“作战部”部长白振基在内，死亡四人，重伤两人。
　　应该说：这是一幕历史的悲剧！
　　白振基是位老红军战士、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曾两次在战场负伤，在建国后的地方工作中，他又做了许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的死，在延川县的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引起如何巨大的义愤，可想而知……
　　此刻，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申昜同志，面色冷峻，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公检法军事管制组领导同志“关于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的案情汇报和与会同志激烈的争论。
　　白家塬“武斗”的枪声在天黑时才停止。夜幕中，双方武装力量撤离战场。身受重伤的白振基和他的警卫员井某两人留在山上。前半夜，两人躺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离开白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无力爬行，就地躺下。此时，再喊白，已无回音。第二天早晨，“四野”武斗队清理战场时，由王卫国等人将白振基推进山水冲开的“天窖”，并向天窖又开两枪……
　　有人认为：3月18日的早晨，白振基的死与活着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后半夜”他的警卫员井某独自向前爬二三十米，喊白已无回音。由他证明白还活着，不能认可。
　　有人认为：白振基即便已死，将尸体推进天窖，属破坏尸体，应以法逮捕王卫国！
　　两种意见，互不妥协。
　　其实，坐在军代表、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身边的申昜同志，也是刚刚走出造反派的“牛棚”，来延川县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对这个县文化革命的情况却非常了解。
　　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倾听核心小组会上的激烈争论，申昜同志的眼睛湿润了：他为白振基这样有着光荣历史的老党员、老干部的不幸而痛心和悲哀，也对王卫国这样仅有十八岁的青春年华的人表现出本能的珍惜和关爱。
　　我想，现在的许多读者，恐怕很难理解申昜同志此时此刻的情感世界正处于如何剧烈的矛盾之中！
　　一个人的死亡，是生者的不幸。
　　面对白振基同志的遗物、遗像，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会有怎样的感慨和企盼呢？
　　申昜同志从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关于白振基死亡案件”的案情报告和与会同志的争辩中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沉默多时的他，终于讲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语气平静地说：这个案件，有两个关键。首先，3月18日早晨白振基已经死亡还是活着？白振基的警卫员井某证明：前半夜他俩躺在一起，还能拉话，后半夜，井某独立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喊白振基已无回音。而就他一个人执意证明白振基还活着，很难认可。
　　井凤龙作为白振基的警卫员，为什么要在后半夜撂下白振基，独自一个人向前爬行二三十米？说白振基此时已经死亡，一个年轻人不敢和死人躺在一起，这仅是推测，也不足为证。
　　这天早晨，“四野”武斗队清理战场，由王卫国等人将白振基推进天窖，这是本案的第二个关键。
　　客观地说，“文革”发展到“武斗”阶段，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武斗中的“决策”位置，学生们已经不是武斗的主力。武斗队伍行军是很长一串子，不可能一齐到达白振基跟前。是谁最先发现白振基的？是谁动手将白振基推进天窖？是谁向天窖开了两枪？验尸时有无枪伤？此案的两个关键问题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就可以逮捕王卫国呢？建议专案组重新调查。
　　申昜曾对我说过，“当时的军代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军人，他和我在工作中的配合都非常默契。”
　　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根据申昜同志的建议，对“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案”做出了重新复查的决定。
　　这是1970年2月，背山上还残存着冬天的冰雪，阳坡上的春草已破土而生！
　　后来调查的结果是：白振基在3月18日早晨已经死亡，将白振基尸体推进天窖也与王卫国无关，此案了结。终于，免除王卫国的这一场冤狱之灾！
　　应该说，那时候的申昜并不知道那个“王卫国”，会成为以后的“路遥”，更想不到他会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
　　1970年，路遥“涉嫌武斗中致死命案”虽然了结，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却不存在了，像在自己的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从县城回到了那个名叫“郭家沟”的小山村。
　　路遥在“仕途”的失落，唤醒了他潜藏心底的“作家梦”。
　　最初看到路遥的习作多是一些“顺口溜”。但是，他非常勤奋，颇有灵气。虽然回了农村，但隔三差五会进城来找我看他的新作。为了给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我以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他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在搞通讯报导的同时，我和白军民、王荆竹、曹伯植等同志一起组建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
　　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下乡采访，一起研究稿件，举办“诗歌朗诵”和文艺晚会。当时路遥的创作成果，使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了他非同寻常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才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路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认识、艺术素养和生活积累诸多方面的准备严重不足，他渴望自己能去一所理想的大学里去深造！
　　1973年，全国的许多大学开始招生，路遥喜出望外。可是，就在他正为自己的愿望将要实现之际，又有一瓢凉水泼在了他的头上。尽管延川县革委会向陕西师范大学首推路遥，但因他曾是“黑四野”而被拒绝录用。后经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向延安大学力荐路遥，才终于实现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1992年，也就是路遥病逝的那年四月，路遥和我在西安整整拉了三个通霄。那是我和路遥交往以来交谈时间最长、交谈内容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敞开肺腑的倾诉。几乎将他四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作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第一天晚上，在省作协路遥的办公室里，另外的两个晚上，他让航宇在“雍村饭店”登记了一个标准间。
　　在那次漫长的交谈中，路遥给我讲述了许多位曾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帮助的好领导、好朋友，本文所讲的申昜，就是其中的一位。
　　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昜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再过九天，就是作家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祭日，我撰写此文，以示对路遥的怀念，对申昜同志和所有支持路遥，关心路遥的朋友们的衷心的感谢！
　　2007年11月8日于延安凤凰山麓
　　（曹谷溪：原《延安文学》主编，现路遥研究会副会长）
　　摘自陕西人民出版社《路遥再解读》（因篇幅有限，有删节特向作者致歉！）
　　（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