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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时，楚王得到欧冶子、干将精铸的三把宝剑，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均锋利无比。楚王引剑麾兵，打败了晋郑王，于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耶？”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个故事出自《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中所谓“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可以理解，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从轩辕时代到商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往来征战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真实形态，兵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近现代考古发掘了大量的斧、铲、刀、凿等“玉兵”，于是有考古学者依据《越绝书》中风胡子所谓“以玉为兵”的说法，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玉兵时代”。
其实仔细分析风胡子的话也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实意指的是工具。《说文》：“兵，械也”，就是器具，它首先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工具，当然亦可以是进行征战的“兵器”。也许有玉兵器曾经在战场上被实际使用过，不过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情况就会改变，因为“玉兵”这种稀罕的天地精物既非常不易觅得，又非常不易制作，一旦打打杀杀如此消费也太过奢侈了。由于玉兵既有玉之缜密、温润、精光内蕴的优良品质，又有杀伐、威严、通天祀神的力量象征，于是“玉兵”继续制作，只不过摇身一变，从玉兵器转升为玉礼器，以彰显统治者之权威与圣德，自新石器时代发展到商周，风光无限。
兽面纹玉斧（图1），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8.7厘米，扁平似梯形，横截面中间较厚，上部窄薄如柄，柄下沿正中钻一穿孔。器中部饰兽面纹，两只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大眼，卷云纹鼻翼凸起，鼻翼两侧饰胡须。器下部减薄，上横沿显示阔嘴，嘴下左右两边各刻画出巨型獠牙，玉斧最下端磨出弧形斧刃。此器纹饰主要以双阴线及单阴线琢成，并增加了减地浮雕，阴阳错落，刚柔相济，代表了商晚期玉器纹饰的工艺特征。玉斧上部收缩窄薄，使中部兽面纹相对宽大、丰厚，耸耳圆眼，阔嘴长牙，愈发显得威风凛凛。
林《说王》有“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一部分也许就隐藏在新石器时代玉斧的背后”。
甲骨文“兵”字形象为双手持斧，众“玉兵”多是从玉斧演化而来。自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玉斧逐渐由椭圆窄厚型分化出扁平加穿孔型，往后再进一步分化出扁薄、窄长和“风”字型，最终完成脱离实用工具的变化，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杖”及“仪仗之器”。“玉质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尤具象征意义。配套组合的玉质仪仗，在庄严的仪礼或圣穆的祭祀活动中，尽显王族和权贵的尊严，也深刻寄托了获取战争胜利和驱邪镇魔的祈望”（李健民《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
玉兵器中最重要的是玉钺，它标志了王权的诞生，而钺的礼仪化则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钺作为兵器，形制似斧，《说文》解释：“大者称钺，小者称斧。” 又说“，大斧也”。钺之形状，较之斧更为宽大扁平。《诗·大雅·公刘》：“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毛传：“戚，斧也；扬，钺也。”对于这种斧类器具，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于斧，称戚，大于斧，为钺。古钺字的写法，“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图2、图3）（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尚书·牧誓》记武王伐纣，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用青铜仿制玉斧作钺，这是象征军事权力之钺，并以玄黄二色配享天地神威。
兽面纹玉钺（图4），长23厘米，扁平长方形。器身靠近上端钻一穿孔，最下端打磨成圆弧刃，其余三边琢出突棱。器身上部为兽面纹，弯角耸立，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眼，长直鼻，带胡须。器下部两边各琢左右上肢，肢端刻四爪，中间作蝉纹。整体纹饰主要以西周典型的勾撤技法刻画，配以西周特色逗号式卷云纹，布局工整，左右对称，体量硕大，线条刚劲有力，气势庄重威严，且带有商代玉器纹饰之遗风。
玉戚（图5），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长19.9厘米，扁平近似椭圆形。器上部琢两条双阴挤阳横直线，属商晚期玉器纹饰技法。横直线上钻两个小穿孔，中部为一大圆孔。玉戚左右两边各磨出戚齿五枚，中间戚齿顶部琢出横细阴线，以此为界，两边戚齿对称分布。器下端磨出大型圆弧刃，精工细作，宽阔威武。
玉质有孔钺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时期，宽大扁平，仅在高等级大墓中有出土，通常一墓一器。玉戚是对玉斧钺的改造，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出现由玉璧改造成的玉戚，至殷墟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这时的玉斧、玉钺、玉戚已经不是实用的劳动工具或兵器，它们的功能是捆绑在装有冠和镦的长柄之上，作为“统摄三军”的权力象征，或重要典礼活动中的仪仗玉礼器。如图6是一套良渚文化玉钺杖，柄上端装玉冠，下端装玉镦，玉钺表面浅浮雕良渚文化著名的神人兽面纹及鸟纹。
“以钺为代表的兵器确实是通过玉化的途径完成了王权的符号化，以玉为代表的玉兵可能指示了一个时代的变换过程，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王仁湘《玉兵之——兼说玉兵与“玉兵时代”》）。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其中主要用于宫廷重大祭祀、庆典、礼仪的“六舞”是周代“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六舞”又称“六代舞”，代表六个朝代，即黄帝《云门》、尧帝《大章》、舜帝《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和表现武王克商之丰功伟绩的《大武》。前四舞属于文舞，《大》、《大武》是武舞，所谓“以文德得天下的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的作武舞”。《礼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五经通义》：“王者之乐，有先后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乐，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当尚德行仁，以断斩也。”可见周代的“礼乐教化”，同样借助“玉兵器”来壮其神武仁德，威服天下。 “周因于殷礼”，礼乐制度属上层建筑，需要依托礼器和礼仪建筑。系统礼制的产生，成套礼器的存在，都是权势的象征，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如果说玉圭代表了至高等级的政治权力和文德礼仪，那么，“持玉戚，舞《大武》”，则张扬着杀伐威严的气势和尚德行仁的精神，并成为历代封建帝王乐舞文化之渊源，发展到后来皇家旗帜和帝王袍服上亦配饰了斧钺的纹样，斧钺也从军事权力的象征演变为皇权的象征。
凤纹玉刀（图7），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长25.2厘米，扁平长条形。凹背曲刃，刀尖上翘，刀脊琢出八组扉棱，刀柄窄短。刀身琢有弧形阴线框，框内饰六只凤鸟纹。凤纹圆形眼，鹰钩喙，单阴线爪，双阴线翅，琢磨精细，优美典雅。其纹饰采用双阴线和直角转折的表现手法，属于商晚期玉雕的工艺特点。
龙纹玉刀（图8），长37.2厘米，扁平长条形。此玉刀形体硕大，刀背稍凹，长弧曲刃，刀尖上翘，刀脊雕刻出十一组齿状扉棱，刀柄窄而短小，柄端部呈圆弧状，刀身靠近刀柄处钻一穿孔。刀身以勾撤手法琢刻出脸面朝向刀柄的龙纹，龙眼“臣”字形，眼角线延长有勾，龙鼻上卷，龙嘴开张，龙角后倾。龙首后面衔接以长条形的龙身，并以阴刻线饰满菱形纹。龙脊之上饰一排具有西周特色的逗号式卷云纹及“‖”形纹。此龙纹玉刀背厚刃薄，刀身龙纹和脊齿琢刻精致，升天巨龙乘云而起，一派威武、雄健、庄严、神圣。
人纹玉戈（图9），山西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长36.2厘米，扁平长条形。玉戈修长，顶部出尖，呈三角形。援部上窄下宽，两边薄刃，援与内相接之处起尖棱。戈内偏上处有一穿孔，左右两边琢六组扉棱。雕刻精美的人纹从内部延伸至援下部，人纹“臣”字形眼，长眉大耳，圆鼻细嘴，卷曲长胡子，头顶厚冠，身躯端坐，屈臂利指，兽腿鹰爪。人纹主要采用双阴挤阳勾撤手法琢刻纹饰，多处饰“儿”形纹和逗号式卷云纹，卷云纹端头面积较小，长弧形曲线婉转飘逸，呈现出西周早期玉器纹饰的特征。
“夏商周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玉兵的繁荣时期，夏代和商代玉兵尤以玉戈、玉刀形体较大。西周玉兵种类和数量虽然较多，但除部分直内直援无胡戈被当作礼仪中的瑞圭使用外，大部分玉兵都小型化”（刘云辉《东周—汉代玉兵述评》）。1974年在武汉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李家嘴3号墓出土的大玉戈，通长甚至达到94厘米，成为中国古代的“玉戈之王”。
根据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对3832座周代典型墓葬的统计，其中第一等级墓出土长度在2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圭或玉戈24件，第二等级墓出土8件，第三等级墓出土3件。这类玉圭或玉戈器体硕大，质地优良，制作精致，无疑就是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瑞圭。“当一件形状为‘戈’的瑞玉完成后，为区别于其日常用器以示珍重，故被赋予新名而称为‘圭’。”夏鼐也认为，“玉圭……实际上是武器类的戈，仅柄部不明显区分”。在周代墓葬中，大玉戈或大玉圭以墓主胸腹部最为常见，基本上是一墓一件，而且主要作为第一等级墓男性贵族的身份标志物，这也符合周代的命圭制度，所以大型的玉圭和玉戈是真正意义上的瑞玉。
周代最高等级的玉礼器称为瑞玉，而瑞玉仅有两类，这就是圭与璧。《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由此而知，这些数量有限的大型玉刀、玉戈由“玉兵”升堂入室而晋瑞圭，以标识王侯贵族的身份地位，并与其生死相依成为最重要最尊贵的玉礼器。
西周玉戈（图10），长25.7厘米，扁平长条形。援身略有弧度，援中起脊，前锋出尖，边刃锐利。援近栏处琢有五联细阴线菱形纹，援边刃下角各琢平行细阴线纹并出棱。内琢平行细阴线五道，间有六条平行减地宽阴线，内上部有一穿孔。玉戈体量较大，形制规整，精雕细刻，抛光甚好。
在众多玉兵器中玉戈独具魅力，一般玉戈的纹饰和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玄关之处就在援身，没有一马平川的生硬直线和平面，而是处处显示出漂亮优美的弧度。以当时的条件去做，必然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切磋琢磨，而且全靠目测和手感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弧面一点点地找出来，琢磨成型。假如我们上手抚摸玉戈，定会感觉其抛光精细，柔滑润泽，起伏舒缓，方知其美非比寻常。
比较典型的玉戈最早出土于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中，商早期多见，到殷墟、西周达到鼎盛。例如：四川广汉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玉戈39件；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矛、玉戚、玉钺、玉刀等仪仗用玉共62件，其中玉戈47件；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戈68件。
夏、商、周玉戈的主流为“长条形援、直内、无胡”，多数通长20～30厘米左右。有意思的是，最早的青铜戈也是出土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中，而且亦显示“长条形援、直内、无胡”，其基本形制与主流玉戈趋同。只不过青铜戈主要用于实战，而玉戈“最初功能是兵器，很快就进入玉礼器、玉仪仗器系统，与兵器类中的玉牙璋、玉刀、玉钺、玉戚、玉斧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成了由兵入礼的自身华丽嬗变，继续在礼制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等级贵族随葬玉器中成为彰显身份不可或缺的礼器，通常和玉璧在一起共出，甚至具有祭祀的功用，并且，分化出小型玉戈，成为组佩中构件和装饰用品”（吉琨璋《由兵入礼的华丽嬗变—先秦玉戈演变考察》）。
玉戈曾长期与青铜戈相伴，“金玉共振”走过夏、商和西周。当有胡青铜戈出现，且于春秋战国时期趋向全盛的时候，玉戈则迅速地没落了，这大概跟东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群雄逐鹿不无关系吧。
至于“玉兵”作为祭祀礼器，还可以参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情况。在这两个遗址发掘的商周时期的戈、璋、钺、刀、矛、剑等玉兵器（图11），主要出土于祭祀活动场所，其选料讲究，加工精细，制作精美，基本不见使用痕迹，且与其他祭祀物品一起埋藏，显露出作为祭祀礼仪用器之特性（王方《古蜀国出土玉兵器及其意义》）。
（责编：禹默）
这个故事出自《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中所谓“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大体上反映了今天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可以理解，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从轩辕时代到商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往来征战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真实形态，兵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近现代考古发掘了大量的斧、铲、刀、凿等“玉兵”，于是有考古学者依据《越绝书》中风胡子所谓“以玉为兵”的说法，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玉兵时代”。
其实仔细分析风胡子的话也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石兵、玉兵、铜兵、铁兵”，实意指的是工具。《说文》：“兵，械也”，就是器具，它首先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工具，当然亦可以是进行征战的“兵器”。也许有玉兵器曾经在战场上被实际使用过，不过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情况就会改变，因为“玉兵”这种稀罕的天地精物既非常不易觅得，又非常不易制作，一旦打打杀杀如此消费也太过奢侈了。由于玉兵既有玉之缜密、温润、精光内蕴的优良品质，又有杀伐、威严、通天祀神的力量象征，于是“玉兵”继续制作，只不过摇身一变，从玉兵器转升为玉礼器，以彰显统治者之权威与圣德，自新石器时代发展到商周，风光无限。
兽面纹玉斧（图1），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8.7厘米，扁平似梯形，横截面中间较厚，上部窄薄如柄，柄下沿正中钻一穿孔。器中部饰兽面纹，两只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大眼，卷云纹鼻翼凸起，鼻翼两侧饰胡须。器下部减薄，上横沿显示阔嘴，嘴下左右两边各刻画出巨型獠牙，玉斧最下端磨出弧形斧刃。此器纹饰主要以双阴线及单阴线琢成，并增加了减地浮雕，阴阳错落，刚柔相济，代表了商晚期玉器纹饰的工艺特征。玉斧上部收缩窄薄，使中部兽面纹相对宽大、丰厚，耸耳圆眼，阔嘴长牙，愈发显得威风凛凛。
林《说王》有“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一部分也许就隐藏在新石器时代玉斧的背后”。
甲骨文“兵”字形象为双手持斧，众“玉兵”多是从玉斧演化而来。自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玉斧逐渐由椭圆窄厚型分化出扁平加穿孔型，往后再进一步分化出扁薄、窄长和“风”字型，最终完成脱离实用工具的变化，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杖”及“仪仗之器”。“玉质仪仗用具借助玉石贯通天地的灵性，被赋予神威，尤具象征意义。配套组合的玉质仪仗，在庄严的仪礼或圣穆的祭祀活动中，尽显王族和权贵的尊严，也深刻寄托了获取战争胜利和驱邪镇魔的祈望”（李健民《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
玉兵器中最重要的是玉钺，它标志了王权的诞生，而钺的礼仪化则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钺作为兵器，形制似斧，《说文》解释：“大者称钺，小者称斧。” 又说“，大斧也”。钺之形状，较之斧更为宽大扁平。《诗·大雅·公刘》：“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毛传：“戚，斧也；扬，钺也。”对于这种斧类器具，还有一种说法是：小于斧，称戚，大于斧，为钺。古钺字的写法，“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图2、图3）（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尚书·牧誓》记武王伐纣，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用青铜仿制玉斧作钺，这是象征军事权力之钺，并以玄黄二色配享天地神威。
兽面纹玉钺（图4），长23厘米，扁平长方形。器身靠近上端钻一穿孔，最下端打磨成圆弧刃，其余三边琢出突棱。器身上部为兽面纹，弯角耸立，卷云纹大耳，细密的短阴线组成长眉，“臣”字形眼，长直鼻，带胡须。器下部两边各琢左右上肢，肢端刻四爪，中间作蝉纹。整体纹饰主要以西周典型的勾撤技法刻画，配以西周特色逗号式卷云纹，布局工整，左右对称，体量硕大，线条刚劲有力，气势庄重威严，且带有商代玉器纹饰之遗风。
玉戚（图5），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长19.9厘米，扁平近似椭圆形。器上部琢两条双阴挤阳横直线，属商晚期玉器纹饰技法。横直线上钻两个小穿孔，中部为一大圆孔。玉戚左右两边各磨出戚齿五枚，中间戚齿顶部琢出横细阴线，以此为界，两边戚齿对称分布。器下端磨出大型圆弧刃，精工细作，宽阔威武。
玉质有孔钺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时期，宽大扁平，仅在高等级大墓中有出土，通常一墓一器。玉戚是对玉斧钺的改造，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出现由玉璧改造成的玉戚，至殷墟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这时的玉斧、玉钺、玉戚已经不是实用的劳动工具或兵器，它们的功能是捆绑在装有冠和镦的长柄之上，作为“统摄三军”的权力象征，或重要典礼活动中的仪仗玉礼器。如图6是一套良渚文化玉钺杖，柄上端装玉冠，下端装玉镦，玉钺表面浅浮雕良渚文化著名的神人兽面纹及鸟纹。
“以钺为代表的兵器确实是通过玉化的途径完成了王权的符号化，以玉为代表的玉兵可能指示了一个时代的变换过程，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王仁湘《玉兵之——兼说玉兵与“玉兵时代”》）。
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其中主要用于宫廷重大祭祀、庆典、礼仪的“六舞”是周代“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六舞”又称“六代舞”，代表六个朝代，即黄帝《云门》、尧帝《大章》、舜帝《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和表现武王克商之丰功伟绩的《大武》。前四舞属于文舞，《大》、《大武》是武舞，所谓“以文德得天下的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的作武舞”。《礼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五经通义》：“王者之乐，有先后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乐，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当尚德行仁，以断斩也。”可见周代的“礼乐教化”，同样借助“玉兵器”来壮其神武仁德，威服天下。 “周因于殷礼”，礼乐制度属上层建筑，需要依托礼器和礼仪建筑。系统礼制的产生，成套礼器的存在，都是权势的象征，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如果说玉圭代表了至高等级的政治权力和文德礼仪，那么，“持玉戚，舞《大武》”，则张扬着杀伐威严的气势和尚德行仁的精神，并成为历代封建帝王乐舞文化之渊源，发展到后来皇家旗帜和帝王袍服上亦配饰了斧钺的纹样，斧钺也从军事权力的象征演变为皇权的象征。
凤纹玉刀（图7），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长25.2厘米，扁平长条形。凹背曲刃，刀尖上翘，刀脊琢出八组扉棱，刀柄窄短。刀身琢有弧形阴线框，框内饰六只凤鸟纹。凤纹圆形眼，鹰钩喙，单阴线爪，双阴线翅，琢磨精细，优美典雅。其纹饰采用双阴线和直角转折的表现手法，属于商晚期玉雕的工艺特点。
龙纹玉刀（图8），长37.2厘米，扁平长条形。此玉刀形体硕大，刀背稍凹，长弧曲刃，刀尖上翘，刀脊雕刻出十一组齿状扉棱，刀柄窄而短小，柄端部呈圆弧状，刀身靠近刀柄处钻一穿孔。刀身以勾撤手法琢刻出脸面朝向刀柄的龙纹，龙眼“臣”字形，眼角线延长有勾，龙鼻上卷，龙嘴开张，龙角后倾。龙首后面衔接以长条形的龙身，并以阴刻线饰满菱形纹。龙脊之上饰一排具有西周特色的逗号式卷云纹及“‖”形纹。此龙纹玉刀背厚刃薄，刀身龙纹和脊齿琢刻精致，升天巨龙乘云而起，一派威武、雄健、庄严、神圣。
人纹玉戈（图9），山西曲沃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长36.2厘米，扁平长条形。玉戈修长，顶部出尖，呈三角形。援部上窄下宽，两边薄刃，援与内相接之处起尖棱。戈内偏上处有一穿孔，左右两边琢六组扉棱。雕刻精美的人纹从内部延伸至援下部，人纹“臣”字形眼，长眉大耳，圆鼻细嘴，卷曲长胡子，头顶厚冠，身躯端坐，屈臂利指，兽腿鹰爪。人纹主要采用双阴挤阳勾撤手法琢刻纹饰，多处饰“儿”形纹和逗号式卷云纹，卷云纹端头面积较小，长弧形曲线婉转飘逸，呈现出西周早期玉器纹饰的特征。
“夏商周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玉兵的繁荣时期，夏代和商代玉兵尤以玉戈、玉刀形体较大。西周玉兵种类和数量虽然较多，但除部分直内直援无胡戈被当作礼仪中的瑞圭使用外，大部分玉兵都小型化”（刘云辉《东周—汉代玉兵述评》）。1974年在武汉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李家嘴3号墓出土的大玉戈，通长甚至达到94厘米，成为中国古代的“玉戈之王”。
根据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对3832座周代典型墓葬的统计，其中第一等级墓出土长度在2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圭或玉戈24件，第二等级墓出土8件，第三等级墓出土3件。这类玉圭或玉戈器体硕大，质地优良，制作精致，无疑就是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瑞圭。“当一件形状为‘戈’的瑞玉完成后，为区别于其日常用器以示珍重，故被赋予新名而称为‘圭’。”夏鼐也认为，“玉圭……实际上是武器类的戈，仅柄部不明显区分”。在周代墓葬中，大玉戈或大玉圭以墓主胸腹部最为常见，基本上是一墓一件，而且主要作为第一等级墓男性贵族的身份标志物，这也符合周代的命圭制度，所以大型的玉圭和玉戈是真正意义上的瑞玉。
周代最高等级的玉礼器称为瑞玉，而瑞玉仅有两类，这就是圭与璧。《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由此而知，这些数量有限的大型玉刀、玉戈由“玉兵”升堂入室而晋瑞圭，以标识王侯贵族的身份地位，并与其生死相依成为最重要最尊贵的玉礼器。
西周玉戈（图10），长25.7厘米，扁平长条形。援身略有弧度，援中起脊，前锋出尖，边刃锐利。援近栏处琢有五联细阴线菱形纹，援边刃下角各琢平行细阴线纹并出棱。内琢平行细阴线五道，间有六条平行减地宽阴线，内上部有一穿孔。玉戈体量较大，形制规整，精雕细刻，抛光甚好。
在众多玉兵器中玉戈独具魅力，一般玉戈的纹饰和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玄关之处就在援身，没有一马平川的生硬直线和平面，而是处处显示出漂亮优美的弧度。以当时的条件去做，必然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切磋琢磨，而且全靠目测和手感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弧面一点点地找出来，琢磨成型。假如我们上手抚摸玉戈，定会感觉其抛光精细，柔滑润泽，起伏舒缓，方知其美非比寻常。
比较典型的玉戈最早出土于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中，商早期多见，到殷墟、西周达到鼎盛。例如：四川广汉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玉戈39件；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矛、玉戚、玉钺、玉刀等仪仗用玉共62件，其中玉戈47件；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戈68件。
夏、商、周玉戈的主流为“长条形援、直内、无胡”，多数通长20～30厘米左右。有意思的是，最早的青铜戈也是出土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中，而且亦显示“长条形援、直内、无胡”，其基本形制与主流玉戈趋同。只不过青铜戈主要用于实战，而玉戈“最初功能是兵器，很快就进入玉礼器、玉仪仗器系统，与兵器类中的玉牙璋、玉刀、玉钺、玉戚、玉斧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成了由兵入礼的自身华丽嬗变，继续在礼制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等级贵族随葬玉器中成为彰显身份不可或缺的礼器，通常和玉璧在一起共出，甚至具有祭祀的功用，并且，分化出小型玉戈，成为组佩中构件和装饰用品”（吉琨璋《由兵入礼的华丽嬗变—先秦玉戈演变考察》）。
玉戈曾长期与青铜戈相伴，“金玉共振”走过夏、商和西周。当有胡青铜戈出现，且于春秋战国时期趋向全盛的时候，玉戈则迅速地没落了，这大概跟东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群雄逐鹿不无关系吧。
至于“玉兵”作为祭祀礼器，还可以参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情况。在这两个遗址发掘的商周时期的戈、璋、钺、刀、矛、剑等玉兵器（图11），主要出土于祭祀活动场所，其选料讲究，加工精细，制作精美，基本不见使用痕迹，且与其他祭祀物品一起埋藏，显露出作为祭祀礼仪用器之特性（王方《古蜀国出土玉兵器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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