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落实“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这是综合考虑了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以及稳定和引导市场的预期。
　　面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深度调整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合理解决周期性和结构调整低谷阶段的突出矛盾，推动经济慢慢走向下一个宏观经济增长阶段。
　　去年经济深度下滑，为此，我去一些省份实地观察和调研，试图寻找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以及解决之策。

前低后高走势

　　对 “十三五”时期的宏观经济走向，我的判断是，宏观经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还会出现下一轮增长。目前经济调整低谷期，整个市场会比较困难，“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可能会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我認为，“十三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应有能力达到6.5%以上。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处于第四个下行的经济周期。只要我们能解决当下的周期和结构调整问题，后续实现一段时期7%～8%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中国遇到了内外发展环境、金融和实体经济、增长和通缩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目前，中央出台政策强调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而不是大规模的刺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直面困难，而不是掩盖问题。
　　不过困难时期也出现了相对有利的发展条件。首先是人民的就业环境以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反映经济生活的不同数据都在支撑这一点，比如去年国庆假日的消费总额、今年春节期间的铁路运输人数以及电影票房收入等。
　　其次是贸易条件的改善。有显著证据证明，经济如果过热，贸易条件可能相对差一些；如果坚持调整，贸易条件会改善一些。改善贸易条件有利于我们作为一个进口资源大国的持续发展。
　　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显著高于全国中位数省份水平。如果把31个省份按经济增长率排序以后，排在第16位的省份就是中位数省份。过去在下行周期，排在中位数省份以上的大多是东部省份，以下是中西部省份。而现在排名前16的省份中有12到14个都是中西部省份。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东部一些地区人均收入已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它们经济增速低一点符合规律。这说明中国正在平衡区域发展的差距。现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增速变缓，人力、地价等成本提高，有一些产业要转移出去。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机会在各区域间重新配置生产结构。
　　经济研究不是算命，其实难以精准预测调整期结束时间。我个人认为，如果目前结构性调整政策得到较好落实，今年经济运行很可能探底，并积聚向新一轮经济景气增长的力量。
　　从改革开放几轮周期调整来看，最困难的时候也就预示着调整期的结束。现在股市、汇率等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市场有较多担忧情绪可以理解。然而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新旧力量消长最终会带动经济走出目前低谷，因而观察形势也不应过于悲观。

用市场化手段调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回到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角度加以认识。
　　目前中国处于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关键阶段，无论是南部沿海地区传统加工贸易产业主导地区，还是北部资源密集省份和地区，在调结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企业要退出。周期性调整也类似，在周期运行的低谷也有一些企业要退出。
　　针对经济阶段性的特点，不能人为地用一个政策把所有问题都抹平，让企业都解套，把它们都送到下一个周期，这是不符合规律的。
　　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在结构改革过程中设计政策帮助一些企业平稳退出。所以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顺应了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来应对周期和结构调整的低谷阶段的突出矛盾，推动经济逐步向下一个宏观经济增长阶段转变。
　　观察宏观经济数据，无论是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还是技术结构，过去20年其实发生了普遍深刻的演变。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根本没有推进看法可能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必然也发生动态调整。人均不到1000美元收入与人均8000美元经济体，如果说经济结构没有明显变化是不符合规律的，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结构调整是持续过程，经济发展永远有一个调结构问题，政策也有如何积极推动结构调整问题，特别是中国转型阶段由于体制和政策调整滞后，结构调整进程还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调结构有现实意义。
　　问题在于谁来调结构？如何调结构？有两种手段与机制选择。一是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结构，二是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调结构。从现代经济学与国际比较经验看，二者各有必要并相互补充，然而市场机制对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动态调整具有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之手直接调结构发挥辅配性作用。
　　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包含调结构含义，然而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结构，而是力求用市场化手段化解经济周期与结构调整攻坚阶段矛盾和问题。
　　现在逆周期调控，政府需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和措施让整个周期波动性平缓下来，负面冲击小一点。这当中包含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然而不宜采用大规模刺激经济手段。经济扩张时期积聚的产能过剩、过量库存、金融风险客观存在，无法通过大规模刺激得到根本治理和化解。
　　关于财政赤字，3%就是一个线，实际上它是总的周期中赤字率保持的一个范围，而不是每一个时间点上都保持在这个线上。目前处于经济周期运行比较困难的时候，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赤字率可以略高一点。关键是等到经济进入景气成长阶段，赤字率应当适时降低从而保持整个周期具有可持续性的较低赤字率。

重视员工安置

　　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于如何清退“僵尸企业”应该加以重视。我理解所谓“僵尸企业”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缺乏生存能力和不可持续的企业。现在周期到最低点，结构也在调整，有些企业就需要退出。然而在我国转型环境下，企业退出会遇到一些不利于退出的力量作用。
　　比如地方政府可能会考虑就业方面问题，采用一些方法不让企业退出。其次，有些政府官员可能从GDP、增长率等角度考虑，他们给本来应该退出的企业输血，使这些企业难以退出。另外，基层调研可以发现，有时企业债权方也不愿意企业退出，这里的债权方不仅包括银行也包含给私营企业提供融资的国有企业。
　　政府实施去产能政策，关键是要地方政府部门不要再给确实失去竞争力的企业“打吊水”和“输氧气”勉强维持，也就是撤除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不合理补贴。然而也不一定要由政府决定哪些企业应该退出，也不一定要认为物理消除才算退出。总之要采用市场方法让企业优存劣退。此外，企业按照竞争原则和法定程序退出后，企业原来的利用资源可以释放出来用作其他用途，从而改善资源利用效率。
　　企业退出要重视员工安置问题。老国企老员工在企业退出时面临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结合国企改革议程统筹考虑。一些新世纪建立的民营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然而企业退出清偿时要补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保证工人其他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应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