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幸福的概念得到新的定义和理解。在心理学中，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的整体评估，包括情感和认知两方面”。跨文化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对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影响。同时，在经历了现象描述、因素探索和理论建模的阶段之后，研究者也开始采用各种新的研究和统计方法，从更宽的视野进行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一、与文化因素相关的理论模型
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生成的理论有很多，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作用机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幸福的实现方式和心理机制是人类所共有的，还是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已有的四个文化模型的基本假设中，文化常模模型和目标调节模型强调幸福感的文化差异；多维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则试图验证幸福感由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影响。各模型具体的观点如下：
1、文化常模模型
Markus和Kitayama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幸福感由自我建构，其真正本质因文化而异。也就是说，该理论假设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幸福感的差异，当个体遵从社会规范行动时,就会产生幸福感,背离则会感到紧张不安。Kitayama等(1994)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幸福感与关系和谐、责任的完成和期望的实现有关；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幸福感则受自豪和个人目标的达成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文化常模模型主张文化决定行为的适当性，从而对主观幸福感起着调节的作用。但是，该理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同一文化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心理体验的不同，所以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
2、目标调节模型
Oishi等研究者提出的目标调节模型，不仅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而且看到同一文化内部个体目标的不同所导致的幸福感差异。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在这里，目标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比较标准，文化影响目标的选择，而目标的结构、实现的过程以及达成程度等都影响到个人的情感体验。对于已被证实了的文化内的差异，有学者认为可以由跨文化心理学的两个概念加以解释：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与以他人为中心的区别；二是严格文化与宽容文化的区别。
3、多维模型
Ruff的多维模型认为幸福感的心理机能应该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控制、自主，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生活满意感有关。Ruff等通过研究数据发现，个体在各年龄段总体幸福感水平大体相似，但这六个因素各自的平均水平随发展而有变化。虽然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幸福生活”的标准与性质有差异，但是Buff强调对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与他人有良好关系的普遍意义，并认为对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与他人有良好关系是人的健康中最重要的特征。可以看到，多维模型探讨的是一些决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共同因素，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文化间的差异性，所以也只能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变量进行部分的解释。
4、自我决定模型
Ryan，Sheldon，Kasser和Deci提出幸福感的自我决定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幸福感的文化普遍性，而且考虑到了各个文化中的特性。该模型认为人类有普遍的三个基础性的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满足三个因素是形成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而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实现途径和表达方式。相关的研究发现，内源性的目标追求(如个人成长、自主、他人的赞美、社交)可以给人们提供很大程度满足感；相反的，外源性目标追求(如经济成功、生理吸引力及社会声望)与抑郁、焦虑、生理症状以及低自尊正相关，所以，Ryan等学者总结这些研究指出: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必须重视个人成长、自主、良好的友谊和社会服务，不断努力追求内源性目标。
事实上，人的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已有研究者试图从多个因素综合考虑产生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例如，Schimmack等人综合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出了“调节一缓和模型”。研究者以两个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和三个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被试为研究对象，检验人格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外倾性与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情感成分的影响在各个文化中程度一致；情感成分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在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国家中要比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国家中强；外倾性与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情感成分的调节；同时，文化可缓和人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二、影响主观幸福的文化变量
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研究，已经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存在跨文化差异的原因，按照Hofstede(1980，1983，1990，1991)提出的文化的四个重要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气质一女性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不同的文化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大多数心理学家的研究集中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鼓励个人独立、自主、追求享乐；而集体主义文化鼓励相互依赖，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以及保持和谐的关系。具体的影响包括：
1、自尊与主观幸福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积极的自尊与生活满意正相关。积极的自尊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自尊要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好地预测总体生活满意程度。有学者认为存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自尊的需要是一个文化变量，积极自尊的需要不具有文化普遍性。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有自我提升的偏见，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有自我批评的倾向。
2、关系满足与幸福感
在前述的自我决定理论和多维决定模型中，幸福感的层面包括与他人积极的友谊。Triandis等人研究表明，当内群体成员遭遇不愉快的事件时，集体主义取向的群体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的水平与从内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有负相关。Diener等研究者已经通过简明的项目反应量表研究证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满意和生活满意相关程度是相同的。
3、规范、父母期望与幸福感
Radlhakrishnan和Chan的研究发现：自我设计的目标在美国的生活评价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而父母目标则在印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父母的期望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要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对生活满意具有更多的影响。此类证据有效地支持了目标调节模型。另外，Suh，Dinener等证实了集体主义文化中外在规范的重要性：在对39个国家大学生情绪体验的频率和生活满意的关系评估后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情绪体验可以很准确地评估生活满意度；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规范则是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指标。
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个文化维度，相关的研究还包括自我概念、社会支持、价值观等。此外，在文化的其它三个重要维度上也有相关研究，包括：Hofstede(1986)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特征是个体高度焦虑、神经紧张,对人们的进取心、抱负和领导能力持悲观的态度；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们则敢于冒险，主观幸福感水平高，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工作条件乐观，较少情绪化。Lcfcourt和Katz的研究表明，权力距离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由此可以看到，对文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应从多个文化维度考察其相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等人的研究就综合考虑文化的多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考虑了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维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由显著降至不显著水平；若控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在内的其他文化维度，仅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预测主观幸福感36%—54%的变异，此结果验证了多维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复杂效应。
三、未来研究的方向
首先，由上述可以看到，在探讨不同的文化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而且只注重某单一文化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忽视了四个维度存在的交互效应。另外，有学者按人的发展阶段，从老年文化、成年文化、青年文化和儿童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如：青年文化或儿童文化相对比较认同积极情绪的价值；而成人文化则相对认同消极情绪的价值。同时，也应考虑文化作为一个客观的中介调节变量，对于更多的主观因素如人格、压力的应对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比如，已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作为一种以力求高标准地完成任务，并伴随批判性的自我评估倾向为核心特征的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以及幸福感存在联系。EdwardC.Chang（2008）对完美主义、压力与心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证实：社会施加的完美主义与幸福感的六个维度都显著负相关，但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与幸福感的六个维度都不相关，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只与幸福感中的生活目标、个人成长显著正相关；同样的,Frost,Heimberg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顺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与主观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的负相关，顺应良好的完美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则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按照Frost(1993)对完美主义两个维度的划分，顺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包括：关注错误、父母批评、父母期待、怀疑行动、社会施加的完美主义，且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对于个体生活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社会系统的影响。笔者认为，文化可能作为一个中介调节变量，调节不同的完美主义维度对主观幸福感不同成分的影响。所以，未来有关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该综合文化的不同维度，同时也应考虑到文化可能的中介调节作用，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探讨。
最后，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最终目标是把和谐与幸福带给个人和社会，而这一目标正好符合中国现阶段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所以，如何应用对于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服务社会大众，也应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在国外，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国民经济与公众政策、大众健康与教育、社会资源分配更高的层面,研究领域广,关注程度高。而我国与西方等发达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探讨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理论和指标体系，对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以及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邱林，郑雪，严标宾.文化常模和目标调节模型:两种幸福文化观[J].心理科学进展,2002.
[2]李艳玲.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J].
[3]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
[4]苗元江,余嘉元.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J].广东社会科学,2003(1).
（作者简介：郭怡（1986.1-）女，汉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基础心理学研究生在读。）
一、与文化因素相关的理论模型
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生成的理论有很多，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作用机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幸福的实现方式和心理机制是人类所共有的，还是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已有的四个文化模型的基本假设中，文化常模模型和目标调节模型强调幸福感的文化差异；多维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则试图验证幸福感由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影响。各模型具体的观点如下：
1、文化常模模型
Markus和Kitayama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幸福感由自我建构，其真正本质因文化而异。也就是说，该理论假设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幸福感的差异，当个体遵从社会规范行动时,就会产生幸福感,背离则会感到紧张不安。Kitayama等(1994)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幸福感与关系和谐、责任的完成和期望的实现有关；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幸福感则受自豪和个人目标的达成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文化常模模型主张文化决定行为的适当性，从而对主观幸福感起着调节的作用。但是，该理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同一文化中的各个成员之间心理体验的不同，所以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
2、目标调节模型
Oishi等研究者提出的目标调节模型，不仅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而且看到同一文化内部个体目标的不同所导致的幸福感差异。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在这里，目标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比较标准，文化影响目标的选择，而目标的结构、实现的过程以及达成程度等都影响到个人的情感体验。对于已被证实了的文化内的差异，有学者认为可以由跨文化心理学的两个概念加以解释：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与以他人为中心的区别；二是严格文化与宽容文化的区别。
3、多维模型
Ruff的多维模型认为幸福感的心理机能应该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控制、自主，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生活满意感有关。Ruff等通过研究数据发现，个体在各年龄段总体幸福感水平大体相似，但这六个因素各自的平均水平随发展而有变化。虽然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幸福生活”的标准与性质有差异，但是Buff强调对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与他人有良好关系的普遍意义，并认为对生活目的的追求以及与他人有良好关系是人的健康中最重要的特征。可以看到，多维模型探讨的是一些决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共同因素，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文化间的差异性，所以也只能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变量进行部分的解释。
4、自我决定模型
Ryan，Sheldon，Kasser和Deci提出幸福感的自我决定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幸福感的文化普遍性，而且考虑到了各个文化中的特性。该模型认为人类有普遍的三个基础性的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满足三个因素是形成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而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实现途径和表达方式。相关的研究发现，内源性的目标追求(如个人成长、自主、他人的赞美、社交)可以给人们提供很大程度满足感；相反的，外源性目标追求(如经济成功、生理吸引力及社会声望)与抑郁、焦虑、生理症状以及低自尊正相关，所以，Ryan等学者总结这些研究指出: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必须重视个人成长、自主、良好的友谊和社会服务，不断努力追求内源性目标。
事实上，人的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已有研究者试图从多个因素综合考虑产生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例如，Schimmack等人综合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出了“调节一缓和模型”。研究者以两个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和三个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被试为研究对象，检验人格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外倾性与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情感成分的影响在各个文化中程度一致；情感成分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在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国家中要比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国家中强；外倾性与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情感成分的调节；同时，文化可缓和人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二、影响主观幸福的文化变量
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研究，已经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存在跨文化差异的原因，按照Hofstede(1980，1983，1990，1991)提出的文化的四个重要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气质一女性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不同的文化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大多数心理学家的研究集中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鼓励个人独立、自主、追求享乐；而集体主义文化鼓励相互依赖，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以及保持和谐的关系。具体的影响包括：
1、自尊与主观幸福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积极的自尊与生活满意正相关。积极的自尊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自尊要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好地预测总体生活满意程度。有学者认为存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自尊的需要是一个文化变量，积极自尊的需要不具有文化普遍性。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有自我提升的偏见，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有自我批评的倾向。
2、关系满足与幸福感
在前述的自我决定理论和多维决定模型中，幸福感的层面包括与他人积极的友谊。Triandis等人研究表明，当内群体成员遭遇不愉快的事件时，集体主义取向的群体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的水平与从内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有负相关。Diener等研究者已经通过简明的项目反应量表研究证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满意和生活满意相关程度是相同的。
3、规范、父母期望与幸福感
Radlhakrishnan和Chan的研究发现：自我设计的目标在美国的生活评价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而父母目标则在印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父母的期望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要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对生活满意具有更多的影响。此类证据有效地支持了目标调节模型。另外，Suh，Dinener等证实了集体主义文化中外在规范的重要性：在对39个国家大学生情绪体验的频率和生活满意的关系评估后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情绪体验可以很准确地评估生活满意度；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规范则是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指标。
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个文化维度，相关的研究还包括自我概念、社会支持、价值观等。此外，在文化的其它三个重要维度上也有相关研究，包括：Hofstede(1986)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特征是个体高度焦虑、神经紧张,对人们的进取心、抱负和领导能力持悲观的态度；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们则敢于冒险，主观幸福感水平高，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工作条件乐观，较少情绪化。Lcfcourt和Katz的研究表明，权力距离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由此可以看到，对文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应从多个文化维度考察其相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Arrindell和Hatzichristou等人的研究就综合考虑文化的多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考虑了一国的富裕程度和人权状况并控制了其它文化维度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维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由显著降至不显著水平；若控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在内的其他文化维度，仅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和一国的富裕程度就可预测主观幸福感36%—54%的变异，此结果验证了多维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复杂效应。
三、未来研究的方向
首先，由上述可以看到，在探讨不同的文化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而且只注重某单一文化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忽视了四个维度存在的交互效应。另外，有学者按人的发展阶段，从老年文化、成年文化、青年文化和儿童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如：青年文化或儿童文化相对比较认同积极情绪的价值；而成人文化则相对认同消极情绪的价值。同时，也应考虑文化作为一个客观的中介调节变量，对于更多的主观因素如人格、压力的应对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比如，已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作为一种以力求高标准地完成任务，并伴随批判性的自我评估倾向为核心特征的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以及幸福感存在联系。EdwardC.Chang（2008）对完美主义、压力与心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证实：社会施加的完美主义与幸福感的六个维度都显著负相关，但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与幸福感的六个维度都不相关，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只与幸福感中的生活目标、个人成长显著正相关；同样的,Frost,Heimberg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顺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与主观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的负相关，顺应良好的完美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则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按照Frost(1993)对完美主义两个维度的划分，顺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包括：关注错误、父母批评、父母期待、怀疑行动、社会施加的完美主义，且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对于个体生活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社会系统的影响。笔者认为，文化可能作为一个中介调节变量，调节不同的完美主义维度对主观幸福感不同成分的影响。所以，未来有关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该综合文化的不同维度，同时也应考虑到文化可能的中介调节作用，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探讨。
最后，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最终目标是把和谐与幸福带给个人和社会，而这一目标正好符合中国现阶段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所以，如何应用对于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服务社会大众，也应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在国外，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国民经济与公众政策、大众健康与教育、社会资源分配更高的层面,研究领域广,关注程度高。而我国与西方等发达国家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探讨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理论和指标体系，对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以及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邱林，郑雪，严标宾.文化常模和目标调节模型:两种幸福文化观[J].心理科学进展,2002.
[2]李艳玲.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J].
[3]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
[4]苗元江,余嘉元.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J].广东社会科学,2003(1).
（作者简介：郭怡（1986.1-）女，汉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基础心理学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