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执导电影并没有太强烈的欲望，除非碰到我非常想拍的电影。我不想如同其他电影导演那样，一部接着一部电影去拍。
　　
　　你可能对史蒂芬·戴德利这个名字挺陌生的，但你应该看过这个英国人导演的电影，或者是将凯特·温斯莱特送上奥斯卡影后位置的《朗读者》，或者是将妮可·基德曼送上奥斯卡影后位置的《时时刻刻》，或者就是讲述了矿工儿子比利·艾略特追求芭蕾和成长之路的《跳出我的天地》。部部皆精品。
　　6月中旬，史蒂芬·戴德利受邀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的“主席论坛”，《朗读者》也作为上海电影节的展映片在电影院公映，场场爆满。
　　在戴德利身上有很多“秘密”。很“牛”的姜文在“主席论坛”上就当众向他提问，“怎么把大家熟悉的小说拍成好看的电影呢？”“拍戏时要对这样一个有名的演员（指凯特·温斯莱特）用一些鼓励的方式，但是你跟她比较熟，她也能够识破你的伎俩，这时候用什么办法更好呢？”姜文接下来就要和同样很“牛”的葛优合作新片，这回算是取经了。
　　戴德利回答了姜文，“我们在拍摄前会做很多的排练”，这完全源于他从戏剧舞台上的经验。电影其实只是他的“兼职”工作，1991年30岁的史蒂芬·戴德利以《绝望的呐喊》一剧崛起在英国戏剧舞台，直到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了舞台剧的导演和制作上，他根据《跳出我的天地》改编的音乐剧《比利·艾略特》刚刚在美国托尼奖上获得了十项大奖。就在“主席论坛”上，来自英国的主持人菲尔·阿格兰德介绍史蒂芬·戴德利：“也许大家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可以说他改革了伦敦的戏剧界。”他是戏剧界的“大拿”，远远超出了他在电影圈的影响力。
　　细品戴德利的每部电影，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戏剧味道。戴德利曾说，“我对于执导电影并没有太强烈的欲望，除非碰到我非常想拍的电影。我不想如同其他电影导演那样，一部接着一部电影去拍。” 所以当他决定开工拍电影时，我们就有理由期待。
　　
　　《朗读者》
　　
　　《新民周刊》：昨晚你去电影院里和《朗读者》的观众们见面，很少有导演像你那样，在现场陪观众们看完电影后，再和他们进行交流。你对中国观众的反应好奇吗？
　　戴德利：这是一个关于德国的故事，但当初我选择将伯纳德·施林克的小说用英语对白搬上大银幕，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跨越文化界限的。现在我带着这部电影周游世界，想看看大家的反应，中国观众和德国观众看过电影后的感受很相似。
　　《新民周刊》：你真的没觉得世界各地的观众对《朗读者》的理解上有文化的差异吗？
　　戴德利：比我预期的少。昨晚，在我个人觉得几处比较欧式的幽默表达上，底下的观众也都能理解，在这几处笑点都能听到笑声。不像在日本，观众对于这些桥段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还有，《朗读者》的叙事节奏和美式电影不同，如果按照美国模式，观众们可能希望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新民周刊》：据说《朗读者》最初决定由安东尼·明格拉担任导演，但明格拉不幸去世，制片人西德尼·波拉克在罹患癌症去世之前指定了由你来续任导演。你为什么会愿意接拍这部电影？
　　戴德利：有很多原因。电影院里没有很多关于战后德国故事的电影，人们特别是德国人对战后德国这一类的电影很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原著是一本在德国广为人知的书，说的是责任、内疚与爱情，学校里都在教这本书。原著最关键的问题，也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当你发觉你爱的人涉及战争犯罪时，你还能继续爱吗？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份爱情没有发生过？你会如何处理？
　　《新民周刊》：小说原著展现了战后年轻人对他们父辈、战争中那一代人的评价。你曾经在德国长时间地工作和学习，能谈谈在拍摄前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吗？
　　戴德利：我很喜欢小时候在德国生活、学习的经历，几年前我还在柏林剧场工作过，所以我对这座文化城市和这个国家很熟悉。像施林克（原著作者）这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让我很感动，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也开始对德国人当时经历了什么有所理解，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段历史的。我想，对施林克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不能说所有德国人吧，但确实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大屠杀，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而且这种影响会延续下去，不光是对施林克这一代，还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后代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疚。
　　从我个人来看，在所有经历过大屠杀的国家里，德国是对历史真相态度最明确的国家之一——像柬埔寨最近才开始对红色高棉运动进行审判，而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屠杀行为的审判甚至还没有开始——不同的国家对待这段历史有不同的方式。在德国过去的这段阴影依然存在，但这个国家战后始终承担着自己特别的责任，对历史对和平承担着责任，这是值得钦佩的。
　　《新民周刊》：这样的题材对德国导演来说是否不好掌握呢，或者说如果您是德国人的话，压力会不会比现在大呢？
　　
　　戴德利：由英国人来表现德国历史很有意思。我本来以为德国人对一个英国人来拍这样的德国故事会感到反感，《朗读者》在柏林电影节上映时我也很紧张，担心德国人不接受，但最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反而有意思的是，我听到很多德国人说，德国人自己无法拍出这样的电影，因为他们自己有不确定性，对德国导演来说操作具有风险性，比如是否在同情纳粹呢？道德上的不明确性会给德国导演带来难度，对英国人来说更好拿捏。但话又说回来，《朗读者》在美国却很有争议，很多美国人觉得电影对纳粹太过同情。
　　
　　道德文盲
　　
　　《新民周刊》：在西方观众眼里，少年米夏和少妇汉娜（男女主角相差１８岁）之间的感情是否会让人不快呢？
　　戴德利：问得好，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种关系的态度是不同的。在欧洲，人们不介意年龄差异，但很多美国人很介意。这很有趣。美国是个伦理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可能不会认同我的处理方式。我不是在评价美国，他们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欧洲人（德国人、法国人）可能更能接受一些。
　　《新民周刊》：也有人会觉得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
　　戴德利：我不认为这是真爱。汉娜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而对男孩麦克来说，这段关系很复杂，让他困惑。她牢牢地控制着他。在我看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互相爱着对方，但是绝对不是真正的爱，是一种复杂的关系。
　　《新民周刊》：有人把汉娜理解成“道德文盲”。影片最后她自杀了，是不是能理解成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戴德利：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到最后也是这样。汉娜是道德文盲，没有道德准则，是非不分。
　　《新民周刊》：电影关注这些非主动陷入历史罪恶的人，会不会被认为这是一种粉饰，替德国纳粹的作为找借口？
　　戴德利：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依照自己的法律对德国战犯开审时，会把参与过其中的人们妖魔化，觉得这些人是疯狂的和失去理智的，但事实不是如此。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参与其中，许多人在战后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到银行工作，去学校做教师等等。他们参与了大屠杀，但他们不是疯狂的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再举个例子，看看在伊拉克的那些美国士兵对伊拉克囚犯做的事情，但美国政府会说这只是几个人的行为，不是所有美国士兵虐囚。而那些虐囚的士兵会说，他们是被指使着这么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士兵甚至是女兵这样虐待伊拉克俘虏的呢？他们是疯子吗？不是。我们应不应该去理解他们呢，还是仅仅去谴责他们？当然要谴责，但同时进一步也要去理解他们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你不理解这样的决定，就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新民周刊》：當人无辜地卷入罪恶而成为罪恶的一部分，这时候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戴德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德问题。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思考，我会怎么做？我们都在做各种小决定，而很小的道德偏差就会导致可怕的结果。看看在伊拉克的美国军人，小小的决定导致了现在这样糟糕的结果，而且（当初）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但也有人期待着美国政府对这些战争中的罪行做出审判。
　　
　　我只为认识的人拍电影
　　
　　《新民周刊》：最近英国戏剧舞台上出身的导演似乎特别吃香，《革命之路》的萨姆·门德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丹尼·博伊尔和你，最初都在英国的剧院里工作。舞台经验能够造就更好的电影导演？
　　戴德利：我不觉得从舞台走上大银幕是一种“进步”，电影并没有比戏剧更好玩。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像写作和唱歌剧那么不同。我所喜欢的是“建塑”某种东西，至于选择电影还是舞台，就要看内容到底适合哪种介质，比如《跳出我天地》现在就在舞台上找到了新的生命，我很高兴。
　　《新民周刊》：这是不是英国创意产业的成功呢？
　　戴德利：我们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量津贴补助，创意离不开政府对艺术的支持。在美国许多艺术家得不到支持，所以他们的文化创作相对贫瘠。在德国，像柏林这样一座城市，所得到的艺术津贴比整个英国对文化产业的扶持都要多。所以文化总是与政府支持相关联的。
　　《新民周刊》：改编的电影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读者对原著小说已经有了预先的想象，你如何面对在你作品出现前就已经存在的这种想象？
　　戴德利：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你无法平衡他们。我的职责主要是遵从本哈德·施林克先生对这本书的看法，《朗读者》是很传统的纪传体式电影，你有责任尊重原著作者的故事版本。不同的人对这本书有不同看法，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在看书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开心，有时失望，有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没有问题。
　　《新民周刊》：商业和艺术如何达到双赢？
　　戴德利：如果你为了钱而制作任何东西，如果你在任何艺术创作的一开始就想要赚钱，那么你的信念就错了。想要把观众分类，或一开始就估计谁会有兴趣听你讲述的故事而谁没有兴趣，不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得为了自己进行创作，同时希望每个人都能来聆听你所讲述的故事。一个美国记者也问过相同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并不认识这个国家的人，也不认识那个国家的人，我也不介意这些人会看或者不看我的电影，因为我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我只为我自己和我认识的人创作电影，如果有更多的人想看我的电影，那当然是更好的了。
　　《新民周刊》：你在拍电影前不考虑观众的需求吗？
　　戴德利：我是这样，但并不是说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如果我想赚钱，我会投资房产，而不是靠拍电影。我非常理解制作出一部没人想看的电影的感受，然后没有足够的钱来继续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但从一开始就去追逐钱是错的，如果你开始就去考虑观众想看的是什么，然后再去创作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许你该转行去从事电视行业。
　　《新民周刊》：你只拍了三部电影，但每次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你有什么成功秘诀？
　　戴德利：运气好。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