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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一直具有不可遏制的体裁钦羡冲动，渴望与其他体裁靠拢，呈现出普遍的“出位之思”。“出位之思是任何艺术体裁中都可能有的对另一种体裁的仰慕，是在一种体裁内模仿另一种体裁效果的努力。”①音乐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双方互相影响。从文学的角度看，音乐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在传统的几大文学体裁中，诗歌明显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诗歌一直偏向于音乐，普遍追求“音乐美”，并且很多诗歌通过歌曲这一形式变成了完全的“音乐”;戏剧与音乐的关系也较为密切，比如西方的戏剧代表歌剧就是采用音乐的形式。中国的传统戏剧本身也是音乐的一种形式，所谓“戏曲”，绝大部分是唱出来的，虽然现代戏剧经过了改良，但是从体裁上来看，它仍是一种舞台艺术，与音乐的关系依然难舍难分。另外，当下各种地方剧的主要演绎形式也多与音乐挂钩;散文与音乐的关系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很多歌唱者、音乐创作者、乐评人等本身就是散文书写者，出版了不少音乐类散文作品;另一方面，散文作为一种与叙事作品相对的抒情作品（虽然也有所谓的叙事散文，但是散文毕竟还是以抒情为主），与“音乐是表情的艺术”这样的品格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即便是文學界普遍认同的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依然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很多小说家的创作与音乐关系密切，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也被一步步揭示出来。比如国外作家中莎士比亚、狄更斯、康拉德、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石黑一雄，等等，都被研究者注意到他们的书写与音乐内在的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与音乐的关系也被部分研究者注意到②。音乐更是深深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大体上来说，音乐和小说的关联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音乐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音乐思维频频出现在小说书写中;二是小说文本中蕴含着诸多的音乐元素，文本呈现出“多媒介”的特点;三是小说呈现出“音乐性”的品格，这种音乐性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外显的元素存在，而是音乐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一、“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与其所受文化熏陶不无关系，特定的文化滋养了作家特殊的品格。不少作家接受了大量的音乐滋养，自然也会将音乐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去。余华多次提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③，格非小说最大的主题就是“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④，阿来在创作《云中记》的时候，“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⑤……其他还有莫言、贾平凹、红柯、李洱、房伟等诸多作家，其小说书写都受到了音乐的影响。
余华的小说与音乐关系密切。在写作和阅读之余，余华还是个资深古典音乐发烧友，他的创作深受音乐的影响，他自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并且撰写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随笔来阐释这样一层关系，并结集出版，包括《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⑥《音乐或者文学》⑦等，在这些有关音乐的随笔中，我们能看到音乐对小说书写的影响，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创作脉络。余华回忆了从小开始的音乐兴趣，有过创作的音乐的冲动，直到后来发现，“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⑧从中我们能看到余华受到音乐影响之深之广。
格非是文坛极负盛名的“音乐发烧友”，自然也会影响其小说创作。在格非看来，很多小说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音乐这一艺术的影响，也即是说大家都能与音乐扯上点关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尔斯泰、昆德拉等⑨，他自己当然也不例外。格非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这一理论做了很好的注脚。他在小说创作中吸收音乐艺术的特质，将文学与音乐进行联姻，在作品中将哲学叙述和梦幻联成同一种音乐，使得作品逼近音乐的风格，具有浓郁的音乐性。作家的成长经历及所接受的文化滋养对其作品有很深的影响。格非小说中的音乐与他成长期间所接触到的音乐资源有关。小说的音乐主题与其自身对音乐的兴趣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与他自己的经历相关。格非在随笔中提到，影响到他未来的是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大学生班主任，而这个人懂音乐，给了他音乐启蒙。毕业分配时认识的中学女教师也给了他音乐启蒙⑩。同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古典音乐发烧友，这种兴趣持续了几十年，在《隐身衣》发表后接受采访时他说：“这部作品是对我听音乐做发烧友的一个交代。”11正是这种对音乐的独有的体悟以及几十年形成了音乐情怀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音乐性，格非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结合式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有他自己的影子。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经历与体验，而我们对其作品的解读也需要从这种个人体验出发，从音乐和文学的互文这一角度出发。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音乐学习或者也不具有浓厚的音乐兴趣，但是无处不在的已经融进生活的各种音乐，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莫言认为自己对音乐没有系统研究，但音乐也会影响到他的创作12。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而这其中的地方音乐“猫腔”，对其影响很大。莫言提出过“用耳朵阅读”的观点，他指出，“在我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借助于‘猫腔’的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当然，除了聆听从人的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还聆听了大自然的声音，譬如洪水泛滥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动物鸣叫的声音……”13此外，还有很多音乐都影响了莫言的写作。除了作家提及的《檀香刑》，莫言后来的作品《蛙》，就与这种听觉体验有关。正是这样独特的音乐体验与音乐记忆，深深影响了莫言的创作。
到了贾平凹那里，影响他的音乐便是“秦腔”了，程光炜曾考证了琴棋书画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14，对此命题也是一种学理确证。“秦腔”几乎对秦地作家都有影响，路遥的不少作品有“秦腔”的影子，陈忠实、陈彦的不少小说也与秦腔有关，正是“秦腔”特有的音乐风格，使得介入文学之后让秦地文学普遍具有一种苍凉的底色。其他地域性凸显的作家方面，李洱的《花腔》是一部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音乐是小说的主角之一。从标题开始就与音乐相关，《二月里来》《东方红》等歌曲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记忆关联在一起，小说还多次涉及剧团的书写。特别是，小说对民歌《鲜花调》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叙述者甚至说：“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过那个‘小媳妇’，如果那个‘小媳妇’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15以此也暗示出音乐对作家写作影响之深。同样是河南作家，到了李佩甫那里，音乐又是另一番光景，《河洛图》中的音乐是一种极具地方风味的豫剧了。在四川作家那里，“高腔”对马平《高腔》的影响、藏族音乐对阿来的影响，等等，都是如此。 作家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不同的代际作家形成不同的风格，音乐在作品中的呈现也是如此。作家音乐记忆与作品中音乐使用为中心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品中音乐的不同安排论述文学的代际特征与风格可以发现，早期风格中音乐使用多以先锋和具有国际化趋势的流行音乐为主;晚期风格中多以地域性歌谣和传统音乐为主;中间状态的写作中音乐构成较为复杂，多种体裁音乐都有涉及，但多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中心。这其中也投射出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品位和其创作所受到文化的滋养。年轻一点的作家也会有其特有的音乐记忆，流行音乐进入到年轻一代作家的视野，自然也呈出不一样的音乐风景。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现了很多年轻人偏爱的流行音乐，音乐风格与青春文学十分搭调。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影响进一步扩大，在音乐的处理上虽然提炼出三首不同的歌曲，但是总体上也是小说本身音乐性的延展。在路内的《雾行者》中，几次出现了音乐的场景，包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去2000年》等具体的流行曲目、去摇滚音乐现场的情节，以及以歌手为职业理想的人物形象等。这部有关时代记忆与个体青春的小说，在音乐方面的提示已经昭然若揭了。房伟也是受音乐影响较大的作家，《血色莫扎特》中大量的音乐出场可以看出来，从开场《五环之歌》，到《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凯鲁比诺的咏叹调》等古典音乐，再到钢琴教师这样的人物形象，甚至包括小说题目，无不展现出作者的音乐思维。在小说创作的时候，他一直听着莫扎特《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和老黑人的布鲁斯音乐16，这样的写作经历自然会把音乐带进作品。
二、“用耳朵阅读”
音乐对作家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小说文本自然也就呈现出浓郁的音乐性，文学文本就不单单是文字构成的。“阅读文学时读到的是作品，有时是一组作品，有时是作品的一部分，很少单纯是语言。文学秩序并不主要存在于语言之中，话语秩序形成于语言，文学秩序则形成于作品。”17除开文字媒介，音乐也是作品中重要的“秩序”元素。大量的音乐构成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也可以用“用耳朵阅读”。具体而言，小说中的音乐可细分为音乐元素的直接使用和音乐结构的借鉴等间接使用。
音乐元素构成了小说极为重要的风景，大量的音乐元素充斥在文本之中。有论者仅仅从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切入，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律18。在莫言的作品中，红色革命歌曲、“猫腔”随处可见。有论者系统考察，发现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音乐元素，有民间音乐、说唱音乐、戏曲、现代流行音乐、外来音乐、器乐、舞蹈音乐等类型19。格非小说中充斥了大量的音乐元素，音乐的影子在小说中经常出现。格非是音乐的杂食者，对多种音乐门类都有所接触，这些音乐包括中国流行歌曲、民间音乐，西方流行音乐等。虽然他一再强调他自己“听音乐不过是在走神……无法进入真正的音乐圣殿”20等，但是对音乐的痴迷无疑深深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而且随着时间的累积，他对音乐也有了特殊的感悟。无论是显性的音乐元素，还是潜意识里对音乐技法的借鉴，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明显地体现。
红柯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音乐元素。《生命树》主要用歌曲推进叙事，整部小说具有蒙古史诗《江格尔》的风味。小说穿插着两种歌曲，一是蒙古古歌，二是都市流行歌曲。《故乡》的情节主要也是由歌曲推动。歌曲《我的母亲》《大月氏歌》在文中反复出现。作者对民间音乐情有独钟，他搜集大量的民间歌手专辑，这种音乐情怀延伸到创作中，音乐被广泛用在小说中。《黑眼睛》成为《乌尔禾》的主题歌。《喀拉布风暴》中的插曲《燕子》反复出现。除此而外，这篇小说还有大量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出现，音乐也体现出作者的立场。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也多次安排音乐元素。从题目开始，到文章中钢琴老师的角色，再到随处可见的音乐曲目。小说中的音乐安排并不仅仅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除了这些具体的音乐挪用，音乐结构也影响到小说的书写。
近年来的小说中音乐性更加明显。这明显是一种“多媒介”思维，艺术的多媒介特性自古有之，多媒介、多渠道的联合表意是人类文化的惯常做法，戏剧、电影、中国画、摇滚音乐会、当代电子—数字文化等文化形式，都是如此21，小说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日新月异，媒介技术的不断翻新，文学这一古老的语言艺术也更加热切地拥抱其他媒介。随着时代进程的步伐，这种多媒介联合表意愈发凸显。电影电视、互联网艺术等依托现代科技的艺术新样式的兴盛，也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多媒介化”，不少小说的作者甚至尝试小说“脚本化”，一种听觉文学渐渐成形。
一直以来，音乐对作家的影响至深。鲁迅、沈从文等中国文学大师都受到过音乐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中，徐迟、王蒙等也是这样的作家。如果将视野再放宽一点，对此会更加清晰。比如苏格兰作家戈登·莱格的小说《鞋》是一部描写流行音乐迷的小说。小说写道，“人们手里有了唱片谁还会在乎亲戚和汽车呢？”唱片与歌曲成了小说的关键部分，而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人生的关键部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歌曲作为叙事的补充，开篇是送葬歌曲《永志不忘》和《义人之魂》。文中还有民间小调、壮士歌、低俗小曲、库巴里哈的歌声。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歌声开始;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德國民歌中结束。以色列作家阿·奥兹的短篇小说《歌唱》中，达莉娅靠着举办各种晚会，复印歌本指导大家唱歌来缓解失去孩子的痛苦。这些歌曲是这个民族表达自己真挚情感的载体，在歌声中，我们理解这个民族的生老病死、爱恨忧乐。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深受音乐的影响，特别是大量的流行音乐进入了文本。尤其是中文翻译版将与音乐相关的段落用楷体排版，全书的音乐感也就更加强烈了，也正是在流行音乐盛行的那种多元文化混杂的特殊语境中，才有如此繁复的文本。村上春树的作品广受欢迎，也与其音乐思维有一定关系。他曾多次表示音乐对他写作影响深远。研究者经过系统梳理，发现他作品中涉及的重要音乐，就超过百种22。也正是这种音乐性的凸显所蕴含的“多媒介”特性，让他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因为影响他的音乐很多时候是无国界的。再看看康拉德小说的音乐性23、石黑一雄与音乐24、布鲁斯音乐与黑人文学的关联25……还有很多文学批评家，也深受音乐的影响，如萨义德、李欧梵等。总之，音乐对文学家们的影响深远，有的是创作技法层面，有的是文学灵感的来源，有的是文学理想的驱动，等等。这种影响投射到作品中去，就让小说文本的音乐元素丰富，音乐感十足。 这些音乐元素的使用，既是技法上的，更是主题上的。“音乐性包含了有意识地模仿或借鉴音乐，和无意识的由于契合了生命节奏而具有的音乐特征。”26小说的音乐性，既包括显性的音乐元素的植入、技术层面上模仿音乐的技法，也包括隐性的音乐结构、主题的借鉴与使用。音乐进入小说，并不简单是一种叙事元素的角色，很多时候起到了主题上的作用。特别是音乐因其隐秘性或者说神秘性，会对主题有很好的彰显作用，这种作用隐秘且深刻。如歌谣之于历史记忆，流行音乐之于社会转型、古典音乐之于现代性批判等，都是如此。
三、“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
在上文中已经看到大量的小说中安排了诸多的音乐元素，使用了音乐的技法、结构等，这些都可谓是表层的。在更深的层次，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内在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结构，还是一种“音乐对位法”27，是与小说的主题相关的。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与担忧很多时候仅仅是隐藏在文字的背后。音乐除了带给文学作品技术层面的结构优化、审美提升之外，更多的还在于透过音乐更生动更完整凸显作品主题。
音乐在小说的主题表达上十分重要。格非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音乐元素，包括作者赞赏的古典音乐及其批判的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主题的凸显是作者刻意为之，音乐的出现升华了小说的整个主题。《隐身衣》是较为有代表性的。“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是一种时代主题的概括。而这些音乐的使用与安排，都体现了作家深深的批判意识，在他看来，社会的堕落与音乐趣味的变化也有关。尤其是古典音乐的失落与流行音乐的铺天盖地有关。《月落荒寺》的音乐主题既明显，又隐秘。音乐是格非小说中另一层意义上的主人翁。在《月落荒寺》中，也处处留有古典音乐的痕迹，无论是器材、职业，还是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都与古典音乐相关，就连小说的题目《月落荒寺》，也是来自德彪西一首曲目的中文翻译，并且小说中还直接对这一翻译进行了讨论，这一曲目本身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现在又被格非启用，算是文明的汇融合流。古典音乐的反复出现意味着什么？在这里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用意：情感寄托、现实批判、思想启蒙。启蒙并未奏效，作者很清楚这一点。民众并不会因为某部小说而喜欢上古典音乐，更不会因为听古典音乐而改变本性。作者怀着失望之情对这个时代展开了批判。这是精英主义者们自愿肩负的使命。相较于之前的创作，这次作家并没有把古典音乐看作救世良方，而是成了一种摆设，一种附庸风雅的工具，古典音乐仅仅是一种物欲的象征了。这个小说与《隐身衣》有着很多的互文书写。古典音乐的融入，将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化元素融合起来，小说不能承受之轻，表达出一种现实性、生活性。从《迷舟》等被冠以先锋之作的短篇小说，到“江南三部曲”，再到后期作品《隐身衣》《望春风》等，表面看来风格迥异，实际上作品深处都呈现出先锋品格、启蒙理想和批判意识。到了《月落荒寺》中，这种指向更为明显。先锋性、启蒙性和批判性都是以精英主义为旨归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此主题。
黎紫书的《流俗地》讲述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流俗地》以作家特有的温情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小说明显具有一种多重身份的纠缠之感，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各种音乐，也体现了这种多元文化局面。特别是引用的歌词“蜜糖在你的右手，毒药在你的左手，我不知道你将要给我的是哪一个”28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因为小说正是在思考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主题也因为这样的音乐的使用得到进一步升华。钟求是的《等待呼吸》是一部书写逝去的爱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小说中的《孤独的手风琴》《贝加尔湖畔》是女主人公对青年时期爱情回忆的配乐，而成年生活中的情感遭遇，则一直伴随着《氧气》。前者是一种较为纯情的歌曲，符合青年时期感情的基调，后者则与成年的情感复杂相契合。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绿色宝库”消逝的追忆。文中的神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与食粮，也是小说的情感基调。石一枫的创作主要面对重建道德这一难题，音乐是他小说的重要因素。《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十分喜欢音乐，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在文中反复出现。《合奏》是一篇专门写音乐的小说。古典音乐的反复出现，音乐主题的凸显正是一种道德救赎，一种自我重构。古典音乐在小说中不断出现，有何动因，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情感消失的年代，音乐还能留存一丝的感情。无情艺术喧嚣尘上，音乐的介入，似乎能有所扭转。将情感的艺术注入文学，是一种有“情”文学的企盼。
红柯《故乡》的故事极为简单，而情感极其浓郁。情感发展历程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故事主要讲述回故乡之路、看望母亲之路，小说的情感主要通过歌曲来抒发。歌曲《我的母亲》在文中反复出现，浓缩了太多的情感在其中，作者把母亲的爱和泉水相提并论，既洗涤了作者的衣裳、双手，更洗涤了作者的灵魂。歌声第二次响起是大学生周健在周原老家的时候，《大月氏歌》之后就是《我的母亲》。当他默默记下这首古歌的时候，也勾起了他对家乡的无限思念。第三次响起的时候，天空中的白云消失，留下了孤零零的鹰。这时的情感又具有了另一层色彩。《大月氏歌》是草原的历史，是人们心中最隐秘的伤痛。音乐的在场有助于作者抒发满腔的情感，凸顯浪漫情愫。红柯被冠以浪漫主义者，其作品也流露出一种浓郁的情感，音乐起到重要的氛围营造作用。作者对秦腔也有独特的情感，悲凉的音乐更能抒发红柯作品中悲凉的底色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总体而言，红柯的小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力的讴歌，对苦难的隐忍，对人性的歌颂，对西域大漠的独特情怀，是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生命赞歌。
音乐对作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音乐元素的挪用方面，而是借助音乐，丰富小说，升华主题。总的来讲，音乐的主题表达更为隐秘，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暗示和曲笔，但是不影响其深刻性。一方面，音乐凸显了一种叙事伦理29，另一方面，音乐是一种曲笔，是主题推进的一种曲线。很多时候作家笔下的语言往往和想要表达的思想不同，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形成一种“反讽”，而反讽，则是小说叙事的根本密码30。比如韩东小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开始便用唱歌的游戏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调。游戏所唱歌曲是一首老区革命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这首歌曲之所以在作者描述的那一代人中十分熟悉，并且会当成一种游戏，一方面是因为所有革命歌曲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极其广大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生活的单调乏味有关。 有了音乐，小说就可以多音齐鸣，艺术张力也显露出来。不同的音乐使用，表达的主题很不一样。须一瓜《致新年快乐》书写了一个钢琴少年，小说里有一个引用音乐的场景，不知道是作者刻意为之还是笔误，音乐出现了误用：小说里提到阿四蒸包子时听到的音乐是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但实际上拉赫玛尼诺夫只写过《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Op.43），而《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Paganini，Op.35）应该是勃拉姆斯的作品。作者把两个作品搞混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它们的主题都来自帕格尼尼著名的二十四首无伴奏小提琴随想曲之二十四（Caprice No.24）31。这样的音乐使用有一种喜剧效果，尤其是用这样的音乐来给蒸包子这一事件配乐。但是联系到整部小说的基调，音乐所起到的反讽作用不言而喻。在乡土小说中，很多传统的音乐被搬进作品，但流露出的是另一层隐忧。比如葛水平的《活水》中有大量的段落涉及地方传统音乐“八音会”，这样的一种地方音乐如同那个破败落后的地方一样，终会消失的，虽然小说最后强行安排了美好的结局，但是从对“八音会”的命运的思索来看，作家本身并不乐观。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书写一起刑事案件，却不断引用古典音乐，题目也是“血色”和“莫扎特”的对举，所蕴含的张力自不待言。王钧的《交响乐》是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残酷的主题与音乐化的题目，也显现出艺术张力来。上述这些，都是音乐在小说主题表达上的特殊功效。很多时候，音乐比文字更为畅快地履行了这样的功能。音乐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属性，文本的“冗余性”32大大增加，延长了读者与小说的审美距离，也更加丰富了小说的主题。
余论
小说的音乐性叙事是艺术演进的一种规律，在当前听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中，这样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艺术本身就是多媒介的，在近年来的艺术史撰写中，跨媒介艺术史是普遍的提法，而这些都是看到了媒介间的相似性和艺术间的共同性。也正是这种媒介间性，使得跨媒介叙事得以实现，也让小说和音乐的联姻水到渠成。小说一直不乏音乐叙事，处在多媒介语境中的当代小说尤为明显。音乐在小说中作为一种伴随文本存在，与小说互文，帮助小说完成叙事。音乐在小说中的使用，一是能奠定叙事基调，标识时间印记，作为叙事时间的补充;二是充当叙事元素，音乐作为叙事元，推动情节发展，与小说文本形成张力，深化主题;三是彰显风格，强化情感。最终，小说借助音乐更好的言说我们的世界。在黑格尔关于艺术的论述中，艺术的门类地位有所差异，但最高级别的艺术最趋近哲学33，音乐因为极为抽象，普遍被认为是最接近哲学的艺术，更具哲理性，地位也就相对较高，诚如哥德所言，“也许就是在音乐中，艺术的崇高是最为明显的”34。音乐是一项偏向哲学的艺术体裁，在艺术大家族中具有核心位置，特别是在艺术的音乐本体论者那里，“所有的艺术都追求音乐的效果”35的观点影响较深。因此被其他体裁广泛借鉴。作家们的音乐惯习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他们所有的音乐记忆最终都会投射到文本中去，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景。从更大的方面说，文本的音乐性让小说文本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抒情话语，某种意义上承接了中国的抒情传统。
叙事作品通常是类型的混合，小说本身具有“杂交性质”36，伴随着文学场域的调整和文学生态的变迁，文学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课题。对音乐对作家影响的考察，指向的是文学的媒介性这一根本问题，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字这一媒介构成，而是一个包含音乐、图像等其他媒介的多媒介文本，文学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和文化现象共存，并相互影响的。文学文本因此具有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特点。对文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文学角度扩展至文化学领域。跨学科逐渐成为一种惯常的方式，本文正是沿着此种路径对中国当代的部分小说进行一次跨学科解读。音乐是看出世界意义的一种媒介，成为小说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手段。“小说一旦同音乐结合，……将赋予小说无穷变化的韵味。”37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音乐进行解读，分析小说如何与音乐结合形成新的文本、构成新的表意模式，将小说和音乐如何进行互释，可探究音乐和小说文本结合后产生的独特而其妙的意义和韵味。
【注释】
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②如曾锋：《文学“音乐化”的合理性论证——以几位现代中国音乐家的著作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李雪梅：《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③⑥⑧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载《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作家出版社，2008。
④11石剑峰：《古典发烧友经历揭示“这个时代听力坏了”》，《东方早报》2012年7月4日。
⑤阿来：《云中记·题记》，《十月》2019年第1期。
⑦余华：《音乐或文学》，作家出版社，2017。
⑨参见格非：《尼采与音乐》：载《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第10页。
⑩20格非：《我与音乐》，载《朝云欲寄——格非文学作品精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81、181页。
12莫言：《我与音乐》，《快乐作文》2018年第Z3期。
13莫言：《用耳朵阅读》，载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
14程光炜：《贾平凹与琴棋书画》，《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15李洱：《花腔》，花城出版社，2018，第271页。
16房伟：《时代记忆的“雪花”或“忧伤”》，《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17[英]阿拉斯泰爾·福勒：《文学的类别：文类和模态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6页。 18颜水生：《史诗时代的抒情话语——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诗词、歌曲与风景》，《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19王万顺：《莫言小说中的“红歌”书写及其叙事功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第220页。
22[日]栗原裕一郎等：《村上春树·音乐》，丁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23姜礼福、石云龙：《康拉德小说的音乐性》，《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5谭惠娟：《布鲁斯音乐与黑人文学的水乳交融——论布鲁斯音乐与拉尔夫·埃利森的文学创作》，《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6李雪梅：《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27[捷]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解构艺术的谈话》，载《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8黎紫书：《流俗地》，《山花》2020年第5期。
29丛新强、李丽：《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论“十七年”小说的歌谣嵌入现象》，《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
30[匈]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提出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原则是反讽（Ironie），这既是小说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小说主体的自我认识及自我扬弃。参见[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66页;詹姆斯·伍德也指出，“叙事领域几乎……没被讽刺碰过”。参见[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17页。
31此处细节是《长篇小说选刊》的宋嵩首先发现，在此引用，特此致谢。
32赵毅衡：《艺术与冗余》，《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33参见朱立元：《内在提升·辩证综合·自由艺术——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之二》，《当代文坛》2020年第1、2期。
34[美]克雷格·莱特：《聆听音乐》（第五版），余志刚、李秀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页。
35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37页。
36[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47页。
37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第126页。
（刘小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当代文坛》杂志。本文系“四川大學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即便是文學界普遍认同的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依然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很多小说家的创作与音乐关系密切，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也被一步步揭示出来。比如国外作家中莎士比亚、狄更斯、康拉德、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石黑一雄，等等，都被研究者注意到他们的书写与音乐内在的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与音乐的关系也被部分研究者注意到②。音乐更是深深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大体上来说，音乐和小说的关联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音乐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音乐思维频频出现在小说书写中;二是小说文本中蕴含着诸多的音乐元素，文本呈现出“多媒介”的特点;三是小说呈现出“音乐性”的品格，这种音乐性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外显的元素存在，而是音乐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一、“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与其所受文化熏陶不无关系，特定的文化滋养了作家特殊的品格。不少作家接受了大量的音乐滋养，自然也会将音乐投射到文学作品中去。余华多次提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③，格非小说最大的主题就是“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④，阿来在创作《云中记》的时候，“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⑤……其他还有莫言、贾平凹、红柯、李洱、房伟等诸多作家，其小说书写都受到了音乐的影响。
余华的小说与音乐关系密切。在写作和阅读之余，余华还是个资深古典音乐发烧友，他的创作深受音乐的影响，他自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并且撰写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随笔来阐释这样一层关系，并结集出版，包括《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⑥《音乐或者文学》⑦等，在这些有关音乐的随笔中，我们能看到音乐对小说书写的影响，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创作脉络。余华回忆了从小开始的音乐兴趣，有过创作的音乐的冲动，直到后来发现，“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和梅西安的方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⑧从中我们能看到余华受到音乐影响之深之广。
格非是文坛极负盛名的“音乐发烧友”，自然也会影响其小说创作。在格非看来，很多小说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音乐这一艺术的影响，也即是说大家都能与音乐扯上点关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尔斯泰、昆德拉等⑨，他自己当然也不例外。格非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这一理论做了很好的注脚。他在小说创作中吸收音乐艺术的特质，将文学与音乐进行联姻，在作品中将哲学叙述和梦幻联成同一种音乐，使得作品逼近音乐的风格，具有浓郁的音乐性。作家的成长经历及所接受的文化滋养对其作品有很深的影响。格非小说中的音乐与他成长期间所接触到的音乐资源有关。小说的音乐主题与其自身对音乐的兴趣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与他自己的经历相关。格非在随笔中提到，影响到他未来的是一个犯了政治错误的大学生班主任，而这个人懂音乐，给了他音乐启蒙。毕业分配时认识的中学女教师也给了他音乐启蒙⑩。同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古典音乐发烧友，这种兴趣持续了几十年，在《隐身衣》发表后接受采访时他说：“这部作品是对我听音乐做发烧友的一个交代。”11正是这种对音乐的独有的体悟以及几十年形成了音乐情怀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音乐性，格非与其作品的关系是结合式的，很多作品中的人物有他自己的影子。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经历与体验，而我们对其作品的解读也需要从这种个人体验出发，从音乐和文学的互文这一角度出发。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音乐学习或者也不具有浓厚的音乐兴趣，但是无处不在的已经融进生活的各种音乐，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莫言认为自己对音乐没有系统研究，但音乐也会影响到他的创作12。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而这其中的地方音乐“猫腔”，对其影响很大。莫言提出过“用耳朵阅读”的观点，他指出，“在我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借助于‘猫腔’的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当然，除了聆听从人的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还聆听了大自然的声音，譬如洪水泛滥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动物鸣叫的声音……”13此外，还有很多音乐都影响了莫言的写作。除了作家提及的《檀香刑》，莫言后来的作品《蛙》，就与这种听觉体验有关。正是这样独特的音乐体验与音乐记忆，深深影响了莫言的创作。
到了贾平凹那里，影响他的音乐便是“秦腔”了，程光炜曾考证了琴棋书画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14，对此命题也是一种学理确证。“秦腔”几乎对秦地作家都有影响，路遥的不少作品有“秦腔”的影子，陈忠实、陈彦的不少小说也与秦腔有关，正是“秦腔”特有的音乐风格，使得介入文学之后让秦地文学普遍具有一种苍凉的底色。其他地域性凸显的作家方面，李洱的《花腔》是一部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音乐是小说的主角之一。从标题开始就与音乐相关，《二月里来》《东方红》等歌曲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记忆关联在一起，小说还多次涉及剧团的书写。特别是，小说对民歌《鲜花调》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叙述者甚至说：“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过那个‘小媳妇’，如果那个‘小媳妇’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15以此也暗示出音乐对作家写作影响之深。同样是河南作家，到了李佩甫那里，音乐又是另一番光景，《河洛图》中的音乐是一种极具地方风味的豫剧了。在四川作家那里，“高腔”对马平《高腔》的影响、藏族音乐对阿来的影响，等等，都是如此。 作家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不同的代际作家形成不同的风格，音乐在作品中的呈现也是如此。作家音乐记忆与作品中音乐使用为中心进行考察，通过对作品中音乐的不同安排论述文学的代际特征与风格可以发现，早期风格中音乐使用多以先锋和具有国际化趋势的流行音乐为主;晚期风格中多以地域性歌谣和传统音乐为主;中间状态的写作中音乐构成较为复杂，多种体裁音乐都有涉及，但多以西方古典音乐为中心。这其中也投射出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品位和其创作所受到文化的滋养。年轻一点的作家也会有其特有的音乐记忆，流行音乐进入到年轻一代作家的视野，自然也呈出不一样的音乐风景。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现了很多年轻人偏爱的流行音乐，音乐风格与青春文学十分搭调。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影响进一步扩大，在音乐的处理上虽然提炼出三首不同的歌曲，但是总体上也是小说本身音乐性的延展。在路内的《雾行者》中，几次出现了音乐的场景，包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去2000年》等具体的流行曲目、去摇滚音乐现场的情节，以及以歌手为职业理想的人物形象等。这部有关时代记忆与个体青春的小说，在音乐方面的提示已经昭然若揭了。房伟也是受音乐影响较大的作家，《血色莫扎特》中大量的音乐出场可以看出来，从开场《五环之歌》，到《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凯鲁比诺的咏叹调》等古典音乐，再到钢琴教师这样的人物形象，甚至包括小说题目，无不展现出作者的音乐思维。在小说创作的时候，他一直听着莫扎特《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和老黑人的布鲁斯音乐16，这样的写作经历自然会把音乐带进作品。
二、“用耳朵阅读”
音乐对作家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小说文本自然也就呈现出浓郁的音乐性，文学文本就不单单是文字构成的。“阅读文学时读到的是作品，有时是一组作品，有时是作品的一部分，很少单纯是语言。文学秩序并不主要存在于语言之中，话语秩序形成于语言，文学秩序则形成于作品。”17除开文字媒介，音乐也是作品中重要的“秩序”元素。大量的音乐构成了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也可以用“用耳朵阅读”。具体而言，小说中的音乐可细分为音乐元素的直接使用和音乐结构的借鉴等间接使用。
音乐元素构成了小说极为重要的风景，大量的音乐元素充斥在文本之中。有论者仅仅从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切入，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律18。在莫言的作品中，红色革命歌曲、“猫腔”随处可见。有论者系统考察，发现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音乐元素，有民间音乐、说唱音乐、戏曲、现代流行音乐、外来音乐、器乐、舞蹈音乐等类型19。格非小说中充斥了大量的音乐元素，音乐的影子在小说中经常出现。格非是音乐的杂食者，对多种音乐门类都有所接触，这些音乐包括中国流行歌曲、民间音乐，西方流行音乐等。虽然他一再强调他自己“听音乐不过是在走神……无法进入真正的音乐圣殿”20等，但是对音乐的痴迷无疑深深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而且随着时间的累积，他对音乐也有了特殊的感悟。无论是显性的音乐元素，还是潜意识里对音乐技法的借鉴，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明显地体现。
红柯的小说中有大量的音乐元素。《生命树》主要用歌曲推进叙事，整部小说具有蒙古史诗《江格尔》的风味。小说穿插着两种歌曲，一是蒙古古歌，二是都市流行歌曲。《故乡》的情节主要也是由歌曲推动。歌曲《我的母亲》《大月氏歌》在文中反复出现。作者对民间音乐情有独钟，他搜集大量的民间歌手专辑，这种音乐情怀延伸到创作中，音乐被广泛用在小说中。《黑眼睛》成为《乌尔禾》的主题歌。《喀拉布风暴》中的插曲《燕子》反复出现。除此而外，这篇小说还有大量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出现，音乐也体现出作者的立场。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也多次安排音乐元素。从题目开始，到文章中钢琴老师的角色，再到随处可见的音乐曲目。小说中的音乐安排并不仅仅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除了这些具体的音乐挪用，音乐结构也影响到小说的书写。
近年来的小说中音乐性更加明显。这明显是一种“多媒介”思维，艺术的多媒介特性自古有之，多媒介、多渠道的联合表意是人类文化的惯常做法，戏剧、电影、中国画、摇滚音乐会、当代电子—数字文化等文化形式，都是如此21，小说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日新月异，媒介技术的不断翻新，文学这一古老的语言艺术也更加热切地拥抱其他媒介。随着时代进程的步伐，这种多媒介联合表意愈发凸显。电影电视、互联网艺术等依托现代科技的艺术新样式的兴盛，也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多媒介化”，不少小说的作者甚至尝试小说“脚本化”，一种听觉文学渐渐成形。
一直以来，音乐对作家的影响至深。鲁迅、沈从文等中国文学大师都受到过音乐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中，徐迟、王蒙等也是这样的作家。如果将视野再放宽一点，对此会更加清晰。比如苏格兰作家戈登·莱格的小说《鞋》是一部描写流行音乐迷的小说。小说写道，“人们手里有了唱片谁还会在乎亲戚和汽车呢？”唱片与歌曲成了小说的关键部分，而在作者看来，这也是人生的关键部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歌曲作为叙事的补充，开篇是送葬歌曲《永志不忘》和《义人之魂》。文中还有民间小调、壮士歌、低俗小曲、库巴里哈的歌声。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歌声开始;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德國民歌中结束。以色列作家阿·奥兹的短篇小说《歌唱》中，达莉娅靠着举办各种晚会，复印歌本指导大家唱歌来缓解失去孩子的痛苦。这些歌曲是这个民族表达自己真挚情感的载体，在歌声中，我们理解这个民族的生老病死、爱恨忧乐。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深受音乐的影响，特别是大量的流行音乐进入了文本。尤其是中文翻译版将与音乐相关的段落用楷体排版，全书的音乐感也就更加强烈了，也正是在流行音乐盛行的那种多元文化混杂的特殊语境中，才有如此繁复的文本。村上春树的作品广受欢迎，也与其音乐思维有一定关系。他曾多次表示音乐对他写作影响深远。研究者经过系统梳理，发现他作品中涉及的重要音乐，就超过百种22。也正是这种音乐性的凸显所蕴含的“多媒介”特性，让他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因为影响他的音乐很多时候是无国界的。再看看康拉德小说的音乐性23、石黑一雄与音乐24、布鲁斯音乐与黑人文学的关联25……还有很多文学批评家，也深受音乐的影响，如萨义德、李欧梵等。总之，音乐对文学家们的影响深远，有的是创作技法层面，有的是文学灵感的来源，有的是文学理想的驱动，等等。这种影响投射到作品中去，就让小说文本的音乐元素丰富，音乐感十足。 这些音乐元素的使用，既是技法上的，更是主题上的。“音乐性包含了有意识地模仿或借鉴音乐，和无意识的由于契合了生命节奏而具有的音乐特征。”26小说的音乐性，既包括显性的音乐元素的植入、技术层面上模仿音乐的技法，也包括隐性的音乐结构、主题的借鉴与使用。音乐进入小说，并不简单是一种叙事元素的角色，很多时候起到了主题上的作用。特别是音乐因其隐秘性或者说神秘性，会对主题有很好的彰显作用，这种作用隐秘且深刻。如歌谣之于历史记忆，流行音乐之于社会转型、古典音乐之于现代性批判等，都是如此。
三、“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
在上文中已经看到大量的小说中安排了诸多的音乐元素，使用了音乐的技法、结构等，这些都可谓是表层的。在更深的层次，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内在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结构，还是一种“音乐对位法”27，是与小说的主题相关的。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与担忧很多时候仅仅是隐藏在文字的背后。音乐除了带给文学作品技术层面的结构优化、审美提升之外，更多的还在于透过音乐更生动更完整凸显作品主题。
音乐在小说的主题表达上十分重要。格非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音乐元素，包括作者赞赏的古典音乐及其批判的流行音乐。这种音乐主题的凸显是作者刻意为之，音乐的出现升华了小说的整个主题。《隐身衣》是较为有代表性的。“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是一种时代主题的概括。而这些音乐的使用与安排，都体现了作家深深的批判意识，在他看来，社会的堕落与音乐趣味的变化也有关。尤其是古典音乐的失落与流行音乐的铺天盖地有关。《月落荒寺》的音乐主题既明显，又隐秘。音乐是格非小说中另一层意义上的主人翁。在《月落荒寺》中，也处处留有古典音乐的痕迹，无论是器材、职业，还是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都与古典音乐相关，就连小说的题目《月落荒寺》，也是来自德彪西一首曲目的中文翻译，并且小说中还直接对这一翻译进行了讨论，这一曲目本身深受东方文明的影响，现在又被格非启用，算是文明的汇融合流。古典音乐的反复出现意味着什么？在这里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用意：情感寄托、现实批判、思想启蒙。启蒙并未奏效，作者很清楚这一点。民众并不会因为某部小说而喜欢上古典音乐，更不会因为听古典音乐而改变本性。作者怀着失望之情对这个时代展开了批判。这是精英主义者们自愿肩负的使命。相较于之前的创作，这次作家并没有把古典音乐看作救世良方，而是成了一种摆设，一种附庸风雅的工具，古典音乐仅仅是一种物欲的象征了。这个小说与《隐身衣》有着很多的互文书写。古典音乐的融入，将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化元素融合起来，小说不能承受之轻，表达出一种现实性、生活性。从《迷舟》等被冠以先锋之作的短篇小说，到“江南三部曲”，再到后期作品《隐身衣》《望春风》等，表面看来风格迥异，实际上作品深处都呈现出先锋品格、启蒙理想和批判意识。到了《月落荒寺》中，这种指向更为明显。先锋性、启蒙性和批判性都是以精英主义为旨归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会有此主题。
黎紫书的《流俗地》讲述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流俗地》以作家特有的温情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小说明显具有一种多重身份的纠缠之感，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各种音乐，也体现了这种多元文化局面。特别是引用的歌词“蜜糖在你的右手，毒药在你的左手，我不知道你将要给我的是哪一个”28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因为小说正是在思考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主题也因为这样的音乐的使用得到进一步升华。钟求是的《等待呼吸》是一部书写逝去的爱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小说中的《孤独的手风琴》《贝加尔湖畔》是女主人公对青年时期爱情回忆的配乐，而成年生活中的情感遭遇，则一直伴随着《氧气》。前者是一种较为纯情的歌曲，符合青年时期感情的基调，后者则与成年的情感复杂相契合。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对“绿色宝库”消逝的追忆。文中的神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与食粮，也是小说的情感基调。石一枫的创作主要面对重建道德这一难题，音乐是他小说的重要因素。《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十分喜欢音乐，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在文中反复出现。《合奏》是一篇专门写音乐的小说。古典音乐的反复出现，音乐主题的凸显正是一种道德救赎，一种自我重构。古典音乐在小说中不断出现，有何动因，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情感消失的年代，音乐还能留存一丝的感情。无情艺术喧嚣尘上，音乐的介入，似乎能有所扭转。将情感的艺术注入文学，是一种有“情”文学的企盼。
红柯《故乡》的故事极为简单，而情感极其浓郁。情感发展历程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故事主要讲述回故乡之路、看望母亲之路，小说的情感主要通过歌曲来抒发。歌曲《我的母亲》在文中反复出现，浓缩了太多的情感在其中，作者把母亲的爱和泉水相提并论，既洗涤了作者的衣裳、双手，更洗涤了作者的灵魂。歌声第二次响起是大学生周健在周原老家的时候，《大月氏歌》之后就是《我的母亲》。当他默默记下这首古歌的时候，也勾起了他对家乡的无限思念。第三次响起的时候，天空中的白云消失，留下了孤零零的鹰。这时的情感又具有了另一层色彩。《大月氏歌》是草原的历史，是人们心中最隐秘的伤痛。音乐的在场有助于作者抒发满腔的情感，凸顯浪漫情愫。红柯被冠以浪漫主义者，其作品也流露出一种浓郁的情感，音乐起到重要的氛围营造作用。作者对秦腔也有独特的情感，悲凉的音乐更能抒发红柯作品中悲凉的底色与悲天悯人的情怀。总体而言，红柯的小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力的讴歌，对苦难的隐忍，对人性的歌颂，对西域大漠的独特情怀，是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生命赞歌。
音乐对作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音乐元素的挪用方面，而是借助音乐，丰富小说，升华主题。总的来讲，音乐的主题表达更为隐秘，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暗示和曲笔，但是不影响其深刻性。一方面，音乐凸显了一种叙事伦理29，另一方面，音乐是一种曲笔，是主题推进的一种曲线。很多时候作家笔下的语言往往和想要表达的思想不同，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形成一种“反讽”，而反讽，则是小说叙事的根本密码30。比如韩东小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开始便用唱歌的游戏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基调。游戏所唱歌曲是一首老区革命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这首歌曲之所以在作者描述的那一代人中十分熟悉，并且会当成一种游戏，一方面是因为所有革命歌曲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极其广大的受众群体，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生活的单调乏味有关。 有了音乐，小说就可以多音齐鸣，艺术张力也显露出来。不同的音乐使用，表达的主题很不一样。须一瓜《致新年快乐》书写了一个钢琴少年，小说里有一个引用音乐的场景，不知道是作者刻意为之还是笔误，音乐出现了误用：小说里提到阿四蒸包子时听到的音乐是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但实际上拉赫玛尼诺夫只写过《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Op.43），而《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Paganini，Op.35）应该是勃拉姆斯的作品。作者把两个作品搞混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它们的主题都来自帕格尼尼著名的二十四首无伴奏小提琴随想曲之二十四（Caprice No.24）31。这样的音乐使用有一种喜剧效果，尤其是用这样的音乐来给蒸包子这一事件配乐。但是联系到整部小说的基调，音乐所起到的反讽作用不言而喻。在乡土小说中，很多传统的音乐被搬进作品，但流露出的是另一层隐忧。比如葛水平的《活水》中有大量的段落涉及地方传统音乐“八音会”，这样的一种地方音乐如同那个破败落后的地方一样，终会消失的，虽然小说最后强行安排了美好的结局，但是从对“八音会”的命运的思索来看，作家本身并不乐观。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书写一起刑事案件，却不断引用古典音乐，题目也是“血色”和“莫扎特”的对举，所蕴含的张力自不待言。王钧的《交响乐》是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小说，残酷的主题与音乐化的题目，也显现出艺术张力来。上述这些，都是音乐在小说主题表达上的特殊功效。很多时候，音乐比文字更为畅快地履行了这样的功能。音乐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属性，文本的“冗余性”32大大增加，延长了读者与小说的审美距离，也更加丰富了小说的主题。
余论
小说的音乐性叙事是艺术演进的一种规律，在当前听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中，这样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艺术本身就是多媒介的，在近年来的艺术史撰写中，跨媒介艺术史是普遍的提法，而这些都是看到了媒介间的相似性和艺术间的共同性。也正是这种媒介间性，使得跨媒介叙事得以实现，也让小说和音乐的联姻水到渠成。小说一直不乏音乐叙事，处在多媒介语境中的当代小说尤为明显。音乐在小说中作为一种伴随文本存在，与小说互文，帮助小说完成叙事。音乐在小说中的使用，一是能奠定叙事基调，标识时间印记，作为叙事时间的补充;二是充当叙事元素，音乐作为叙事元，推动情节发展，与小说文本形成张力，深化主题;三是彰显风格，强化情感。最终，小说借助音乐更好的言说我们的世界。在黑格尔关于艺术的论述中，艺术的门类地位有所差异，但最高级别的艺术最趋近哲学33，音乐因为极为抽象，普遍被认为是最接近哲学的艺术，更具哲理性，地位也就相对较高，诚如哥德所言，“也许就是在音乐中，艺术的崇高是最为明显的”34。音乐是一项偏向哲学的艺术体裁，在艺术大家族中具有核心位置，特别是在艺术的音乐本体论者那里，“所有的艺术都追求音乐的效果”35的观点影响较深。因此被其他体裁广泛借鉴。作家们的音乐惯习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他们所有的音乐记忆最终都会投射到文本中去，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景。从更大的方面说，文本的音乐性让小说文本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抒情话语，某种意义上承接了中国的抒情传统。
叙事作品通常是类型的混合，小说本身具有“杂交性质”36，伴随着文学场域的调整和文学生态的变迁，文学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课题。对音乐对作家影响的考察，指向的是文学的媒介性这一根本问题，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字这一媒介构成，而是一个包含音乐、图像等其他媒介的多媒介文本，文学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的艺术门类和文化现象共存，并相互影响的。文学文本因此具有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特点。对文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文学角度扩展至文化学领域。跨学科逐渐成为一种惯常的方式，本文正是沿着此种路径对中国当代的部分小说进行一次跨学科解读。音乐是看出世界意义的一种媒介，成为小说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手段。“小说一旦同音乐结合，……将赋予小说无穷变化的韵味。”37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音乐进行解读，分析小说如何与音乐结合形成新的文本、构成新的表意模式，将小说和音乐如何进行互释，可探究音乐和小说文本结合后产生的独特而其妙的意义和韵味。
【注释】
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②如曾锋：《文学“音乐化”的合理性论证——以几位现代中国音乐家的著作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李雪梅：《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③⑥⑧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载《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作家出版社，2008。
④11石剑峰：《古典发烧友经历揭示“这个时代听力坏了”》，《东方早报》2012年7月4日。
⑤阿来：《云中记·题记》，《十月》2019年第1期。
⑦余华：《音乐或文学》，作家出版社，2017。
⑨参见格非：《尼采与音乐》：载《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第10页。
⑩20格非：《我与音乐》，载《朝云欲寄——格非文学作品精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81、181页。
12莫言：《我与音乐》，《快乐作文》2018年第Z3期。
13莫言：《用耳朵阅读》，载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
14程光炜：《贾平凹与琴棋书画》，《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15李洱：《花腔》，花城出版社，2018，第271页。
16房伟：《时代记忆的“雪花”或“忧伤”》，《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17[英]阿拉斯泰爾·福勒：《文学的类别：文类和模态理论导论》，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6页。 18颜水生：《史诗时代的抒情话语——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诗词、歌曲与风景》，《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19王万顺：《莫言小说中的“红歌”书写及其叙事功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1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第220页。
22[日]栗原裕一郎等：《村上春树·音乐》，丁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
23姜礼福、石云龙：《康拉德小说的音乐性》，《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25谭惠娟：《布鲁斯音乐与黑人文学的水乳交融——论布鲁斯音乐与拉尔夫·埃利森的文学创作》，《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6李雪梅：《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27[捷]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解构艺术的谈话》，载《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8黎紫书：《流俗地》，《山花》2020年第5期。
29丛新强、李丽：《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论“十七年”小说的歌谣嵌入现象》，《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
30[匈]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提出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原则是反讽（Ironie），这既是小说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小说主体的自我认识及自我扬弃。参见[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66页;詹姆斯·伍德也指出，“叙事领域几乎……没被讽刺碰过”。参见[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17页。
31此处细节是《长篇小说选刊》的宋嵩首先发现，在此引用，特此致谢。
32赵毅衡：《艺术与冗余》，《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33参见朱立元：《内在提升·辩证综合·自由艺术——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之二》，《当代文坛》2020年第1、2期。
34[美]克雷格·莱特：《聆听音乐》（第五版），余志刚、李秀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页。
35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37页。
36[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47页。
37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第126页。
（刘小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当代文坛》杂志。本文系“四川大學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