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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曲家周龙的管弦乐《忧思》（The Immortal，For Orchestra），2003年应英国广播公司委约而作，2004年创作完成并由BBC交响乐团在Proms音乐节首演，很快成为周龙最常上演的作品之一。此曲在2006年中国交响乐团举办的“龙声华韵”周龙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演出，遂引起国内音乐界的广泛关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部取材于作曲家对青年时代往事追忆的作品，开篇运用大量极具张力的音块和紧迫的持续滑音来宣泄一种悲剧性的情感，这种张力并不以狂躁性音乐语言呈现，而是在有节制的内在力扩张中营造出来。
周龙采用同类题材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还有《未来之火》（2001）、《鼓乐协奏曲》（2003）、《启迪》（2005）等，以上“追忆”系列作品承载着作曲家对过往的追忆与反思。他说：“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个人体验了人们在‘文革’中遭受磨难后仍然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我对这一切记忆犹新。我想通过抽象的音乐语言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因此上述作品不是对是非观的判断，更不是宣泄某种控訴，其悲剧性的表达背后是作曲家对具有时代性特质的艺术与文化做出崇敬式回馈。
“追忆”系列作品延续了作曲家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创作理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表现力，作品以对时代的反思为背景音源，音乐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与对抗，这与他创作的具有文人气息和“佛家时期”静默风格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作曲家温文儒雅的性格形成鲜明反差。
一、戏剧性音乐风格的营造
古典主义的逻辑、浪漫主义的抒情以及印象派的精美音响显然不符合《忧思》所要传递的情感，作曲家认为以较抽象的“无调性”表达更符合其表现意图。作品以作曲家青年时代“上山下乡”的经历为题材，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青年人内心成长的过程，作品情感内敛中带有一种悲剧性的张力，他把命运刻下的烙印通过戏剧性的音乐表现出来。开篇乐队全奏配合音块、突变的力度、极高音区、快速滑奏、颤音以及加速节奏等极具躁动的音响语汇，瞬间把音乐推动至高潮，戏剧性的冲突与对抗一目了然。然而悲剧性的情感表现并不仅局限与磅礴的音响，不协和动机的选定及其在全曲的贯穿使用，核心动机持续性的织体化造型，整体音色音响有层次的递进等设计都体现出周龙音乐中理性的思维，使得作品悲剧表达又自带作曲家特有的内敛与节制。
脱离调性后，半音与全音不协和的音响特征深受现代作曲家的青睐，作曲家根据个人审美需求结合个性化的设计使共性的素材呈现出不同的音响表现力。《忧思》的“无调性”表象之后，乐曲以小二度和增四度作为基本结构成分，它们衍展出全曲发展的主要音高体系。全曲主要音高元素在作品开始处呈现，半音动机bE—D以不同节奏层组成持续背景，与之对比的是前景动机，八度跳进的旋律以大二度音程叠加的三音作为和音色彩的构成。联系A音的持续（A—B—#C—#D）是外延为增四度的音块组合，这个和音由半音累积，以全音为外延的音块中包含的小二度、大二度、增四度也是整个作品的音高来源。不协和的音高与代表力量的音响参数混杂在一起，凸显了作品的戏剧性效果，瞬间将听众带入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
乐曲采用变奏曲式，主部（1—73小节）除展示主要的音高内容外，还将全曲发展的核心音色、织体素材悉数交代清晰，之后三次变奏则是在各原型素材的基础上作变形与延伸。从音色方面来说，《忧思》将弦乐作为管弦乐队的音响底色，弦乐器采用抹弦、拨奏、弓杆击弦等获得不同的声音特质，借以营造出线与点的对比与融合，弦乐音色与织体的成为推动音乐发展的动力之一。滑动音型是弦乐队主要造型之一，它们采用滑音奏法，以半音或三全音为核，作为背景造型贯穿全曲始终。弦乐组采用不同音色演奏滑动音型使其在时间的流动中产生不同的色差。13—19小节第1、2小提琴由不断上下滑动的音型化织体构成，配合其他乐器揉弦与震音奏法，融汇为一片动荡浮摇的音响群。提琴组的滑动音型采用微分音奏法，可视为半音动机的变体形式。小提琴组在A弦尖锐的高音区配合pp力度，各声部加弱音器、尚规定不得揉弦借以获得苍白无表情的音色。它紧接在开篇极具宣泄的音响后，动态与静态音响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悲剧性的情感表达，作曲家采用“静谧”的场景设计来诠释人们压抑、恐惧不安的心内独白。
在滑动音型持续的造型中，作曲家通过改变弦乐的演奏法所获得渐变的音响色差，来刻画人们内心情绪的起伏。20—32小节滑音造型在第二小提琴组得以延续，随着音区的下移，小二度为核的微分音奏法被纯四度的抹弦造型所替代，同样是描绘被抑制的悲愤，此处音色更为直观，两相对比音响呈现一种由远至近的既视感。36—43小节，滑动音型再次变换，第二小提琴快速上下泛音滑奏，为了获得更大的声势，大提琴配以由强渐弱的吟指。在此段的音响造型中，周龙成功地运用了提琴组滑动音型渲染出静谧、晦暗的气氛。滑动音型通过加弱音器、不揉弦的微分音滑奏 节奏松散、分部、纯四度抹弦 节奏密集、分部、纯四度泛音滑奏所产生的色彩力度差，使音乐戏剧性冲突逐步递增。
敲击主题作为一个弦乐队重要织体造型，主要采用弓杆击弦、拨奏等带有颗粒感的演奏法。在作品中，根据音响起伏的需要被安置于背景层或前景层，它是由半音纵向叠置而成，颗粒状的节奏性律动与滑动造型中连绵的面状音型形成点和线音效对比。第52—59小节敲击主题由1、2小提琴声部奏出，不揉弦干涩的音色配合弓杆打弦脉冲式震动，惟妙惟肖地临摹出打击乐的敲击声。弓杆击弦这种脉冲式的激发振动配合pp的力度支持，其音量远不及拨弦和滑奏，敲击音色作为结构的暗示，预示音乐进入一次新的力度涨幅，在三连音持续律动节奏背景下，音乐通过加速、不同质地音色转接、纯音色混合音色转换、力度由弱至强的等参数设计获得渐变的色调对比。
核心动机衍展不仅体现在持续背景造型设计上，全曲发展的前景主题同样以此为中心音响派生而来。谱例3中十二音主题句内部的音程构造由半音、全音、增四度组成。第36—43小节主题句首次呈示，采用紧拉慢唱的板式，背景层快速上下交替的泛音滑奏与木管、提琴混合音色娓娓道来的十二音主题句并置。主题句不协和的音响构成与戏曲“摇板”特定的情景预示表现出激动与悲愤的情绪。变奏1十二音主题采用原貌及相同板式出现。第一句108—126小节代表力量的铜管组替代色彩性的木管组，弦乐组背景层泛音滑奏被颤音滑奏替代，第二句采用全奏音响愈加浓烈，悲愤的戏剧性张力不断被聚焦。变奏2和变奏3，长气息的主题句被浓缩为节奏性的织体形态所替代，（273—283/311—318）主题由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随后弦乐组各组下小二度时隔八分音符卡农模仿十二音主题句，配合弓震音，生动地描摹出动乱中阴森紧张气氛。 《忧思》中戏剧性风格的营造及悲剧性的情感宣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得益于作曲家在创作中音乐音响参数设计与被表现对象情感、场景的直接关联以及持续稳定的情感表达，作品中由核心动机的衍生的滑动音型、敲击音型及十二音主题以不同形态贯穿始终使音乐风格前后统一。不仅如此，《忧思》匠心设计还在于，悲剧性的情感宣泄通过音色有层次的递进和对比；织体密度、繁复程度、变换频率等在有控制的设计中层层递进，乐曲乐曲动静适宜、张弛有度、细腻的刻画出人物内心情感起伏的全过程。
二、语境音乐意韵的现代表达
《忧思》的创作延续作曲家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作品以“无调性”现代音响为基调，为了使东西两种风格协调，作曲家有意避免直白运用棱角鲜明、辨识度强的传统音调，通过引用象征性的音阶以及对民族音调做无调、泛调和多调性处理，继而使其在整体音响组织上融入现代化配器和音响语汇中。不仅如此，在着眼于悲剧性情感宣泄的背景音源下，作曲家对民族音调现代化的拓展更贴合主旨营造出内省的氛围。乐曲32—35小节中提琴奏出以C宫调音阶的主题音调，五声音阶轮廓通过时值延长以及铜管组圆号、大号音色关联凸显出来，然而音响中民族性傳达并不直观，零碎、跳跃的旋律扰乱了五声音调的听觉记忆，同时突强力度下bB音和长时值#F音的加入，使整个主题片段充满现代效果。若将上述各音重新排列，又可与“苦音音阶”重合，可见此音阶所暗喻的凄楚、激愤的情感色彩与《忧思》传递的表现内涵相关联。第二个五声音阶主题在60—68小节由单簧管与小提琴混合音色奏出，连续下行大跳的D宫调主题由Cl.2与Vl.1同度奏出，时隔一小节Cl.1与Vl.2下大二度调奏出对比主题，五声音调通过长音持续使民族性清晰展现，然而商音上下方添加二度装饰性偏音，又有效地保持了整体音响的紧张度，同时片段中一、二主题纵向多调重叠也赋予单调古朴音阶主题以现代气息。
《忧思》在音高组织设计上，虽然避免直白的民族音调引用，但音乐中渗透的中国韵味仍可以从作曲家对音色的雕琢和音响的勾勒中品寻出来。周龙说：“我还是对中国乐器更感兴趣，即便是写西方乐器，无形中还是中国乐器的语言。”管弦乐《忧思》是一部纯西方编制的作品，但在聆听时，总会让听众有几分“错觉”感，中西方音色在相互交融中展开，甚至有些段落完全是用中国“语调”在说话。
中国传统器乐演奏中的吟猱绰注，戏曲唱法中的叠擞霍豁等 “带腔的音”为作曲家在音色构思上提供了遐想的空间，其微分摇摆的音效与西方现代音乐的语汇不谋而合。“‘腔音’，是由音在发音过程中音位、音色、力度、实虚空间各种参数‘递变量’构成，其形态是‘曲线状’，区别于欧洲传统音乐单音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时，是一种音高感的持续，是‘直线式’的音过程，音乐音之间构成‘跃进’关系。”？譹？訛“腔音”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有形式，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以及民间音乐中。《忧思》为了获得“腔音”效果，作曲家对单音采用滑音式和擞音式修饰；音与音的连接通过振动频率渐变引起音高感觉的滑音获得腔化效果，具体的音色对接是通过西洋乐器微分音、颤音、滑奏、揉弦等特殊奏法临摹吟、猱、绰、注、撞、推拉、柔滑、微分滑得以实现。腔音的“递变量”不仅表现为音高、音色的曲线形态，力度的精细处理也尤为重要，由强渐弱再由弱渐强、渐弱、渐强等力度设计便是腔音具有表现力的重要参数之一。谱例4用单簧管吹奏的哭腔音调，借鉴了传统音乐的润腔手法，每个音配以具体的力度表情，在持续或行进过程中“头、腹、尾”安排细腻的力度变化；前四小节A、C、A采用变换节奏的方式三次重复，体现了音腔内部疏密的尺寸分布；同时结合上下滑奏、特殊的颤吟效果与微分音等奏法表现音腔内部音色变换。
在西方管弦乐队的常规乐器中，就“点状”的发声形态而言，除打击乐的多种乐器以及竖琴外，恐怕仅有弦乐的拨奏属于自然表达，但这种演奏法也被归为非常规技法。其他各乐器的断奏，本质则更不是以“点状”的特征呈现。然而，在中国乐器的种类中，弹拨乐作为专门类别则是西方交响乐队中没有的。笔者认为，周龙在他的管弦乐创作中，很多主题与声部音型的写作，如果以一个大的类型来概括——作曲家都是对中国弹拨乐器的声音与演奏法做了管弦乐队的借鉴式转化。下例是作品中一个重要提示动机，这里运用马林巴的点状发音特质，首次呈示用震音的表现方式模仿弹拨乐中轮指手法而同音反复，包括又慢至快或反之，这些皆是中国弹拨乐中常见的表现手段与乐思类型。在对这个主题的表达中，作曲家以更为接近“点”的发音特质的马林巴首现，而后，木管、弦乐均以各自的断奏和拨弦演奏法进行的模仿。这个主题动机从形象与构思上都应该视为是对弹拨乐的声音与语言的模仿。类似的同音反复的音型在作品中大量存在，并由此衍变出带装饰性的同音反复音型以及固定节奏音型。
就音响质地而言，作曲家着意模仿“带表情的腔音“与点状的弹拨音色，点、线的音色组合接近传统，微分化的音调与音块的表达方式又实现了与西方现代音响语汇的对接。不仅在音高、音色上，作品整体节奏设计上融合板式节奏的散整松弛对比，采用散拉散唱、紧拉慢唱、紧拉紧唱的渐变的板式组合，使音响张力有节制地逐步聚集。这部以管弦乐队为底色的作品，从音高、音色、节奏的局部设计到整体结构布局都体现了作曲家中西乐制合璧的创新思维，赋予古朴的传统音乐以新的表现形式。
三、作品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不同形式的拓展存在于周龙作品的音响空间中，不仅反映出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符号暗示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这些作曲素材的运用与周龙个人经历、情感状态和审美追求密切关联。周龙自幼在京腔京韵的熏陶下成长，“下放”期间样板戏团的戏曲创作经验使其谙熟戏曲腔调的特点。学生时代的周龙收集大量的戏曲民歌等素材，从那时起这些民族素材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忧思》将具有中国音乐特质的腔音、板式节奏、抽象的五声音调放大使用，使它们的戏剧性效果能够与西方现代音响形成对接，同时借用具有“年代感”的素材勾起人们对过往的追忆。哥伦比亚留学期间受第二维也纳乐派的影响，周龙创作大量采用十二音、中心音、“音色旋律”以及主题动机发展的无调性作品，将西方现代技法根据其表现力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忧思》这部以对时代悲剧的反思为诉求的作品，就是采用这种现代先锋的无调性音响语汇来描绘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周龙创作中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渐变的结构思维，具体表现为造型中一个音的构成以及音与音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音位、音色、力度渐变的手法，通过展衍等线性变奏的方式展开乐思，通过滑音音型细微的音色变化来获得渐变的色差，同时采用散、整、慢、快速度布局，作品从局部到整体都渗透着渐变的结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作品创作手法还结合中国传统线性叙事思维，横向续进的线性主题，纵向空间采用音色关联的现代手法将其丰富。站在中西音乐文化二元的对立面，作曲家采用揉捏的方式将中西古今融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忧思》是一部将中西语言形式、审美意识及哲学文化多元融合的佳作。
？譹？訛 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7M610941）、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招标课题一般项目资助（项目编号：ICS-2016-B-07）]
周杏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萌）
周龙采用同类题材创作的管弦乐作品还有《未来之火》（2001）、《鼓乐协奏曲》（2003）、《启迪》（2005）等，以上“追忆”系列作品承载着作曲家对过往的追忆与反思。他说：“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个人体验了人们在‘文革’中遭受磨难后仍然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我对这一切记忆犹新。我想通过抽象的音乐语言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因此上述作品不是对是非观的判断，更不是宣泄某种控訴，其悲剧性的表达背后是作曲家对具有时代性特质的艺术与文化做出崇敬式回馈。
“追忆”系列作品延续了作曲家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创作理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表现力，作品以对时代的反思为背景音源，音乐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与对抗，这与他创作的具有文人气息和“佛家时期”静默风格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也与作曲家温文儒雅的性格形成鲜明反差。
一、戏剧性音乐风格的营造
古典主义的逻辑、浪漫主义的抒情以及印象派的精美音响显然不符合《忧思》所要传递的情感，作曲家认为以较抽象的“无调性”表达更符合其表现意图。作品以作曲家青年时代“上山下乡”的经历为题材，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青年人内心成长的过程，作品情感内敛中带有一种悲剧性的张力，他把命运刻下的烙印通过戏剧性的音乐表现出来。开篇乐队全奏配合音块、突变的力度、极高音区、快速滑奏、颤音以及加速节奏等极具躁动的音响语汇，瞬间把音乐推动至高潮，戏剧性的冲突与对抗一目了然。然而悲剧性的情感表现并不仅局限与磅礴的音响，不协和动机的选定及其在全曲的贯穿使用，核心动机持续性的织体化造型，整体音色音响有层次的递进等设计都体现出周龙音乐中理性的思维，使得作品悲剧表达又自带作曲家特有的内敛与节制。
脱离调性后，半音与全音不协和的音响特征深受现代作曲家的青睐，作曲家根据个人审美需求结合个性化的设计使共性的素材呈现出不同的音响表现力。《忧思》的“无调性”表象之后，乐曲以小二度和增四度作为基本结构成分，它们衍展出全曲发展的主要音高体系。全曲主要音高元素在作品开始处呈现，半音动机bE—D以不同节奏层组成持续背景，与之对比的是前景动机，八度跳进的旋律以大二度音程叠加的三音作为和音色彩的构成。联系A音的持续（A—B—#C—#D）是外延为增四度的音块组合，这个和音由半音累积，以全音为外延的音块中包含的小二度、大二度、增四度也是整个作品的音高来源。不协和的音高与代表力量的音响参数混杂在一起，凸显了作品的戏剧性效果，瞬间将听众带入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
乐曲采用变奏曲式，主部（1—73小节）除展示主要的音高内容外，还将全曲发展的核心音色、织体素材悉数交代清晰，之后三次变奏则是在各原型素材的基础上作变形与延伸。从音色方面来说，《忧思》将弦乐作为管弦乐队的音响底色，弦乐器采用抹弦、拨奏、弓杆击弦等获得不同的声音特质，借以营造出线与点的对比与融合，弦乐音色与织体的成为推动音乐发展的动力之一。滑动音型是弦乐队主要造型之一，它们采用滑音奏法，以半音或三全音为核，作为背景造型贯穿全曲始终。弦乐组采用不同音色演奏滑动音型使其在时间的流动中产生不同的色差。13—19小节第1、2小提琴由不断上下滑动的音型化织体构成，配合其他乐器揉弦与震音奏法，融汇为一片动荡浮摇的音响群。提琴组的滑动音型采用微分音奏法，可视为半音动机的变体形式。小提琴组在A弦尖锐的高音区配合pp力度，各声部加弱音器、尚规定不得揉弦借以获得苍白无表情的音色。它紧接在开篇极具宣泄的音响后，动态与静态音响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悲剧性的情感表达，作曲家采用“静谧”的场景设计来诠释人们压抑、恐惧不安的心内独白。
在滑动音型持续的造型中，作曲家通过改变弦乐的演奏法所获得渐变的音响色差，来刻画人们内心情绪的起伏。20—32小节滑音造型在第二小提琴组得以延续，随着音区的下移，小二度为核的微分音奏法被纯四度的抹弦造型所替代，同样是描绘被抑制的悲愤，此处音色更为直观，两相对比音响呈现一种由远至近的既视感。36—43小节，滑动音型再次变换，第二小提琴快速上下泛音滑奏，为了获得更大的声势，大提琴配以由强渐弱的吟指。在此段的音响造型中，周龙成功地运用了提琴组滑动音型渲染出静谧、晦暗的气氛。滑动音型通过加弱音器、不揉弦的微分音滑奏 节奏松散、分部、纯四度抹弦 节奏密集、分部、纯四度泛音滑奏所产生的色彩力度差，使音乐戏剧性冲突逐步递增。
敲击主题作为一个弦乐队重要织体造型，主要采用弓杆击弦、拨奏等带有颗粒感的演奏法。在作品中，根据音响起伏的需要被安置于背景层或前景层，它是由半音纵向叠置而成，颗粒状的节奏性律动与滑动造型中连绵的面状音型形成点和线音效对比。第52—59小节敲击主题由1、2小提琴声部奏出，不揉弦干涩的音色配合弓杆打弦脉冲式震动，惟妙惟肖地临摹出打击乐的敲击声。弓杆击弦这种脉冲式的激发振动配合pp的力度支持，其音量远不及拨弦和滑奏，敲击音色作为结构的暗示，预示音乐进入一次新的力度涨幅，在三连音持续律动节奏背景下，音乐通过加速、不同质地音色转接、纯音色混合音色转换、力度由弱至强的等参数设计获得渐变的色调对比。
核心动机衍展不仅体现在持续背景造型设计上，全曲发展的前景主题同样以此为中心音响派生而来。谱例3中十二音主题句内部的音程构造由半音、全音、增四度组成。第36—43小节主题句首次呈示，采用紧拉慢唱的板式，背景层快速上下交替的泛音滑奏与木管、提琴混合音色娓娓道来的十二音主题句并置。主题句不协和的音响构成与戏曲“摇板”特定的情景预示表现出激动与悲愤的情绪。变奏1十二音主题采用原貌及相同板式出现。第一句108—126小节代表力量的铜管组替代色彩性的木管组，弦乐组背景层泛音滑奏被颤音滑奏替代，第二句采用全奏音响愈加浓烈，悲愤的戏剧性张力不断被聚焦。变奏2和变奏3，长气息的主题句被浓缩为节奏性的织体形态所替代，（273—283/311—318）主题由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随后弦乐组各组下小二度时隔八分音符卡农模仿十二音主题句，配合弓震音，生动地描摹出动乱中阴森紧张气氛。 《忧思》中戏剧性风格的营造及悲剧性的情感宣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得益于作曲家在创作中音乐音响参数设计与被表现对象情感、场景的直接关联以及持续稳定的情感表达，作品中由核心动机的衍生的滑动音型、敲击音型及十二音主题以不同形态贯穿始终使音乐风格前后统一。不仅如此，《忧思》匠心设计还在于，悲剧性的情感宣泄通过音色有层次的递进和对比；织体密度、繁复程度、变换频率等在有控制的设计中层层递进，乐曲乐曲动静适宜、张弛有度、细腻的刻画出人物内心情感起伏的全过程。
二、语境音乐意韵的现代表达
《忧思》的创作延续作曲家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作品以“无调性”现代音响为基调，为了使东西两种风格协调，作曲家有意避免直白运用棱角鲜明、辨识度强的传统音调，通过引用象征性的音阶以及对民族音调做无调、泛调和多调性处理，继而使其在整体音响组织上融入现代化配器和音响语汇中。不仅如此，在着眼于悲剧性情感宣泄的背景音源下，作曲家对民族音调现代化的拓展更贴合主旨营造出内省的氛围。乐曲32—35小节中提琴奏出以C宫调音阶的主题音调，五声音阶轮廓通过时值延长以及铜管组圆号、大号音色关联凸显出来，然而音响中民族性傳达并不直观，零碎、跳跃的旋律扰乱了五声音调的听觉记忆，同时突强力度下bB音和长时值#F音的加入，使整个主题片段充满现代效果。若将上述各音重新排列，又可与“苦音音阶”重合，可见此音阶所暗喻的凄楚、激愤的情感色彩与《忧思》传递的表现内涵相关联。第二个五声音阶主题在60—68小节由单簧管与小提琴混合音色奏出，连续下行大跳的D宫调主题由Cl.2与Vl.1同度奏出，时隔一小节Cl.1与Vl.2下大二度调奏出对比主题，五声音调通过长音持续使民族性清晰展现，然而商音上下方添加二度装饰性偏音，又有效地保持了整体音响的紧张度，同时片段中一、二主题纵向多调重叠也赋予单调古朴音阶主题以现代气息。
《忧思》在音高组织设计上，虽然避免直白的民族音调引用，但音乐中渗透的中国韵味仍可以从作曲家对音色的雕琢和音响的勾勒中品寻出来。周龙说：“我还是对中国乐器更感兴趣，即便是写西方乐器，无形中还是中国乐器的语言。”管弦乐《忧思》是一部纯西方编制的作品，但在聆听时，总会让听众有几分“错觉”感，中西方音色在相互交融中展开，甚至有些段落完全是用中国“语调”在说话。
中国传统器乐演奏中的吟猱绰注，戏曲唱法中的叠擞霍豁等 “带腔的音”为作曲家在音色构思上提供了遐想的空间，其微分摇摆的音效与西方现代音乐的语汇不谋而合。“‘腔音’，是由音在发音过程中音位、音色、力度、实虚空间各种参数‘递变量’构成，其形态是‘曲线状’，区别于欧洲传统音乐单音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时，是一种音高感的持续，是‘直线式’的音过程，音乐音之间构成‘跃进’关系。”？譹？訛“腔音”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有形式，普遍存在于中国的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以及民间音乐中。《忧思》为了获得“腔音”效果，作曲家对单音采用滑音式和擞音式修饰；音与音的连接通过振动频率渐变引起音高感觉的滑音获得腔化效果，具体的音色对接是通过西洋乐器微分音、颤音、滑奏、揉弦等特殊奏法临摹吟、猱、绰、注、撞、推拉、柔滑、微分滑得以实现。腔音的“递变量”不仅表现为音高、音色的曲线形态，力度的精细处理也尤为重要，由强渐弱再由弱渐强、渐弱、渐强等力度设计便是腔音具有表现力的重要参数之一。谱例4用单簧管吹奏的哭腔音调，借鉴了传统音乐的润腔手法，每个音配以具体的力度表情，在持续或行进过程中“头、腹、尾”安排细腻的力度变化；前四小节A、C、A采用变换节奏的方式三次重复，体现了音腔内部疏密的尺寸分布；同时结合上下滑奏、特殊的颤吟效果与微分音等奏法表现音腔内部音色变换。
在西方管弦乐队的常规乐器中，就“点状”的发声形态而言，除打击乐的多种乐器以及竖琴外，恐怕仅有弦乐的拨奏属于自然表达，但这种演奏法也被归为非常规技法。其他各乐器的断奏，本质则更不是以“点状”的特征呈现。然而，在中国乐器的种类中，弹拨乐作为专门类别则是西方交响乐队中没有的。笔者认为，周龙在他的管弦乐创作中，很多主题与声部音型的写作，如果以一个大的类型来概括——作曲家都是对中国弹拨乐器的声音与演奏法做了管弦乐队的借鉴式转化。下例是作品中一个重要提示动机，这里运用马林巴的点状发音特质，首次呈示用震音的表现方式模仿弹拨乐中轮指手法而同音反复，包括又慢至快或反之，这些皆是中国弹拨乐中常见的表现手段与乐思类型。在对这个主题的表达中，作曲家以更为接近“点”的发音特质的马林巴首现，而后，木管、弦乐均以各自的断奏和拨弦演奏法进行的模仿。这个主题动机从形象与构思上都应该视为是对弹拨乐的声音与语言的模仿。类似的同音反复的音型在作品中大量存在，并由此衍变出带装饰性的同音反复音型以及固定节奏音型。
就音响质地而言，作曲家着意模仿“带表情的腔音“与点状的弹拨音色，点、线的音色组合接近传统，微分化的音调与音块的表达方式又实现了与西方现代音响语汇的对接。不仅在音高、音色上，作品整体节奏设计上融合板式节奏的散整松弛对比，采用散拉散唱、紧拉慢唱、紧拉紧唱的渐变的板式组合，使音响张力有节制地逐步聚集。这部以管弦乐队为底色的作品，从音高、音色、节奏的局部设计到整体结构布局都体现了作曲家中西乐制合璧的创新思维，赋予古朴的传统音乐以新的表现形式。
三、作品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通过不同形式的拓展存在于周龙作品的音响空间中，不仅反映出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符号暗示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这些作曲素材的运用与周龙个人经历、情感状态和审美追求密切关联。周龙自幼在京腔京韵的熏陶下成长，“下放”期间样板戏团的戏曲创作经验使其谙熟戏曲腔调的特点。学生时代的周龙收集大量的戏曲民歌等素材，从那时起这些民族素材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忧思》将具有中国音乐特质的腔音、板式节奏、抽象的五声音调放大使用，使它们的戏剧性效果能够与西方现代音响形成对接，同时借用具有“年代感”的素材勾起人们对过往的追忆。哥伦比亚留学期间受第二维也纳乐派的影响，周龙创作大量采用十二音、中心音、“音色旋律”以及主题动机发展的无调性作品，将西方现代技法根据其表现力恰如其分地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忧思》这部以对时代悲剧的反思为诉求的作品，就是采用这种现代先锋的无调性音响语汇来描绘时代的躁动与不安。周龙创作中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渐变的结构思维，具体表现为造型中一个音的构成以及音与音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音位、音色、力度渐变的手法，通过展衍等线性变奏的方式展开乐思，通过滑音音型细微的音色变化来获得渐变的色差，同时采用散、整、慢、快速度布局，作品从局部到整体都渗透着渐变的结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作品创作手法还结合中国传统线性叙事思维，横向续进的线性主题，纵向空间采用音色关联的现代手法将其丰富。站在中西音乐文化二元的对立面，作曲家采用揉捏的方式将中西古今融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忧思》是一部将中西语言形式、审美意识及哲学文化多元融合的佳作。
？譹？訛 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本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7M610941）、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招标课题一般项目资助（项目编号：ICS-2016-B-07）]
周杏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