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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1901~1998),中共“元老”之一,也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曾以革命“罪人”身份入狱。一生3次被捕,27年牢狱生涯,著有《郑超麟回忆录》。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理想和非凡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轧,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1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已如水落石出般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100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这文选也是他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傅大庆。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写给狱外领导的报告,报告中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安危,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普通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
郑伯伯去世时,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党史,也因此有了一丝生动。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理想和非凡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轧,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1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已如水落石出般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100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这文选也是他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傅大庆。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写给狱外领导的报告,报告中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安危,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普通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
郑伯伯去世时,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党史,也因此有了一丝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