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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茅盾的长篇巨著《子夜》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文学评论界对其褒贬兼备。本文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评论观点，对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以及《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的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二文提出商榷。主题先行并不会使文本的政治性大于文学性，《子夜》的主题具有多义性，《子夜》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的产物，固然有瑕疵，但不影响它凭借其独特的审美特性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关键词：现实主义 主题先行 艺术个性
茅盾的长篇巨著《子夜》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文学评论界对其褒贬兼备。早在《子夜》产生之初，瞿秋白就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在左翼文学盛行的时期，因为时代所要求的作品的功利性与倾向性，许多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也曾经称颂过《子夜》。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学思潮的嬗变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影响，《子夜》遭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徐循华、王晓明、蓝棣之等人就多次撰文指出《子夜》的流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无数篇的“重读《子夜》”、“再读《子夜》”等试图参与重估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应运而生。本文就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以及《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的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二文提出几点商榷。
一 主题先行与《子夜》主题的多义性
有学者认为，茅盾小说的问题在于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这样往往导致理念大于形象，缺乏小说味。再者，“入选人数有限”，所以无论是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还是钱理群、吴晓东等推出的他们认为最好的七位作家的名单，茅盾的落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循华在两篇文章中谈到《子夜》时，也指出《子夜》是处处围绕着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主题来结构并铺展故事的。“主题是正确无误的，但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政治性目标，‘为人生’就自然而然地变易成‘为政治’了……只要将《子夜》与《蚀》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子夜》的创作，不能不说它是主题先行化的产物。而主题先行化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手法，正是‘《子夜》模式’的首要的特征！”进而，徐循华得出结论：主题先行导致作品结构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大大减弱了形象本身应该具有的复杂性。使得《子夜》里的人物形象大都显得平板。《子夜》在总体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对许多人物的描写也缺乏一定的深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者“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
事实上，茅盾确实曾在多处提到《子夜》的创作意图，很多学者也因此得出《子夜》是在作者意图浓厚的情况下产生，是主题先行产物的结论，进而说明主题先行的作品，其政治性、社会性大于文学性。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层层递进的逻辑推理未免停于表面，主题先行未必会削弱其文学价值，在一个主题的指导下，作家围绕着主题展开描写，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文本本身所传达的主旨的多义性。阅读《子夜》，除了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他所要回答的托派的问题，即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更加殖民化了，细心地读者还会领悟到个人与社会抗争、命运无常等永恒的社会母题。
首先，简单谈谈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的提出虽然在与“文革”文学滥觞之际，但是主题先行是与中国古代文论中提到的“意在笔先”相一致的。在写作理论中与“意在笔先”相对立的是“意随笔生”，也就是说，写作的时候，并不需要先立意，有的作品，主题会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地明晰起来。“意在笔先”与“意随笔生”是创作过程中主题确立的两种模式，但是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尤其在结构繁杂、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往往是二者兼备，《子夜》就属于这种情况。茅盾在写子夜之前深感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动荡、政治局势的混乱，国民党权力的争斗、内战的爆发、欧洲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遭遇严冬，濒临破产。为了挽救自己，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更为严厉，罢工现象此起彼伏。于是，在社会性质大讨论中萌发了写《子夜》来参与论战的意图，作者模仿巴尔扎克，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中间也歇歇停停，最终于1933年完成出版。
作者本计划“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后来因为一些主观原因，范围缩写，主要写都市生活，通过都市生活反映当时城市文明以及其给人带来的困境，作者还涉及到工人斗争中的革命者等，无意识之中给文本带来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到《子夜》创作完成并出版，文本的主题显然在“意随笔生”的过程中丰富起来。
此外，徐循华在文中提到，因为主题先行，造成文章的多处“弄巧反成拙”，例如，《子夜》第一章文末，作者透过范博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吴老太爷如同一具古老的僵尸，从枯朽的农村坟墓中走出来，一迈入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后便被风化了。如此便有人认为，吴老太爷之死正是作者蓄意制造的。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子夜》相比于其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来说，因为其涉及的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里面有无数的社会经济术语，因而作品相对晦涩难懂，令一般读者不敢恭维。而向范博文这类的议论既生动又丰富，一方面使读者感受到作者在创作中包含的“激情”，另一方面也使读者能够更易于接近文章的主题，这对于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是十分必要的。
也就是说，主题先行的模式对于《子夜》来说，甚至对于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并非不可取，《子夜》在茅盾主题先行的指导下依然显示出了主题的多义性。当下，对于《子夜》所谓的“主题先行”和“高级社会政治文件”带有否定性的认知多是依据思想倾向性与小说艺术性、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实际创作效果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评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题先行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它不过是一种创作模式，因此，主题先行也不会夸大作品的倾向性和社会性，从而削弱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二 《子夜》的独特审美特性
徐循华在《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一文中指出，茅盾的创作已告别了对于诸如方罗兰、静女士等脆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描写，也从《蚀》所描述的沉闷压抑的世界中摆脱了出来，而重新营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子夜》，它是30年代一幅中国社会的“全景图”。可问题是，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却不能意味着艺术创作走向“成熟”。并且“转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在“转变”中小说家或许会有意无意地丧失了作者所特有的审美个性。也就是说，在徐循华看来，《蚀》三部曲是成功的，而《子夜》相比《蚀》，有着创作倾向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成熟的，但是作品本身并不成功。因为在转变过程中作者已经失去了其特有的审美特性。
其实不然，面对《子夜》出版后学界、社会各方的声音，曾坦率而真诚地说过，受到一致好评的作品未必好，遭受一致批评的作品也未必不好，而存在评价分歧的作品则让人深思。很佩服作家本身的豁达与自信，仔细斟酌，我们会发现在学术逐渐趋于客观和自由的今天，多数人还是认为茅盾的《子夜》是一部现代经典，就其原因，就在于《子夜》彰显的就是茅盾独特的艺术审美特性。
笔者认为，《子夜》作为茅盾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只有《子夜》才能真正体现矛盾独特的艺术视角，其实，我们现代作家中所念叨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现代著名作家中，除了茅盾，其他人尽管也有其独特的艺术性，但是所写出来的文学经典无非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以及都市文明腐蚀下的青年一代，其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从文化角度或者社会角度加以塑造。徐循华所称颂的《蚀》三部曲也属于这一类。因此，《蚀》固然写的很好，但是仍不能算是真正体现茅盾艺术独特性的作品。
《子夜》则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而且大规模地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茅盾认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有所反映并究其原因。所以，对中国社会的重大时代问题有全景式反映的《子夜》，其作品倾向即决定了小说艺术性和史诗性。还原和联系《子夜》赖以产生的时代语境，应该说《子夜》具有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真实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对民族和民间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歧视，这就使中国内地难以形成平和统一的市场环境，从而使工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各种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与革命则历史性地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茅盾正是这样，广泛而本质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文学的功利性和史诗性，他充满激情地将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与“听朋友讲述的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资料”结合起来，客观、科学地进行社会剖析，从而履行“现代作家的责任”，即描述生活的缺点，寻找其病根并攻击和改革那些缺点和病根，以获得生活的改善。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独特视角正是反映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矛盾斗争。《子夜》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也重新引发人们深入思考。诚然，正如作者本身所指出的：“但意图同实践，总有距离。”因此，我们看到的《子夜》，也写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斗争，显得比较苍白。第四章写农民的斗争情况，作者自以为是“半肢瘫痪”。由于“身体的健康而不得不缩小了原来的计划，只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因而由于前几章所铺设的场面过于庞大，文本读到最后，难免给人留下虎头蛇尾的印象。
总之，伴随着新的世纪，新的经济发展时代的到来，文学思潮也在逐步演变，对于《子夜》，相信也有更加客观的科学评价，对于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以及《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的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两篇文章，笔者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与徐循华进行商榷，一方面，主题先行是一种创作模式，它不等于概念化和倾向化，主题先行的作品的主旨也可以具有多义性，《子夜》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从《蚀》到《子夜》的转变，是一次既成功又成熟的改变，体现了作者不随波逐流的创作，真正彰显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即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描写现实，塑造典型。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 伍晓辉：《“误读”景观下的“茅盾现象”——以〈子夜〉为个案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l期。
[3] 徐循华：《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上海文论》，1993年第5期。
（欧明，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翁少玲，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级政工师）
关键词：现实主义 主题先行 艺术个性
茅盾的长篇巨著《子夜》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文学评论界对其褒贬兼备。早在《子夜》产生之初，瞿秋白就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在左翼文学盛行的时期，因为时代所要求的作品的功利性与倾向性，许多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也曾经称颂过《子夜》。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学思潮的嬗变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影响，《子夜》遭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徐循华、王晓明、蓝棣之等人就多次撰文指出《子夜》的流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无数篇的“重读《子夜》”、“再读《子夜》”等试图参与重估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应运而生。本文就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以及《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的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二文提出几点商榷。
一 主题先行与《子夜》主题的多义性
有学者认为，茅盾小说的问题在于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这样往往导致理念大于形象，缺乏小说味。再者，“入选人数有限”，所以无论是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还是钱理群、吴晓东等推出的他们认为最好的七位作家的名单，茅盾的落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循华在两篇文章中谈到《子夜》时，也指出《子夜》是处处围绕着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主题来结构并铺展故事的。“主题是正确无误的，但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政治性目标，‘为人生’就自然而然地变易成‘为政治’了……只要将《子夜》与《蚀》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子夜》的创作，不能不说它是主题先行化的产物。而主题先行化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手法，正是‘《子夜》模式’的首要的特征！”进而，徐循华得出结论：主题先行导致作品结构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大大减弱了形象本身应该具有的复杂性。使得《子夜》里的人物形象大都显得平板。《子夜》在总体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对许多人物的描写也缺乏一定的深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者“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
事实上，茅盾确实曾在多处提到《子夜》的创作意图，很多学者也因此得出《子夜》是在作者意图浓厚的情况下产生，是主题先行产物的结论，进而说明主题先行的作品，其政治性、社会性大于文学性。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层层递进的逻辑推理未免停于表面，主题先行未必会削弱其文学价值，在一个主题的指导下，作家围绕着主题展开描写，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文本本身所传达的主旨的多义性。阅读《子夜》，除了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他所要回答的托派的问题，即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的压榨下，更加殖民化了，细心地读者还会领悟到个人与社会抗争、命运无常等永恒的社会母题。
首先，简单谈谈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的提出虽然在与“文革”文学滥觞之际，但是主题先行是与中国古代文论中提到的“意在笔先”相一致的。在写作理论中与“意在笔先”相对立的是“意随笔生”，也就是说，写作的时候，并不需要先立意，有的作品，主题会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地明晰起来。“意在笔先”与“意随笔生”是创作过程中主题确立的两种模式，但是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尤其在结构繁杂、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往往是二者兼备，《子夜》就属于这种情况。茅盾在写子夜之前深感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动荡、政治局势的混乱，国民党权力的争斗、内战的爆发、欧洲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遭遇严冬，濒临破产。为了挽救自己，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更为严厉，罢工现象此起彼伏。于是，在社会性质大讨论中萌发了写《子夜》来参与论战的意图，作者模仿巴尔扎克，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中间也歇歇停停，最终于1933年完成出版。
作者本计划“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后来因为一些主观原因，范围缩写，主要写都市生活，通过都市生活反映当时城市文明以及其给人带来的困境，作者还涉及到工人斗争中的革命者等，无意识之中给文本带来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到《子夜》创作完成并出版，文本的主题显然在“意随笔生”的过程中丰富起来。
此外，徐循华在文中提到，因为主题先行，造成文章的多处“弄巧反成拙”，例如，《子夜》第一章文末，作者透过范博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吴老太爷如同一具古老的僵尸，从枯朽的农村坟墓中走出来，一迈入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后便被风化了。如此便有人认为，吴老太爷之死正是作者蓄意制造的。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子夜》相比于其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来说，因为其涉及的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里面有无数的社会经济术语，因而作品相对晦涩难懂，令一般读者不敢恭维。而向范博文这类的议论既生动又丰富，一方面使读者感受到作者在创作中包含的“激情”，另一方面也使读者能够更易于接近文章的主题，这对于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是十分必要的。
也就是说，主题先行的模式对于《子夜》来说，甚至对于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并非不可取，《子夜》在茅盾主题先行的指导下依然显示出了主题的多义性。当下，对于《子夜》所谓的“主题先行”和“高级社会政治文件”带有否定性的认知多是依据思想倾向性与小说艺术性、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实际创作效果之间的关系而做出的评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主题先行并非是一个贬义词，它不过是一种创作模式，因此，主题先行也不会夸大作品的倾向性和社会性，从而削弱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二 《子夜》的独特审美特性
徐循华在《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一文中指出，茅盾的创作已告别了对于诸如方罗兰、静女士等脆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描写，也从《蚀》所描述的沉闷压抑的世界中摆脱了出来，而重新营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子夜》，它是30年代一幅中国社会的“全景图”。可问题是，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却不能意味着艺术创作走向“成熟”。并且“转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在“转变”中小说家或许会有意无意地丧失了作者所特有的审美个性。也就是说，在徐循华看来，《蚀》三部曲是成功的，而《子夜》相比《蚀》，有着创作倾向的转变，这种转变是成熟的，但是作品本身并不成功。因为在转变过程中作者已经失去了其特有的审美特性。
其实不然，面对《子夜》出版后学界、社会各方的声音，曾坦率而真诚地说过，受到一致好评的作品未必好，遭受一致批评的作品也未必不好，而存在评价分歧的作品则让人深思。很佩服作家本身的豁达与自信，仔细斟酌，我们会发现在学术逐渐趋于客观和自由的今天，多数人还是认为茅盾的《子夜》是一部现代经典，就其原因，就在于《子夜》彰显的就是茅盾独特的艺术审美特性。
笔者认为，《子夜》作为茅盾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只有《子夜》才能真正体现矛盾独特的艺术视角，其实，我们现代作家中所念叨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现代著名作家中，除了茅盾，其他人尽管也有其独特的艺术性，但是所写出来的文学经典无非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以及都市文明腐蚀下的青年一代，其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从文化角度或者社会角度加以塑造。徐循华所称颂的《蚀》三部曲也属于这一类。因此，《蚀》固然写的很好，但是仍不能算是真正体现茅盾艺术独特性的作品。
《子夜》则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的典型，而且大规模地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茅盾认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有所反映并究其原因。所以，对中国社会的重大时代问题有全景式反映的《子夜》，其作品倾向即决定了小说艺术性和史诗性。还原和联系《子夜》赖以产生的时代语境，应该说《子夜》具有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真实性。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对民族和民间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歧视，这就使中国内地难以形成平和统一的市场环境，从而使工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各种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与革命则历史性地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茅盾正是这样，广泛而本质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文学的功利性和史诗性，他充满激情地将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与“听朋友讲述的第二手甚至是第三手资料”结合起来，客观、科学地进行社会剖析，从而履行“现代作家的责任”，即描述生活的缺点，寻找其病根并攻击和改革那些缺点和病根，以获得生活的改善。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独特视角正是反映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揭示了民族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矛盾斗争。《子夜》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也重新引发人们深入思考。诚然，正如作者本身所指出的：“但意图同实践，总有距离。”因此，我们看到的《子夜》，也写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斗争，显得比较苍白。第四章写农民的斗争情况，作者自以为是“半肢瘫痪”。由于“身体的健康而不得不缩小了原来的计划，只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因而由于前几章所铺设的场面过于庞大，文本读到最后，难免给人留下虎头蛇尾的印象。
总之，伴随着新的世纪，新的经济发展时代的到来，文学思潮也在逐步演变，对于《子夜》，相信也有更加客观的科学评价，对于徐循华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以及《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的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两篇文章，笔者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与徐循华进行商榷，一方面，主题先行是一种创作模式，它不等于概念化和倾向化，主题先行的作品的主旨也可以具有多义性，《子夜》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从《蚀》到《子夜》的转变，是一次既成功又成熟的改变，体现了作者不随波逐流的创作，真正彰显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即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描写现实，塑造典型。
参考文献：
[1]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 伍晓辉：《“误读”景观下的“茅盾现象”——以〈子夜〉为个案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l期。
[3] 徐循华：《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上海文论》，1993年第5期。
（欧明，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翁少玲，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