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22岁的安徽打工女孩袁丽亚，被发现从位于北京南三环外大红门附近的京温服装商场坠楼身亡。依据现场侦查和法医报告，北京警方官方微博于5月9日公布鉴定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然而熟悉她的人却无法想通，在她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爱情迎来曙光的情况下，这名年仅23岁、开朗外向的女孩为何选择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开朗的导购员
　　2005年，袁丽亚由于中考落榜，在安徽庐江县同大镇的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外出打工。她打工的第一站是上海，两年后来到北京，先后在雅宝路以及动物园的服装市场工作，来到大红门一带做工是近两年的事情。袁丽亚在村里的邻居，也在“大红门”上过班的陈英（化名）介绍，在大红门的第一年，袁丽亚仅仅是在大红门商贸城三期地下的一家商铺工作，“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钟开始帮助老板做批发，一直到上午10点结束。她下午也断断续续在别的店铺里打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稳定的工作只有上午的一份”。袁丽亚刚来“早市”的工资是1500元/月，出事之前涨到了3000元，“就是死工资，吃住都从这里出。多卖出服装，也没有任何提成”。
　　袁丽亚或者陈英，她们一直以来做的工作是“导购”，也就是店铺里向人介绍、推销衣服的服务员。不过同样是“导购”的工作，却有着批發和零售的区别。“零售是顾客上门来挑选，觉得哪件衣服合适就上身来试，需要导购给顾客一个反馈，为他（她）在店里挑选适合的衣服。这种导购不需要主动去招揽顾客，只要进入店铺的顾客招呼好就可以了。批发则需要导购懂得吆喝，能够通过叫卖吸引顾客，也要懂得和他们拉关系，积累稳定的客户资源。”陈英还提到袁丽亚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批发型的导购，而自己却正和她相反，是零售型的。“这其实就说明了袁丽亚的性格。我是内向型的，张不开嘴。袁丽亚很活泼外向。”
　　大红门市场一带有很多和袁丽亚情况相仿的打工者。曾经在去年到过袁丽亚家做客的陈英说，她就住在京温商城不远的一条巷子里。“是那种铁皮房，她和另外一个从老家来的女生一起合住。屋子里就是一张双人床，还有一张小桌子。卫生间都是在外面公用的。每餐饭也都是到外面买现成的来吃。”不过袁丽亚在有限的时间里很喜欢结交新朋友，比如吃饭就会和新朋友一起，所以她的朋友圈子挺大，也不局限于安徽老乡。”
　　爱情的失与得
　　对于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爱情可能是他们最好的慰藉，但也可能是最坏的折磨。从袁丽亚发表在QQ空间中的“说说”来看，很明显去年夏天，她正在失恋中煎熬。陈英说：“去年上半年，袁丽亚和一个在上海打工的男生分手。这和她沉重的家庭负担有些关系。”“但袁丽亚绝对不可能因为感情的不顺选择结束生命。因为今年春节回家，她已经和旁边东沙村的彭佳（化名）订婚了。”陈英接着说道。
　　彭佳是通过合租房里另外那个同乡姐妹介绍的，去年下半年和袁丽亚认识，小她1岁，平时做淘宝网店的服装生意，也在北京。“定亲之前的一段时间，袁丽亚的父亲有点反对，还是觉得男方家里条件一般，希望袁丽亚能够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那段时间袁丽亚也在QQ空间里流露出负面的情绪。但之后两家坐在一起开会，这些问题很快都解决了。酒席钱男方给了8888元，衣服钱本来应该给8888元，男方母亲就和袁丽亚的父母商量，能不能给6888元，因为儿子在北京做生意还要钱来周转。取而代之，男方母亲说买‘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的钱出多少都可以，因为孩子嫁过来，这些东西终归也是带进门的。”陈英说。最后在女方家里办的定亲宴圆满结束。“我作为邻居，定亲宴也去凑热闹。我记得宴席之后，男方家里给两个村子每家都送了一包20元的玉溪烟，还抓了些喜糖。一般定亲都不送那么贵的烟，女方家觉得很长脸。”男方家属回到本村之前，按照当地风俗，脸上要涂红色的胭脂来表示家里有了喜事。“彭佳的二姥姥特别开心，把给她‘打红’的人推开，自己亲自动手。”
　　袁丽亚就这样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她在“说说”上写出了这样的感悟：“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人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家乡的牵挂
　　袁丽亚每年一般回家两次，一次是在春节，一次是在七八月份葡萄收获的季节回去帮忙。
　　2009年，父亲袁兴龙被诊断出了恶性胰岛细胞癌，癌细胞已经转移。袁丽亚的生活一下变得沉重起来。陈英告诉记者，袁丽亚每年打工的积蓄大概能有1万多元补贴家用，家里的葡萄地每亩的收入是1万多元，“而确诊当年我陪她去进行‘新农合’部分药物和治疗费用的报销，看见清单上已经不止1万元”。袁兴龙去年上半年曾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拿不出医疗费，袁丽亚给负责治疗父亲病情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顾锋教授下跪，请求能减免一些父亲的治疗费用。也是由于顾锋的帮助，中国红十字会免费提供了部分药物，袁兴龙肿瘤的原发灶得到了暂时的控制。袁丽亚出事后，顾锋也在微博上回忆：“她每月电话我一次，听上去没有过不去的迹象。”
　　父亲病倒后，袁丽亚成为每年收获和交易葡萄时劳动的主力。原来每次回家时那种轻松愉悦的心情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责任感：“马上就要回家了。我要努力学会烧菜，把老爸养得肥肥的！”一条“说说”这样写道。离家时，袁丽亚也不再表现出对父母的依恋，而多了几分作为家庭支柱的独立与坚强：“回来后看到爸妈脸上增添了不少笑容。好想就这样待在他们身边。但是现实告诉我，要赶紧回去，拼命挣钱！”
　　就是这种在苦闷中又饱含着责任感的话语让熟悉袁丽亚的人不能够相信她会以这种方式了结生命，留下身患绝症的父亲和还未成年的弟弟。
　　袁丽亚出事后，她在上海和北京后来认识的那些朋友才从媒体去她家的走访中看到了她的家庭环境：两件红砖瓦房几乎可以用空空荡荡来形容。其中一间大房间的一侧是灶台，另外一侧就是一张双人床。每年袁丽亚回家，会和弟弟挤在这张床上；另一间房就是父母的卧室。家中唯一值钱的电器是一台银灰色的老式冰箱，冰箱里存放着北京定期寄过来的免费药品。在陈英口中，“这是全村最破的房子了。村中普遍都是两层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的小楼。建造成本从20万到40万元不等。”但袁丽亚的QQ空间中每每提到家乡，如果不是父亲的病情，就总是美好的一面：“妈妈在咱家院子水缸里种的荷叶很漂亮”，或者“院子里好多萤火虫啊，今晚的月光真好！”陈英觉得，对于故乡的亲人以及那些充满记忆的家乡风物，袁丽亚无论生活中遭遇到怎样的波澜，也都割舍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