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推广之路】
考虑到学术著作的特殊性，版权销售人员还应该从产品(Products)、营销(Promotion)和定位(Positioning)三个方面着手，实行精细化、差异化的宣传推广策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中国的学者和学术著作从其诞生之日起走的就是一条非大众化的精英路线，天然就不善于或者不屑于哗众取宠。特别是，本土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著作，既不似科技类图书以公式图表传神达意，亦不似中医类图书凭实用技法祛病强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会因其自成一体的表述风格而显得自说自画，因其卓尔不群的学术风骨而显得衄高和寡。然而，这也恰恰是学术著作的魅力之所在，它所蕴含的是中国学者的文人风范、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乃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使更多的原创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的迫切性和深远意义，自是毋庸赘言。
那么，原创学术著作真的是“曲高和寡”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见，要使原创学术著作不再“曲高和寡”，必须从挖掘作品的民族性上下功夫。下面通过我社两个原创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案例，说明这一过程。
案例之一：故纸堆中寻历史，前门城里觅遗迹
“中国史书叙事记人，均以文字记载，但历来学者为了生动传神，主张左图右史。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图文并茂实在太难。好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宫廷画家和民间艺人留下了一批记录当时人和事的纪实性绘画，不仅弥补了文字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记载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朱诚如先生在我社出版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丛刊”总序中如是说。
“百闻不如一见”，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纪实性绘画揭开清代尘封的记忆，让那些人物、实物都鲜活地、生动地跃然纸上，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各行各业的注册商标和商号图案，匠心独运，色彩明快，既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更是外资渗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以此辑成《券证遗珍》；绘制精美的水道图和古迹图，巧夺天工，浑然天成，是清末重要水利工程现场的一幅幅写实画卷，以此辑成《水道寻往》；尘封数载的清代历史图片，包罗万象，风韵独特，展现清代“龙兴之地”辽宁的城郭陵墓、战争遗迹、宗教寺观及文化风物，以此辑成《盛京风物》；清晰直观的500余幅档案照片，考订严密，信息丰富，从一个侧面为今人提供了解日本侵华历史的直观资料，以此辑成《“满铁”旧影》。
一幅幅饱满而丰富的历史画卷深深感动了我社的版权业务经理，他进而产生一种冲动：与全世界的读者共同亲历中国历史的岁月变迁、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我们选择了合作关系笃深的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他们高瞻远瞩的国际化理念、精益求精的出版素养、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使我们深信他们是最适合的历史传播者。
然而，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圣智出版总裁陈锦锽先生翻阅着图书，爱不释手，却又举棋不定：西方人会理解这段历史吗?哪些人会出于什么需求购买这些书?在图书市场上历练多年、经验丰富的陈先生知道，图书的出版不能仅凭个人喜好，一时冲动，市场往往是理性而严酷的，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必须深思熟虑才可以确定下来。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社的孟超副社长提议带远道而来的朋友去体验一下前门大栅栏的老北京风情。那时节春色正浓，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飘荡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其间不乏外国游客在每座建筑物前拍照留念。我社的总编辑周蔚华博士、国际合作室的刘光宇主任以及陈先生等一行人，由东向西，信步闲游，迤逦而行。孟社长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兼职教师，他对每家商铺、每座建筑的历史由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轶事掌故亦信手拈来：广德楼，北京最古老的戏院之一，喜连成和双庆社等京剧戏班曾长期在此演唱；内联升，用传统工艺制作布鞋的作坊，老北京人讲究“脚踩内联升”，寓意“连升三级”、“平步青云”；瑞蚨祥，光绪末年首屈一指的绸布店，进门处当年为顾客停车用的拴马桩、门面上的石雕、罩棚都一应俱全；同仁堂，享誉中外的中药老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所有的商铺都色彩光鲜，仿佛昨天刚刚开张一样。一路走来，陈先生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每家店铺的名产，赞不绝口。周总编说，政府为了保存这些遗迹，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重新修缮了这些历史建筑，虽然如此，也只能算作“现代仿品”，要看真迹，只能去档案库里找啦。听了周总编一番话，陈先生若有所思起来。分别在即，他握着孟社长的手说，他不但决定做那套“图录”，而且要让世界的人看到的不只是赝品，还要留下些真迹。 每当捧起装帧精美的“图录丛刊”英文版，耳边总回响起那夜前门大栅栏飘荡的歌声：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它醇厚的香味儿，直传到天涯，它直传到天涯……
案例之二：共同的学术情愫，让我们走到一起
在战场上，失败的将军会叹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倾向：用英语写成的学术著作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也因此影响颇广。来源于欧洲教科文组织以及对奥地利、捷克、法国、德国和波兰国内市场的调查表明，1979--2005年间，90％的原创文学作品是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写成的；超过100万本原创文学著作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如果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美术史的影响力和受众面亦不及欧美学者的著述。溯其根源，交流渠道的匮乏导致中国学者缺少表达自己学术立场的机会，语言的障碍与隔阂致使中国学者失去了阐释自己学术观点的话语权。
反观许多欧美学者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虽然在资料编纂和学术观点上各有特色、百家争鸣，但是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艺术史的面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作竞把中国固有的领土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美术作品作为中国域外艺术来介绍和评析。因此，一部客观公正、态度严谨的中国美术史就很有必要。
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20多位中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历经数载写成了《中国美术》四卷本。该书力求以史实为基础，用客观的观察、细致的分析、权威的观点，努力真实客观地叙述和评析各个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的艺术创造，关注和重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友好的艺术交流，从而摒弃和清除了艺术史观上影响深远的欧洲中心主义，为全世界的中国美术研究学者提供了完整的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理念的全景透视。 《中国美术》四卷本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是韩国。它与韩国异世界(Darunsaenggak)的结缘，功不可没的“红娘”是韩国千太阳(Imprima)代理公司的阿瑞。2008年首尔书展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人气不足，景况萧条。然而，办事麻利、汉语流利的阿瑞仍然忙得大汗淋漓。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她就直奔主题，拿起展架上的《中国美术》翻看起来。她告诉我，她的老客户异世界出版社的董事长夫人是韩国国家美术馆美术设计的首席顾问，对中国美术的品鉴很有心得，这个要拿给她看看。消息很快反馈回来，韩国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但是经济危机之下，出版经费难免捉襟见肘。在我社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申请到了CBI的翻译资助，项目很快投入运作。目前，该书已经翻译完成，正在进行编辑加工。这是中国美术研究学者与国外美术研究学者第一次成功地以作品为媒介进行的时空对话。 很快第二次对话的机缘再次来临，这次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而人选的是“剑桥学术文库”。2009年深秋，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一行四人来我社进行业务访问，为首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销售主管、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布朗先生。那时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完成了袁行霈先生《中华文明史》的合作项目，十分健谈的布朗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项目合作中的一波三折。在剑桥学术委员会内部论争《中华文明史》时，布朗先生对持反对意见的学术委员说：“你们认为，你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吗?”接着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剑桥学术文库”中国部分的出版计划：翻译出版一批反映中国各个学术领域全貌的代表之作、经典之作，从而绘制一幅全方位介绍中国的学术地图。一席话让我们的精神也为之振奋，当布朗先生问我们有什么书推荐时，我们就拿出了《中国美术》。
翻开书本后的布朗先生变得沉默寡言了，除偶尔与身旁的中国工作人员小声确认出处外，一直沉浸在书本之中，与先前判若两人。临别之际，布朗先生带走了这套图书作为评审样书。他还告诉我们，他笃爱中国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这也是他喜爱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2010年伦敦书展期间，我社代表团访问剑桥大学出版社时，获悉《中国美术》通过了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意列入“剑桥学术文库”翻译出版。由此，中国美术学者第二次成功地完成了与英国学者的对话，进而以此为契机，向全世界的美术学者发表中国声音，表述中国观点、中国立场，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学术著作“走出去”，您准备好了吗?
鼓励文化产品“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中，因此，我国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机构、对外宣传机构和基金都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以“走出去”为己任的出版社，特别是输出原创学术著作图书的出版社，应该了解这些国家项目的资助对象、资助申请流程等细节，从而在与外国出版社谈判时，增加谈判筹码，推进项目加快实施。 从各家出版社的微观层面上看，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特色的“走出去”战略目标和短、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资金投入和人员配备等方面，更要加强版权部门的规划和建设，版权输出或独立建制，或指定专人负责，建立一套运转有序、上通下达的业务流程。
除整合社内资源以外，还要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资质良好、业务娴熟、客户关系网络广的代理公司建立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在日韩等版权代理机制完善的国家可以发展多家代理，既可以利用代理公司的客户关系网络发布图书信息，又可以通过与他们的定期见面了解外国出版社的版权需求。此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社外专家库，请有丰富出版和对外交流经验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对现有图书进行改造和包装，以适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不失为—个好办法。
考虑到学术著作的特殊性，版权销售人员还应该从产品(Products)、营销(Promotion)和定位(Positioning)三个方面着手，实行精细化、差异化的宣传推广策略。
在产品挖掘方面，努力做好三个兼顾：兼顾有潜力的在版图书和有创意的新刊图书，兼顾本土学者的本土学术著作和海外华裔学者首次出版的学术著作，兼顾传统的纸版图书出版授权和电子音像产品和纸版图书产品的网络传播和海外播放授权。
比如，在版权销售之前，我们会在自己的销售团队内部对我社的产品进行分析，经过分析研讨，版权销售的重点放在我社的出版特色和出版优势上：即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内容的学术精品，特别关注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新学术成果。实践证明，外国出版社非常关注中国当下的发展态势，对此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同时，这类学术著作在海外的出版对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引导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现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图书阅读方式、销售模式的转变，形式多样、方兴未艾的电子版权销售将会成为传统出版社版权销售的新的利润增长点。现在衍化出来的“打包(Packing)”授权、“包月”授权、“网站出租权”等灵活的授权方式，又将弥补纸版图书的版税收益。原创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不大，又相对分散，因此电子版图书开始受到西方学者和图书馆的青睐，成为向世界推广中国原创学术著作的又一条蹊径、捷径。
在营销推广方面，积极做好三个结合：新书报道与书展展示相结合，网上宣传、跟踪与走访会谈相结合，成品推介与成品改造、合作策划选题相结合。特别关注外国学术类出版社的最新选题动向和选题规划，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学术文库”、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的“中国文库”、荷兰博睿的亚洲学编辑部的选题等，都是以中国本土学者和原创学术著作为人选对象的系列图书。
在市场定位方面，区别做好三个市场：一是积极扩大欧美市场，特别重视英文版图书的合作策划，用通用语言占领主流市场；二是大力开发亚洲以及东欧市场，用正确的思想占领他们的舆论和出版阵地；三是不放弃港台市场，重视港台市场对东南亚乃至华语出版界的前哨地位。实践证明，欧美主流市场的突破往往会带动其他两个市场的版权销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弯的精神，创造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和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为世界所敬慕、所仰视。曲高和寡，只因知音者难觅。我相信，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一定可以为我国原创学术著作觅得知音无数，曲高也不再和寡。
考虑到学术著作的特殊性，版权销售人员还应该从产品(Products)、营销(Promotion)和定位(Positioning)三个方面着手，实行精细化、差异化的宣传推广策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中国的学者和学术著作从其诞生之日起走的就是一条非大众化的精英路线，天然就不善于或者不屑于哗众取宠。特别是，本土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著作，既不似科技类图书以公式图表传神达意，亦不似中医类图书凭实用技法祛病强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会因其自成一体的表述风格而显得自说自画，因其卓尔不群的学术风骨而显得衄高和寡。然而，这也恰恰是学术著作的魅力之所在，它所蕴含的是中国学者的文人风范、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乃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使更多的原创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的迫切性和深远意义，自是毋庸赘言。
那么，原创学术著作真的是“曲高和寡”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见，要使原创学术著作不再“曲高和寡”，必须从挖掘作品的民族性上下功夫。下面通过我社两个原创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案例，说明这一过程。
案例之一：故纸堆中寻历史，前门城里觅遗迹
“中国史书叙事记人，均以文字记载，但历来学者为了生动传神，主张左图右史。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图文并茂实在太难。好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宫廷画家和民间艺人留下了一批记录当时人和事的纪实性绘画，不仅弥补了文字资料记载的不足，而且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记载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朱诚如先生在我社出版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丛刊”总序中如是说。
“百闻不如一见”，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纪实性绘画揭开清代尘封的记忆，让那些人物、实物都鲜活地、生动地跃然纸上，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各行各业的注册商标和商号图案，匠心独运，色彩明快，既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更是外资渗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以此辑成《券证遗珍》；绘制精美的水道图和古迹图，巧夺天工，浑然天成，是清末重要水利工程现场的一幅幅写实画卷，以此辑成《水道寻往》；尘封数载的清代历史图片，包罗万象，风韵独特，展现清代“龙兴之地”辽宁的城郭陵墓、战争遗迹、宗教寺观及文化风物，以此辑成《盛京风物》；清晰直观的500余幅档案照片，考订严密，信息丰富，从一个侧面为今人提供了解日本侵华历史的直观资料，以此辑成《“满铁”旧影》。
一幅幅饱满而丰富的历史画卷深深感动了我社的版权业务经理，他进而产生一种冲动：与全世界的读者共同亲历中国历史的岁月变迁、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我们选择了合作关系笃深的圣智学习(Cengage Learning)。他们高瞻远瞩的国际化理念、精益求精的出版素养、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使我们深信他们是最适合的历史传播者。
然而，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圣智出版总裁陈锦锽先生翻阅着图书，爱不释手，却又举棋不定：西方人会理解这段历史吗?哪些人会出于什么需求购买这些书?在图书市场上历练多年、经验丰富的陈先生知道，图书的出版不能仅凭个人喜好，一时冲动，市场往往是理性而严酷的，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必须深思熟虑才可以确定下来。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社的孟超副社长提议带远道而来的朋友去体验一下前门大栅栏的老北京风情。那时节春色正浓，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飘荡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其间不乏外国游客在每座建筑物前拍照留念。我社的总编辑周蔚华博士、国际合作室的刘光宇主任以及陈先生等一行人，由东向西，信步闲游，迤逦而行。孟社长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兼职教师，他对每家商铺、每座建筑的历史由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轶事掌故亦信手拈来：广德楼，北京最古老的戏院之一，喜连成和双庆社等京剧戏班曾长期在此演唱；内联升，用传统工艺制作布鞋的作坊，老北京人讲究“脚踩内联升”，寓意“连升三级”、“平步青云”；瑞蚨祥，光绪末年首屈一指的绸布店，进门处当年为顾客停车用的拴马桩、门面上的石雕、罩棚都一应俱全；同仁堂，享誉中外的中药老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所有的商铺都色彩光鲜，仿佛昨天刚刚开张一样。一路走来，陈先生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每家店铺的名产，赞不绝口。周总编说，政府为了保存这些遗迹，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重新修缮了这些历史建筑，虽然如此，也只能算作“现代仿品”，要看真迹，只能去档案库里找啦。听了周总编一番话，陈先生若有所思起来。分别在即，他握着孟社长的手说，他不但决定做那套“图录”，而且要让世界的人看到的不只是赝品，还要留下些真迹。 每当捧起装帧精美的“图录丛刊”英文版，耳边总回响起那夜前门大栅栏飘荡的歌声：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它醇厚的香味儿，直传到天涯，它直传到天涯……
案例之二：共同的学术情愫，让我们走到一起
在战场上，失败的将军会叹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学术界也有同样的倾向：用英语写成的学术著作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也因此影响颇广。来源于欧洲教科文组织以及对奥地利、捷克、法国、德国和波兰国内市场的调查表明，1979--2005年间，90％的原创文学作品是用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写成的；超过100万本原创文学著作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如果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美术史的影响力和受众面亦不及欧美学者的著述。溯其根源，交流渠道的匮乏导致中国学者缺少表达自己学术立场的机会，语言的障碍与隔阂致使中国学者失去了阐释自己学术观点的话语权。
反观许多欧美学者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虽然在资料编纂和学术观点上各有特色、百家争鸣，但是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艺术史的面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作竞把中国固有的领土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美术作品作为中国域外艺术来介绍和评析。因此，一部客观公正、态度严谨的中国美术史就很有必要。
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20多位中国著名美术史学家，历经数载写成了《中国美术》四卷本。该书力求以史实为基础，用客观的观察、细致的分析、权威的观点，努力真实客观地叙述和评析各个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的艺术创造，关注和重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友好的艺术交流，从而摒弃和清除了艺术史观上影响深远的欧洲中心主义，为全世界的中国美术研究学者提供了完整的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理念的全景透视。 《中国美术》四卷本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是韩国。它与韩国异世界(Darunsaenggak)的结缘，功不可没的“红娘”是韩国千太阳(Imprima)代理公司的阿瑞。2008年首尔书展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人气不足，景况萧条。然而，办事麻利、汉语流利的阿瑞仍然忙得大汗淋漓。简单的几句寒暄之后，她就直奔主题，拿起展架上的《中国美术》翻看起来。她告诉我，她的老客户异世界出版社的董事长夫人是韩国国家美术馆美术设计的首席顾问，对中国美术的品鉴很有心得，这个要拿给她看看。消息很快反馈回来，韩国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但是经济危机之下，出版经费难免捉襟见肘。在我社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申请到了CBI的翻译资助，项目很快投入运作。目前，该书已经翻译完成，正在进行编辑加工。这是中国美术研究学者与国外美术研究学者第一次成功地以作品为媒介进行的时空对话。 很快第二次对话的机缘再次来临，这次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而人选的是“剑桥学术文库”。2009年深秋，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一行四人来我社进行业务访问，为首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销售主管、学术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布朗先生。那时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完成了袁行霈先生《中华文明史》的合作项目，十分健谈的布朗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项目合作中的一波三折。在剑桥学术委员会内部论争《中华文明史》时，布朗先生对持反对意见的学术委员说：“你们认为，你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吗?”接着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剑桥学术文库”中国部分的出版计划：翻译出版一批反映中国各个学术领域全貌的代表之作、经典之作，从而绘制一幅全方位介绍中国的学术地图。一席话让我们的精神也为之振奋，当布朗先生问我们有什么书推荐时，我们就拿出了《中国美术》。
翻开书本后的布朗先生变得沉默寡言了，除偶尔与身旁的中国工作人员小声确认出处外，一直沉浸在书本之中，与先前判若两人。临别之际，布朗先生带走了这套图书作为评审样书。他还告诉我们，他笃爱中国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这也是他喜爱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2010年伦敦书展期间，我社代表团访问剑桥大学出版社时，获悉《中国美术》通过了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同意列入“剑桥学术文库”翻译出版。由此，中国美术学者第二次成功地完成了与英国学者的对话，进而以此为契机，向全世界的美术学者发表中国声音，表述中国观点、中国立场，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学术著作“走出去”，您准备好了吗?
鼓励文化产品“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中，因此，我国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机构、对外宣传机构和基金都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以“走出去”为己任的出版社，特别是输出原创学术著作图书的出版社，应该了解这些国家项目的资助对象、资助申请流程等细节，从而在与外国出版社谈判时，增加谈判筹码，推进项目加快实施。 从各家出版社的微观层面上看，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特色的“走出去”战略目标和短、中、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资金投入和人员配备等方面，更要加强版权部门的规划和建设，版权输出或独立建制，或指定专人负责，建立一套运转有序、上通下达的业务流程。
除整合社内资源以外，还要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与资质良好、业务娴熟、客户关系网络广的代理公司建立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在日韩等版权代理机制完善的国家可以发展多家代理，既可以利用代理公司的客户关系网络发布图书信息，又可以通过与他们的定期见面了解外国出版社的版权需求。此外，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社外专家库，请有丰富出版和对外交流经验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对现有图书进行改造和包装，以适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不失为—个好办法。
考虑到学术著作的特殊性，版权销售人员还应该从产品(Products)、营销(Promotion)和定位(Positioning)三个方面着手，实行精细化、差异化的宣传推广策略。
在产品挖掘方面，努力做好三个兼顾：兼顾有潜力的在版图书和有创意的新刊图书，兼顾本土学者的本土学术著作和海外华裔学者首次出版的学术著作，兼顾传统的纸版图书出版授权和电子音像产品和纸版图书产品的网络传播和海外播放授权。
比如，在版权销售之前，我们会在自己的销售团队内部对我社的产品进行分析，经过分析研讨，版权销售的重点放在我社的出版特色和出版优势上：即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内容的学术精品，特别关注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新学术成果。实践证明，外国出版社非常关注中国当下的发展态势，对此有着极大的兴趣；而同时，这类学术著作在海外的出版对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引导外国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现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图书阅读方式、销售模式的转变，形式多样、方兴未艾的电子版权销售将会成为传统出版社版权销售的新的利润增长点。现在衍化出来的“打包(Packing)”授权、“包月”授权、“网站出租权”等灵活的授权方式，又将弥补纸版图书的版税收益。原创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不大，又相对分散，因此电子版图书开始受到西方学者和图书馆的青睐，成为向世界推广中国原创学术著作的又一条蹊径、捷径。
在营销推广方面，积极做好三个结合：新书报道与书展展示相结合，网上宣传、跟踪与走访会谈相结合，成品推介与成品改造、合作策划选题相结合。特别关注外国学术类出版社的最新选题动向和选题规划，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学术文库”、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的“中国文库”、荷兰博睿的亚洲学编辑部的选题等，都是以中国本土学者和原创学术著作为人选对象的系列图书。
在市场定位方面，区别做好三个市场：一是积极扩大欧美市场，特别重视英文版图书的合作策划，用通用语言占领主流市场；二是大力开发亚洲以及东欧市场，用正确的思想占领他们的舆论和出版阵地；三是不放弃港台市场，重视港台市场对东南亚乃至华语出版界的前哨地位。实践证明，欧美主流市场的突破往往会带动其他两个市场的版权销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弯的精神，创造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和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为世界所敬慕、所仰视。曲高和寡，只因知音者难觅。我相信，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一定可以为我国原创学术著作觅得知音无数，曲高也不再和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