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其中第四条说：“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
　　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夏鼐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举国上下批判讨伐“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之时，尽管夏鼐处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人的指示和压力，颇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但纵观胡适与傅斯年一生的所作所为，也不能说夏鼐所言没有一点道理。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马衡不能进史语所主持殷墟发掘，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
　　近年，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又结合当时的背景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完全赞同傅的决定。这无关乎人事倾扎，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清末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与李鸿章淮军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旧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之手选拔提携。
　　当年想进史语所的学者大有人在，马衡遭拒之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北大新潮社的参加者、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曾毛遂自荐想到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果如何伟大与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等等，傅面对这位早年北大新潮社的同盟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
　　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王世襄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栽面子。
　　不仅如此，即是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研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氏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之“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辞，全部当作臭狗屎、不预流和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或震于傅氏的霸气，竟也干瞪眼看着事情泡汤而毫无办法。
　　所谓道不同，不足以为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者，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并加以“培植”扶持。如年轻一辈的陈盘、周法高、全汉升、张政、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王叔岷等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他们已不再是西洋的“海龟”。
　　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和老大，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局面。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就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了。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台湾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13个研究所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台湾（另有半个数学所），其理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