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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世界经济不景气迟迟不见好转之时，人们对经济学家期待愈益增加，就像过去发生经济危机时，人们总希望经济学家能够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一样。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方案。如何拯救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对不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来说，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自由主义的兴起
17世纪20年代，英国发生了经济萧条，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大多说是当时英国最大海外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输出银子引起的，英国因“每日输出钱币而愈来愈贫穷”，要求国家继续强化对金银输出的管制。这一管制后来逐渐放松了，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货币太少会引起经济萧条，货币充足可促进经济增长。由国家管制经济就能促进经济发展，避免经济萧条，这就是最早的重商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实行者的主张。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仔细观察经济生活，发现让经济完全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会把每个人的行为调节到能产生最大利益的方面去。国家管制可能会把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搞坏，当然也不可能增进整体利益。“小政府”、“少税收”，加上得到有效实行的公正公平司法体系，必然会使国家和人民富裕。
英法的主要学术和政治精英大都接受了这一思想，重商主义的管制法典被逐一取消。18世纪末，大卫·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就在是否应继续保留国家管制性质的《谷物法》上激烈交锋，它最后还是被废除了，英国继后出现了长达20年的“黄金时期”。
李嘉图时代的最大经济问题是纸币发行引起了通货膨胀，它严重威胁着英国经济。但李嘉图并不要求国家管制货币发行，而是要求退回到“金块本位制”去。如果有足值的金块保证，“看不见的手”会把货币调节到经济恰好需要的水平。
经济危机出现了，李嘉图说是因为产业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如果消除制度障碍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就可解决。法国的萨伊唱和说，一种产品的过剩，可通过另一种产品的增加来消除，而市场会告诉哪一种产品生产多了，哪一种产品生产少了。这就是后来里根政府倡导的供应经济学的理论支柱：“萨伊定律”。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囊括德奥及北欧的大多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为是一场革命，但同样推崇经济自由。
不同的是，这一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实现最大化均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者根据消费者偏好进行自主生产安排，任何干预性经济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它更为强调法制下的经济自由，如德国的弗莱堡学派；承认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虽然会打破均衡，但自由的市场经济总会使之重新恢复；问题出在货币，它是扰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魔”，不如干脆回到自由铸造金银货币的时代去。
确实，西欧的政府们采纳“让经济自由”的主张，对经济危机放任不管，但市场最后总是恢复了新的平衡。
经济学派的博弈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主要国家的经济下降1/3左右，城市里拥挤着寻找工作的失业者，资本主义制度到了能承受大萧条巨大冲击的临界点，斯大林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总危机，如果政府仍不出面拯救，社会主义革命真有席卷西方之势。一种新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即凯恩斯主义，如期而至了。
先是英国剑桥大学，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的一些年轻学子，继而美国政府，最后几乎整个经济学界和西方政府，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要求政府“逆向”干预经济，通过增发货币来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凯恩斯的学说隐含通货膨胀可促进经济的意思。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府官僚无所顾及、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国家干预，“大政府”、大财政和“多税收”，使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世界摆脱危机，走向近20年的经济繁荣。
但问题出现了：“刺激政策”不能再刺激起经济，却刺激起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这激起了对是什么原因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持续4年之久而不能重新走向平衡的探讨。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重新兴起。其主要代表、货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非常肯定地认为，是因为政府慌张地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使危机加剧而不能正常恢复平衡。而凯恩斯主义者以增加货币流通来刺激经济的办法，没有解决问题，以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话说，“只是推迟问题的解决”。
上世纪70～80年代产生的理性预期学派证明，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下的企业和个人对经济生活的理性预期，足已使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任何干预到头来都是无效的。里根政府要弗里德曼当经济顾问，实行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与一定的货币增长率的货币政策，和减税以激励企业生产的供给学派主张。阿根廷政府请弗里德曼制定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案，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把弗里德曼请为政府的座上宾，还受到中国政府邀请3次到访。
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社会领域、公共政治、人力资源领域和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自由主义经济学恢复了声誉，在学术界和西方政府中重新取得主导地位，随后80～90年代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几乎都授给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更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他指出，经济的效率与权力的最初安排（与所有制的姓“公”还是姓“私”）没有关系。一个产权得到明确界定而权力又可以自由交换的法律体系，或一个能使交易成本趋向于零的管理制度，又或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由竞争、最大限度消除垄断的市场经济，将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这一理论为新一轮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进行体制变革的国家，把不能马上作出反应的国家抛在后面。
凯恩斯归来
进入21世纪的2008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盛的美国引爆了影响全球、延至今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由房地产“次贷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高达10%左右的失业率，严重地打击了世界霸主美国的自信心。似乎也同时证明了“市场失灵”，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全世界一片要求国家拯救经济的呼声，经济学家们说“我们又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干预主义重新抬头，奥巴马以“拯救美国经济”而取得总统选票，新政府立即发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扩张经济政策，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央政府以4万亿之巨的财政资金拉动经济。 大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问题是因为“需求不足”引起的，因而需要靠政府刺激需求来解决，政府应迅速而大力度“救市”，不要怕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害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害，就好像麻疹相对于瘟疫”。
来自美国民主党的经济学者克里格曼告诉政府：“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需求不足，这只需通过实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即可迅速治愈。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我们被少数富人阶层手中权力扭曲致瘫的政治体系，而经济复苏的关键是找到避开其负面影响的方法。”
奥巴马政府的货币政策“操盘手”伯南克和部长们，启动美国的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突破债务上限，向世界增加举债；同时向富人增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美国经济的所谓“结构性问题”；实行“隐形”或“显形”的贸易保护，保护国内产业和增加就业，等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主义和“大政府”的抬头则忧心忡忡。他们联合起来，凑足了201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3位曾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教授，向奥巴马写信，申述他们对刺激经济政策的担忧。信中说：“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19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1990年代所经历的‘失去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确实，国家干预主义“救市”措施见到了效果，美国经济回升，失业率降到今天的8%左右。不过，世界经济稍有起色之后，很快又被“欧债危机”拖下了水。
谁是最后的赢家
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够，还是刺激政策失灵？新凯恩主义学派代表性人物斯蒂格利茨等人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政府对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估计不足，虽然也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措施，但“不是特别充分有效”。8000多亿美元的第一轮经济刺激量太少，现在“需要的是第二轮经济刺激措施。这将对控制美国失业率，乃至提振整体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效果”。克里格曼说：“1万亿美元的信贷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就当前情况而言，这种规模的刺激措施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主张“美国应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经济再陷衰退”，就是说，除了传统的刺激经济政策外，还要寻找新刺激经济手段，要下“猛药”，要为国家干预主义开创一个新的空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只是老调重谈，说如果美国政府再次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美国将陷入政府债务的恶性循环；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只会更加刺激起不良投资，并有引发美元大幅度贬值和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为全球性通货膨胀埋下祸根；还会引发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没有任何国家会从中受益，并将加剧国际经济危机，等等。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是否就成了经济学流派之争的最后赢家？经济学界大有一边倒支持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主要国家虽然对新一轮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心有迟疑，但仍会程度不同地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摆脱衰退；苹果公司的大获成功提振了美国的信心，世界经济大致已完成或快完成“触底”过程，新技术的突破或正将突破，将拉动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似乎都足以证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是最后的赢家。
事实表明，凯恩斯主义是危机管理学说，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在国家处于重大体制制度转换期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人们所接受，效果也更为直接和迅速。
我们该怎么做
从17世纪起到今天，经济学家们一直交锋争论不断，学派林立，最终形成了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阵营的轮回交替，经济学理论在轮回交替中不断推陈出新，经受着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影响着世界，也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参与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政策也开始受世界的影响和影响世界，除了有转述西方经济学大师理论和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之外，实际上也产生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的）经济学家和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流派，而且都希望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相互间的竞争和交锋因此激烈起来。
引起激烈争论的是中国的财政货币问题。收支平衡和适应流通需要量的货币发行，是中国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计划经济时代统收统支，不存在所谓“小政府”、“少税收”与“大政府”、“多税收”之争，不存在财政支出规模之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则把争论引爆了。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10.4万亿，今年要超过不少，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占GDP百分之二十几的财政收入应是大财政收入了。是“小政府”、“少税收”、“藏富于民”，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还是“大政府”、“大财政”，先富国后富民，有利于经济发展？自2008年起，中央财政以4万亿财政收入投资公共工程，今年受世界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率多次下调，约是这些年最低的7.5%。争论转变为：4万亿拉动经济到底效果如何？今年经济不景气，是否需要重新启动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支持“大政府”、“大财政”，和刺激经济和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带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林毅夫首先提出要超越“华盛顿模式”，他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特点是投资带动，在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至少在20年里能够维持8%以上的水平。
甚至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说，中国经济发展不能以西方模式来解释，如县级政府就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了大作用。他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解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所谓民间智库代表性人物则完全持相反观点：让经济自由，小政府、少税收；国企和中国各种形式的垄断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政府要为中国经济的低效率部分负责等等。
外国经济学家总说中国经济可能崩溃，先说中国可能产生“地方债务危机”，后又说中国房产泡沫和国内消费不足将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这样的预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其原因在于西方总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眼光看中国，而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关键因素。 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从来就是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消费不足靠投资补足，也从来就是促进生产能力增长的因素，一个浪费的国家可能刺激经济产量，但不能发展长期生产能力；适合需要的货币量和保持一致的国家政策，是实现合理预期的条件；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可以增加资源成本上升的承受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等等。中国做到了或大体做到了这些，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而且会继续下去。
一个处于体制转型的国家，一个处于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国家，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控制力、影响力，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经济发展。不过，正如吴敬链反复要求体制改革要整体推进，否则，体制转型会不断延长，从而使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不断产生，这将会真正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补充材料：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六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
关键词：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
亚当·斯密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力主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二次革命：
关键词：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
“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促使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第四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货币学派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使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
第五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斯拉法革命
1960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
第六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自行加以调节，最终使经济达到自然率的水准，它对以往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和政策效果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兴起
17世纪20年代，英国发生了经济萧条，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大多说是当时英国最大海外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输出银子引起的，英国因“每日输出钱币而愈来愈贫穷”，要求国家继续强化对金银输出的管制。这一管制后来逐渐放松了，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货币太少会引起经济萧条，货币充足可促进经济增长。由国家管制经济就能促进经济发展，避免经济萧条，这就是最早的重商主义理论家和政策实行者的主张。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仔细观察经济生活，发现让经济完全自由，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会把每个人的行为调节到能产生最大利益的方面去。国家管制可能会把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搞坏，当然也不可能增进整体利益。“小政府”、“少税收”，加上得到有效实行的公正公平司法体系，必然会使国家和人民富裕。
英法的主要学术和政治精英大都接受了这一思想，重商主义的管制法典被逐一取消。18世纪末，大卫·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就在是否应继续保留国家管制性质的《谷物法》上激烈交锋，它最后还是被废除了，英国继后出现了长达20年的“黄金时期”。
李嘉图时代的最大经济问题是纸币发行引起了通货膨胀，它严重威胁着英国经济。但李嘉图并不要求国家管制货币发行，而是要求退回到“金块本位制”去。如果有足值的金块保证，“看不见的手”会把货币调节到经济恰好需要的水平。
经济危机出现了，李嘉图说是因为产业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如果消除制度障碍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就可解决。法国的萨伊唱和说，一种产品的过剩，可通过另一种产品的增加来消除，而市场会告诉哪一种产品生产多了，哪一种产品生产少了。这就是后来里根政府倡导的供应经济学的理论支柱：“萨伊定律”。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囊括德奥及北欧的大多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为是一场革命，但同样推崇经济自由。
不同的是，这一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实现最大化均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者根据消费者偏好进行自主生产安排，任何干预性经济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它更为强调法制下的经济自由，如德国的弗莱堡学派；承认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虽然会打破均衡，但自由的市场经济总会使之重新恢复；问题出在货币，它是扰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魔”，不如干脆回到自由铸造金银货币的时代去。
确实，西欧的政府们采纳“让经济自由”的主张，对经济危机放任不管，但市场最后总是恢复了新的平衡。
经济学派的博弈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主要国家的经济下降1/3左右，城市里拥挤着寻找工作的失业者，资本主义制度到了能承受大萧条巨大冲击的临界点，斯大林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总危机，如果政府仍不出面拯救，社会主义革命真有席卷西方之势。一种新式的国家干预主义，即凯恩斯主义，如期而至了。
先是英国剑桥大学，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的一些年轻学子，继而美国政府，最后几乎整个经济学界和西方政府，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要求政府“逆向”干预经济，通过增发货币来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凯恩斯的学说隐含通货膨胀可促进经济的意思。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和政府官僚无所顾及、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国家干预，“大政府”、大财政和“多税收”，使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世界摆脱危机，走向近20年的经济繁荣。
但问题出现了：“刺激政策”不能再刺激起经济，却刺激起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这激起了对是什么原因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持续4年之久而不能重新走向平衡的探讨。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重新兴起。其主要代表、货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非常肯定地认为，是因为政府慌张地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使危机加剧而不能正常恢复平衡。而凯恩斯主义者以增加货币流通来刺激经济的办法，没有解决问题，以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话说，“只是推迟问题的解决”。
上世纪70～80年代产生的理性预期学派证明，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下的企业和个人对经济生活的理性预期，足已使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任何干预到头来都是无效的。里根政府要弗里德曼当经济顾问，实行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与一定的货币增长率的货币政策，和减税以激励企业生产的供给学派主张。阿根廷政府请弗里德曼制定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案，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把弗里德曼请为政府的座上宾，还受到中国政府邀请3次到访。
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社会领域、公共政治、人力资源领域和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自由主义经济学恢复了声誉，在学术界和西方政府中重新取得主导地位，随后80～90年代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几乎都授给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更是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他指出，经济的效率与权力的最初安排（与所有制的姓“公”还是姓“私”）没有关系。一个产权得到明确界定而权力又可以自由交换的法律体系，或一个能使交易成本趋向于零的管理制度，又或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由竞争、最大限度消除垄断的市场经济，将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这一理论为新一轮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而进行体制变革的国家，把不能马上作出反应的国家抛在后面。
凯恩斯归来
进入21世纪的2008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盛的美国引爆了影响全球、延至今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由房地产“次贷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高达10%左右的失业率，严重地打击了世界霸主美国的自信心。似乎也同时证明了“市场失灵”，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全世界一片要求国家拯救经济的呼声，经济学家们说“我们又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干预主义重新抬头，奥巴马以“拯救美国经济”而取得总统选票，新政府立即发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扩张经济政策，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央政府以4万亿之巨的财政资金拉动经济。 大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问题是因为“需求不足”引起的，因而需要靠政府刺激需求来解决，政府应迅速而大力度“救市”，不要怕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之害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害，就好像麻疹相对于瘟疫”。
来自美国民主党的经济学者克里格曼告诉政府：“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需求不足，这只需通过实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即可迅速治愈。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我们被少数富人阶层手中权力扭曲致瘫的政治体系，而经济复苏的关键是找到避开其负面影响的方法。”
奥巴马政府的货币政策“操盘手”伯南克和部长们，启动美国的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突破债务上限，向世界增加举债；同时向富人增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美国经济的所谓“结构性问题”；实行“隐形”或“显形”的贸易保护，保护国内产业和增加就业，等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主义和“大政府”的抬头则忧心忡忡。他们联合起来，凑足了201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3位曾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教授，向奥巴马写信，申述他们对刺激经济政策的担忧。信中说：“我们不相信政府支出会改善经济环境。1930年代，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将美国带出大萧条泥潭。政府支出也没有避免日本在1990年代所经历的‘失去的十年’。因此，寄希望于政府支出来拯救美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大范围的改革来消除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领域所存在的障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赤字才是更好的财政政策。”
确实，国家干预主义“救市”措施见到了效果，美国经济回升，失业率降到今天的8%左右。不过，世界经济稍有起色之后，很快又被“欧债危机”拖下了水。
谁是最后的赢家
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不够，还是刺激政策失灵？新凯恩主义学派代表性人物斯蒂格利茨等人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政府对自身面临的经济问题估计不足，虽然也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措施，但“不是特别充分有效”。8000多亿美元的第一轮经济刺激量太少，现在“需要的是第二轮经济刺激措施。这将对控制美国失业率，乃至提振整体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效果”。克里格曼说：“1万亿美元的信贷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就当前情况而言，这种规模的刺激措施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甚至主张“美国应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经济再陷衰退”，就是说，除了传统的刺激经济政策外，还要寻找新刺激经济手段，要下“猛药”，要为国家干预主义开创一个新的空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只是老调重谈，说如果美国政府再次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美国将陷入政府债务的恶性循环；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只会更加刺激起不良投资，并有引发美元大幅度贬值和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为全球性通货膨胀埋下祸根；还会引发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没有任何国家会从中受益，并将加剧国际经济危机，等等。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是否就成了经济学流派之争的最后赢家？经济学界大有一边倒支持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趋势；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主要国家虽然对新一轮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心有迟疑，但仍会程度不同地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摆脱衰退；苹果公司的大获成功提振了美国的信心，世界经济大致已完成或快完成“触底”过程，新技术的突破或正将突破，将拉动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似乎都足以证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是最后的赢家。
事实表明，凯恩斯主义是危机管理学说，在经济危机期间，或在国家处于重大体制制度转换期间，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人们所接受，效果也更为直接和迅速。
我们该怎么做
从17世纪起到今天，经济学家们一直交锋争论不断，学派林立，最终形成了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大阵营的轮回交替，经济学理论在轮回交替中不断推陈出新，经受着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影响着世界，也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参与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政策也开始受世界的影响和影响世界，除了有转述西方经济学大师理论和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之外，实际上也产生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的）经济学家和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流派，而且都希望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相互间的竞争和交锋因此激烈起来。
引起激烈争论的是中国的财政货币问题。收支平衡和适应流通需要量的货币发行，是中国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计划经济时代统收统支，不存在所谓“小政府”、“少税收”与“大政府”、“多税收”之争，不存在财政支出规模之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则把争论引爆了。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10.4万亿，今年要超过不少，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占GDP百分之二十几的财政收入应是大财政收入了。是“小政府”、“少税收”、“藏富于民”，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还是“大政府”、“大财政”，先富国后富民，有利于经济发展？自2008年起，中央财政以4万亿财政收入投资公共工程，今年受世界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率多次下调，约是这些年最低的7.5%。争论转变为：4万亿拉动经济到底效果如何？今年经济不景气，是否需要重新启动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支持“大政府”、“大财政”，和刺激经济和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带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林毅夫首先提出要超越“华盛顿模式”，他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特点是投资带动，在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至少在20年里能够维持8%以上的水平。
甚至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说，中国经济发展不能以西方模式来解释，如县级政府就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了大作用。他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解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所谓民间智库代表性人物则完全持相反观点：让经济自由，小政府、少税收；国企和中国各种形式的垄断是低效率的代名词；政府要为中国经济的低效率部分负责等等。
外国经济学家总说中国经济可能崩溃，先说中国可能产生“地方债务危机”，后又说中国房产泡沫和国内消费不足将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这样的预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其原因在于西方总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眼光看中国，而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关键因素。 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从来就是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消费不足靠投资补足，也从来就是促进生产能力增长的因素，一个浪费的国家可能刺激经济产量，但不能发展长期生产能力；适合需要的货币量和保持一致的国家政策，是实现合理预期的条件；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可以增加资源成本上升的承受空间和经济发展空间，等等。中国做到了或大体做到了这些，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而且会继续下去。
一个处于体制转型的国家，一个处于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国家，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控制力、影响力，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经济发展。不过，正如吴敬链反复要求体制改革要整体推进，否则，体制转型会不断延长，从而使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不断产生，这将会真正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补充材料：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六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
关键词：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
亚当·斯密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力主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第二次革命：
关键词：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
“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促使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第四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货币学派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使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
第五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斯拉法革命
1960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
第六次革命：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自行加以调节，最终使经济达到自然率的水准，它对以往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和政策效果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