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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常被滥用，因权利人通知错误或恶意通知，造成经营者巨大的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难以发挥实际价值，本文拟通过在法律框架内探索平台自治的实现途径，为解决权利人和经营者纠纷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另外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相应缩短限制措施的期限，以改善“通知—删除”规则的不足，减少因通知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
关键词：通知—删除;平台自治;电子商务
美国1998年颁布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缩写为”DMCA”），它使互联网托管公司以及社交网类的服务提供商几乎可以免受其用户侵犯知识产权的牵连。如果版权所有人通知要求撤下某材料，这些公司必须照办;但是如果版权声言人没有起诉，并且如果张贴材料的用户证明其材料没有侵犯版权，则可将内容恢复。
关于“通知—删除”规则的规定也是最早来源于DMCA，具体内容是当著作权人发现自己作品被他人非法使用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送请求，要求其删除侵权内容。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侵权责任法》中分别先后继承和移植了此项规则，但《侵权责任法》中此项规则适用范围更广，称作“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通知—删除”规则面对新时代的挑战，适用性问题愈发突出。我国构建的“通知—删除”规则的部分规定徒有DMCA的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足，并且在施行此制度之后我国的网络侵权事件并没有减少。为了让“通知—删除”规则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从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电子商务法》中关于此规定的缺陷，在准确把握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基础上，分析目前法律规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平台自治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功能优势以及适用的合理性，为解决“通知—删除”规则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目前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滥用通知行为缺乏规制
各大网络平台通过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约束用户侵权，但是会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对手故意频繁向其发出一些侵权通知，要求删除相关内容，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免责会删除相关内容。目前电子商务市场，一些商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无良商家甚至研发了自动发送侵权通知的计算机程序，这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知识产权人以比较低的证明成本实现了诉前禁令的效果，尽管《电子商务法》规定了赔偿制度，但要证明对方恶意发出通知困难且救济成本过高，所以难以限制权利人滥用此规则。
2、容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电子商务平台内的经营者一旦收到权利人符合形式要件的删除通知，必须马上删除被诉侵权内容，虽然法律规定了“反通知”的权利作为对经营者权利的保护，但是依然无法改变必须马上停止经营的状态。在信息时代每一条商品信息都代表着无数的交易机会，随意删除商品信息会损害商家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损失不仅包括有形的经济的减少，还包括类似于信用评分这种无形的经济利益的减少。“通知—删除”规则也没有规定如果发出通知的人15天后并未起诉经营者。是否属于通知错误甚至构成恶意不正当竞争，法律对发通知人是否需要做出赔偿以弥补被要求删除商品的经营者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做出规定，会加剧一些商家借此规定以达到恶意不正当竞争的目的。
3、局限于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法律规定当权利人发出“通知”后，要在15天内进行起诉，同时如果通知错误还要承担赔偿责任，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判断，权利人有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导致判断错误因此惧怕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敢行使通知权利，导致此制度并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实践中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权利人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解方式解决，难以实现立法的本意。并且《电子商务法》在制定该规则时没有考虑电子商务行业本身的特点，采用的依然是其他领域的保护理念，不仅无法有效保护该领域的知识产权，还会引发该领域恶意的不正当竞争。虽然法律也规定了通知错误的救济方式，但是知识产权属于不确性较高的权利类型，通知错误的发生概率比较高，很容易造成权利人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二、引入平台自治的可行性和意义
对于“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学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笔者认为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考虑以改善现状。一是让平台改善审查。虽然法律并未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实质性审查的权利，但作为平台提供者如果主动参与到对发出的通知的实质性审查，可以降低通知错误的概率，减少对营业者造成的經济损失。具体做法是提高权利人发出通知的要求和范围，权利人发出通知时提供能证明对方侵权的材料，符合一定要求的形式要件。二是引入担保机制。即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可以向直接经营人收取一定的保证金，则平台可以停止采取措施，如果后续证明直接经营人确实侵权，则赔偿金可以从保证金中扣除。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些传统的保护方式之外，探索新的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特点的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比如引入电子商务平台自治制度。根据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和信息发布等服务，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重大影响力。基于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让平台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实现内部管理，以维持正常有序的交易秩序。
三、电子商务领域平台自治的实现途径
虽然实现平台自治有着巨大优势，对于规范电子商务市场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目前法律并未规定任何实现平台自治的方式。尤其《电子商务法》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的重要地位后，平台自治应该如何实现是我们需要探索的地方。虽然目前法律并未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是否可以实现自治，但《电子商务法》第41条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有制定相应规定来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既是其治理权力也是其法定义务，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实现平台自治的前提条件，平台应该在第41条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规则，例如平台内经营者的操作流程，双方法律责任以及争议处理机制等。 因此平台自治应该在不违背《电子商务法》的基本价值基础上进行，法律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侵权处理指南方案，因此平台自治不能降低此立法者制定此规则的基本要求，不得降低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平台自治不能只依靠双方约定引入平台的介入，因为如果权利人并不同意通过平台处理权利纠纷，而是坚持要依据法律程序解决，那滥发通知所造成的损害并不能因此降低。因此笔者认为《电子商务法》需要赋予电子商务平台自治的权限，可以规定如果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经过专业分析发现侵权概率较低或者存在错误通知或恶意不正当竞争的情况，平台可以根据情况缩短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通知—删除”规则是一个牵涉多方参与的链条，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和网络用户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超过立法者的预期，现在“通知—删除”规则在处理网络侵权问题时已弊端明显，我们需要在结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新的处理电子商务领域侵权事件的途径。在不违背《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平台自治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在法律框架内探索与法律发展协调的平台自治，为解决权利人和经营者纠纷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另外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相应缩短限制措施的期限，这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经营者因权利人错误通知或者竞争对方恶意通知而造成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平台自治在实现授权性介入和自主性介入的结合下，以改善“通知—删除”規则的不足，减少因通知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杨静.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规则之治的若干建议[J].电子知识产权.2013，89.
[2]徐伟.网络侵权治理中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及其破解[J].法学，2015（1）
[3] 刘晓春.《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 ，No.230（02）：124-136.
[4] 李明发;胡安琪;.论互联网社会自治在规则层面的实现[J].电子政务，2018，183（03）：92-101.
[5] 杨静.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规则之治的若干建议[J].电子知识权，2013，89-95.
[6] 兰昊.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J].知识产权，2020，53-65.
[7] 袁锋.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J].知识产权，2020（07）.
关键词：通知—删除;平台自治;电子商务
美国1998年颁布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缩写为”DMCA”），它使互联网托管公司以及社交网类的服务提供商几乎可以免受其用户侵犯知识产权的牵连。如果版权所有人通知要求撤下某材料，这些公司必须照办;但是如果版权声言人没有起诉，并且如果张贴材料的用户证明其材料没有侵犯版权，则可将内容恢复。
关于“通知—删除”规则的规定也是最早来源于DMCA，具体内容是当著作权人发现自己作品被他人非法使用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发送请求，要求其删除侵权内容。我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侵权责任法》中分别先后继承和移植了此项规则，但《侵权责任法》中此项规则适用范围更广，称作“通知与必要措施”规则。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通知—删除”规则面对新时代的挑战，适用性问题愈发突出。我国构建的“通知—删除”规则的部分规定徒有DMCA的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足，并且在施行此制度之后我国的网络侵权事件并没有减少。为了让“通知—删除”规则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从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电子商务法》中关于此规定的缺陷，在准确把握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基础上，分析目前法律规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平台自治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功能优势以及适用的合理性，为解决“通知—删除”规则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目前电子商务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滥用通知行为缺乏规制
各大网络平台通过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约束用户侵权，但是会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对手故意频繁向其发出一些侵权通知，要求删除相关内容，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免责会删除相关内容。目前电子商务市场，一些商家滥用“通知—删除”规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无良商家甚至研发了自动发送侵权通知的计算机程序，这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知识产权人以比较低的证明成本实现了诉前禁令的效果，尽管《电子商务法》规定了赔偿制度，但要证明对方恶意发出通知困难且救济成本过高，所以难以限制权利人滥用此规则。
2、容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电子商务平台内的经营者一旦收到权利人符合形式要件的删除通知，必须马上删除被诉侵权内容，虽然法律规定了“反通知”的权利作为对经营者权利的保护，但是依然无法改变必须马上停止经营的状态。在信息时代每一条商品信息都代表着无数的交易机会，随意删除商品信息会损害商家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损失不仅包括有形的经济的减少，还包括类似于信用评分这种无形的经济利益的减少。“通知—删除”规则也没有规定如果发出通知的人15天后并未起诉经营者。是否属于通知错误甚至构成恶意不正当竞争，法律对发通知人是否需要做出赔偿以弥补被要求删除商品的经营者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做出规定，会加剧一些商家借此规定以达到恶意不正当竞争的目的。
3、局限于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法律规定当权利人发出“通知”后，要在15天内进行起诉，同时如果通知错误还要承担赔偿责任，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判断，权利人有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导致判断错误因此惧怕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敢行使通知权利，导致此制度并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实践中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权利人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和解方式解决，难以实现立法的本意。并且《电子商务法》在制定该规则时没有考虑电子商务行业本身的特点，采用的依然是其他领域的保护理念，不仅无法有效保护该领域的知识产权，还会引发该领域恶意的不正当竞争。虽然法律也规定了通知错误的救济方式，但是知识产权属于不确性较高的权利类型，通知错误的发生概率比较高，很容易造成权利人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二、引入平台自治的可行性和意义
对于“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学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笔者认为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考虑以改善现状。一是让平台改善审查。虽然法律并未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实质性审查的权利，但作为平台提供者如果主动参与到对发出的通知的实质性审查，可以降低通知错误的概率，减少对营业者造成的經济损失。具体做法是提高权利人发出通知的要求和范围，权利人发出通知时提供能证明对方侵权的材料，符合一定要求的形式要件。二是引入担保机制。即平台在收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可以向直接经营人收取一定的保证金，则平台可以停止采取措施，如果后续证明直接经营人确实侵权，则赔偿金可以从保证金中扣除。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些传统的保护方式之外，探索新的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特点的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比如引入电子商务平台自治制度。根据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和信息发布等服务，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重大影响力。基于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让平台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实现内部管理，以维持正常有序的交易秩序。
三、电子商务领域平台自治的实现途径
虽然实现平台自治有着巨大优势，对于规范电子商务市场有着重大意义，但是目前法律并未规定任何实现平台自治的方式。尤其《电子商务法》确立了“通知—删除”规则的重要地位后，平台自治应该如何实现是我们需要探索的地方。虽然目前法律并未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是否可以实现自治，但《电子商务法》第41条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有制定相应规定来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既是其治理权力也是其法定义务，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实现平台自治的前提条件，平台应该在第41条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规则，例如平台内经营者的操作流程，双方法律责任以及争议处理机制等。 因此平台自治应该在不违背《电子商务法》的基本价值基础上进行，法律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侵权处理指南方案，因此平台自治不能降低此立法者制定此规则的基本要求，不得降低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平台自治不能只依靠双方约定引入平台的介入，因为如果权利人并不同意通过平台处理权利纠纷，而是坚持要依据法律程序解决，那滥发通知所造成的损害并不能因此降低。因此笔者认为《电子商务法》需要赋予电子商务平台自治的权限，可以规定如果平台在收到侵权通知后，经过专业分析发现侵权概率较低或者存在错误通知或恶意不正当竞争的情况，平台可以根据情况缩短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通知—删除”规则是一个牵涉多方参与的链条，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和网络用户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超过立法者的预期，现在“通知—删除”规则在处理网络侵权问题时已弊端明显，我们需要在结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新的处理电子商务领域侵权事件的途径。在不违背《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的平台自治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通过在法律框架内探索与法律发展协调的平台自治，为解决权利人和经营者纠纷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另外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相应缩短限制措施的期限，这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经营者因权利人错误通知或者竞争对方恶意通知而造成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平台自治在实现授权性介入和自主性介入的结合下，以改善“通知—删除”規则的不足，减少因通知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杨静.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规则之治的若干建议[J].电子知识产权.2013，89.
[2]徐伟.网络侵权治理中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及其破解[J].法学，2015（1）
[3] 刘晓春.《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通知删除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 ，No.230（02）：124-136.
[4] 李明发;胡安琪;.论互联网社会自治在规则层面的实现[J].电子政务，2018，183（03）：92-101.
[5] 杨静.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规则之治的若干建议[J].电子知识权，2013，89-95.
[6] 兰昊.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J].知识产权，2020，53-65.
[7] 袁锋.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J].知识产权，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