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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整个时代的需求变了，你会想什么？会有危机感吗？
郭德英：危机感一直是有的。我们这个行业技术的竞争很快。你看3G还没有四五年，马上4G。4G没有三两年，大家说5G。这个行业大的技术转化也就是五六年时间。
提到互联网，我们既是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影响者。因为这个行业变化最大，我们受影响最大。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手机就是一个接口，并且未来还要跟很多智能穿戴设备连接。很多东西还没有标准的时候，技术又发生变化。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还要面临消费市场的趋势变化。
人物周刊：会不会依然存在技术投入与市场需求不那么融合的矛盾？
郭德英：技术和市场的需求还是有一些矛盾要去平衡。从3G到4G时代，当时大家想象的是一个数据线路的带宽会扩大。但是消费者不一定理解。消费者的体验是速度快一点，方便。就好比高速公路给你修好，可以走120公里/小时，但这个车跑不到120。技术和用户的体验还有行为，不是完全匹配的。
现在最难的是，手机是消费生活，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也感觉不到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捕捉到这个需求，还要把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技术好，那个技术好，可是都移植过来的时候，这些东西用不了反而会带来麻烦。重要的是从这个需求里找出真正消费者的痛点。
人物周刊：人很难克服惰性，惰性应该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之一。你是怎么把人性的弱点嫁接到产品的使用中来的？
郭德英：科技一直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否则没有价值。但是消费者自己都把握不准喜欢什么。为什么？因为提供的东西最终要有一个平衡。大家都说手机要做大一点，希望电池大一点，能用一两天不充电，但是真正给你大电池，又说这个重不好带。为什么不能用小电池待机时间又长呢？这个问题技术一定能解决，也许是十年后解决。但是今天解决的平衡点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要去观察。就像大家说手机做得薄，多少为好，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发现卖了一段时间这个不流行了，太薄拿在手里没感觉。但是厚重感到多少是好的？这需要去调研、实验，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好就好，因为你的应用场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做这个行业难就难在技术这么难，还要做一些时尚的东西，还要结合人的心理，你才有可能把握住。
人物周刊：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智能终端，会在未来多长时间达到新的瓶颈？
郭德英：现在必须要放到无线互联网这个领域来理解智能终端。发展中国家无线互联网的渗透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需求，应该是无止境的。
困扰大家的手机电池问题，现在技术都没有解决。能不能用一个月，半个月也行，至少一星期不充电？这个技术都在实验室天天说，还没有真正用到实际产品中。显示屏幕，大的时候不好拿，小的时候要看复杂文件还是觉得大屏好，或者视野不够宽，上下关联看不见。
未来到虚拟现实的时候，手机电源、处理速度的要求又高了，可能需要比PC级还强大的CPU。仅仅从这个角度考虑，这几年是不是到了边界？
如果仅从现在来看，（屏幕）5寸、6寸、4.5寸，折腾来折腾去，似乎也到头了;分辨率折腾到FHD，已经感觉很好了。4K屏、8K屏，技术上都可以做出来，但消费者已经感知不到其中的细微差别了。这时，我们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但大家又会提出别的问题，能不能做成卷曲屏，能不能手滑一下再拉一个屏出来。技术确实需要进步，从想象力来看还有很大空间。
大家也都意识到，这还不是一种科学幻想：未来手机有可能是内置到我们大脑里的，很快会到来，也许十年、五十年。未来的智能化，可能通过芯片把人类需要的很多东西，比如咱们学的中文英文，直接植入到大脑里，还可以新加词汇来交换。现在是靠手机来实现，但芯片体积越来越小，达到分子级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心脏起搏器一样植入？甚至手上放一个芯片。
人物周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植入智能芯片，人与人的区别在哪里？
郭德英：大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需要拍照，需要上网速度快，内存能更多，但是每个人社交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用的手机又是不同的。未来我相信包括机器人也一样，可能我家的机器人和你家的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些行为不同，（智能产品）慢慢习惯我的行为。这叫经验数据，用外面获取的数据来做未来的预测。
未来，这一定是个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话，必须得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甚至我们去设想，未来这样的技术、产品跟人类的发展是不是匹配的？人类发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郭德英给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演示手机
人物周刊：在价值与技术的双驱动认同下，酷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你的思路是什么？
郭德英：像欧美这两大市场，他们关心的是整体质量、技术，包括供应的时间表，那个就是技术的做法。我们给大的运营商供货，首先有很多标准规范，按照标准做完移交给他就行了，但是现在（我们）希望共同推动品牌建设，也希望我们在国外有自主品牌销售。现在我们也在外面不断地增加品牌销售、技术服务、产品服务团队。
还有一部分是国外纯开放市场，有点像中国市场。我们必须有品牌和销售团队的建设，产品是我们定义的，我到海外做消费者调研，消费者认为行才是行。面对消费者，我们也组建一些团队，这些团队要有品牌能力，和用户的沟通能力，还有渠道的合作能力。这方面我觉得跟中国市场有点类似。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市场有几种模式，一种用自有的品牌去打国际市场，在国外建立研发团队，研发中心。另一种是收购国外的知名品牌。你最终倾向于哪种模式？或者有更创新的模式？
郭德英：首先还是自己独立建团队，第二是用合作的模式，但是必须要酷派品牌走出去。因为ODM（注：贴牌）模式不利于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因为你最终没有品牌跟消费者沟通，建品牌比较艰难。ODM给他供应十万、二十万、五十万台就完了。自有品牌可能一开始卖五万、十万，但是是积累的过程，会逐步多起来。关键是建立团队非常重要。有的区域我们通过大家共同投资，用本地化的资源、本地化的人。我们一开始出去是不懂的，不懂的怎么办？找本地的资源通过资本合作共同投资，或者别的方式。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
人物周刊：现在进入国际市场，跟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商业环境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话语权增多了吗？
郭德英：跟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比，现在的环境都比过去好。我们前面已经做了那么多铺垫，也有很多客户，很多案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往下继续走。第二个现在手机产业链基本都在中国，是通过品牌在引领，大家也都比较信任中国品牌，别的国家及地区没人做得了。
酷派这几年整个技术积累、供应链、服务、管理都形成一套体系，把刚进国外时犯的错误都总结起来，基本完善了，现在跟我们做生意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成熟的管理体系。我们现在要加大海外策略。智能手机海外市场发展比中国晚，还在往上增长，并且（市场规模）太大了。全球15亿市场，中国4个亿，11个亿在海外。这么大的市场，给中国品牌留这么大的空间，必须要把海外做得更大，现在机会也是非常好。
人物周刊：现阶段以及未来寻求更多合作时，技术壁垒“护城河”在哪里？短板又在哪里？
郭德英：技术永远没有护城河。技术都是在某个阶段有用的，更多是一种技术的体系。你说我做到这样双系统、这样的安全性能，可能过半年、过一年也有很多人在做，像双待机一样，无非是拥有知识产权、拥有专利。任何一个技术都有过时、创新和跟进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把文化创新的精神融入到公司。技术的体系要不断地建立这种创新，建立一种组合并转化为产品和体验。
人物周刊：2014年成立的ivvi采用了股权共享结构，你是怎么转变思维的？
郭德英：这两年转型有一个文化的改变，叫开放共享。开放共享是不是一种互联网精神？我们把开放共享深入到核心干部的未来发展方面去想这个问题。
我创业二十多年了，我们那个时代，各种基础非常差，一点点走上来。现在很多时候他们年轻人已经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思考，或者在走新的路。现在这个社会不是简单靠高薪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去年做变革时，首要就是解决机制问题，我们这些核心的骨干都愿意自己参与投资。实际大家创业的时候也都有很艰难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大家投资到一起，一起面向未来，这种相互信任、团结一致的效率是最高的。而且也能找到员工、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什么。
参与投资的员工真的很令我感动。他们很多也是刚出来工作，没有更多的钱来投资，他们就去借钱。刚开始还没有盈利，很多人真的是当老板一样睡不着、很痛苦，我亲眼看到这些场景。我们现在有一些分公司，当时创业很艰难，但他们经过6个月、8个月赚到钱的时候，他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当他们有成就感的时候，会吸引酷派更多的员工在未来的一些改制和新的商业模型中找到创业机会。
人物周刊：这和你在1993年创业时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模式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
郭德英：那时候大家真的很不愿意创业，要创业都是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但是你年轻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有一种冲动，觉得老是重复不行，所以就蹦出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觉得这人有病才去创业，都是鼓励你创业，你想好就创业，没有说不要动，在那好好干。
现在企业也不一样，我们的想法都不同了。我们更愿意跟你一块投资创业，鼓励我们的同事去开专营店，不行我们给你投资。有的东西是没办法分离的，像做研发，做产品，做供应链，是靠平台，靠更多的集成，一分解都死了，谁都干不成。这个时候没办法单独创业，因为创业是为了更高效，而不是为创业而创业。如果有利于发展的话，我们希望把它分解出去，让大家去创业，这样的效率更高，实际上是效益最大化。人家操心承担风险就应该赚这个钱，不应该说这是大平台的钱，啥都不分。
人物周刊：你当初创业的冲动来自哪里？
郭德英：我下海之前是在学校。稳定，没那么辛苦，每年有两个假期。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想两个假期太爽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年轻，每次放假觉得很无聊。第一个礼拜很高兴，后来觉得很无聊，没事干，老这样干啥呢？
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我也不会创业。大家都觉得创业非常难，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没基础，也没钱。但是当时那个气氛，尤其在深圳，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怎么弄，年轻人热血沸腾，又看到过去一些同事、朋友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好像干得挺开心，受到引诱就跑出去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好几个也是我们公司出去创业的。我们都是开放的，方向清晰的，公司还可以投资支持，没有关系，要允许别人创业。这个时代创业的环境可能越来越好，当然我也理解创业的艰难。
人物周刊：和现在相比，你那个时代的创业者似乎有那么一种使命感？
郭德英：你的背景和时代的烙印是有关系的。现在跟年轻人讲这些东西，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觉得老掉牙了，怎么谈这种问题。我们原先出国后，都感到很大压力。中国这么落后，那边那么先进，中国人出去之后条件真的非常差，大家都感受到压力。有时候不自觉地对你产生影响，想要干点什么事情。但并不是说这种事情就一定是英雄主义，靠激励起来的，但是老夹杂着你很多的情感在这里边，尤其是做技术、做产品，和那些先进国家竞争，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你发现我们国家比别人落后这么多，要跟别人直面竞争，国际上他们已经形成技术垄断、市场垄断，甚至专利垄断，根本不给你机会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构建一个技术领先优势，甚至构建自己的技术标准时，先不要谈民族情怀，企业都很难生存。
中国做3G标准时，当时有非常大的改革难度。如果直接按国际标准来，那都是现成的。实际上真正做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能做更多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你的标准不成熟。但是几年之后，整个中国在这一块的产业链全部都起来了。当时的芯片商过去跟我们是没有合作的，就是因为有中国的标准之后，（他们）持续跟进。现在再做新的国际标准就很容易了。
郭德英：危机感一直是有的。我们这个行业技术的竞争很快。你看3G还没有四五年，马上4G。4G没有三两年，大家说5G。这个行业大的技术转化也就是五六年时间。
提到互联网，我们既是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影响者。因为这个行业变化最大，我们受影响最大。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手机就是一个接口，并且未来还要跟很多智能穿戴设备连接。很多东西还没有标准的时候，技术又发生变化。技术变化带来的挑战还要面临消费市场的趋势变化。
人物周刊：会不会依然存在技术投入与市场需求不那么融合的矛盾？
郭德英：技术和市场的需求还是有一些矛盾要去平衡。从3G到4G时代，当时大家想象的是一个数据线路的带宽会扩大。但是消费者不一定理解。消费者的体验是速度快一点，方便。就好比高速公路给你修好，可以走120公里/小时，但这个车跑不到120。技术和用户的体验还有行为，不是完全匹配的。
现在最难的是，手机是消费生活，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也感觉不到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捕捉到这个需求，还要把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技术好，那个技术好，可是都移植过来的时候，这些东西用不了反而会带来麻烦。重要的是从这个需求里找出真正消费者的痛点。
人物周刊：人很难克服惰性，惰性应该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之一。你是怎么把人性的弱点嫁接到产品的使用中来的？
郭德英：科技一直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否则没有价值。但是消费者自己都把握不准喜欢什么。为什么？因为提供的东西最终要有一个平衡。大家都说手机要做大一点，希望电池大一点，能用一两天不充电，但是真正给你大电池，又说这个重不好带。为什么不能用小电池待机时间又长呢？这个问题技术一定能解决，也许是十年后解决。但是今天解决的平衡点在哪里比较合适，这就要去观察。就像大家说手机做得薄，多少为好，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发现卖了一段时间这个不流行了，太薄拿在手里没感觉。但是厚重感到多少是好的？这需要去调研、实验，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好就好，因为你的应用场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做这个行业难就难在技术这么难，还要做一些时尚的东西，还要结合人的心理，你才有可能把握住。
十年后，手机也许就内置到我们大脑里了
人物周刊：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智能终端，会在未来多长时间达到新的瓶颈？
郭德英：现在必须要放到无线互联网这个领域来理解智能终端。发展中国家无线互联网的渗透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技术的需求，应该是无止境的。
困扰大家的手机电池问题，现在技术都没有解决。能不能用一个月，半个月也行，至少一星期不充电？这个技术都在实验室天天说，还没有真正用到实际产品中。显示屏幕，大的时候不好拿，小的时候要看复杂文件还是觉得大屏好，或者视野不够宽，上下关联看不见。
未来到虚拟现实的时候，手机电源、处理速度的要求又高了，可能需要比PC级还强大的CPU。仅仅从这个角度考虑，这几年是不是到了边界？
如果仅从现在来看，（屏幕）5寸、6寸、4.5寸，折腾来折腾去，似乎也到头了;分辨率折腾到FHD，已经感觉很好了。4K屏、8K屏，技术上都可以做出来，但消费者已经感知不到其中的细微差别了。这时，我们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但大家又会提出别的问题，能不能做成卷曲屏，能不能手滑一下再拉一个屏出来。技术确实需要进步，从想象力来看还有很大空间。
大家也都意识到，这还不是一种科学幻想：未来手机有可能是内置到我们大脑里的，很快会到来，也许十年、五十年。未来的智能化，可能通过芯片把人类需要的很多东西，比如咱们学的中文英文，直接植入到大脑里，还可以新加词汇来交换。现在是靠手机来实现，但芯片体积越来越小，达到分子级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心脏起搏器一样植入？甚至手上放一个芯片。
人物周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植入智能芯片，人与人的区别在哪里？
郭德英：大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需要拍照，需要上网速度快，内存能更多，但是每个人社交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用的手机又是不同的。未来我相信包括机器人也一样，可能我家的机器人和你家的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些行为不同，（智能产品）慢慢习惯我的行为。这叫经验数据，用外面获取的数据来做未来的预测。
未来，这一定是个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话，必须得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甚至我们去设想，未来这样的技术、产品跟人类的发展是不是匹配的？人类发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11个亿的海外市场，没有护城河
人物周刊：在价值与技术的双驱动认同下，酷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你的思路是什么？
郭德英：像欧美这两大市场，他们关心的是整体质量、技术，包括供应的时间表，那个就是技术的做法。我们给大的运营商供货，首先有很多标准规范，按照标准做完移交给他就行了，但是现在（我们）希望共同推动品牌建设，也希望我们在国外有自主品牌销售。现在我们也在外面不断地增加品牌销售、技术服务、产品服务团队。
还有一部分是国外纯开放市场，有点像中国市场。我们必须有品牌和销售团队的建设，产品是我们定义的，我到海外做消费者调研，消费者认为行才是行。面对消费者，我们也组建一些团队，这些团队要有品牌能力，和用户的沟通能力，还有渠道的合作能力。这方面我觉得跟中国市场有点类似。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市场有几种模式，一种用自有的品牌去打国际市场，在国外建立研发团队，研发中心。另一种是收购国外的知名品牌。你最终倾向于哪种模式？或者有更创新的模式？
郭德英：首先还是自己独立建团队，第二是用合作的模式，但是必须要酷派品牌走出去。因为ODM（注：贴牌）模式不利于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因为你最终没有品牌跟消费者沟通，建品牌比较艰难。ODM给他供应十万、二十万、五十万台就完了。自有品牌可能一开始卖五万、十万，但是是积累的过程，会逐步多起来。关键是建立团队非常重要。有的区域我们通过大家共同投资，用本地化的资源、本地化的人。我们一开始出去是不懂的，不懂的怎么办？找本地的资源通过资本合作共同投资，或者别的方式。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
人物周刊：现在进入国际市场，跟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商业环境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话语权增多了吗？
郭德英：跟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比，现在的环境都比过去好。我们前面已经做了那么多铺垫，也有很多客户，很多案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往下继续走。第二个现在手机产业链基本都在中国，是通过品牌在引领，大家也都比较信任中国品牌，别的国家及地区没人做得了。
酷派这几年整个技术积累、供应链、服务、管理都形成一套体系，把刚进国外时犯的错误都总结起来，基本完善了，现在跟我们做生意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成熟的管理体系。我们现在要加大海外策略。智能手机海外市场发展比中国晚，还在往上增长，并且（市场规模）太大了。全球15亿市场，中国4个亿，11个亿在海外。这么大的市场，给中国品牌留这么大的空间，必须要把海外做得更大，现在机会也是非常好。
人物周刊：现阶段以及未来寻求更多合作时，技术壁垒“护城河”在哪里？短板又在哪里？
郭德英：技术永远没有护城河。技术都是在某个阶段有用的，更多是一种技术的体系。你说我做到这样双系统、这样的安全性能，可能过半年、过一年也有很多人在做，像双待机一样，无非是拥有知识产权、拥有专利。任何一个技术都有过时、创新和跟进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把文化创新的精神融入到公司。技术的体系要不断地建立这种创新，建立一种组合并转化为产品和体验。
时代变了，思想变了，模式变了，有些东西不会变
人物周刊：2014年成立的ivvi采用了股权共享结构，你是怎么转变思维的？
郭德英：这两年转型有一个文化的改变，叫开放共享。开放共享是不是一种互联网精神？我们把开放共享深入到核心干部的未来发展方面去想这个问题。
我创业二十多年了，我们那个时代，各种基础非常差，一点点走上来。现在很多时候他们年轻人已经站到前人的肩膀上思考，或者在走新的路。现在这个社会不是简单靠高薪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去年做变革时，首要就是解决机制问题，我们这些核心的骨干都愿意自己参与投资。实际大家创业的时候也都有很艰难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大家投资到一起，一起面向未来，这种相互信任、团结一致的效率是最高的。而且也能找到员工、投资者更关心的是什么。
参与投资的员工真的很令我感动。他们很多也是刚出来工作，没有更多的钱来投资，他们就去借钱。刚开始还没有盈利，很多人真的是当老板一样睡不着、很痛苦，我亲眼看到这些场景。我们现在有一些分公司，当时创业很艰难，但他们经过6个月、8个月赚到钱的时候，他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当他们有成就感的时候，会吸引酷派更多的员工在未来的一些改制和新的商业模型中找到创业机会。
人物周刊：这和你在1993年创业时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模式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
郭德英：那时候大家真的很不愿意创业，要创业都是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一样。但是你年轻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有一种冲动，觉得老是重复不行，所以就蹦出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觉得这人有病才去创业，都是鼓励你创业，你想好就创业，没有说不要动，在那好好干。
现在企业也不一样，我们的想法都不同了。我们更愿意跟你一块投资创业，鼓励我们的同事去开专营店，不行我们给你投资。有的东西是没办法分离的，像做研发，做产品，做供应链，是靠平台，靠更多的集成，一分解都死了，谁都干不成。这个时候没办法单独创业，因为创业是为了更高效，而不是为创业而创业。如果有利于发展的话，我们希望把它分解出去，让大家去创业，这样的效率更高，实际上是效益最大化。人家操心承担风险就应该赚这个钱，不应该说这是大平台的钱，啥都不分。
人物周刊：你当初创业的冲动来自哪里？
郭德英：我下海之前是在学校。稳定，没那么辛苦，每年有两个假期。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想两个假期太爽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年轻，每次放假觉得很无聊。第一个礼拜很高兴，后来觉得很无聊，没事干，老这样干啥呢？
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我也不会创业。大家都觉得创业非常难，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没基础，也没钱。但是当时那个气氛，尤其在深圳，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怎么弄，年轻人热血沸腾，又看到过去一些同事、朋友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好像干得挺开心，受到引诱就跑出去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好几个也是我们公司出去创业的。我们都是开放的，方向清晰的，公司还可以投资支持，没有关系，要允许别人创业。这个时代创业的环境可能越来越好，当然我也理解创业的艰难。
人物周刊：和现在相比，你那个时代的创业者似乎有那么一种使命感？
郭德英：你的背景和时代的烙印是有关系的。现在跟年轻人讲这些东西，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觉得老掉牙了，怎么谈这种问题。我们原先出国后，都感到很大压力。中国这么落后，那边那么先进，中国人出去之后条件真的非常差，大家都感受到压力。有时候不自觉地对你产生影响，想要干点什么事情。但并不是说这种事情就一定是英雄主义，靠激励起来的，但是老夹杂着你很多的情感在这里边，尤其是做技术、做产品，和那些先进国家竞争，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你发现我们国家比别人落后这么多，要跟别人直面竞争，国际上他们已经形成技术垄断、市场垄断，甚至专利垄断，根本不给你机会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构建一个技术领先优势，甚至构建自己的技术标准时，先不要谈民族情怀，企业都很难生存。
中国做3G标准时，当时有非常大的改革难度。如果直接按国际标准来，那都是现成的。实际上真正做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能做更多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你的标准不成熟。但是几年之后，整个中国在这一块的产业链全部都起来了。当时的芯片商过去跟我们是没有合作的，就是因为有中国的标准之后，（他们）持续跟进。现在再做新的国际标准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