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搬家后，常被朋友们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无聊吗”，我同他们开玩笑这问的频率已经快赶超央视的每日问一幸福了，但事实上我从不。我从不是一个和自己独处时感觉无聊的人，相反最无趣的时刻往往是同某些正经人呆在一块，被迫投身集体性活动或参加会议，常令我难以忍受。我很快适应了这种状态就像适应喝水般舒服，每天我醒来时，舍友已经去上班，而我的人生往往就像那本小说的标题一切中午开始，午餐则在两点半结束。我给自己泡茶，烧饭，跟自己散步。我读书，写作，但有时什么也不做，我坐在阳台空荡荡的围栏上——这在耳朵看来几近自杀——我坐着，一动不动。借助六楼的视角我能看得很远很远，我能看到左海的摩天轮匍匐着，在明亮的白昼它黯淡得像一出落幕。我能看见隔壁一户人家在烧饭，男主人的手搭在电磁炉旁，另一手在搔头发。这一切令我想到希区柯克的《后窗》，我能看见鸟群，平行而笔直地朝我飞来，又盘旋，环绕。日复一日它们绕着一个类似电视塔的建筑飞翔，在那个固定的圆形飞行圈内它们有着一种惊人的轻盈，像是在跳舞，又像是哗啦啦地往下洒几滴水，更像是在进行某种漂浮游戏。鸟类几乎没有重量，而我从未这么近距离，并且很快深深痴迷上凝视它们。毫不费力的飞行，令人联想到人生某种生而具备行使的自由。
　　我常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写小说赚了很多钱吗”，这种问题令我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人们解释，事实上我赚钱，正是因为我要写小说，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可疑。人们总以为作家都像是菲茨杰拉德或麦克尤恩，或者愿意成为他们。可总有一些人是雷蒙德·卡佛或亨利·米勒，“我坐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人们随时会抽掉我底下的椅子”，有时想想他们俩，想到曾经有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写下《生日》这样绝妙而朴素的短篇，你会感到真正的文学和生活距离并不太遥远。而别的一些东西，那从来也不在考虑的范围内，甚至于是否一直继续写，在我看来也是并不重要的。我从不勉强自己成为是，或者不，只有当感受必须和世界交换某种隐秘的倾诉欲，只有当感到获取某种更婉转的逃避使人愉悦时，我才感到每一个忠于自己的字源源不断地流出是一种多么完美的天赋。
　　我将要出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