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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38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着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在延安凤凰山窑洞里,白求恩同毛泽东会晤,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要成立一支战地医疗队开赴前线工作的请求经毛泽东同意,白求恩立即着手组建了八路军第一支“抗日战地医疗队”,不久开赴前线
从此,白求恩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他带领医疗队深入战争前线,把手术台设在战场上,在腥风血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降低了八路军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因伤口感染,牺牲在抗日前线。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真实的白求恩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曾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白求恩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白求恩天资聪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兴趣广泛,性格鲜明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 Scalpel TheSword)的前言中有一句话:“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
白求恩来到中国之前,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勤恳温暖、平易近人的。白求恩曾于1936年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帮助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抗击法西斯主义。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经常牢骚满腹,脾气粗暴,甚至还酗酒闹事的人。曾和白求恩一起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的作家泰德-阿兰在1937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虽然白求恩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他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他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感到很尴尬。
1980年,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亨宁·索伦森,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说,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瞬间转变似的”。
后来,许多白求恩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同志和战友,听说他在中国的事迹,都很惊奇。
其实,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为了尽一个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无产者。白求恩的外甥女贝蒂回忆说:“舅舅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白求恩常说,一个医生的责任就是使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置脑后。白求恩在西班牙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当时,国际纵队一些领导人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让白求恩和许多同志都难以忍受。而偏偏白求恩生来性格爽直,他的愤怒情绪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但是,白求恩毕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虽然对革命队伍有种种不满,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世界革命的信念。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又要求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战场中国来支援人民斗争。这与国际纵队中的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例如著名作家海明威,是完全不一样的。海明威作为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对国际纵队中的官僚主义不满,但他把这种不满演变为对革命战争和进步事业的悲观主义和失望情绪,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小说《战地钟声》就表达了这种悲观情绪。
中国革命造就的伟大战士
与海明威不同,白求恩在二战爆发后转战到遥远的中国,在这里,他不仅救治了许多危重伤员,而且他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与白求恩所见过的那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延安的革命条件要比西班牙差很多,但延安的革命热情却是马德里无法比的,这里没有马德里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在马德里指挥部是整日的酒宴,在延安则是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战斗歌声。
白求恩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毫无拘束地畅谈,他很惊奇这位中国革命最高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除了土炕上一张小桌外,没有任何家具,这在马德里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泽东与白求恩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这点深深地打动了白求恩,因为白求恩受不了的,就是国际纵队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作风。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一个人可以抵挡住形形色色的诱惑,却抵挡不住诚挚之情与崇高理想的莅临。说上一句动情的话,胜过滔滔万言;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胜过鼓励与动员。
自求恩感叹,在延安所感受到的才是他理想中的革命,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诚挚情感的话语好似春风,白求恩在延安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热情,他主动要求上前线救治伤员。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来在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到感染,但他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对卫生队的同志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1月7日,白求恩病情迅速惡化,左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领导强迫白求恩向后方医院转移。由于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白求恩于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在白求恩遗嘱的最后一段中,他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白求恩在中国的革命中找寻到了他心底里所渴望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在崇高的革命信念指引下,用自己的职业行为谱写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1938年3月,诺尔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着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在延安凤凰山窑洞里,白求恩同毛泽东会晤,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要成立一支战地医疗队开赴前线工作的请求经毛泽东同意,白求恩立即着手组建了八路军第一支“抗日战地医疗队”,不久开赴前线
从此,白求恩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他带领医疗队深入战争前线,把手术台设在战场上,在腥风血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降低了八路军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因伤口感染,牺牲在抗日前线。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真实的白求恩
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曾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白求恩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白求恩天资聪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兴趣广泛,性格鲜明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 Scalpel TheSword)的前言中有一句话:“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
白求恩来到中国之前,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勤恳温暖、平易近人的。白求恩曾于1936年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帮助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抗击法西斯主义。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经常牢骚满腹,脾气粗暴,甚至还酗酒闹事的人。曾和白求恩一起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的作家泰德-阿兰在1937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虽然白求恩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他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他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感到很尴尬。
1980年,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亨宁·索伦森,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说,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瞬间转变似的”。
后来,许多白求恩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同志和战友,听说他在中国的事迹,都很惊奇。
其实,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为了尽一个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无产者。白求恩的外甥女贝蒂回忆说:“舅舅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白求恩常说,一个医生的责任就是使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置脑后。白求恩在西班牙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当时,国际纵队一些领导人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让白求恩和许多同志都难以忍受。而偏偏白求恩生来性格爽直,他的愤怒情绪就很容易表现出来。
但是,白求恩毕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虽然对革命队伍有种种不满,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世界革命的信念。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又要求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战场中国来支援人民斗争。这与国际纵队中的许多自由民主主义者,例如著名作家海明威,是完全不一样的。海明威作为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也对国际纵队中的官僚主义不满,但他把这种不满演变为对革命战争和进步事业的悲观主义和失望情绪,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小说《战地钟声》就表达了这种悲观情绪。
中国革命造就的伟大战士
与海明威不同,白求恩在二战爆发后转战到遥远的中国,在这里,他不仅救治了许多危重伤员,而且他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与白求恩所见过的那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延安的革命条件要比西班牙差很多,但延安的革命热情却是马德里无法比的,这里没有马德里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在马德里指挥部是整日的酒宴,在延安则是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战斗歌声。
白求恩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毫无拘束地畅谈,他很惊奇这位中国革命最高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除了土炕上一张小桌外,没有任何家具,这在马德里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泽东与白求恩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这点深深地打动了白求恩,因为白求恩受不了的,就是国际纵队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作风。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一个人可以抵挡住形形色色的诱惑,却抵挡不住诚挚之情与崇高理想的莅临。说上一句动情的话,胜过滔滔万言;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胜过鼓励与动员。
自求恩感叹,在延安所感受到的才是他理想中的革命,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诚挚情感的话语好似春风,白求恩在延安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热情,他主动要求上前线救治伤员。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来在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到感染,但他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对卫生队的同志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1月7日,白求恩病情迅速惡化,左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领导强迫白求恩向后方医院转移。由于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白求恩于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在白求恩遗嘱的最后一段中,他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白求恩在中国的革命中找寻到了他心底里所渴望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他在崇高的革命信念指引下,用自己的职业行为谱写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