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展开。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几乎完败于日本，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
　　后人在比较两国改革的成败时，多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本身进行比较。但事实上，早在那之前100多年，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就已经为后来中日两国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种子。
　　日本人全方位学习
　　日本是一个极为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看到中华文明比他们的文明优秀时，毫不犹豫地拜中国为师；17世纪初，当西方文明开始冲击远东地区时，他们看到西方文明更为先进，又如饥似渴地全方位学习，不论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思想文明，照单全收。
　　日本人接触的西方文明首先是由荷兰人带来的。从17世纪初开始，荷兰逐渐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海上霸权强国。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以此为据点在东亚和东南亚大肆进行海上霸权扩张。此时的日本虽然奉行着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与占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还保持有一定的通商关系。日本政府在长崎港外建了一个大约1.5公顷的人工岛，以此作为与荷兰贸易的唯一据点。就这么一个狭小的对外开放通道，让日本人眼界大开，他们开始意识到东方文明的不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于是，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即通过荷兰传播到日本的西方学术），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学习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
　　日本最初的“兰学家”是那些接受西方医学思想的西医。其代表性的人物就是18世纪后期的著名西医学家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他们的代表作就是译自荷兰文的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为了验证书中的观点，他们还非常大胆地进行了人体解剖实验。后来，一些兰学家开始涉猎西方在17世纪发展的物理学理论，譬如当时的荷语翻译家志筑忠雄在1798年翻译了关于牛顿力学的物理学典籍而写成了《历象新书》。志筑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一些新的日文科学词汇，有些沿用至现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远心力”（中文即离心力）及“集点”（即质心）等。
　　对于日本人而言，“兰学”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它还包含着许多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是对传统文化的鄙陋之处进行批判；二是讲究技术的实用，也就是经世的思想；三是兰学的大部分是近代科学，它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必然给日本的思想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从此，日本民众对西方世界先进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有了全面了解，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人无心西学
　　17世纪时，西洋学都曾在中日两国传播，然而为何日本的兰学如此勃然兴起，中国的西学却始终未成气候呢？相关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源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中国的科举制度阻塞了大量社会人才学习西学的路径。在科举制度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来钻研八股文章和蝇头小楷，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晋身仕途。而日本却没有科举制度，读书出身的人可以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某一具体的知识领域，而钻研兰学则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渠道之一。
　　其次，明清时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仅限于包括宫廷在内的社会上层，从事西学研究的西学派仅限于已经及第登科、官居要职的上层文官，如参与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徐光启。随着徐光启等一批西学派知识分子相继去世，中国西学研究出现了人才断层，后继无人。进入清代以后，无论是顺治皇帝，还是康熙皇帝，他们研究西学几乎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西学的传播也止于宫廷内，并没有在社会上形成全国范围的辐射。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兰学研究在民间十分兴盛，研究兰学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许多兰学家从事教育事业，为日本社会培养新一代的西洋学人才。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培养兰学人才的兰学塾和藩校已经遍布日本各地，正是这些西式学校为明治维新培养了许多著名的社会精英，如日本启蒙之父福泽渝吉、明治政府外务卿寺岛宗则、日本海军创始人肥田滨五郎、日本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而中国从康熙皇帝去世后，西学即开始衰落，到鸦片战争前期，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西学，正是由于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势，积弊已久，因此才迎来了近百年的沧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