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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从飞机上俯视地面会看到层次分明的明暗断层区域：明亮的是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区域，农村和无人居住地区呈现出的是“黑暗”区域，并且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和摸打滚爬中跨时30余年，两个大局、摸着石头过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到今天，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而存在的矛盾也无法忽视。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
这也为中国经济失衡向平衡转变的研究迎来了最好契机。
如何总结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失衡约束和发展陷阱，为未来经济实践提供可以借鉴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话题。
内部失衡
就内部失衡状况来看，主要分为城乡发展和区域失衡。
其中，根源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偏向”政策，30多年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近20多年来不够完整的城镇化进程致使城乡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换句话说，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的循环血液逐渐被“抽空”。这种发展轨迹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出比重下降趋势明显，农业从“基础”地位逐步下降为国民经济的“补充”，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分天下”转而成为“十分依靠”；与此同时农产品出口比重逐年快速降低，进口规模增加；
其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未来10年农村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可能将凸显，农村农业工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成为趋势；
第三，对农业和农村资源的过度“挪用”，借助手段主要是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城市与工业偏向，农村、农业被迫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
在此过程中，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两个失衡格局：农业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和农村内部产业结构失衡。而这很可能演变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枷锁。
再加上目前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不完善，以至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格局和失衡加剧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除。
对于区域失衡，学界的通常做法，是用地区差距度量区域失衡。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横向和纵向比较很容易看出：1978年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仅为6.65亿元，最高的上海为272.81亿元，相差约40倍；到2008年西藏增加到395.91亿元，而上海达到13698亿元，仍相差约34倍。
仅看增长差距确实是在缩小，但从基数和绝对差额倍数来看，差距在扩大。
用“灯光效应理论”可以很好地描摹区域发展失衡重要分块特征。夜晚从飞机上俯视地面会看到层次分明的明暗断层区域：明亮的是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区域，农村和无人居住地区呈现出的是“黑暗”区域，并且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人口地域空间分布不合理是区域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及政策，无疑是中央政府在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安排。
外部失衡
另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局面是外部失衡。
1978年改革开放，对外经济发展迅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1979年首先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实施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开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沿海、沿江、沿边地区，1992年相继开放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沿边城市，开放内陆省会城市—— 出现了当时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大潮。
随后又陆续开放大批的内陆县市，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外资、外贸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创汇的核心区域。而时至今日，这样的格局并未有所改观。
值得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开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但近年来对外投资规模才快速增加——开始于2005年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齐头并进战略转变，到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
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国民财富蒸发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背后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是寻找如何消除外部失衡的有力措施。大国经济发展角逐游戏持续时间越久，波及范围越大，国民储蓄的贬值风险就越高。
无论是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或是从维护宽松的外部经贸环境，还是从规避和控制风险过度积累等方面考虑，都需要加快外部失衡治理步伐。
厘清思路点面齐动
从我们的研究结论来看，基于内外失衡加剧的潜在风险防范，实现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和民富国强齐头并进目标，可有如下的政策思路。
第一，破除城乡失衡，首要任务应该是发展农村经济，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城乡消费差距。
目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结合最新的统计数据做出保守估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应该在2.3亿~2.5亿之间。这无疑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土地与劳动力的配比大好时机，但前提是有强大的资本支持。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农村正规金融的供养和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反哺”，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经济面临“中空化”危机。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并非意愿需求，实际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才是关键。近期看最直接的手段是强化反贫困政策和实施调节收入分配政策。一旦收入再分配政策改革得到顺利推进，贫富差距得以缩小，城乡失衡破除则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破除区域失衡，根本出路则是推进健康合理的城市化。
区域和城乡联动及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随着政府对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重要性认识提升，各种为促进内地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共同谋划为实现区域协调、平衡和城乡融合、统筹发展目标审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第三，破除外部失衡，关键是利用好外资和外贸发展平衡工具。
长远之计是需要从现在开始把握症结所在和清醒地看到失衡程度，必须做好内外经济失衡的“摸底”——监测与预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是解决外部失衡矛盾的关键变量。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国际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已经十分明确。
内外经济失衡是联动的，区域与城乡也是联动的；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目标，必须消除失衡，架构起城乡、区域公平发展框架思路，追寻内外平等格局，提升内部经济发展质量来推进和实现外部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和摸打滚爬中跨时30余年，两个大局、摸着石头过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到今天，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而存在的矛盾也无法忽视。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
这也为中国经济失衡向平衡转变的研究迎来了最好契机。
如何总结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失衡约束和发展陷阱，为未来经济实践提供可以借鉴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话题。
内部失衡
就内部失衡状况来看，主要分为城乡发展和区域失衡。
其中，根源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偏向”政策，30多年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近20多年来不够完整的城镇化进程致使城乡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换句话说，农村实体经济发展的循环血液逐渐被“抽空”。这种发展轨迹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出比重下降趋势明显，农业从“基础”地位逐步下降为国民经济的“补充”，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分天下”转而成为“十分依靠”；与此同时农产品出口比重逐年快速降低，进口规模增加；
其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未来10年农村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可能将凸显，农村农业工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成为趋势；
第三，对农业和农村资源的过度“挪用”，借助手段主要是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城市与工业偏向，农村、农业被迫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
在此过程中，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两个失衡格局：农业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和农村内部产业结构失衡。而这很可能演变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枷锁。
再加上目前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不完善，以至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格局和失衡加剧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除。
对于区域失衡，学界的通常做法，是用地区差距度量区域失衡。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横向和纵向比较很容易看出：1978年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仅为6.65亿元，最高的上海为272.81亿元，相差约40倍；到2008年西藏增加到395.91亿元，而上海达到13698亿元，仍相差约34倍。
仅看增长差距确实是在缩小，但从基数和绝对差额倍数来看，差距在扩大。
用“灯光效应理论”可以很好地描摹区域发展失衡重要分块特征。夜晚从飞机上俯视地面会看到层次分明的明暗断层区域：明亮的是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区域，农村和无人居住地区呈现出的是“黑暗”区域，并且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人口地域空间分布不合理是区域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及政策，无疑是中央政府在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安排。
外部失衡
另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局面是外部失衡。
1978年改革开放，对外经济发展迅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1979年首先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实施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开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沿海、沿江、沿边地区，1992年相继开放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沿边城市，开放内陆省会城市—— 出现了当时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大潮。
随后又陆续开放大批的内陆县市，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外资、外贸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创汇的核心区域。而时至今日，这样的格局并未有所改观。
值得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开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但近年来对外投资规模才快速增加——开始于2005年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由“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齐头并进战略转变，到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
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国民财富蒸发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背后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是寻找如何消除外部失衡的有力措施。大国经济发展角逐游戏持续时间越久，波及范围越大，国民储蓄的贬值风险就越高。
无论是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或是从维护宽松的外部经贸环境，还是从规避和控制风险过度积累等方面考虑，都需要加快外部失衡治理步伐。
厘清思路点面齐动
从我们的研究结论来看，基于内外失衡加剧的潜在风险防范，实现可持续的平衡增长和民富国强齐头并进目标，可有如下的政策思路。
第一，破除城乡失衡，首要任务应该是发展农村经济，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城乡消费差距。
目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结合最新的统计数据做出保守估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应该在2.3亿~2.5亿之间。这无疑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土地与劳动力的配比大好时机，但前提是有强大的资本支持。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农村正规金融的供养和支持作用，实现金融“反哺”，从根本上化解农村经济面临“中空化”危机。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并非意愿需求，实际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才是关键。近期看最直接的手段是强化反贫困政策和实施调节收入分配政策。一旦收入再分配政策改革得到顺利推进，贫富差距得以缩小，城乡失衡破除则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破除区域失衡，根本出路则是推进健康合理的城市化。
区域和城乡联动及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随着政府对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重要性认识提升，各种为促进内地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共同谋划为实现区域协调、平衡和城乡融合、统筹发展目标审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第三，破除外部失衡，关键是利用好外资和外贸发展平衡工具。
长远之计是需要从现在开始把握症结所在和清醒地看到失衡程度，必须做好内外经济失衡的“摸底”——监测与预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是解决外部失衡矛盾的关键变量。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国际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已经十分明确。
内外经济失衡是联动的，区域与城乡也是联动的；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目标，必须消除失衡，架构起城乡、区域公平发展框架思路，追寻内外平等格局，提升内部经济发展质量来推进和实现外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