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费给多少？”
　　李一凡带我去见韩晓琳和安晓蕙这对杀马特夫妻前，对方直接这样问道。
　　李老师委婉地向我转达，一边又宽慰我，说大部分杀马特比较穷，也就是对钱斤斤计较一点。在做纪录片的过程里，他早已深刻领教到这点。而且，付了钱能见上面算谢天谢地，不少人明明约好了，车都开到家门口，一个转念又不愿意。李一凡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放鸽子。
　　我们答应了付费，提了箱牛奶，又请吃了顿午饭，韩晓琳总算愿意把我们带到自己家中。安晓蕙在陪孩子午睡，恐怕也不大想出来，因为两个小时后她终于不得不出来上厕所时，见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等这么久还不死心，还没走呢？”
　　安晓蕙的性格直爽却不令人讨厌，不想接受采访的是她，然而每每到最后，恨铁不成钢滔滔不绝说话的还是她。她是一个表达能力极强的人，身上有股不知从何而来的野生劲儿，大概是没受过多少学校的规训，全然没有常人应有的对未来的担忧。
　　一开始我只以为这是安晓蕙的个人特质，但越采访越发现，玩杀马特的人，包括罗福兴、小陆，甚至是拍他们的李一凡，似乎都用自己的方式消解了对未来无着的恐惧感。
　　相较之下，那种媒体报道中常见的中产阶级焦虑，精打细算地试图掌控未来走向、又因未来的不可知不可控而必然产生焦虑的人们，好像更值得同情。
　　李一凡说，他是在两年赚钱颇多的广告生涯后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被饿死，主动克服饥饿恐惧后获得了这种自由;但罗福兴、安晓蕙、韩晓琳、小陆，他们生于贫寒，体会过饥饿，却宁愿选择随命运之波逐流，也不愿成为流水线上的工具人，又是出于什么呢？
　　这件事或许有两个解释方向。浪漫点说，是天性里的不受约束、无知无畏带来的勇气。但这显然过于理想化了——就在报道写完的第二天，小陆给我打视频电话借了五百块去医院，视频里是血淋淋的骨肉。他在公园跳舞脚踝骨折，几乎身无分文，说爸爸在忙没空接他电话。
　　有医保吗？没有。
　　老家农村那边呢？有，但是不能报。
　　可以异地报销，留下票据？留不住。
　　为什么？出院就会扔掉的。
　　那你别扔啊？太麻烦了，一万多块而已，姐没事。
　　我有点气急败坏地说，那你下次别再找我借钱。我突然意识到，这群杀马特，某些方面很像《乡下人的悲歌》里所描述的美国白人工薪阶级——贫穷、无望地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他们的世界观和意志力，阻止了他们去选择那条更平稳安全的人生道路，哪怕走上去也会跳下来，正如罗福兴开发廊半途而废。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好吗？未必，但他们不相信、可能也不認为有必要过上那种中产阶级的无聊人生。
　　但中国的杀马特，毕竟没有走到极端彻底的地步。逐渐进入成家生子的常规秩序后，中年杀马特几乎销声匿迹，哪怕曾经热爱杀马特如安晓蕙和韩晓琳，在分到回迁房后，也选择剪掉头发“融入社会”，让杀马特留在青春的回忆里。
　　25岁的罗福兴也不再执着于杀马特的外形，他甚至会和20岁的小陆说，你现在还小，等再过几年你就不这么想了。那时候我们在牛杂店里吃面，小陆说，他以后的对象，必须要支持他玩头发。
　　而罗福兴大笑，说自己是个“精神杀马特”，只要有人愿意养他，让他剃光头他也愿意。
　　或许荒原上的自由从来都只是想象。毕竟，当暴风雨来临时，你是愿意钻进洞穴，还是继续在荒原上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