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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工-工-不工”的回环结构，循环回归思维在古代文论中的自觉把握
循环回归思维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自觉意识，在前述谈到的苏轼《与侄书》中已经有完整的体现。在苏轼的描述中，文学创作由最初阶段隐含的“平淡”、“朴拙”到第二阶段（少时）的“峥嵘”、“绚烂”再到最后阶段的“老熟”、“平淡”，作家创作风格以及伴随的思维活动经历了一次形式封闭的循环回归过程。从本质上看，文学创作经由第二阶段“峥嵘绚烂”的发展过程，实现对隐含的第一级阶段“平淡”、“无味”的辩证式否定，再通过第三阶段的“平淡”对第二阶段“绚烂”的再次辩证式否定。这一文学创作朴素的经验体验，恰好展示出黑格尔所描述的事物发展“正-反-合”三段论的逻辑规律，这时思维最后回归之处的“平淡”，虽然已经远不是第一阶段的“平淡”所意指的内涵以及该阶段所能抵达的艺术境界，不再是原初的“平淡”本身，相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运动，是原有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更高等级的艺术质态与艺术品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平淡）-绚烂-平淡”的回环结构，这种形式上封闭，而其内在生命却开放活泼的循环回归思维，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一种共同的思维本质和思想规律。
除此以外，清代学者刘熙载就艺术家创作实践阶段性特征的关注也为我们对于循环回归思维的探讨提供了极好的佐证。他在《艺概·词曲概》的相关论述中谈到古乐府诗创作时说：“古乐府中至语，本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乎天籁也。” “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另外，在《艺概·书概》中刘熙载也说：“学书者始出不工求工，既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在对于词曲创作以及书法艺术研习上，刘熙载的具体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其思想核心无不贯穿着这种循环回归式的思维逻辑，其具体表现为艺术家整个创作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不炼-极炼-不炼”，“本色-出色-本色”，“天籁-人籁-天籁”，“不工-工-不工”的三段式螺旋上升和循环回归的辩证关系。其中第一阶段的“不工”、“不炼”、“本色”、“天籁”等概念是指创作还处于不成熟、不自觉的状态;因此更多表现出一种原始、朴拙、稚嫩的特征，故此称为“不工”;第二阶段“工”、“炼”、“出色”、“人籁”则是指经过学习、培养、训练和实践，脱离了那种朴素、幼稚、天然的原生态，逐步走向成熟和自觉，创作活动在理性的指导下有序进行，能够按照既定的意图，遵循预先设计的线路有效抵达预期的目标。但其不足处在于创作行为受到人的理智、意志的驱使，表现出过强的目的性和人为性，因而有时可能会难以排除其中的矫饰或做作成分;第三阶段“不工”、“不炼”、“本色”、“天籁”则是从第一种水平的起点出发，经由作为中间过程的第二阶段的辩证发展而达到一种回归式的最高境界，这是经过理性的升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时，文艺创造心理的丰富形式在理智和意志面前变被动为主动，继而内化为一种创作者内在的修养品格，内化成潜意识中的自觉性和无目的性。这正是康德所言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艺术境界，同时也是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这才是最高的文学境界，审美境界，生命境界。显而易见，无论从其思想方法的外在形式，还是从思维过程的内在结构上看，这一境界无疑都表现出对于初始阶段艺术家创作状态的明确回归与遥相呼应。
四、文本叙事中的圆形结构：循环回归思维在作品中的体现
循环回归思维不仅在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方式，诗意生存，美学把握，文学感觉方面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而且在古代众多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探寻到这种循环回归思维的显现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它们都无不暗含着一种循环回归的叙事方法以及表达模式。首尾相接，结局呼应开端，终点回归于起点，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封闭、自足、完满的圆形结构，这是几部名著共同呈现出的一种逻辑结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封闭式回归思维在作品中更多体现为一种叙述的策略和技巧，而往往可能并不构成文本的主体性叙事内容，同时也并不直接参与小说细部结构的创建。简言之，圆形结构构成的是作品叙事的元结构模式。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话语“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与合，合与分的循环演进模式，俨然构成本文所论证的小说叙述圆形结构之最佳注脚。而就《三国》而言，小说第一回合叙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天下诸侯蜂起，军阀混战割据，中原与南方各地由汉代的大一统陷入分裂格局，接着进入三国对峙时期大分裂与小统一的辩证运动阶段，小说后半部分则重点叙述魏蜀两国之间的征伐较量，这已经隐含着由分到合的内在趋势，到小说叙述的最后两回合，以疾风暴雨式的笔法叙写魏国攻灭蜀国，晋室取代曹魏，后又乘风破浪消灭吴国，最终三国故事结束在重新统一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实现作家所言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红楼梦》里，小说第一回以及最后一回以玄幻笔法为故事主体骨干敷演出一个梦幻迷离、神仙太虚的想象性外壳，同时这也是该小说故事主体结构的首尾延伸部分。《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以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灵石（宝玉）被一僧一道带到凡间所经历的红尘情事为叙述主线，借以展现出一幅恢弘壮阔的封建末世时代社会画面。最后又简单交代灵石被携回天界，复置于青埂峰下，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伸展迂回上完成一种策略方面的循环回归。便是小说首尾的两首偈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和“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小说家对于故事循环结构的一种有意安排。
我们试着再分析一下《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作者在正文叙述前加一楔子（有的版本也把这楔子部分当做小说的第一回），撰构出在太尉洪信的强横要求下，上清宫道士释放出长期镇压在龙虎山宫观内的魔王星煞（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从而致使其来到人间为恶作乱的这一故事前件。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魔界身份存在的108星煞的出场和现身的话。那么到小说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以及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公明慷慨话宿愿”，则完全可以视之为以人间英雄（凡人）身份出现的108星煞的大放光芒，这也恰好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再到小说结尾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叙宋江等忠义之士数人遭高俅、蔡京、童贯构陷致死，嗣后魂感徽宗，配享建祠祭祀，梁山泊108员星煞虎将终得正果，梁山泊英雄豪杰由凡人身份实现向神灵身份的转变。由魔而至人，由人而至神，“神”的终局既可看作是对“魔”之境界的否定之否定，也可看作是对“魔”之身份的循环式、螺旋式回归。小说以此在故事讲述中实现一种完满、自足的圆形封闭式结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可以发现，《西游记》的循环回归思维虽没有明显体现在小说首尾章节的安排上，却是直接表现在唐僧师徒四人“西去取经—求得真经—携经归来”这一故事主干的叙述过程之中，内化为《西游记》故事自身的内在结构。虽然在故事进程中，作为后一阶段的“携经归来”也只是匆匆叙述，近乎一笔带过，没能构成与前段故事即“西去取经”过程的一种对称或平衡关系，但这种“不平衡”、“不对称”并不能否定小说在故事叙述中明显存在的循环回归式思维逻辑，——它所关涉的只是《西游记》故事内容选择的一个细部安排问题。简言之，“西去取经—求得真经—携经归来”的主体叙述结构，“去”与“来”之间的对应和秩序关系，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游记》故事在叙事上，恰好就是这种中国古典式循环回归思维和圆形结构模式的充分体现者。
五、结语
循环回归式思维逻辑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历史或哲学演进，还是就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些具体研究而言，把握这种循环回归思维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美学、艺术哲学等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性、工具性意义。本文立足于文论研究，同时将视野置于中国哲学、艺术美学的更大范围，以横向连结的方式来审视这种循环回归思维对于中国文论美学的一种建构性功能。虽然思考还很粗浅，立论尚需商榷，然而对于我们从多角度深化中国文论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拓展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都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尝试性的意义。（作者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循环回归思维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自觉意识，在前述谈到的苏轼《与侄书》中已经有完整的体现。在苏轼的描述中，文学创作由最初阶段隐含的“平淡”、“朴拙”到第二阶段（少时）的“峥嵘”、“绚烂”再到最后阶段的“老熟”、“平淡”，作家创作风格以及伴随的思维活动经历了一次形式封闭的循环回归过程。从本质上看，文学创作经由第二阶段“峥嵘绚烂”的发展过程，实现对隐含的第一级阶段“平淡”、“无味”的辩证式否定，再通过第三阶段的“平淡”对第二阶段“绚烂”的再次辩证式否定。这一文学创作朴素的经验体验，恰好展示出黑格尔所描述的事物发展“正-反-合”三段论的逻辑规律，这时思维最后回归之处的“平淡”，虽然已经远不是第一阶段的“平淡”所意指的内涵以及该阶段所能抵达的艺术境界，不再是原初的“平淡”本身，相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运动，是原有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更高等级的艺术质态与艺术品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平淡）-绚烂-平淡”的回环结构，这种形式上封闭，而其内在生命却开放活泼的循环回归思维，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一种共同的思维本质和思想规律。
除此以外，清代学者刘熙载就艺术家创作实践阶段性特征的关注也为我们对于循环回归思维的探讨提供了极好的佐证。他在《艺概·词曲概》的相关论述中谈到古乐府诗创作时说：“古乐府中至语，本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乎天籁也。” “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另外，在《艺概·书概》中刘熙载也说：“学书者始出不工求工，既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在对于词曲创作以及书法艺术研习上，刘熙载的具体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其思想核心无不贯穿着这种循环回归式的思维逻辑，其具体表现为艺术家整个创作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不炼-极炼-不炼”，“本色-出色-本色”，“天籁-人籁-天籁”，“不工-工-不工”的三段式螺旋上升和循环回归的辩证关系。其中第一阶段的“不工”、“不炼”、“本色”、“天籁”等概念是指创作还处于不成熟、不自觉的状态;因此更多表现出一种原始、朴拙、稚嫩的特征，故此称为“不工”;第二阶段“工”、“炼”、“出色”、“人籁”则是指经过学习、培养、训练和实践，脱离了那种朴素、幼稚、天然的原生态，逐步走向成熟和自觉，创作活动在理性的指导下有序进行，能够按照既定的意图，遵循预先设计的线路有效抵达预期的目标。但其不足处在于创作行为受到人的理智、意志的驱使，表现出过强的目的性和人为性，因而有时可能会难以排除其中的矫饰或做作成分;第三阶段“不工”、“不炼”、“本色”、“天籁”则是从第一种水平的起点出发，经由作为中间过程的第二阶段的辩证发展而达到一种回归式的最高境界，这是经过理性的升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时，文艺创造心理的丰富形式在理智和意志面前变被动为主动，继而内化为一种创作者内在的修养品格，内化成潜意识中的自觉性和无目的性。这正是康德所言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艺术境界，同时也是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这才是最高的文学境界，审美境界，生命境界。显而易见，无论从其思想方法的外在形式，还是从思维过程的内在结构上看，这一境界无疑都表现出对于初始阶段艺术家创作状态的明确回归与遥相呼应。
四、文本叙事中的圆形结构：循环回归思维在作品中的体现
循环回归思维不仅在中国古人的哲学思维方式，诗意生存，美学把握，文学感觉方面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而且在古代众多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探寻到这种循环回归思维的显现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它们都无不暗含着一种循环回归的叙事方法以及表达模式。首尾相接，结局呼应开端，终点回归于起点，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封闭、自足、完满的圆形结构，这是几部名著共同呈现出的一种逻辑结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封闭式回归思维在作品中更多体现为一种叙述的策略和技巧，而往往可能并不构成文本的主体性叙事内容，同时也并不直接参与小说细部结构的创建。简言之，圆形结构构成的是作品叙事的元结构模式。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话语“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与合，合与分的循环演进模式，俨然构成本文所论证的小说叙述圆形结构之最佳注脚。而就《三国》而言，小说第一回合叙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天下诸侯蜂起，军阀混战割据，中原与南方各地由汉代的大一统陷入分裂格局，接着进入三国对峙时期大分裂与小统一的辩证运动阶段，小说后半部分则重点叙述魏蜀两国之间的征伐较量，这已经隐含着由分到合的内在趋势，到小说叙述的最后两回合，以疾风暴雨式的笔法叙写魏国攻灭蜀国，晋室取代曹魏，后又乘风破浪消灭吴国，最终三国故事结束在重新统一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实现作家所言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红楼梦》里，小说第一回以及最后一回以玄幻笔法为故事主体骨干敷演出一个梦幻迷离、神仙太虚的想象性外壳，同时这也是该小说故事主体结构的首尾延伸部分。《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以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灵石（宝玉）被一僧一道带到凡间所经历的红尘情事为叙述主线，借以展现出一幅恢弘壮阔的封建末世时代社会画面。最后又简单交代灵石被携回天界，复置于青埂峰下，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故事的伸展迂回上完成一种策略方面的循环回归。便是小说首尾的两首偈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和“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小说家对于故事循环结构的一种有意安排。
我们试着再分析一下《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作者在正文叙述前加一楔子（有的版本也把这楔子部分当做小说的第一回），撰构出在太尉洪信的强横要求下，上清宫道士释放出长期镇压在龙虎山宫观内的魔王星煞（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从而致使其来到人间为恶作乱的这一故事前件。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魔界身份存在的108星煞的出场和现身的话。那么到小说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以及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公明慷慨话宿愿”，则完全可以视之为以人间英雄（凡人）身份出现的108星煞的大放光芒，这也恰好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再到小说结尾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叙宋江等忠义之士数人遭高俅、蔡京、童贯构陷致死，嗣后魂感徽宗，配享建祠祭祀，梁山泊108员星煞虎将终得正果，梁山泊英雄豪杰由凡人身份实现向神灵身份的转变。由魔而至人，由人而至神，“神”的终局既可看作是对“魔”之境界的否定之否定，也可看作是对“魔”之身份的循环式、螺旋式回归。小说以此在故事讲述中实现一种完满、自足的圆形封闭式结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可以发现，《西游记》的循环回归思维虽没有明显体现在小说首尾章节的安排上，却是直接表现在唐僧师徒四人“西去取经—求得真经—携经归来”这一故事主干的叙述过程之中，内化为《西游记》故事自身的内在结构。虽然在故事进程中，作为后一阶段的“携经归来”也只是匆匆叙述，近乎一笔带过，没能构成与前段故事即“西去取经”过程的一种对称或平衡关系，但这种“不平衡”、“不对称”并不能否定小说在故事叙述中明显存在的循环回归式思维逻辑，——它所关涉的只是《西游记》故事内容选择的一个细部安排问题。简言之，“西去取经—求得真经—携经归来”的主体叙述结构，“去”与“来”之间的对应和秩序关系，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游记》故事在叙事上，恰好就是这种中国古典式循环回归思维和圆形结构模式的充分体现者。
五、结语
循环回归式思维逻辑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研究中国传统的思维历史或哲学演进，还是就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些具体研究而言，把握这种循环回归思维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美学、艺术哲学等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方法性、工具性意义。本文立足于文论研究，同时将视野置于中国哲学、艺术美学的更大范围，以横向连结的方式来审视这种循环回归思维对于中国文论美学的一种建构性功能。虽然思考还很粗浅，立论尚需商榷，然而对于我们从多角度深化中国文论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拓展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都希望能够产生一种尝试性的意义。（作者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