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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建国初期，党中央仅用三年的时间，发动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禁烟铲毒，封闭妓院，狠刹赌风，横扫千百年的贪、毒、娼、赌四害，净化社会环境，为树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新风奠定了良好基础。
反贪惩腐 发动“打虎”
开国伊始，百废待兴。正当毛主席在酝酿战略部署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傅作义两位先生，用真诚的态度给毛主席讲述了他们的心里话。黄炎培先生说：“我读了几十年书，观察了几十年，也思考了几十年，无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大凡初时都是聚精会神的，没有一事不专心的，但时间一长，自然惰性发作，风气渐坏，并由小到大，最后人亡政息，好像已成了历史的周期率，被称为历史之怪圈，我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子，跳出这历史怪圈的支配。”傅作义先生开诚布公地说：“国民党取得政权仅仅20来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取得了政权，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环境变好了，人的思想则往往容易腐化。国民党没有解决好腐化问题，我衷心地希望共产党解决好腐化问题，这是关系到江山能否坐得长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专注地听着，他从内心里感激朋友们的直言，他那广博的胸怀浮现着中国五千年来因骄兵败、腐政衰的历史风云，从而更坚定了建国后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抓惩腐倡廉，他自信而又认真地跟两位诤友说：“请你们放心，我已经找到了新路子，我们一定能跳出历史之怪圈，我们绝不会象国民党那样腐烂下去。这条新路子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政府才不敢惰性发作，风气败坏。只要人民起来负责了，我们就不会人亡政息。”黄、傅两位听了兴奋地笑了。
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为了取得充分的反贪惩腐证据，对一些省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打招呼，要求及时地将本地区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报告中央。沈阳市的报告将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归纳了六种：一是利用职权包庇逃亡地主、漏税户、私商及坏分子等，从中接受、索取钱财；二是大搞回扣，大搞婚丧嫁娶、生男育女等送情送礼活动；三是盗卖公物，窃取公款；四是投机倒把，中饱私囊；五是腐化堕落，迷恋美女；六是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每一种现象都列举了几个或十几个突出事例。北京的报告讲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已发现贪污人数达1670人。工业部化大公为小公的金额达730亿元（旧币下同），重工业部有的领导为下属厂假造开支503亿元等。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毛泽东震怒了：新中国岂能容忍这些蠹虫，他愤然写下了“根除腐败，反对贪污”八个字。不久，新疆送来了一份报告：有位叫陆红的科长，因工作不认真，在抄进口订货电报时误将“三吨”抄为“三百吨”，结果多进口的297吨牲畜防疫药品变成了废物，使国家损失达40多亿元。据有关报告透露：因管理不善，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损失汽油7千余吨，上海各纺织厂造成的浪费达1.5千亿元。毛主席气愤地说：“浪费也是犯罪。”更奇怪的是，中国茶业公司副经理黄国光、总技师胡浩川已察觉到译电人员误将米茶砖译成了黑茶砖而没有及时纠正，制止生产，使黑茶砖大量积压，仅此一项就使国家损失达22亿元。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斤大米霉烂变质。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等等。“官僚主义害死人，误国又误民”，毛泽东豪不犹豫地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称为三大公害，列入腐败的范畴，他决心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讨伐。一向坚定依靠人民群众的毛泽东，把检举、揭发、处治贪污行为称之为“打虎”，他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带头，亲自督阵，自报公议，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打尽大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的），抓尽小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打虎”勇气与信心，增强了新中国的主人翁精神。
为了夺取这场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战役的全面胜利，毛主席亲自起草文稿，批阅文件，亲自制定方针政策，不断发电发文各大局、各军区、各部委、各省市委及有关部门，交待具体任务，明确办法，督促落实。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没有解决执政阶层的贪污腐化问题，这种状况一定要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结束。”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向全国6亿人民发出了一定要彻底铲除腐败的战斗号令，顿时一场空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神州大地。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中央、华北、京津等地的几千名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三反”动员大会，全力协助毛主席，使“三反”运动健康发展。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闻风而动，到第一线发动群众，调查案件，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天津市市长黄敬，深入群众，微服私访，听取意见，并设立了市长信箱，接受各界检举贪污、行贿等腐败行为。群众的信件雪片般飞到了他的手里，使他迅速查清了一大批大小老虎。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副部长李木庵、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但亲临第一线督战，有的还带头自查公议，效果很好。人民真正发动起来了，北京一天就收到检举材料万余件，天津仅一次检举大会上就收到检举信3万余件。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两人狼狈为奸，共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171亿多元，成为新中国职务最高、数额最大的第一大贪污案。这两位昔日的英雄，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却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打倒了。毛泽东亲自批斩了刘、张二人，顿时举世震惊，海内外众多新闻媒介纷纷发表赞誉文章。有的说：“没想到刚进城的共产党惩治腐败有如此之大的决心，更没想到竟是毛泽东亲自批斩的，看来共产党绝不是国民党，他们是不会腐化的。”有的说：“为了共产党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半年暴风雨式的“三反”运动，1952年10月25日，毛主席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达百余万，有6万多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有2万多党员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有67人判处无期徒刑，有9人判处死缓，有42人判处死刑，其中省级或相当省级的领导干部有25人被撤职、查办、法办，地委或相当地委级的领导干部有576人被撤职、查办、法办。“三反”斗争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惩腐倡廉教育，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反贪防腐的光辉一页，开创了新中国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的新纪元。
禁烟铲毒为民除瘤
蒋介石带着几百万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去了，但他却给大陆留下了几百万种烟、制毒、吸毒、贩毒的毒犯“大军”。对此，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浮现在他的眼前：英帝、法帝、美帝等列强用大炮裹着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鸦片这个吃人的恶魔在中国横行了150多年，山河破碎，白银外流，文明泯灭，东亚病夫，任人宰割，奇耻大辱……历史岂能重演！毛主席的右拳重重地击在桌上，烟毒不禁，照样会人亡政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允许烟毒继续危害人民。他决心铲除毒害中国数百年的烟毒。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商量，要求人民政府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禁种、禁制、禁运、禁吸四管齐下，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了有关人员拟定了严禁鸦片烟毒的草案，经毛主席审阅同意，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市、县的人民政府迅速成立禁烟委员会，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种烟、制毒、运毒、吸毒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铲除鸦片烟毒的人民战争。
中央发号令，全国齐响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省长、市长、县长亲自挂帅，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通令的措施，层层下达，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同时，充分运用广播、报纸、幻灯等舆论工具，宣传中央及地方的禁毒通令、烟毒危害和解毒须知等。不少省、市、县还组织了工人、学生、居民等积极分子组织的禁毒宣传队，深入城镇、街道、工厂、学校、农村进行各种生动形象的戒毒宣传和演出。有的省长、市长、县长还亲自召开群众座谈会、主持控诉大会、坦白检举大会、宣判大会等。全国各地都灵活地运用中央禁烟通令和地方戒毒决议，贯彻争取多数，打击首犯，严查宽办等方针政策，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禁烟毒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妻子揭发丈夫，妈妈揭发儿子，孙子揭发爷爷，帮工的揭发老板……中央的通令已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一位13岁的少女，哭着控诉她的父亲，为了获取买鸦片的钱，多次逼着她去卖淫。一位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因烟毒深，花费大，不长时间就把万贯家财变卖一空，最后强迫妻子卖淫供他吸食鸦片。在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下，一些震惊全国的贩毒大案纷纷被挖了出来，原察哈尔省通过人民检举，挖出了“昌记号”贩毒集团，抓获贩毒犯20余人，收缴了大批鸦片烟，没收暴利78亿元。武汉挖出的特大贩毒集团成员李景文交代，仅1950年就贩运了白粉50万两，鸦片350万两。北京、沈阳、天津、上海、太原、西安等地公安系统也破获了一大批贩毒制毒大案。
毛主席看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2年4月8日的情况报告后，作了特别的批示：除了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深挖外，对已查出的犯罪人员要严肃处理，决不宽恕。毛主席还要求各海关、口岸、边防、哨所及国防线上的驻军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守好国门，切断烟毒的一切国际来源。广东韩江水上分局，破获了8个贩毒集团，共抓获了298名罪犯，没收未脱手的烟土27.4万两、吗啡9.3万两。贵阳市一次就当众焚烧了没收的鸦片烟55万两，并依法严惩了一批贩毒集团的头子。广东仅潮梅地区就铲除了11万余亩罂粟，抓获毒犯近5千名，收缴烟土3万余两，吗啡235两，烟膏865两，烟条1千余条，烟种千余两，烟具4千余件，捣毁烟毒发售点2处，售吸点183个。被列为重灾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捷报频传。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禁毒的人民战争，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使中国这个长期深受鸦片毒害的重灾之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无毒大国。这举世瞩目的伟大创举，不仅是世界各国禁毒的光辉典范，而且永远载入了人类禁毒的史册。
封院禁娼惊世奇闻
据文字记载，娼妓在我国大约有3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民国时期，娼妓花样翻新，不但有经过民国政府注册的合法公娼，还有个体经营的私娼，有藏在深巷老街的暗娼，有在乡镇拉客的土娼，还有“进口”泛滥成灾的洋娼。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娼妓活动，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一向敢于破旧立新创造世界惊人之举的毛泽东，决心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扫尽中国大陆上一切嫖娼卖淫的腐朽现象，他要求北京率先垂范，然后再在全国展开，封闭妓院，取缔娼妓，改造妓女，拯救妇女，打击罪恶昭彰和伤害人命的老板、老鸨，再创一个世界的崭新记录。
时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以总指挥长的名义通知各公安分局、公安总队及有关部门。抽调5个连的兵力，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若干个战斗小组，组成禁娼封院大军。夜幕降临，华灯初放，时钟刚指8点，总指挥长下达命令，各路大军如离弦利箭，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一场清除千年污垢的战斗打响了。北京地区凡有妓院的地方都被禁娼封院大军严密地封锁了，华清馆惊惶失措，翠鸣阁手忙脚乱，云香阁人生嘈杂，春艳院惊恐万状……来封院的干部、战士不打骂、不讽刺、不抢财，妓女们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好人，也就乐于听从命令了。根据统一部署，禁娼封院大军对所有妓女、嫖客、老鸨、老板、领家及其财产、房屋等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经过一夜奋战，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妓女1316人，经过分组编班，分别送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北京首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妓院的文明都市，一时成了天大的新闻，轰动了国内外。负责教养的女干部们，用同吃同住同娱乐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安定了妓女们的情绪，同时请来了医术精湛的医务人员给她们查病治病，解除了她们身体上的痛苦。还运用电影进行生动的政治教育，使她们觉醒起来，控诉旧社会，控诉老鸨、老板和领家们的罪恶。随后又教她们学文化、学工、学操办家务，为她们重新生活掌握本领。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工作，奇迹出现了：约有400人在市内与工人、店员等组成了新家，约有200人在郊区与农民结了婚，有200多人当上了纺织工人，她们工作、生活都不错。北京成功改造妓女的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他号召全国各地都向北京学习，彻底取缔娼妓制度。
1951年至1952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学习北京经验，全面封闭妓院，横扫明娼暗妓，彻底改造妓女的运动，使成千上万名妇女成为新型劳动者，她们感动地说：“私有制的旧中国把人变成鬼，公有制的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摧枯拉朽横扫赌风
抹牌赌博在中国算是一种最古老的恶习，危害着党风、政风、民风。
解放初期，不少商人利用牌桌子、饭桌子送钱、送烟、送酒、送手表、送人参补品等手段拉拢腐蚀税收人员，并用黑账、假账、不记账等瞒天过海之术，大肆偷税漏税，使国家承受巨大损失。上海市查出的逃税款就有2600亿元。天津市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全市逃税额竟高达8000多亿元。
因赌博许多家庭家破人亡的例子屡见不鲜。群众形容赌博害国害己又害人， 是吃人不吐骨的虎豹、喝人血的豺狼。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把狠刹赌博风作为一项专门斗争进行，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仍作为重点禁止的内容进行检举、揭发、打击，为此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赌博之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样得到了遏制，它与反贪、禁毒、禁娼工作一样，受到了整肃，从而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浊，净化了新中国的天地。
反贪惩腐 发动“打虎”
开国伊始，百废待兴。正当毛主席在酝酿战略部署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傅作义两位先生，用真诚的态度给毛主席讲述了他们的心里话。黄炎培先生说：“我读了几十年书，观察了几十年，也思考了几十年，无任何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大凡初时都是聚精会神的，没有一事不专心的，但时间一长，自然惰性发作，风气渐坏，并由小到大，最后人亡政息，好像已成了历史的周期率，被称为历史之怪圈，我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子，跳出这历史怪圈的支配。”傅作义先生开诚布公地说：“国民党取得政权仅仅20来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取得了政权，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环境变好了，人的思想则往往容易腐化。国民党没有解决好腐化问题，我衷心地希望共产党解决好腐化问题，这是关系到江山能否坐得长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专注地听着，他从内心里感激朋友们的直言，他那广博的胸怀浮现着中国五千年来因骄兵败、腐政衰的历史风云，从而更坚定了建国后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抓惩腐倡廉，他自信而又认真地跟两位诤友说：“请你们放心，我已经找到了新路子，我们一定能跳出历史之怪圈，我们绝不会象国民党那样腐烂下去。这条新路子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政府才不敢惰性发作，风气败坏。只要人民起来负责了，我们就不会人亡政息。”黄、傅两位听了兴奋地笑了。
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为了取得充分的反贪惩腐证据，对一些省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打招呼，要求及时地将本地区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报告中央。沈阳市的报告将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归纳了六种：一是利用职权包庇逃亡地主、漏税户、私商及坏分子等，从中接受、索取钱财；二是大搞回扣，大搞婚丧嫁娶、生男育女等送情送礼活动；三是盗卖公物，窃取公款；四是投机倒把，中饱私囊；五是腐化堕落，迷恋美女；六是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每一种现象都列举了几个或十几个突出事例。北京的报告讲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已发现贪污人数达1670人。工业部化大公为小公的金额达730亿元（旧币下同），重工业部有的领导为下属厂假造开支503亿元等。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毛泽东震怒了：新中国岂能容忍这些蠹虫，他愤然写下了“根除腐败，反对贪污”八个字。不久，新疆送来了一份报告：有位叫陆红的科长，因工作不认真，在抄进口订货电报时误将“三吨”抄为“三百吨”，结果多进口的297吨牲畜防疫药品变成了废物，使国家损失达40多亿元。据有关报告透露：因管理不善，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损失汽油7千余吨，上海各纺织厂造成的浪费达1.5千亿元。毛主席气愤地说：“浪费也是犯罪。”更奇怪的是，中国茶业公司副经理黄国光、总技师胡浩川已察觉到译电人员误将米茶砖译成了黑茶砖而没有及时纠正，制止生产，使黑茶砖大量积压，仅此一项就使国家损失达22亿元。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斤大米霉烂变质。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等等。“官僚主义害死人，误国又误民”，毛泽东豪不犹豫地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称为三大公害，列入腐败的范畴，他决心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讨伐。一向坚定依靠人民群众的毛泽东，把检举、揭发、处治贪污行为称之为“打虎”，他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带头，亲自督阵，自报公议，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打尽大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的），抓尽小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打虎”勇气与信心，增强了新中国的主人翁精神。
为了夺取这场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战役的全面胜利，毛主席亲自起草文稿，批阅文件，亲自制定方针政策，不断发电发文各大局、各军区、各部委、各省市委及有关部门，交待具体任务，明确办法，督促落实。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没有解决执政阶层的贪污腐化问题，这种状况一定要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结束。”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向全国6亿人民发出了一定要彻底铲除腐败的战斗号令，顿时一场空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神州大地。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中央、华北、京津等地的几千名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三反”动员大会，全力协助毛主席，使“三反”运动健康发展。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闻风而动，到第一线发动群众，调查案件，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天津市市长黄敬，深入群众，微服私访，听取意见，并设立了市长信箱，接受各界检举贪污、行贿等腐败行为。群众的信件雪片般飞到了他的手里，使他迅速查清了一大批大小老虎。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副部长李木庵、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但亲临第一线督战，有的还带头自查公议，效果很好。人民真正发动起来了，北京一天就收到检举材料万余件，天津仅一次检举大会上就收到检举信3万余件。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两人狼狈为奸，共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171亿多元，成为新中国职务最高、数额最大的第一大贪污案。这两位昔日的英雄，没有被敌人的炮弹打中，却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打倒了。毛泽东亲自批斩了刘、张二人，顿时举世震惊，海内外众多新闻媒介纷纷发表赞誉文章。有的说：“没想到刚进城的共产党惩治腐败有如此之大的决心，更没想到竟是毛泽东亲自批斩的，看来共产党绝不是国民党，他们是不会腐化的。”有的说：“为了共产党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半年暴风雨式的“三反”运动，1952年10月25日，毛主席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达百余万，有6万多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有2万多党员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有67人判处无期徒刑，有9人判处死缓，有42人判处死刑，其中省级或相当省级的领导干部有25人被撤职、查办、法办，地委或相当地委级的领导干部有576人被撤职、查办、法办。“三反”斗争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惩腐倡廉教育，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反贪防腐的光辉一页，开创了新中国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的新纪元。
禁烟铲毒为民除瘤
蒋介石带着几百万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去了，但他却给大陆留下了几百万种烟、制毒、吸毒、贩毒的毒犯“大军”。对此，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浮现在他的眼前：英帝、法帝、美帝等列强用大炮裹着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鸦片这个吃人的恶魔在中国横行了150多年，山河破碎，白银外流，文明泯灭，东亚病夫，任人宰割，奇耻大辱……历史岂能重演！毛主席的右拳重重地击在桌上，烟毒不禁，照样会人亡政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允许烟毒继续危害人民。他决心铲除毒害中国数百年的烟毒。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商量，要求人民政府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禁种、禁制、禁运、禁吸四管齐下，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一定要在3年之内彻底铲除烟毒，决不能留一点隐患。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了有关人员拟定了严禁鸦片烟毒的草案，经毛主席审阅同意，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周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市、县的人民政府迅速成立禁烟委员会，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种烟、制毒、运毒、吸毒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铲除鸦片烟毒的人民战争。
中央发号令，全国齐响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省长、市长、县长亲自挂帅，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通令的措施，层层下达，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同时，充分运用广播、报纸、幻灯等舆论工具，宣传中央及地方的禁毒通令、烟毒危害和解毒须知等。不少省、市、县还组织了工人、学生、居民等积极分子组织的禁毒宣传队，深入城镇、街道、工厂、学校、农村进行各种生动形象的戒毒宣传和演出。有的省长、市长、县长还亲自召开群众座谈会、主持控诉大会、坦白检举大会、宣判大会等。全国各地都灵活地运用中央禁烟通令和地方戒毒决议，贯彻争取多数，打击首犯，严查宽办等方针政策，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禁烟毒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妻子揭发丈夫，妈妈揭发儿子，孙子揭发爷爷，帮工的揭发老板……中央的通令已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一位13岁的少女，哭着控诉她的父亲，为了获取买鸦片的钱，多次逼着她去卖淫。一位结婚不久的年轻人，因烟毒深，花费大，不长时间就把万贯家财变卖一空，最后强迫妻子卖淫供他吸食鸦片。在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下，一些震惊全国的贩毒大案纷纷被挖了出来，原察哈尔省通过人民检举，挖出了“昌记号”贩毒集团，抓获贩毒犯20余人，收缴了大批鸦片烟，没收暴利78亿元。武汉挖出的特大贩毒集团成员李景文交代，仅1950年就贩运了白粉50万两，鸦片350万两。北京、沈阳、天津、上海、太原、西安等地公安系统也破获了一大批贩毒制毒大案。
毛主席看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2年4月8日的情况报告后，作了特别的批示：除了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深挖外，对已查出的犯罪人员要严肃处理，决不宽恕。毛主席还要求各海关、口岸、边防、哨所及国防线上的驻军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守好国门，切断烟毒的一切国际来源。广东韩江水上分局，破获了8个贩毒集团，共抓获了298名罪犯，没收未脱手的烟土27.4万两、吗啡9.3万两。贵阳市一次就当众焚烧了没收的鸦片烟55万两，并依法严惩了一批贩毒集团的头子。广东仅潮梅地区就铲除了11万余亩罂粟，抓获毒犯近5千名，收缴烟土3万余两，吗啡235两，烟膏865两，烟条1千余条，烟种千余两，烟具4千余件，捣毁烟毒发售点2处，售吸点183个。被列为重灾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捷报频传。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禁毒的人民战争，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使中国这个长期深受鸦片毒害的重灾之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无毒大国。这举世瞩目的伟大创举，不仅是世界各国禁毒的光辉典范，而且永远载入了人类禁毒的史册。
封院禁娼惊世奇闻
据文字记载，娼妓在我国大约有3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民国时期，娼妓花样翻新，不但有经过民国政府注册的合法公娼，还有个体经营的私娼，有藏在深巷老街的暗娼，有在乡镇拉客的土娼，还有“进口”泛滥成灾的洋娼。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娼妓活动，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一向敢于破旧立新创造世界惊人之举的毛泽东，决心彻底铲除娼妓制度，扫尽中国大陆上一切嫖娼卖淫的腐朽现象，他要求北京率先垂范，然后再在全国展开，封闭妓院，取缔娼妓，改造妓女，拯救妇女，打击罪恶昭彰和伤害人命的老板、老鸨，再创一个世界的崭新记录。
时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以总指挥长的名义通知各公安分局、公安总队及有关部门。抽调5个连的兵力，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若干个战斗小组，组成禁娼封院大军。夜幕降临，华灯初放，时钟刚指8点，总指挥长下达命令，各路大军如离弦利箭，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一场清除千年污垢的战斗打响了。北京地区凡有妓院的地方都被禁娼封院大军严密地封锁了，华清馆惊惶失措，翠鸣阁手忙脚乱，云香阁人生嘈杂，春艳院惊恐万状……来封院的干部、战士不打骂、不讽刺、不抢财，妓女们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好人，也就乐于听从命令了。根据统一部署，禁娼封院大军对所有妓女、嫖客、老鸨、老板、领家及其财产、房屋等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经过一夜奋战，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妓女1316人，经过分组编班，分别送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北京首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妓院的文明都市，一时成了天大的新闻，轰动了国内外。负责教养的女干部们，用同吃同住同娱乐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安定了妓女们的情绪，同时请来了医术精湛的医务人员给她们查病治病，解除了她们身体上的痛苦。还运用电影进行生动的政治教育，使她们觉醒起来，控诉旧社会，控诉老鸨、老板和领家们的罪恶。随后又教她们学文化、学工、学操办家务，为她们重新生活掌握本领。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工作，奇迹出现了：约有400人在市内与工人、店员等组成了新家，约有200人在郊区与农民结了婚，有200多人当上了纺织工人，她们工作、生活都不错。北京成功改造妓女的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他号召全国各地都向北京学习，彻底取缔娼妓制度。
1951年至1952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学习北京经验，全面封闭妓院，横扫明娼暗妓，彻底改造妓女的运动，使成千上万名妇女成为新型劳动者，她们感动地说：“私有制的旧中国把人变成鬼，公有制的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摧枯拉朽横扫赌风
抹牌赌博在中国算是一种最古老的恶习，危害着党风、政风、民风。
解放初期，不少商人利用牌桌子、饭桌子送钱、送烟、送酒、送手表、送人参补品等手段拉拢腐蚀税收人员，并用黑账、假账、不记账等瞒天过海之术，大肆偷税漏税，使国家承受巨大损失。上海市查出的逃税款就有2600亿元。天津市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全市逃税额竟高达8000多亿元。
因赌博许多家庭家破人亡的例子屡见不鲜。群众形容赌博害国害己又害人， 是吃人不吐骨的虎豹、喝人血的豺狼。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把狠刹赌博风作为一项专门斗争进行，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仍作为重点禁止的内容进行检举、揭发、打击，为此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赌博之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样得到了遏制，它与反贪、禁毒、禁娼工作一样，受到了整肃，从而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浊，净化了新中国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