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几乎不可避免的“工业病”，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特定时期亦曾深受其害，不过，“不可避免”并不代表可消极以对。毕竟先行国家已留下与雾霾做斗争的丰富经验，它对人群的危害已有切实的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根治污染的技术和理论也已今非昔比。这使得中国治霾实际上具有“后发优势”，关键是共识、决心和治理水平。
　　应该承认，中国治霾已取得一定进展。得益于环保部门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普及和透明，民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得到了初步保障；对企业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断加大，违法成本成倍增长。近日，千余个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全部完成上收，亦有望使基层执法部门的数据造假行为受到有力约束。与几年前PM2.5等空气质量概念刚为国人所知时的情况相比，民众的环境意识和自觉更是空前强烈。如今，不止是北京、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更多中小城市乃至县城、乡村居民也开始关注呼吸质量。民众从懵懂，到争取知情权，再到主动寻求健康防护，要求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全民推动空气治理成为中国环境治理史上的突出现象。
　　当然，现有进步距离民众的期望还相差甚远，毕竟他们的亲身感受显示，雾霾污染依然相当严重。民众的不满正是政府进步的推力。2015年12月，北京等省市对于雾霾天气预警的迟疑，曾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环保部亦公开提出委婉批评。仅一年之后，在环保部门的研判建议之下，2016年冬天的这场雾霾由于及早预报、及时启动预警，加上社会各界主动积极响应，使重污染应急组织较过去有序、有力，发挥了削减污染峰值、缩短污染时长的作用。今后，政府对民众的环境诉求当持更为积极、宽容的态度。
　　治理雾霾不能被动“等风来”，只能主动出击“降污染”。雾霾成因早有科学解释，即空气质量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气象条件两个因素的叠加影响。空气污染产生经年累月，污染源头多、散、广，其治理也非一日之功。特别是雾霾重灾区京津冀区域，其工业以火电、钢铁和建材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工厂锅炉不熄、货车运输不停，污染物排放强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研究表明，京津冀区域国土面积虽只占全国的2%，但是，2014年常住人口占全国的8%，煤炭消费占全国的9.2%，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在冬季采暖期间，区域内主要城市污染物排放强度加大，与区域工业排放叠加是导致京津冀区域重污染天气高发的根本原因。显然，治霾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轉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等重大课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治霾说到底是国家治理水平问题，甚至能否开发出先进环保技术、现有环保技术能否充分利用，亦系于治理体系，特别是环境监管体制。2013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七省市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形成，意在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大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力度。然而，一些地方为了应付督查，运动式、项目式执法，甚至顶风作案、恶意应付检查。即使在多地执行红色预警期间，仍有一些钢铁、水泥、石化企业未落实减排措施，增加污染物排放量。这些现象又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考虑GDP增速、税收和就业的政绩观密切相关。
　　当前，“去产能”可成为治霾的抓手，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等领域，从地理分布上看，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淮河以北，与雾霾肆虐区域高度重合。目前，在环北京经济圈，包含能源、原材料等黑色系大宗商品生产部门在内的重工业仍占很高比例，钢铁、煤炭等黑色系行业依然产能大幅度过剩。去产能不应由于个别行业市场形势回暖而止步甚至回头。
　　治理雾霾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综合工程，除了环保部门，还涉及发改、规划、交通、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对政府的管理智慧提出了空前严格的要求：既不因治霾将是长期任务而忽视民众急迫呼声，又不应追求速成而轻许不现实诺言，二者均会损伤政府的公信力。治霾需要定力，亦须不断迈出大的步伐，让民众切实感受到治理成果。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雾霾才能从这个时代的底色中洗去。
　　（摘自《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