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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高星在2006年编了本《中国乡土手工艺（续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他在书里有一个后记，几次阅读都被感动，特摘开头两段：
我是手工的孩子。我出生于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施行剖腹产，也没有上产钳夹，是我母亲自己生下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叫“顺产”，顺产就是顺其自然地生产。似乎本该如此的情况，现在要特别强调了。据我母亲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提着一个脸盆，步行到丰台医院去的。生我的医疗费全算下来，不过几块钱。前些时，邻居家的狗生崽子，光置备狗窝就花去了100多。
我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是母亲的乳汁喂养了我。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依偎惯了，因此至今我对乳房仍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但是母亲的乳汁并不充盈，饥荒再加上我的贪婪，很快母亲就挤不出一滴奶了。那时买不起鲜奶，也没有奶粉，母亲就用白面和黄豆磨成的淀粉加水熬成糊糊儿喂我。长大了听人说：脑子里是一团糨糊，傻瓜透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可是喝糊糊儿长大的呀（我采访了粉皮）！ 前几年，单位有同事生小孩，有人提着奶粉去探望。我在一旁讥笑，奶粉也算礼？人家告诉我，进口奶粉一桶要100多元呢。
高星的文章还很长，都是贫困年代的趣事，写到了“子”“国防绿”“肉皮冻”，写到过去北京胡同里冬天的两件大事——买大白菜和安炉子烟囱，写到在叫“向阳院”家里养蚕放二雷子，写到有人在“文革”时用绣花的工艺绣红卫兵袖章，写到在少年宫跟老师学着洗黑白照片，写到“小人书”是我们那时唯一的读物。
这些被高星女儿称为“旧社会”的事，都勾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想想自己出生时候的事，几乎就是“白片”了，出生地大约是福建宁德地区的福安，也是顺产。出生后虽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也没饿着，听老人说饿急没得吃喂过“山楂糕”，所以现在我看见那东西还有吃伤的感觉。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冒险经历，两三岁的时候在福州连江小县城一个人出走，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裁缝铺门前寂寞地坐了半天。有人认出我是谁家的孩子，好像最后是自己走回家。其实就两条街，现在走不到10分钟，回想当年那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好在都没有发生。
往事依稀，人离家乡也是十万八千里，记忆的碎片只能靠想象去拼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纸上文字更显真实。最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据人民网福州8月4日电：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习近平总书记于21年前发表的《摆脱贫困》一书，作为活动的学习必读书。该书文字仅有11万字，收录了他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写的序，其中有一句话充满了智者的预见：“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项南老书记于1997年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上午还到北京医院我父亲处看病，我父亲让他马上住院，如果在家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遇到一些乡亲老朋友在京聚会，盛情难却还是参加了，谁也没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急病。项南的去世让很多人怀念，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收存了十几篇，找出来一看，真是受教育。文章有他几个孩子写的，有原国家领导人贾庆林、佛教大师赵朴初写的，有胡德平写的，有家乡的记者、下属和社会知情者写的，内容太丰富，想选择都难，按自认为重要的说吧。
1998年8月8日《福州晚报》家庭大观栏目，作者项小红、项小白、项小米、项小青、项小兰、项小绿。题目《怀念父亲项南》：
父亲一生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却磨难甚多。在他一生中，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打击就有三四次之多。这样的打击，放在有些人身上只要一次，就可能使他一蹶不振。命运的铁拳可以击倒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击不倒父亲。
50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由上海华东局调往北京。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不到40岁，和刚刚初建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样，那是我们家一段幸福的日子。在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爷爷已经找到，奶奶也从闽西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年，情况就突然起了变化，父亲在团代会准备会上的一个内部发言中被指斥为“向党要人权、财权、发言权和活动权，提倡民主化、群众化、自由化”，被戴上右倾帽子，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通报全国的严厉处分。父亲含冤衔辱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一去就是4年。而这一冤案的平反，则是在21年之后。
记得1995年父亲视察闽西，在闽西宾馆礼堂为地委作了一次报告，大概内容是结合国际国内情况，分析怎样使闽西脱贫致富。
从下午3点～6点，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窗口、门口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闻讯匆匆赶来，把自行车一丢便向礼堂跑，连宾馆的服务人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听父亲作报告，以至宾馆到了晚上开不出饭来。这种情形，在人们对文山会海普遍不感兴趣的今天，实在是罕见的。
90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上曾登有一个记者写的文章，该记者在项南家上厕所，惊异地发现项南家使用的竟是如今连老百姓家也不大使用了的一种粗手纸。作者认为小中见大，由此生发了一通感慨。这篇文章有朋友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却着实私下里议论了一番：照那位记者的想法，省委书记家里至少也该用中档以上的好手纸，哪里还有用连老百姓都瞧不上的粗手纸的？殊不知，即使这种粗手纸在我们家也不是时时都有。通常情况下，父亲总是把练完字或写坏了的废宣纸一块块裁开放在水箱上，这种废纸用完之后，才可能有粗手纸供应。连家里的孙子辈都知道，上厕所前得先找手纸，要不就得用爷爷裁的这种纸，擦完屁股上一片黑，洗都不好洗。
199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纪念与回忆栏目，作者贾庆林，题目《公仆英魂系八闽，风范长存照后人》：
我曾经与项南同志在一机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共过事。特别是在福建期间，项南同志是我们省委的“班长”。他为福建的改革和发展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深深感召着省委“一班人”。他以坚定的信念、赤子的情怀、高超的智慧、忘我的工作、人格的力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有口皆碑的公仆形象，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副他所喜爱的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同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用的专车是一辆旧丰田，住的是旧的两层楼房，连装修也没有，家具也是旧的。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婉拒。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亲属、为家乡谋取私利。对妻子、子女同样严格要求，家风严谨。就是在他离开福建回北京时，前往车站送行的人们看到的是几大纸箱的书和几个编织袋装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他在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所有财产。一介不取，两袖清风，是项南同志生活的最好写照。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我是手工的孩子。我出生于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施行剖腹产，也没有上产钳夹，是我母亲自己生下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叫“顺产”，顺产就是顺其自然地生产。似乎本该如此的情况，现在要特别强调了。据我母亲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提着一个脸盆，步行到丰台医院去的。生我的医疗费全算下来，不过几块钱。前些时，邻居家的狗生崽子，光置备狗窝就花去了100多。
我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是母亲的乳汁喂养了我。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依偎惯了，因此至今我对乳房仍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但是母亲的乳汁并不充盈，饥荒再加上我的贪婪，很快母亲就挤不出一滴奶了。那时买不起鲜奶，也没有奶粉，母亲就用白面和黄豆磨成的淀粉加水熬成糊糊儿喂我。长大了听人说：脑子里是一团糨糊，傻瓜透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可是喝糊糊儿长大的呀（我采访了粉皮）！ 前几年，单位有同事生小孩，有人提着奶粉去探望。我在一旁讥笑，奶粉也算礼？人家告诉我，进口奶粉一桶要100多元呢。
高星的文章还很长，都是贫困年代的趣事，写到了“子”“国防绿”“肉皮冻”，写到过去北京胡同里冬天的两件大事——买大白菜和安炉子烟囱，写到在叫“向阳院”家里养蚕放二雷子，写到有人在“文革”时用绣花的工艺绣红卫兵袖章，写到在少年宫跟老师学着洗黑白照片，写到“小人书”是我们那时唯一的读物。
这些被高星女儿称为“旧社会”的事，都勾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想想自己出生时候的事，几乎就是“白片”了，出生地大约是福建宁德地区的福安，也是顺产。出生后虽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也没饿着，听老人说饿急没得吃喂过“山楂糕”，所以现在我看见那东西还有吃伤的感觉。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冒险经历，两三岁的时候在福州连江小县城一个人出走，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裁缝铺门前寂寞地坐了半天。有人认出我是谁家的孩子，好像最后是自己走回家。其实就两条街，现在走不到10分钟，回想当年那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好在都没有发生。
往事依稀，人离家乡也是十万八千里，记忆的碎片只能靠想象去拼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纸上文字更显真实。最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据人民网福州8月4日电：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习近平总书记于21年前发表的《摆脱贫困》一书，作为活动的学习必读书。该书文字仅有11万字，收录了他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写的序，其中有一句话充满了智者的预见：“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项南老书记于1997年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上午还到北京医院我父亲处看病，我父亲让他马上住院，如果在家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遇到一些乡亲老朋友在京聚会，盛情难却还是参加了，谁也没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急病。项南的去世让很多人怀念，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收存了十几篇，找出来一看，真是受教育。文章有他几个孩子写的，有原国家领导人贾庆林、佛教大师赵朴初写的，有胡德平写的，有家乡的记者、下属和社会知情者写的，内容太丰富，想选择都难，按自认为重要的说吧。
1998年8月8日《福州晚报》家庭大观栏目，作者项小红、项小白、项小米、项小青、项小兰、项小绿。题目《怀念父亲项南》：
父亲一生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却磨难甚多。在他一生中，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打击就有三四次之多。这样的打击，放在有些人身上只要一次，就可能使他一蹶不振。命运的铁拳可以击倒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击不倒父亲。
50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由上海华东局调往北京。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不到40岁，和刚刚初建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样，那是我们家一段幸福的日子。在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爷爷已经找到，奶奶也从闽西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年，情况就突然起了变化，父亲在团代会准备会上的一个内部发言中被指斥为“向党要人权、财权、发言权和活动权，提倡民主化、群众化、自由化”，被戴上右倾帽子，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通报全国的严厉处分。父亲含冤衔辱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一去就是4年。而这一冤案的平反，则是在21年之后。
记得1995年父亲视察闽西，在闽西宾馆礼堂为地委作了一次报告，大概内容是结合国际国内情况，分析怎样使闽西脱贫致富。
从下午3点～6点，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窗口、门口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闻讯匆匆赶来，把自行车一丢便向礼堂跑，连宾馆的服务人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听父亲作报告，以至宾馆到了晚上开不出饭来。这种情形，在人们对文山会海普遍不感兴趣的今天，实在是罕见的。
90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上曾登有一个记者写的文章，该记者在项南家上厕所，惊异地发现项南家使用的竟是如今连老百姓家也不大使用了的一种粗手纸。作者认为小中见大，由此生发了一通感慨。这篇文章有朋友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却着实私下里议论了一番：照那位记者的想法，省委书记家里至少也该用中档以上的好手纸，哪里还有用连老百姓都瞧不上的粗手纸的？殊不知，即使这种粗手纸在我们家也不是时时都有。通常情况下，父亲总是把练完字或写坏了的废宣纸一块块裁开放在水箱上，这种废纸用完之后，才可能有粗手纸供应。连家里的孙子辈都知道，上厕所前得先找手纸，要不就得用爷爷裁的这种纸，擦完屁股上一片黑，洗都不好洗。
199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纪念与回忆栏目，作者贾庆林，题目《公仆英魂系八闽，风范长存照后人》：
我曾经与项南同志在一机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共过事。特别是在福建期间，项南同志是我们省委的“班长”。他为福建的改革和发展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深深感召着省委“一班人”。他以坚定的信念、赤子的情怀、高超的智慧、忘我的工作、人格的力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有口皆碑的公仆形象，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副他所喜爱的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同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用的专车是一辆旧丰田，住的是旧的两层楼房，连装修也没有，家具也是旧的。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婉拒。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亲属、为家乡谋取私利。对妻子、子女同样严格要求，家风严谨。就是在他离开福建回北京时，前往车站送行的人们看到的是几大纸箱的书和几个编织袋装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他在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所有财产。一介不取，两袖清风，是项南同志生活的最好写照。
（编辑·麻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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