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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笨的人，所以要把事情做到让自己满意，总是要花费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很笨的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学习和内省。我总是默默地向每一个我所能遇见的人学习，我的亲人、我的同事、我的学生及其家长。每一个我所能接触到的事物，都会引发我的思考。而我对自己最“残酷”的地方，是经常直面自己最不堪之处，否定自己，准确找到不足，然后弥补之。所以，我经常能听见自己拔节长高的声音。我享受每个成长的瞬间，并深深感谢每个令我成长的人。
1992年，做老师的第三年，担任二年级班主任。班上有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孩子，叫蒋知微。有一天，他又犯错了，我找他谈话。他对自己的过失供认不讳，我每给他讲一个道理，他就十分诚恳地点着头应着“嗯”。鉴于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认是认了，“嗯”是“嗯”了，其实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初出茅庐的我觉得身上担负的是每个孩子成材的重任，万不可误人子弟，轻忽大意，所以继续变换着角度说道理，务必找到最能打动他内心的那个，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睁着懵懂而闪亮的大眼睛，依然很诚恳地点着头应着“嗯”，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知多少番长篇大论后，我终于“黔驴技穷”了，说：“老师说的道理你都明白了，那你就要去做哦。”他又点点头。“走吧。”我说。他看了看我，向门口走去。走到半途，又折返回来，走到我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那如果我下次不小心再犯了，怎么办呢？”这一瞬间，他让我领悟到每个孩子内心向善的意愿。谁都愿意做好，没有人成心想做坏。我认真而诚恳地说：“不，不会再犯了，怎么会再犯呢？你那么聪明，一定能管住自己的，对不对？怎么会再犯呢？老师相信你一定不会再犯！”是他，矫正了我看待学生的视角——每个孩子都是向善的，每个孩子都有要求进步的积极正向的愿望。这个视角，令我面对任何类型的孩子都乐观地心怀期待，并竭尽全力教育感化他，哪怕连他的父母都已经放弃我都死抓着不放。在这个择善固执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在“希望——失望——重燃希望——再度失望”里扑腾，可结局往往带给我更多的是自信和成就感。有人曾经说我很强大，在教育学生的问题上，我的确很强大。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困难，而是因为我从来不会屈服于困难。遭遇挫折时我会更多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次次毫不留情地推翻自己，去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因为我相信，从根本上说，孩子跟我是一条心的，他迟早会跟我同路而行。现在的背道而驰是暂时的，因为他尚未发现其实我们同路，或者我尚未发现拉他跟我一起走的方法。转眼20年过去，“蒋知微”这个名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深深感谢。
1996年，一个叫李嘉的学生让我明白了孩子心中是有“魔”的，教育是要与之斗智斗勇的。要战胜心魔，有时必须狠得下心。一年级刚开学不到1个月，李嘉就几乎打遍半个班，找他妈妈反映情况，她直接跟我说：“老师，下回他再打人，你就打他好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不心痛的。他是坏透了，没得救的了。”我觉得惊恐。可怕的不是她所说的话，而是她话里的笃定，没有一丝的负气。这是个连父母都放弃了的孩子，或者他们不是放弃，而是江郎才尽。可我不能放弃。他打人是为了取乐，所以常常无端端地出手，而没有一丝歉意。有一次，他在接受教育做了保证后两次重犯，我要约见家长，叫他跟我一起到二楼办公室去拿电话。他乞求我，我坚持立场，因为这是约定好的。他无奈地跟在我身后。上到二楼，我忽然听见“咚咚”的声音，赶忙回身看，见他头撞向墙壁。我立刻想冲下去制止他，右脚刚抬起，就发现他撞完后回头来偷窥我的反应，可额头并不红。楼梯处人来人往，有人惊讶地看着他，也有人谴责地看着我。我收回下了一级台阶的右脚，故意袖手一旁，压住内心的焦急，放慢语速说：“还不够响，要再用力些撞。记住了，这是你的脑袋，撞破了疼的可是你自己哦。老师从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不过，脑袋是很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因为破了变成傻瓜。你想变成傻瓜吗？你这么聪明，想变傻吗？”他不再撞了。我努力压下要跳出胸腔的心，平静地说：“你还不上来？自己走上来。”他上来了。“你自己犯了错，就要按规矩接受惩罚，怎么能这样耍赖来逃避呢？是你做错，是你在耍赖，我没什么可避讳的。就是校长在这里，我该怎么对待你还是会怎么对待你。”他像只顺毛猫，一声不吭地跟着我走到了办公室，看着我打电话请他家长到学校来。从此以后，他没有再用过这样的方式来耍赖。我是个表面很强硬内心很柔软的人。我把孩子都看得很脆弱，仿佛玻璃人，一不小心就会碎掉，常常舍不得去惩处他们。是他教育了我，有时候，孩子的“心魔”不是仁慈可以感化的。这时候，以“恶”制“恶”才是真仁慈。这么些年过去，孩子的个性越来越张扬、自我、独特，我细细地辨析着其中潜藏着的“魔”，“恶行恶相”地对付着它。在教育高扬“尊重学生”大旗的今天，我知道我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但我依然坚持。无他，唯身为教师的良知。有人说我很无畏。在这个问题上，是的。不因为我无知所以无畏，而因为我觉得“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越是风雨飘摇、众说纷纭、是非难辨的时候，越要有坚守。这样的坚守能保证自己继续前行而不迷航。教育需要严慈相济，就是我所坚守的。
2008年，一个叫苏紫雄的孩子，让我变得更加宽容。他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是轻微自闭症。他兴趣狭窄，但专注。想交流，但缺乏交流技巧，不懂得别人的语气、语言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他的交流是单向的，非常自我。行为刻板，情绪脆弱，容易焦虑。所以，他会跳起来冲着老师叫嚷：不许批评；会跑到讲台上强抢你的笔；会爬上课桌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任课老师，满脸挑衅；会撕打着挣脱企图控制他的老师，追打被老师委派去找班主任来的同学；会爬上栏杆，说要跳楼；会向不跟他玩耍的人吐口水、挥舞拳头；会撕坏班级墙报、评比表；会举起桌板做砸人状；会说让同学消失在宇宙深处……他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不断地激惹着别人，老师、学生、家长不停向我投诉，我得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让我的同事、学生、家长了解、体谅并接纳他。而我自己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如石沉大海，没有一丝涟漪；又如一拳打在棉花团上，使不上一点儿劲儿。我很灰心，也很疲惫，有时情绪也会变得暴躁易怒。可我坚持着，四年里，我坚持着不要家长来陪读，坚持着寻找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教育方法。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答案。一次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我突然就领悟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就是他。我不能把这样子的他，变成别的样子，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事。在这个事情上，我必须承认我是无能的。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关注他的需要，尽力满足他的需要。我发现了，他的核心问题是焦虑。如果不让他感觉焦虑，是否就能帮助他很好地适应这个环境呢？于是我继续不断地尝试，终于在四年级找到了跟他相处的模式。他稳定下来了，不会再影响课堂了，很多极端的行为也自然消失了。我很欣慰。是他让我明白，我一直知道他的不同，可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接纳他的不同。我一直在用着同一的标准要求着他。没有真正地接纳，就不会有真正的改变。态度和方式没有改变，又如何能适应进而改变他呢？“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不能兼容，胸襟又能宽广到哪里去呢？他的父母常和我交流，他们仍然老在追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他们，已经这样了，追问这个不会改变现状。要换个方向，应该问“他这样的人，适合走怎样的道路，应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是。他爸爸恍然大悟：“对对对，我要跟我老婆好好说说。这个方向就对了。”是他，让我知道世界之所以这么多彩，就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存在。是他，让我明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关注过去固然是重要的，但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发展和未来。是他，让我懂得，他很独特，其实谁不独特呢？在这一点上，他跟我们并没什么两样。每一个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丰富了这个世界。是他，让我拔节成长，进入了让我自己甚是满意的境界。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这条路，我从来走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一个行差踏错，就误了一个人的终生。所以，当蒋知微用纯纯的瞳仁看着我的时候，当李嘉的妈妈打学校的咨询电话感谢我的时候，当苏紫雄说要请我去吃生日大餐的时候，我满怀感恩。是他们啊，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啊，让我生长不息，永远不老。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石岐中心小学）
1992年，做老师的第三年，担任二年级班主任。班上有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孩子，叫蒋知微。有一天，他又犯错了，我找他谈话。他对自己的过失供认不讳，我每给他讲一个道理，他就十分诚恳地点着头应着“嗯”。鉴于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认是认了，“嗯”是“嗯”了，其实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初出茅庐的我觉得身上担负的是每个孩子成材的重任，万不可误人子弟，轻忽大意，所以继续变换着角度说道理，务必找到最能打动他内心的那个，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睁着懵懂而闪亮的大眼睛，依然很诚恳地点着头应着“嗯”，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知多少番长篇大论后，我终于“黔驴技穷”了，说：“老师说的道理你都明白了，那你就要去做哦。”他又点点头。“走吧。”我说。他看了看我，向门口走去。走到半途，又折返回来，走到我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那如果我下次不小心再犯了，怎么办呢？”这一瞬间，他让我领悟到每个孩子内心向善的意愿。谁都愿意做好，没有人成心想做坏。我认真而诚恳地说：“不，不会再犯了，怎么会再犯呢？你那么聪明，一定能管住自己的，对不对？怎么会再犯呢？老师相信你一定不会再犯！”是他，矫正了我看待学生的视角——每个孩子都是向善的，每个孩子都有要求进步的积极正向的愿望。这个视角，令我面对任何类型的孩子都乐观地心怀期待，并竭尽全力教育感化他，哪怕连他的父母都已经放弃我都死抓着不放。在这个择善固执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在“希望——失望——重燃希望——再度失望”里扑腾，可结局往往带给我更多的是自信和成就感。有人曾经说我很强大，在教育学生的问题上，我的确很强大。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困难，而是因为我从来不会屈服于困难。遭遇挫折时我会更多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次次毫不留情地推翻自己，去寻找解决困难的方法。因为我相信，从根本上说，孩子跟我是一条心的，他迟早会跟我同路而行。现在的背道而驰是暂时的，因为他尚未发现其实我们同路，或者我尚未发现拉他跟我一起走的方法。转眼20年过去，“蒋知微”这个名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深深感谢。
1996年，一个叫李嘉的学生让我明白了孩子心中是有“魔”的，教育是要与之斗智斗勇的。要战胜心魔，有时必须狠得下心。一年级刚开学不到1个月，李嘉就几乎打遍半个班，找他妈妈反映情况，她直接跟我说：“老师，下回他再打人，你就打他好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不心痛的。他是坏透了，没得救的了。”我觉得惊恐。可怕的不是她所说的话，而是她话里的笃定，没有一丝的负气。这是个连父母都放弃了的孩子，或者他们不是放弃，而是江郎才尽。可我不能放弃。他打人是为了取乐，所以常常无端端地出手，而没有一丝歉意。有一次，他在接受教育做了保证后两次重犯，我要约见家长，叫他跟我一起到二楼办公室去拿电话。他乞求我，我坚持立场，因为这是约定好的。他无奈地跟在我身后。上到二楼，我忽然听见“咚咚”的声音，赶忙回身看，见他头撞向墙壁。我立刻想冲下去制止他，右脚刚抬起，就发现他撞完后回头来偷窥我的反应，可额头并不红。楼梯处人来人往，有人惊讶地看着他，也有人谴责地看着我。我收回下了一级台阶的右脚，故意袖手一旁，压住内心的焦急，放慢语速说：“还不够响，要再用力些撞。记住了，这是你的脑袋，撞破了疼的可是你自己哦。老师从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不过，脑袋是很脆弱的，一不小心，就会因为破了变成傻瓜。你想变成傻瓜吗？你这么聪明，想变傻吗？”他不再撞了。我努力压下要跳出胸腔的心，平静地说：“你还不上来？自己走上来。”他上来了。“你自己犯了错，就要按规矩接受惩罚，怎么能这样耍赖来逃避呢？是你做错，是你在耍赖，我没什么可避讳的。就是校长在这里，我该怎么对待你还是会怎么对待你。”他像只顺毛猫，一声不吭地跟着我走到了办公室，看着我打电话请他家长到学校来。从此以后，他没有再用过这样的方式来耍赖。我是个表面很强硬内心很柔软的人。我把孩子都看得很脆弱，仿佛玻璃人，一不小心就会碎掉，常常舍不得去惩处他们。是他教育了我，有时候，孩子的“心魔”不是仁慈可以感化的。这时候，以“恶”制“恶”才是真仁慈。这么些年过去，孩子的个性越来越张扬、自我、独特，我细细地辨析着其中潜藏着的“魔”，“恶行恶相”地对付着它。在教育高扬“尊重学生”大旗的今天，我知道我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但我依然坚持。无他，唯身为教师的良知。有人说我很无畏。在这个问题上，是的。不因为我无知所以无畏，而因为我觉得“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越是风雨飘摇、众说纷纭、是非难辨的时候，越要有坚守。这样的坚守能保证自己继续前行而不迷航。教育需要严慈相济，就是我所坚守的。
2008年，一个叫苏紫雄的孩子，让我变得更加宽容。他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是轻微自闭症。他兴趣狭窄，但专注。想交流，但缺乏交流技巧，不懂得别人的语气、语言表达了什么样的情绪。他的交流是单向的，非常自我。行为刻板，情绪脆弱，容易焦虑。所以，他会跳起来冲着老师叫嚷：不许批评；会跑到讲台上强抢你的笔；会爬上课桌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任课老师，满脸挑衅；会撕打着挣脱企图控制他的老师，追打被老师委派去找班主任来的同学；会爬上栏杆，说要跳楼；会向不跟他玩耍的人吐口水、挥舞拳头；会撕坏班级墙报、评比表；会举起桌板做砸人状；会说让同学消失在宇宙深处……他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不断地激惹着别人，老师、学生、家长不停向我投诉，我得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让我的同事、学生、家长了解、体谅并接纳他。而我自己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如石沉大海，没有一丝涟漪；又如一拳打在棉花团上，使不上一点儿劲儿。我很灰心，也很疲惫，有时情绪也会变得暴躁易怒。可我坚持着，四年里，我坚持着不要家长来陪读，坚持着寻找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教育方法。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答案。一次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我突然就领悟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就是他。我不能把这样子的他，变成别的样子，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事。在这个事情上，我必须承认我是无能的。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关注他的需要，尽力满足他的需要。我发现了，他的核心问题是焦虑。如果不让他感觉焦虑，是否就能帮助他很好地适应这个环境呢？于是我继续不断地尝试，终于在四年级找到了跟他相处的模式。他稳定下来了，不会再影响课堂了，很多极端的行为也自然消失了。我很欣慰。是他让我明白，我一直知道他的不同，可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接纳他的不同。我一直在用着同一的标准要求着他。没有真正地接纳，就不会有真正的改变。态度和方式没有改变，又如何能适应进而改变他呢？“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不能兼容，胸襟又能宽广到哪里去呢？他的父母常和我交流，他们仍然老在追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他们，已经这样了，追问这个不会改变现状。要换个方向，应该问“他这样的人，适合走怎样的道路，应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是。他爸爸恍然大悟：“对对对，我要跟我老婆好好说说。这个方向就对了。”是他，让我知道世界之所以这么多彩，就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存在。是他，让我明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关注过去固然是重要的，但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发展和未来。是他，让我懂得，他很独特，其实谁不独特呢？在这一点上，他跟我们并没什么两样。每一个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丰富了这个世界。是他，让我拔节成长，进入了让我自己甚是满意的境界。
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这条路，我从来走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自己一个行差踏错，就误了一个人的终生。所以，当蒋知微用纯纯的瞳仁看着我的时候，当李嘉的妈妈打学校的咨询电话感谢我的时候，当苏紫雄说要请我去吃生日大餐的时候，我满怀感恩。是他们啊，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啊，让我生长不息，永远不老。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石岐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