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以制度理论和组织认知为视角，针对企业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两种数字化转型响应，讨论其制度动因及过程。基于“制度环境—组织认知—数字化转型”的理论路径，以287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制度压力（规制、认知和规范）、组织认知（紧迫性认知和可管理性认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不同的制度压力对两类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制造过程数字化更多的是针对规范压力响应，商业模式数字化更多的是针对认知压力响应，而源于政府的规制制度并未作为首要制度压力得到两种数字化转型方式的响应，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的基于市场合法性要求，而不是响应政府制度诉求。第二，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过程中，组织认知在制度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响应的过程机制研究，为我国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