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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创校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895年，钱穆出生于七房里的长房——一个“五世同堂”之家。无锡钱氏有条家规：良田十万亩，每房儿子，均可分得一万亩；有了孙辈，则从各房儿子的土地里再分，代代沿袭。如此一来，人丁兴旺的长房，土地就越分越薄。到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时，“五世同堂”之家已日益贫寒。在钱穆的记忆中，家里的值钱东西，全被盗卖一空，连一套雕刻着《西厢记》的24扇楠木长窗，都被拆下来卖了。
虽然穷，中过秀才的钱承沛却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1906年，钱承沛劳累过世时，钱穆还不到12岁。除了按惯例让钱承沛的夫人蔡氏去“怀海义庄”领取抚养金之外，族人还纷纷劝道：“让大儿子钱挚去城里当学徒吧，也好养家。”蔡夫人哭着不肯答应：“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钱挚、钱穆两兄弟这才得以进入镇上的果育小学，就读新式学堂。
1907年，13岁的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四年级终考之前，同学们集体要求学校改动课程，并公推钱穆等5人为代表与校长谈判，遭拒后，他们以集体退学来要挟。最后，钱穆真的填了退学书，回到老家。校长屠元博对这位年幼倔强的学生还是很欣赏的，推荐他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现南京市第三初级中学的前身）。钱穆到了学校，发现常中的同学张寿昆也在这里。张也是学潮代表，在大考之后遵守诺言退了学。
在钟英中学期间，最使钱穆受到刺激的是“清晨薄暮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以及腰佩刺刀街上迈步之陆军中学生”。那时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富国强兵被认为是救国之必需，新式军人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尊重。钱穆油然而生一种从军的冲动，他最想能够骑马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军或俄国兵对垒。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他却因此学会了骑马。
武昌起义后，张寿昆和钱穆相约，等革命军进城时一起参军。但是张寿昆被“父亲生病”的电报骗回了家，没能回来。不久，学校也解散了，钱穆被迫乘坐从南京开出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了。
由于生活所迫，钱穆终究未能上大学。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在18年的教员生涯中，钱穆坚持自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而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钱穆年少时表现出了惊人的读书天赋和自制力。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报国之心的急切也是他治学的一大动力。从他的经历来看，不论是治学还是为人，他都拿的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一套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他也的确做到了。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领域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初来乍到，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文史大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那是一个优秀学人交相辉映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他们互相欣赏，前辈对后辈不遗余力地热心提携，留下了无数的佳话。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的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的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任新亚书院院长时的钱穆）
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与蒋梦麟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
而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创校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895年，钱穆出生于七房里的长房——一个“五世同堂”之家。无锡钱氏有条家规：良田十万亩，每房儿子，均可分得一万亩；有了孙辈，则从各房儿子的土地里再分，代代沿袭。如此一来，人丁兴旺的长房，土地就越分越薄。到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时，“五世同堂”之家已日益贫寒。在钱穆的记忆中，家里的值钱东西，全被盗卖一空，连一套雕刻着《西厢记》的24扇楠木长窗，都被拆下来卖了。
虽然穷，中过秀才的钱承沛却牢记“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送两个儿子钱挚、钱穆去读私塾。1906年，钱承沛劳累过世时，钱穆还不到12岁。除了按惯例让钱承沛的夫人蔡氏去“怀海义庄”领取抚养金之外，族人还纷纷劝道：“让大儿子钱挚去城里当学徒吧，也好养家。”蔡夫人哭着不肯答应：“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钱挚、钱穆两兄弟这才得以进入镇上的果育小学，就读新式学堂。
1907年，13岁的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四年级终考之前，同学们集体要求学校改动课程，并公推钱穆等5人为代表与校长谈判，遭拒后，他们以集体退学来要挟。最后，钱穆真的填了退学书，回到老家。校长屠元博对这位年幼倔强的学生还是很欣赏的，推荐他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现南京市第三初级中学的前身）。钱穆到了学校，发现常中的同学张寿昆也在这里。张也是学潮代表，在大考之后遵守诺言退了学。
在钟英中学期间，最使钱穆受到刺激的是“清晨薄暮环城四起之军号胡笳声，以及腰佩刺刀街上迈步之陆军中学生”。那时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富国强兵被认为是救国之必需，新式军人受到广泛的欢迎与尊重。钱穆油然而生一种从军的冲动，他最想能够骑马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军或俄国兵对垒。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他却因此学会了骑马。
武昌起义后，张寿昆和钱穆相约，等革命军进城时一起参军。但是张寿昆被“父亲生病”的电报骗回了家，没能回来。不久，学校也解散了，钱穆被迫乘坐从南京开出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了。
由于生活所迫，钱穆终究未能上大学。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在18年的教员生涯中，钱穆坚持自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而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钱穆年少时表现出了惊人的读书天赋和自制力。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报国之心的急切也是他治学的一大动力。从他的经历来看，不论是治学还是为人，他都拿的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一套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他也的确做到了。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领域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初来乍到，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文史大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那是一个优秀学人交相辉映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他们互相欣赏，前辈对后辈不遗余力地热心提携，留下了无数的佳话。
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地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有亡国之虞。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一员。与他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陈梦家。
钱、陈二人结缘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前，钱穆到燕京大学兼课，陈梦家恰好在燕大读书，来选钱穆的课，喜欢上了上古先秦史。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学人纷纷南下避难，陈梦家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了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同事。
陈梦家最初以新文学知名，是新月派诗人，引领一时风潮，后来专注于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他与夫人赵萝蕤好交游，在西南联大时是教授们喜欢结交的人物，而他们又特别喜欢与钱穆过从。
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就缘起于陈梦家与钱穆的闲聊。
一日，在钱穆住处旁边的草坪上，陈梦家对钱穆说：“先生写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吧。”对于这个建议，钱穆拒绝了，他认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后大可仿照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体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写长篇来论述，至于那些所知不详的则不涉及。
陈梦家反对，理由是钱穆这个想法只是为一己学术地位计，只是令有志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这片草地上聊天，陈梦家向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的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以上两番谈话，催生了《国史大纲》。这可能是钱穆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将书中引论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上。文章里，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专制黑暗”“古代中国民无权、国无法”等说法，主张“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
文章一经刊布，立刻震动学界。
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未终朝，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陈寅恪很欣赏这篇文章，对前来昆明的史学家张其昀说，“最近这里的报纸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读。”张其昀问文章题目。陈寅恪答：“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
《国史大纲》并非猝然成书。抗战爆发前，钱穆就已经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课。这门课起初由几名教授各承担一部分，后来变成钱穆一人独力讲授。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读书时上过钱穆的通史课，他回忆，钱穆上这门课时热情饱满，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经常擦拭额头上的汗。
在西南联大，钱穆隐居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根据多年的讲义撰写《国史大纲》。与此同时，他每周还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宜良去昆明，下车后再坐一个小时的人力车赶到西南联大为学生上中国通史课。尽管如此奔波，他从不缺课，极少迟到。有次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迟到了20分钟，二百多名学生原地安静等他到来——当时学校的常见情况是，如果铃声响后几分钟内老师还不来，学生就会离开课室。有学生问钱穆为何不提前一天来昆明，这样就不用赶得那么辛苦。钱穆说，写作所需的书籍资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来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写作。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学家）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钱穆的文笔，看《国史大纲》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就出自这里。《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国都城，42岁的金国孤臣元好问，亲历这一巨变，写下千古绝唱《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中有两句诗是，“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意思是说，秋风不用吹拂我的华发，在这个艰难的时势里，正需要我这个人。国家蒙难，元好问决意修史，保存国家命脉。后来的《金史》，不少内容就根据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钱穆也与元好问写“沧海横流要此身”时一样，都是42周岁。与元好问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著述之外，还反复告诉当时的国人：中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
（任新亚书院院长时的钱穆）
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与蒋梦麟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
而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