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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我认识的法国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即将去中国巡演,这让我想起他的音乐,想起洛尔迦,想起许多在法国西南的人与事。
胡安·卡莫那出身于吉普赛人家庭,他的父母为了避开弗朗哥的法西斯统治,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逃离了西班牙,来到法国。他就出生在法国,但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世世代代流浪漂泊的吉普赛人的血液。他自幼开始学习吉他演奏,为了真正理解弗拉门戈,他青年时期返回父母的故乡,到安达卢西亚三大弗拉门戈中心城市之一赫雷斯居住了十余年,学习,演奏,生活,学到的不仅仅涉及“形”的技巧和手法,更有弗拉门戈的“神”。
什么是弗拉门戈的“神”?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西班牙语诗人洛尔迦对此有盖棺论定的总结。洛尔迦最脍炙人口的诗集《吉普赛谣曲》本身就渗透着弗拉门戈的韵律,而他对弗拉门戈演绎的思考至今仍然最让人信服:洛尔迦认为,弗拉门戈的演绎最重要的绝不是技巧,一个拥有高超技巧的表演者很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演绎好弗拉门戈音乐,因为他无法达到“有神”或“着魔”的状态。
这个吉普赛人挂在嘴边的词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简单:duende指的是能让演奏者进入“出神”的狂喜状态的精灵,它不是魔鬼,也不是神明,但这个精灵可以让演奏者进入如神一般的狂喜瞬间,打动观众,让他们也进入这个伟大的状态。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弗拉门戈艺术家曾经这样描述这个状态:在“着魔”的时刻我的表演出神入化,我战无不胜。可以说,弗拉门戈的观众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但这样的瞬间太可贵太难得,即便是最著名的乐手,很可能也要等一整晚的演奏,精灵才在某个无法预期的时刻来临,就像洛尔迦所讲,它来临的时候不在喉咙里,而是从脚底向上爬进内部,占据乐手,然后占据我们所有聆听观看的在场者。就像传说中暴君烧红的铜牛,在铜牛腹中承受痛苦的人呼号哭喊,但从铜牛嘴那里安置的笛口中吹出的热风,却变成了聆听者耳中最美妙的音乐,经受孤独与痛苦折磨的吉普赛乐手带给我们的音乐总是那么悲伤又那么动人,正是如此。
难以解释是因为这超越了理性的能力,洛尔迦为了说明这种神秘的力量专门引用了歌德对帕格尼尼的评论,歌德认为这样的“神”是一种“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但任何哲学家都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这超越理性的伟大力量不是希腊传统的缪斯女神,它曾在别的土地上占据过巴赫和帕格尼尼,但它特别眷顾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这也是弗拉门戈音乐和舞蹈独特魅力的根源。
卡莫那选择的城市赫雷斯被洛尔迦称为“吉普赛人之城”,这座城市经历过摩尔人长达数百年的占领和统治,阿拉伯音乐文化和基督教音乐文化的融合深入骨髓,那些动人的韵律全都被16世纪开始定居于此的吉普赛人吸收。这漫长的融合如此自然,现在流行的新世界音乐与之相比就显得那么造作。卡莫那自己也无法逃脱这样的魔咒,当他试图把弗拉门戈和交响乐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音乐总被异质而笨重的乐团拖拽得无法“着魔”,听众也无法“出神”。
幸而这次他带到中国的正是他最擅长的传统的小编制演奏,我很奇怪为什么音乐上的创新总是难以成功,反倒是最古老的方式最能动人,但转念一想,太阳底下无新事,也许最能感动我们的,永远是那些最简单最古老的感情和韵律,就像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面对的孤独和痛苦,以及卡莫那重返故乡感受一切后由此熬制的音乐,还有有幸听到这样的音乐时瞬间的幸福。这是最古老但也最能切合当下的,是最具安达卢西亚地方特色但也最普遍的,这大概是音乐之所以能跨越语言和文化打动我们的最终极的原因:我们都是在大地上受苦的人类,但我们也可以有幸福的瞬间,这是属于弗拉门戈的胜利时刻,着魔的音乐,也令聆听者着迷,暂时离开令人悲哀的大地。
胡安·卡莫那出身于吉普赛人家庭,他的父母为了避开弗朗哥的法西斯统治,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一样,逃离了西班牙,来到法国。他就出生在法国,但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世世代代流浪漂泊的吉普赛人的血液。他自幼开始学习吉他演奏,为了真正理解弗拉门戈,他青年时期返回父母的故乡,到安达卢西亚三大弗拉门戈中心城市之一赫雷斯居住了十余年,学习,演奏,生活,学到的不仅仅涉及“形”的技巧和手法,更有弗拉门戈的“神”。
什么是弗拉门戈的“神”?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西班牙语诗人洛尔迦对此有盖棺论定的总结。洛尔迦最脍炙人口的诗集《吉普赛谣曲》本身就渗透着弗拉门戈的韵律,而他对弗拉门戈演绎的思考至今仍然最让人信服:洛尔迦认为,弗拉门戈的演绎最重要的绝不是技巧,一个拥有高超技巧的表演者很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演绎好弗拉门戈音乐,因为他无法达到“有神”或“着魔”的状态。
这个吉普赛人挂在嘴边的词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简单:duende指的是能让演奏者进入“出神”的狂喜状态的精灵,它不是魔鬼,也不是神明,但这个精灵可以让演奏者进入如神一般的狂喜瞬间,打动观众,让他们也进入这个伟大的状态。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弗拉门戈艺术家曾经这样描述这个状态:在“着魔”的时刻我的表演出神入化,我战无不胜。可以说,弗拉门戈的观众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但这样的瞬间太可贵太难得,即便是最著名的乐手,很可能也要等一整晚的演奏,精灵才在某个无法预期的时刻来临,就像洛尔迦所讲,它来临的时候不在喉咙里,而是从脚底向上爬进内部,占据乐手,然后占据我们所有聆听观看的在场者。就像传说中暴君烧红的铜牛,在铜牛腹中承受痛苦的人呼号哭喊,但从铜牛嘴那里安置的笛口中吹出的热风,却变成了聆听者耳中最美妙的音乐,经受孤独与痛苦折磨的吉普赛乐手带给我们的音乐总是那么悲伤又那么动人,正是如此。
难以解释是因为这超越了理性的能力,洛尔迦为了说明这种神秘的力量专门引用了歌德对帕格尼尼的评论,歌德认为这样的“神”是一种“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但任何哲学家都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这超越理性的伟大力量不是希腊传统的缪斯女神,它曾在别的土地上占据过巴赫和帕格尼尼,但它特别眷顾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这也是弗拉门戈音乐和舞蹈独特魅力的根源。
卡莫那选择的城市赫雷斯被洛尔迦称为“吉普赛人之城”,这座城市经历过摩尔人长达数百年的占领和统治,阿拉伯音乐文化和基督教音乐文化的融合深入骨髓,那些动人的韵律全都被16世纪开始定居于此的吉普赛人吸收。这漫长的融合如此自然,现在流行的新世界音乐与之相比就显得那么造作。卡莫那自己也无法逃脱这样的魔咒,当他试图把弗拉门戈和交响乐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音乐总被异质而笨重的乐团拖拽得无法“着魔”,听众也无法“出神”。
幸而这次他带到中国的正是他最擅长的传统的小编制演奏,我很奇怪为什么音乐上的创新总是难以成功,反倒是最古老的方式最能动人,但转念一想,太阳底下无新事,也许最能感动我们的,永远是那些最简单最古老的感情和韵律,就像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面对的孤独和痛苦,以及卡莫那重返故乡感受一切后由此熬制的音乐,还有有幸听到这样的音乐时瞬间的幸福。这是最古老但也最能切合当下的,是最具安达卢西亚地方特色但也最普遍的,这大概是音乐之所以能跨越语言和文化打动我们的最终极的原因:我们都是在大地上受苦的人类,但我们也可以有幸福的瞬间,这是属于弗拉门戈的胜利时刻,着魔的音乐,也令聆听者着迷,暂时离开令人悲哀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