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文学就是人学。的确，作为人类想象力的一种艺术，作为精神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文学——无论是叙事的、抒情的，抑或带有更多理性思辨意味的——以各种方式求索着人类灵魂的深度、高度和宽度，探究着人类生存更多的可能性。其他的物种或许也有它们的集群方式，或许也会有某种“技艺”，但毫无疑问，人类是唯一发明了文学、始终喜爱文学并且是在文学中成长教化起来并形成文明的物种。从母亲的怀抱中所聆听的儿歌，到家长老师们所讲的“狼来了”的寓言，再到各种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我们每个个体的成长道路上，始终都伴随着文学。当然，文学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教育、道德或者认知，在一些人那里，文学还可以是一件武器，而有时，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纯粹的愉悦。
　　在《文学现代性研究》栏目中，我们曾刊发了许多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密切联系的论文，从现当代汉语文学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人对世界、对历史、对人性的看法，以及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汉语的关。本期我们编发一组研究欧洲文学的论文，涉及中世纪晚期与早期近代之间的但丁和彼得拉克。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会宽泛地把但丁与彼得拉克都算在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而在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划分中，又归于“罗曼语文学研究”范畴。该学科的现代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罗曼语文学研究者（Romanists），如福斯勒（Karl Vossler）、施皮策（Leo Spitzer），以及中国学界更熟悉的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库尔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等人。当然，罗曼语国家学人在其间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克罗齐之于但丁研究，勒夫朗之于拉伯雷研究，等等。
　　“二战”之后，曾一度流亡伊斯坦布尔的施皮策和奥尔巴赫先后来到美国，培养了几代罗曼语文学研究的专家。并且，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他们实际上开创了当代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总体而言，这一文学研究的传统，首先是本着对“文学”的兴趣去观照文学作品的，而不是把文本简单地看作是展现思想观念和社会冲突的档案。文学固然要反映世界，但如何反映世界，作家们又是以何种语言形式来表现他对世界的看法，在文学中或许更有意义。这样说来，语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其次，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作品的外部语言形式上。作品所展现的人性的可能性，必然需要我们以多重的视角、多学科的背景去考察它们。以西方文学的传统而言，文学的研究少不了宗教、哲学等学科的支持。
　　本期的两篇论文，均与这一文学研究传统有关联。朱振宇的论文，以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和细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在古今哲学宗教思想的大视野中，展开了对但丁笔下灵泊（Lirabo）的别开生面的探索，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钟碧莉的论文，从彼得拉克《秘密》开篇的沉默这一细节入手，很好地展现了身处宗教拯救与俗世荣耀之夹缝中的彼得拉克的选择。
　　本期编发这两篇论文，其实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界同仁投入到文艺復兴文学乃至更广泛文化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