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诞生的西班牙华人社会在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后再也不是过去单一的中餐馆一花独放的格局，经济形式异彩纷呈,百元店、食品店、外贸公司、美容院、网吧、休闲场所、酒吧、照相馆等各领风骚,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与兴旺。树大开杈,特定的经营环境相应派生出一些另类职业从事者,从一个侧面看出华人社会在发展中的必然趋势,让人颇为感慨。近几年,记者在采访中陆续接触了一些在某个行当中谋生的人,这些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独辟蹊径开辟了一片施展自己抱负的小天地,活得自在逍遥,羡慕死了周围的人,而追寻这些人的创业经历,更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在人生目标不懈追求中的快乐与感悟。
　　
　　走进舞厅卖“服装”——
　　上海老太太阿文的故事
　　
　　阿文在中国的时候是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在46岁那年提前退下来加入了经商的行列,刚开始的时候从广州往上海倒腾服装,在积攒了一些钱后又开了一个服装店,但最后也只是闹了个不亏不赚。当时也许是受电视剧《上海人在东京》的影响,上海涌起了一股出国热,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去日本淘金,于是,不甘平庸的阿文也想出去闯一闯,但屡次签证受挫,最后只能把儿子送去日本留学,算是圆了自己的出国梦。
　　儿子走后阿文更觉得孤单,一个在西班牙的好友在来到马德里后与她在电话中闲聊,说起在国外的情况,鼓励她再次走出去,来欧洲闯一闯,就当玩玩,钱赚得差不多就回去,反正年龄也不小了,谁也没想在这里混一辈子。阿文一经鼓励立刻来了情绪,但当她来到马德里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因为在这里比不得美国,这里是年轻人的天下,象阿文这样的老女人打工是没人愿意雇用,只有去做家庭保姆才是最佳的选择。但做了一段时间保姆的阿文感到很压抑,就去卖散货,又觉得飘摇不定,总是感到心里不踏实,想到自己在一年年变老,总要找一个适合自己做但又没有别人与其竞争的行当才好,于是在卖散货的同时开始留意起来。
　　一日，阿文在老城区转悠的时候来到一家老外的店门口,看到橱窗里展示的都是一些高度足有三寸多高的女士高跟鞋,样式很新潮,也很夸张,材料是那种透明玻璃样的,按照阿文的眼光看感觉很不错,但就是觉得奇怪,思忖怎么在街头没有看到那些穿着大胆的西班牙姑娘穿这种鞋?再往店里走，看到四下挂满了各式奇装异服,看一下标签都是价格不菲。阿文拿过一套十分暴露、款式新颖的两件套,看到那件用于穿在上身的夸张的只有两条布重叠起来的东西价格为29元,下面的那件很小很暴露的裙子价格为32元。阿文过去做过服装生意,知道其中的利润空间有多大,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就能卖得如此贵。与老板攀谈起来,那个摩洛哥男人只是解释说这东西是从法国巴黎过来的,怕阿文不相信,还把服装里面的标签翻过来让阿文看。即便是这样,阿文还是不理解,回到住处与朋友说起此事,才知道那些东西是给在舞厅里表演艳舞的女孩子穿的,是表演服装,所以才既新潮又性感夸张,而且价格不便宜。阿文恍然大悟,在大笑之后却灵机一动,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过去在国内经商积累的经验此时在西班牙派上了用场,阿文凭着第六感意识到自己等待的商机来了。于是她连续在几个周末走访了马德里的舞厅,看到那些在舞台上表演艳舞的西班牙姑娘穿戴的表演服越是性感新潮,越能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而且这些姑娘更换衣服的频率也很大,阿文想这些姑娘不缺钱,如果能想办法和她们取得联系,自己能够送货上门,即便是价格比外面稍微贵一些,她们也是愿意接受的。
　　说干就干,阿文马上开始了行动。但从老外那里进货是不行的,价格太贵,赚头不大。为此阿文多方打听,终于在马德里地区找到了一个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中国人,一联系价格果然理想,于是阿文兴冲冲地和对方进行了磋商,双方一拍即合在价格问题上达成共识,而阿文则根据自己的市场调查,凭感觉拿了一部分货,迈出了在这个陌生领域中的第一步。
　　但毕竟心里没底,刚开始的时候阿文只是在白天卖散货的闲空试探性地在晚上去一些高级舞厅做这个生意。为了出入舞厅能畅通无阻,阿文采取了中国人惯用的办法,每次都是用几欧元买通门口的保安,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些移民保安果然对这个中国老太太大开绿灯,以后混熟了,阿文与这些保安都成了好朋友。
　　只是刚开始的时候阿文的生意并不乐观,在舞厅休息室，那些姑娘们对这个中国老太太的东西很是挑剔,价格也卖得不是很高,但阿文相信人熟是个宝,不时拿一些中国的小工艺品来“贿赂”这些姑娘。时间长了,这些姑娘逐渐感觉到这个中国老太太还是蛮和蔼可亲的,于是再买阿文的服装时不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价格也松动起来,并不时根据自己的要求向阿文提出衣服款式。就这样,阿文的销售收入逐渐涨了上来,每卖一套衣服的赚头一般是进价的一倍以上。当然,这样的价格是阿文以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换来的。
　　采访中阿文对记者说,这些跳舞的小姑娘之所以喜欢频繁地更换表演服装,是因为每一次的新行头都会让客人兴奋不已,会拿到更多的小费,所以表演服不能一成不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让阿文在这些女孩子身上赚足了钱。
　　现在阿文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到处漂泊的卖散货的人。在马德里的高级舞厅,她俨然已经成为那里的老客人。由于是送货上门,她的货要比市场正常价格高出许多,但仍然受到姑娘们的欢迎,每月的收入不比开一个店差多少,生意做得轻松愉快。用她的说法,这样的生意给个中餐馆她都不愿意去。几年下来,阿文在国内买下了别墅,一个人也在西班牙过起了丰衣足食的惬意生活。
　　
　　沿街串巷卖盒饭——
　　温州女人阿彩的故事
　　
　　与那些北方人相比,阿彩是通过家庭团聚来到西班牙的,一家人团聚后阿彩就和丈夫开起了一个食品店。丈夫过去是中餐馆厨师,会做各种家乡小吃和卤制品,因此夫妻俩就不时做一些鱼饼、南瓜饼、卤全鸭、卤鸭掌、卤猪下水等小食品拿到店里卖,以调剂店里的商品,没想到这些东西很受华人的欢迎。
　　店里的生意稳定下来以后阿彩和丈夫有了一些空闲时间。当时正值西班牙最炎热的一个夏季,食品店里的几台冰箱散发的热量就像是几个大火炉,整个店里像蒸笼一样热。阿彩和丈夫每天就像是在桑拿浴房里,就自己熬一些绿豆汤来解暑降温,多下来的装进包装盒放进冰箱冰镇起来卖给客人们,没想到销路格外好。受到启发的阿彩想到在市中心的批发区有好几百家店,按照一个店平均两个工人计算,不算老板就有上千个人。如果自己做绿豆汤每天能有1/3的客人来消费,按一盒小赚一元来计算,每天的进项就是好几百元,一个月算下来光毛利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不比一个食品店差到哪里去。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阿彩决定去试一下。老公利用几天时间为她做好了装运冰镇绿豆汤的保温箱，阿彩拉着装满绿豆汤、鱼饼和各种卤菜的车子上路了。来到第一家店的门口时，阿彩探视性地问里面的人要不要冰镇绿豆汤喝,结果里面的老板和工人都忙不迭地连说要喝,接着老板和工人跑出来,一连要了4盒,看到还有吃的东西,老板又要了一盒鱼饼,一盒猪耳朵。
　　第一桩生意就开了头彩乐坏了阿彩,结果可想而知,当天拉去的东西卖了个精光。满心欢喜的阿彩回到家里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向丈夫历数在第一天生意中的种种情况,向丈夫表示这个生意自己可以继续做下去,而老公也乐得老婆有事情做,满口答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阿彩把生意做好做大。
　　从那以后阿彩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除了陪老公打点店里的生意,每天夜里还要准备第二天的东西,等到这一切准备就绪,基本上天就快亮了。早晨起来急匆匆洗把脸,就去店里开门,等到老公和儿子吃好早餐来到店里,她才能回到家里吃上一口饭,然后就开始将要外卖的东西一一装箱,在快到中午的时候走上街头,开始了每天一次的拉车小卖。
　　几个月下来阿彩的生意越做越大,由过去的每天送一趟增加到两趟。生意是做大了,但阿彩明显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想找一个人来做帮手。但儿子不愿意做这个看上去是女人干的事情,宁愿在中餐馆做跑堂也不想来帮母亲,无奈阿彩只好一个人支撑着这个收入不菲的生意。
　　随着时间的延续阿彩发现光是送绿豆汤和卤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客人的需要,很多客人有时向她要盒饭,但阿彩只能是抱歉地摇头,因为她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没有这个精力再增加服务内容。然而做这一行的人多起来后,竞争也激烈了。阿彩想如果生意还是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早晚要被同行吃掉,只有把盒饭开起来才能有实力和同行竞争。于是阿彩就和丈夫苦口婆心地劝儿子辞工来店里帮忙,倔强的儿子终于被母亲所感动答应帮父母看店。
　　有了儿子的帮助阿彩的劲头更足了,由于家里的冰箱不大,每天早晨她都要早早起来按照老公开好的单子采购各种蔬菜及肉、蛋、鱼等主料和辅料,回来后就和老公各自分工有条不紊地抓紧时间备料,等到这一切做好,已经将近中午了,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煎、炒、烹、炸，各种菜做好后,阿彩就按荤素搭配好,盛装在保温箱里抓紧时间送往批发区的各个店里。
　　但刚开始做这种快餐生意阿彩毕竟经验不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时候做出去的盒饭并不能全部卖出去,只能是拿回来自己消化处理。吃一堑长一智,阿彩也变得聪明起来,给自己的家庭快餐店印上了名片,名片上有住家的联系电话,每到一处就四下分发。阿彩对客人们说想要多少份就每天提前电话预定,她会尽全力满足客人的要求。
　　现在阿彩每天中午忙做快餐,晚上才能和老公去打理食品店。但采访中阿彩说整个一个食品店的生意还不如送外卖快餐赚得多,她的一个家庭快餐店,不比一个中餐馆的收入少,她说她很知足。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一年前记者看到的阿彩相比,现在的她明显消瘦了许多,或许是风吹日晒的缘故,人也黑了,穿戴也不如过去讲究了,但精神特别好,和去年相比像是换了一个人,记者想这就是所谓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阿彩说她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在将来把外卖的快餐争取在自己的食品店中也能逐渐销售出去一部分,争取向老外做这个生意。这样生意慢慢做起来后,她的这家店就是食品店和外买店的有机组合,一个店就变成两个店了,就能赚更多的钱了。记者看到,阿彩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