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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世纪30年代,美国犯罪潮的真正赢家是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他和他的调查局还默默无闻;战争结束后,胡佛和最终定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新部门名动全国,从此成了新闻报纸、广播剧、连环画和电影中受人尊重的主角。
那是1934年6月里炎热的一天,约翰·狄林杰,这个印第安纳州无人可及的银行抢劫犯觉得很无聊。他因为轻而易举地抢劫了俄亥俄州的S&L 银行而声名大振,如今他作为传奇般的越狱大盗,是全美国最有名的通缉犯,但同时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性感偶像。抢劫银行是他以前的生计。1934年6月的时候他在芝加哥隐姓埋名,但他的花销并不小,他喜欢夜总会,给起小费来阔绰得像亿万富翁。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三次贿赂警察,手下还养着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6月的时候,他刚刚以超人的坚忍毅力忍受了一场可怕的整形手术,结果那个躲在穷街陋巷的江湖郎中不过是把他整得看起来像狄林杰而已,但是手术费贵得惊人。因为手头很紧,狄林杰在6月炎热的无聊里想寻找新的赚钱途径。
但是做什么呢?狄林杰让他的律师找到一家芝加哥小报《芝加哥美国人》,愿意给予他们首次采访的机会,但《芝加哥美国人》犹豫不决。狄林杰想着手写一部“最畅销的回忆录”,不过他发现写最好卖的回忆录与抢劫银行相比,钱来得太慢,于是狄林杰开始了新的计划,——他要亲自出演以他的“丰功伟绩”为原型的电影。
狄林杰为拍电影的想法兴奋不已,计划购买昂贵的摄影机和录制设备,他和他的一个哥们儿霍默·范·米特还打算发表有关罪行的演说。米特兴奋地说我要向美国的年轻人发出号召。“不,不是这样的,范”,狄林杰说,我们不过是想告诉他们犯罪得不偿失。
狄林杰拍摄犯罪得不偿失的梦想没能实现,对狄林杰一帮来说别无选择,只得在几天之后抢劫了印第安纳州南本森的国家商业银行,他们占领了银行附近的街道,劫持了几个人质,在带着抢来的钱开车逃走之前杀死了一个年轻的警察。
黑社会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全民公敌”的世界。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歉收,大批农民涌入都市,城市人口暴涨,都市犯罪情形日益严重,帮派势力也因而日益强大。再加上美国政府1920年开始禁酒,贩酒成为帮派经济的主要来源。美国中部工业重镇芝加哥成了黑帮的犯罪天堂。1933年和1934年,由于大萧条的影响,几百万美国人只能在路上流浪,无数个家庭以车为家,他们把住地戏称为“旅游者营地”,实际上是中产阶级轮子上的棚户区。这就是新型罪犯的舞台背景。在那个年代,全国统一的警察部队尚未建立,各州有各州的警察。福特公司生产的V-8型汽车让匪帮以汽车替代了骏马,行动迅捷,手里有冲锋枪,很容易混入沙尘平原逃难的人群中。
这些可怕的名字今天还在流传,娃娃脸尼尔森、机关枪凯利、贝克妈妈(Ma Barker)、邦尼和克莱德,当然还有狄林杰。这类人中的另类,俄克拉荷马州银行抢劫犯查尔斯·弗洛伊德后来成了大平原上真正的民间英雄,他每次抢劫银行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们在银行里的借据全都烧毁。1934年, 这名大盗终于在抢劫银行时被FBI打死。他出殡时,有一万多的平民为他送葬。他还成了美国民歌歌手伍迪·戈斯里一首反抗资本压迫的经典老歌的主题。“是啊,这个世界让我迷惑,我看到过很多古怪的人,有些人用转轮手枪抢劫你,有些人用墨水笔。”
在1934年之前当然也有罪犯,但是这茬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不在焉的悲剧性天性。邦尼·帕克,这位骨瘦如柴的得克萨斯州女招待是犯罪杂志和电影杂志的狂热爱好者,她和克莱德从达拉斯出发,开始了跨州谋杀的狂欢,在此期间他们拍摄了一些著名的照片,——持枪的邦尼、吸烟的邦尼和克莱德,这些照片配上邦尼那些阴森怪诞的女孩气的诗歌大量刊登在邦尼热爱的那些杂志上。阿尔文·卡皮斯(Alvin Karpis)这位最聪明的银行劫匪,在逃亡期间和他的女朋友参加好莱坞的街头游行,就为了看到真正的电影明星。漂亮男孩弗洛伊德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通缉犯,而他的妻子鲁比,与一群电台主持人制作基督教主题的电影短片,随着摄制组和一个“恶无恶报”的歌舞杂耍剧团巡回演出,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最容易被联邦警察跟踪和窃听的。狄林杰同样痴迷于电影,他就是在看完《曼哈顿奇事》之后被联邦调查局击毙的,克拉克·盖博饰演的角色倒和狄林杰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些不法之徒热爱摄影机而摄影机也同样热爱他们。他们的故事后来被好莱坞不断演绎,不断改编,成了好莱坞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
1930年代是美国黑社会活跃的“黄金时代”。那些无法无天的“全民公敌”,让美国政府疲于应对。面对这些棘手的罪犯,华盛顿被迫提高国家警察的力量,好有能力从弗洛里达州到密歇根州,从古巴到拉斯维加斯追踪狄林杰和弗洛伊德等人。创建新的联邦警察的任务落在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员,年轻的埃德加·胡佛身上。结果,狄林杰、尼尔森和弗洛伊德被胡佛的团队剿灭,邦尼和克劳德被乱枪打死,阿尔文·卡皮斯和机关枪凯利则成了恶魔岛监狱的首批客人,最后的赢家是胡佛和联邦调查局,联邦探员那衣冠楚楚的正义形象就此深入人心。
FBI的前世
美国人对秘密警察的观念总是很反感,1908年首席检察官查尔斯·波拿巴建立了名为调查局的部门,国会就担心政府会建立间谍体系,就像沙皇俄国一样对人民实施监控。当时的美国没有联邦警察,直到1870年之前还没有统一的司法部门。20世纪初期,波拿巴就寻找扩展调查局势力的机会,尤其是想在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执行过程中增强调查局的作用。国会推翻了他所要求的一系列调查,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授权给波拿巴,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小组,所以立法机构照样让调查局存在。首席检察官承认这个调查局天生的危险性,但仍与国会达成协议,只让他的34名侦探调查和起诉反对政府的犯罪行径。
但是调查局很快就把手伸入了政治阴谋的领域,这正是波拿巴试图规避的,而批评者害怕的也正是这一点。1910年的《曼恩法案》,禁止跨州贩运妇女从事任何不道德的交易,比如卖淫,这一法案让调查局成员得以进入到华盛顿特区之外的领域。结果证明,调查局是骚扰政治家和捣乱者的有效工具,从黑人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到知名的三K党领导人都害怕它。
一战期间,调查局受命调查阴谋搞破坏的人和间谍,但是它也利用职权迫害外国人、工会领袖和激进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国内劳工斗争异常激烈,1919年,美国焦灼地面对着所谓的赤色威胁,无政府主义者往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默的家里扔了颗炸弹,帕默在调查局下建立了总情报署,并把其交给司法部律师埃德加·胡佛管理,胡佛便着手建立了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和团体的情报档案,在两年之内他的档案就囊括了45万个个人、组织和出版物。
胡佛1895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在公务员的体系里成长起来,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国会图书馆的馆员,即使每天需要和那些卡片、目录打交道,胡佛还是坚持学完了法律课程。有些传记作家暗示,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热衷于积累信息,梳理分类,后来他建立了拘留记录,煽动者索引和活跃分子的档案等等。
在1919年到1920年的冬天,胡佛和移民局的头儿安东尼·阿米内特(Anthony Caminetti),发动突然袭击抓获了几千名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对这次所谓的“帕默搜捕”,媒体开始大加赞扬,《华盛顿邮报》宣称,没有时间吹毛求疵的纠结于所谓的自由法。当“帕默搜捕”的细节逐渐公布后,人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调查局人手不够,不得不依赖当地警察和治安队,被逮捕的那些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文盲,他们跟无政府主义扯不上一点关系,这次搜捕行动没有找到任何炸弹和囤积的武器,“革命即将到来”的谎言不攻自破。而搜捕行动中没被授权的逮捕,被迫认罪,法律顾问缺席,并且让囚徒戴着脚镣在大街上示众,这一切都让美国人联想到了欧洲风格的秘密警察。
在政治腐败透顶的哈定总统任期,调查局制造了更多丑闻,到了1924年,柯立芝总统的首席检察官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决定结束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情况,他宣布,秘密警察会变成自由政府和自由制度的障碍。
斯通试图清晰地区分两个警察部门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的职能,但是并不成功,界限的模糊不清困扰了联邦情报局很多人。执法部门的职责是把触犯法律者——从黑手党头目到有污点的政治家——归案受审,在美国社会,法律程序规定要向公众公开,符合证据法规的规则,受法庭监督,他们面对的是已经被怀疑犯罪的人。但是情报收集是为了阻止将来的罪行,不一定局限于特殊罪行,目标也可以是一般人,包括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国人、共产主义者和中东人。超出了有关证据的规定,使用的方法都是秘密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
斯通任命29岁的胡佛清理门户,虽然胡佛卷入了“帕默搜捕”丑闻,或者正因为他被卷了进去,胡佛才决定让调查局高度自律,不可腐蚀,致力于让调查局执行法律而不是充当间谍的角色。
“调查局必须与政治分离,它不是任由政治调遣的工具”,胡佛说,他挑出局里的坏苹果,重新招募了受过会计或法律训练的高素质人才,精神抖擞重整调查局的组织结构,在后来的十年里,胡佛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削减探员人数,上交没有使用的预算基金,并建立了一个指纹中心和追踪罪犯的档案库,后来他还要建立国家警察专科学校来训练他的那些执法官员。
在胡佛领导的最初十年里,调查局在国内舞台上还扮演着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命运。
与全民公敌的斗争
1934年6月21日的晚上,在芝加哥北区的街道上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从附近的电影院里出来,一队调查局的侦探作势围了上去,电影院出来的男人撒腿就跑,探员们乱枪齐发,逃跑的男人倒在微热的人行道上,死了。一个探员匆忙跑到电话亭,向指挥这次行动的长官报告,这人正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消息。几分钟之后,FBI击毙约翰·狄林杰那个时代的罪魁祸首的消息传遍了美国。
多年以后,一位记者问老年的胡佛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胡佛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们逮到狄林杰的那晚。胡佛说听到电话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狄林杰死亡几周之后,胡佛命令下属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办了个展览,设立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有狄林杰的枪、草帽和死后制作的面膜,这处奇怪的祭坛一直保存到胡佛去世的1972年。
这一刻在他的记忆中如此辉煌是有原因的。30年代的犯罪潮,实际上帮助形成了现代FBI。1934年之前,这个机构不过是为数不少的联邦调查机构之一,当时的美国联邦罪犯法并不健全,美国政府把时间、人力和物力都投入到反垄断法和调查警察腐败上了。胡佛他们没有逮捕的权力,也没被授权可以带枪。
这段时间的统计数字显示,一战之后美国的犯罪率并没有上升。所谓30年代的犯罪潮只是几个颇具传奇性地打了就跑的绑匪和银行抢劫犯。犯罪问题是多种因素凸显出来的,报纸总是追求耸人听闻,大萧条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试图证明联邦政府拥有无限潜力。打击犯罪的号角在1932年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是婴儿的儿子被绑架撕票之后吹响,一年之后,四个探员在押送一个罪犯的时候误入堪萨斯市的黑帮埋伏点,五个人都死在了那里,以其一贯的夸张手法,胡佛说这是对法律秩序和文明本身的挑战。公众也开始觉得,联邦政府以前管得太少了。
直到狄林杰死去,罗斯福总统精力充沛的首席检察官霍默·斯蒂尔·卡明斯一直致力于打击罪犯的工作。他一系列有关银行抢劫、逃避起诉、跨州诈骗和其他犯罪的立法获得了国会通过。历史学家Sanford Ungar说反罪行法是新政最被低估的、最重要的立法。这项立法赋予FBI真正的警察权力,宣称它是联邦行政部门最明显的法律实施的武装。
胡佛一直坚信,FBI 应该是执法机构中的领导者,而不是泛泛的联邦警察部门;FBI应 置身于不得人心的禁酒令之外,胡佛也不认为他的团队有义务严格禁止像赌钱和欺骗劳工这样的地方性犯罪。他认为FBI 应该是以现代的反犯罪方法引导联邦警察的精英机构。
在与那些狡猾的“全民公敌”斗争的最初几年里,FBI总是吃败仗,胡佛差点连工作都丢了,但他是深谙领导艺术和懂得协调公共关系的天才,他说服国会给予他更多拨款,更多人力物力。在后来的40年里,他是这个机构当仁不让的统治者,曾经令罪犯、间谍、持不同政见者、国会议员甚至总统都胆战心惊。
1933年一伙人试图绑架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大亨Charles Urschel,联邦调查局严谨的办案方法被证明非常有效,逮捕了绑架犯之一“机关枪凯利”。据报道,凯利在投降前曾经请求:别开枪,G-men。“G-men”是“Government Men” 的缩写,这个标题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的昵称,很快得到全美国的认可。
在1934年的时候,FBI 只有400来人,但是罗斯福总统要的就是戏剧性,而胡佛也能制造戏剧性。他选择有利的案例公布于众,比如枪杀狄林杰,追捕各色“全民公敌”——漂亮小伙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贝克帮,让这群人声名远扬,经过几次易名,1935年最后确定为联邦调查局。电影和杂志吹捧FBI 探员神话,新闻报纸把国家一号英雄的桂冠戴到了胡佛头上。
虽然后来爬上了权力的顶端,但是胡佛嘲笑政治,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一生从没投过票,他总是用道德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敌人,他说“不法之徒是从隐身处爬出来啃咬我们文明命脉的老鼠”,而且胡佛一直坚信,罪犯之所以犯罪与社会条件毫无关系。他眼中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错误的政治经济体系,而是不断对权威发出挑战的新形式。
新政推动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消除贫民窟、贫困等犯罪滋生的社会背景。FBI 探员的风头渐消,他们采取检举罪犯的策略,警察哲学限定了FBI ,而FBI 用实际行动提升了这一哲学。
如果说犯罪潮催生了FBI的话,那剿灭狄林杰行动之后两年,在FBI历史上发生的另一件里程碑事件则让它飞速增长。1936年8月24日,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和亚洲,罗斯福总统想评估一下美国所受到的来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有多大。像右翼组织美国人自由联盟这样的组织,在强大的商业部门的支持下,正在阴谋罢免总统。此时的总统再次向FBI求助,不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年轻的胡佛以充沛的精力把新机构塑造成高效的典范,他高超的领导技巧让他掌控这个机构长达48年,事实证明,他呆得太久了。在那48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首席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是他。他所拥有的权力是之后任何FBI领导所无法超越的。
那是1934年6月里炎热的一天,约翰·狄林杰,这个印第安纳州无人可及的银行抢劫犯觉得很无聊。他因为轻而易举地抢劫了俄亥俄州的S&L 银行而声名大振,如今他作为传奇般的越狱大盗,是全美国最有名的通缉犯,但同时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性感偶像。抢劫银行是他以前的生计。1934年6月的时候他在芝加哥隐姓埋名,但他的花销并不小,他喜欢夜总会,给起小费来阔绰得像亿万富翁。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三次贿赂警察,手下还养着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6月的时候,他刚刚以超人的坚忍毅力忍受了一场可怕的整形手术,结果那个躲在穷街陋巷的江湖郎中不过是把他整得看起来像狄林杰而已,但是手术费贵得惊人。因为手头很紧,狄林杰在6月炎热的无聊里想寻找新的赚钱途径。
但是做什么呢?狄林杰让他的律师找到一家芝加哥小报《芝加哥美国人》,愿意给予他们首次采访的机会,但《芝加哥美国人》犹豫不决。狄林杰想着手写一部“最畅销的回忆录”,不过他发现写最好卖的回忆录与抢劫银行相比,钱来得太慢,于是狄林杰开始了新的计划,——他要亲自出演以他的“丰功伟绩”为原型的电影。
狄林杰为拍电影的想法兴奋不已,计划购买昂贵的摄影机和录制设备,他和他的一个哥们儿霍默·范·米特还打算发表有关罪行的演说。米特兴奋地说我要向美国的年轻人发出号召。“不,不是这样的,范”,狄林杰说,我们不过是想告诉他们犯罪得不偿失。
狄林杰拍摄犯罪得不偿失的梦想没能实现,对狄林杰一帮来说别无选择,只得在几天之后抢劫了印第安纳州南本森的国家商业银行,他们占领了银行附近的街道,劫持了几个人质,在带着抢来的钱开车逃走之前杀死了一个年轻的警察。
黑社会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全民公敌”的世界。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歉收,大批农民涌入都市,城市人口暴涨,都市犯罪情形日益严重,帮派势力也因而日益强大。再加上美国政府1920年开始禁酒,贩酒成为帮派经济的主要来源。美国中部工业重镇芝加哥成了黑帮的犯罪天堂。1933年和1934年,由于大萧条的影响,几百万美国人只能在路上流浪,无数个家庭以车为家,他们把住地戏称为“旅游者营地”,实际上是中产阶级轮子上的棚户区。这就是新型罪犯的舞台背景。在那个年代,全国统一的警察部队尚未建立,各州有各州的警察。福特公司生产的V-8型汽车让匪帮以汽车替代了骏马,行动迅捷,手里有冲锋枪,很容易混入沙尘平原逃难的人群中。
这些可怕的名字今天还在流传,娃娃脸尼尔森、机关枪凯利、贝克妈妈(Ma Barker)、邦尼和克莱德,当然还有狄林杰。这类人中的另类,俄克拉荷马州银行抢劫犯查尔斯·弗洛伊德后来成了大平原上真正的民间英雄,他每次抢劫银行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们在银行里的借据全都烧毁。1934年, 这名大盗终于在抢劫银行时被FBI打死。他出殡时,有一万多的平民为他送葬。他还成了美国民歌歌手伍迪·戈斯里一首反抗资本压迫的经典老歌的主题。“是啊,这个世界让我迷惑,我看到过很多古怪的人,有些人用转轮手枪抢劫你,有些人用墨水笔。”
在1934年之前当然也有罪犯,但是这茬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种古怪的心不在焉的悲剧性天性。邦尼·帕克,这位骨瘦如柴的得克萨斯州女招待是犯罪杂志和电影杂志的狂热爱好者,她和克莱德从达拉斯出发,开始了跨州谋杀的狂欢,在此期间他们拍摄了一些著名的照片,——持枪的邦尼、吸烟的邦尼和克莱德,这些照片配上邦尼那些阴森怪诞的女孩气的诗歌大量刊登在邦尼热爱的那些杂志上。阿尔文·卡皮斯(Alvin Karpis)这位最聪明的银行劫匪,在逃亡期间和他的女朋友参加好莱坞的街头游行,就为了看到真正的电影明星。漂亮男孩弗洛伊德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通缉犯,而他的妻子鲁比,与一群电台主持人制作基督教主题的电影短片,随着摄制组和一个“恶无恶报”的歌舞杂耍剧团巡回演出,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最容易被联邦警察跟踪和窃听的。狄林杰同样痴迷于电影,他就是在看完《曼哈顿奇事》之后被联邦调查局击毙的,克拉克·盖博饰演的角色倒和狄林杰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些不法之徒热爱摄影机而摄影机也同样热爱他们。他们的故事后来被好莱坞不断演绎,不断改编,成了好莱坞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
1930年代是美国黑社会活跃的“黄金时代”。那些无法无天的“全民公敌”,让美国政府疲于应对。面对这些棘手的罪犯,华盛顿被迫提高国家警察的力量,好有能力从弗洛里达州到密歇根州,从古巴到拉斯维加斯追踪狄林杰和弗洛伊德等人。创建新的联邦警察的任务落在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员,年轻的埃德加·胡佛身上。结果,狄林杰、尼尔森和弗洛伊德被胡佛的团队剿灭,邦尼和克劳德被乱枪打死,阿尔文·卡皮斯和机关枪凯利则成了恶魔岛监狱的首批客人,最后的赢家是胡佛和联邦调查局,联邦探员那衣冠楚楚的正义形象就此深入人心。
FBI的前世
美国人对秘密警察的观念总是很反感,1908年首席检察官查尔斯·波拿巴建立了名为调查局的部门,国会就担心政府会建立间谍体系,就像沙皇俄国一样对人民实施监控。当时的美国没有联邦警察,直到1870年之前还没有统一的司法部门。20世纪初期,波拿巴就寻找扩展调查局势力的机会,尤其是想在反托拉斯法和其他法律执行过程中增强调查局的作用。国会推翻了他所要求的一系列调查,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授权给波拿巴,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小组,所以立法机构照样让调查局存在。首席检察官承认这个调查局天生的危险性,但仍与国会达成协议,只让他的34名侦探调查和起诉反对政府的犯罪行径。
但是调查局很快就把手伸入了政治阴谋的领域,这正是波拿巴试图规避的,而批评者害怕的也正是这一点。1910年的《曼恩法案》,禁止跨州贩运妇女从事任何不道德的交易,比如卖淫,这一法案让调查局成员得以进入到华盛顿特区之外的领域。结果证明,调查局是骚扰政治家和捣乱者的有效工具,从黑人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到知名的三K党领导人都害怕它。
一战期间,调查局受命调查阴谋搞破坏的人和间谍,但是它也利用职权迫害外国人、工会领袖和激进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国内劳工斗争异常激烈,1919年,美国焦灼地面对着所谓的赤色威胁,无政府主义者往首席检察官米切尔·帕默的家里扔了颗炸弹,帕默在调查局下建立了总情报署,并把其交给司法部律师埃德加·胡佛管理,胡佛便着手建立了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和团体的情报档案,在两年之内他的档案就囊括了45万个个人、组织和出版物。
胡佛1895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在公务员的体系里成长起来,成年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国会图书馆的馆员,即使每天需要和那些卡片、目录打交道,胡佛还是坚持学完了法律课程。有些传记作家暗示,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热衷于积累信息,梳理分类,后来他建立了拘留记录,煽动者索引和活跃分子的档案等等。
在1919年到1920年的冬天,胡佛和移民局的头儿安东尼·阿米内特(Anthony Caminetti),发动突然袭击抓获了几千名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对这次所谓的“帕默搜捕”,媒体开始大加赞扬,《华盛顿邮报》宣称,没有时间吹毛求疵的纠结于所谓的自由法。当“帕默搜捕”的细节逐渐公布后,人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调查局人手不够,不得不依赖当地警察和治安队,被逮捕的那些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文盲,他们跟无政府主义扯不上一点关系,这次搜捕行动没有找到任何炸弹和囤积的武器,“革命即将到来”的谎言不攻自破。而搜捕行动中没被授权的逮捕,被迫认罪,法律顾问缺席,并且让囚徒戴着脚镣在大街上示众,这一切都让美国人联想到了欧洲风格的秘密警察。
在政治腐败透顶的哈定总统任期,调查局制造了更多丑闻,到了1924年,柯立芝总统的首席检察官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决定结束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情况,他宣布,秘密警察会变成自由政府和自由制度的障碍。
斯通试图清晰地区分两个警察部门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的职能,但是并不成功,界限的模糊不清困扰了联邦情报局很多人。执法部门的职责是把触犯法律者——从黑手党头目到有污点的政治家——归案受审,在美国社会,法律程序规定要向公众公开,符合证据法规的规则,受法庭监督,他们面对的是已经被怀疑犯罪的人。但是情报收集是为了阻止将来的罪行,不一定局限于特殊罪行,目标也可以是一般人,包括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国人、共产主义者和中东人。超出了有关证据的规定,使用的方法都是秘密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
斯通任命29岁的胡佛清理门户,虽然胡佛卷入了“帕默搜捕”丑闻,或者正因为他被卷了进去,胡佛才决定让调查局高度自律,不可腐蚀,致力于让调查局执行法律而不是充当间谍的角色。
“调查局必须与政治分离,它不是任由政治调遣的工具”,胡佛说,他挑出局里的坏苹果,重新招募了受过会计或法律训练的高素质人才,精神抖擞重整调查局的组织结构,在后来的十年里,胡佛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削减探员人数,上交没有使用的预算基金,并建立了一个指纹中心和追踪罪犯的档案库,后来他还要建立国家警察专科学校来训练他的那些执法官员。
在胡佛领导的最初十年里,调查局在国内舞台上还扮演着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命运。
与全民公敌的斗争
1934年6月21日的晚上,在芝加哥北区的街道上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从附近的电影院里出来,一队调查局的侦探作势围了上去,电影院出来的男人撒腿就跑,探员们乱枪齐发,逃跑的男人倒在微热的人行道上,死了。一个探员匆忙跑到电话亭,向指挥这次行动的长官报告,这人正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消息。几分钟之后,FBI击毙约翰·狄林杰那个时代的罪魁祸首的消息传遍了美国。
多年以后,一位记者问老年的胡佛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胡佛连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们逮到狄林杰的那晚。胡佛说听到电话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狄林杰死亡几周之后,胡佛命令下属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办了个展览,设立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面有狄林杰的枪、草帽和死后制作的面膜,这处奇怪的祭坛一直保存到胡佛去世的1972年。
这一刻在他的记忆中如此辉煌是有原因的。30年代的犯罪潮,实际上帮助形成了现代FBI。1934年之前,这个机构不过是为数不少的联邦调查机构之一,当时的美国联邦罪犯法并不健全,美国政府把时间、人力和物力都投入到反垄断法和调查警察腐败上了。胡佛他们没有逮捕的权力,也没被授权可以带枪。
这段时间的统计数字显示,一战之后美国的犯罪率并没有上升。所谓30年代的犯罪潮只是几个颇具传奇性地打了就跑的绑匪和银行抢劫犯。犯罪问题是多种因素凸显出来的,报纸总是追求耸人听闻,大萧条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试图证明联邦政府拥有无限潜力。打击犯罪的号角在1932年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是婴儿的儿子被绑架撕票之后吹响,一年之后,四个探员在押送一个罪犯的时候误入堪萨斯市的黑帮埋伏点,五个人都死在了那里,以其一贯的夸张手法,胡佛说这是对法律秩序和文明本身的挑战。公众也开始觉得,联邦政府以前管得太少了。
直到狄林杰死去,罗斯福总统精力充沛的首席检察官霍默·斯蒂尔·卡明斯一直致力于打击罪犯的工作。他一系列有关银行抢劫、逃避起诉、跨州诈骗和其他犯罪的立法获得了国会通过。历史学家Sanford Ungar说反罪行法是新政最被低估的、最重要的立法。这项立法赋予FBI真正的警察权力,宣称它是联邦行政部门最明显的法律实施的武装。
胡佛一直坚信,FBI 应该是执法机构中的领导者,而不是泛泛的联邦警察部门;FBI应 置身于不得人心的禁酒令之外,胡佛也不认为他的团队有义务严格禁止像赌钱和欺骗劳工这样的地方性犯罪。他认为FBI 应该是以现代的反犯罪方法引导联邦警察的精英机构。
在与那些狡猾的“全民公敌”斗争的最初几年里,FBI总是吃败仗,胡佛差点连工作都丢了,但他是深谙领导艺术和懂得协调公共关系的天才,他说服国会给予他更多拨款,更多人力物力。在后来的40年里,他是这个机构当仁不让的统治者,曾经令罪犯、间谍、持不同政见者、国会议员甚至总统都胆战心惊。
1933年一伙人试图绑架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大亨Charles Urschel,联邦调查局严谨的办案方法被证明非常有效,逮捕了绑架犯之一“机关枪凯利”。据报道,凯利在投降前曾经请求:别开枪,G-men。“G-men”是“Government Men” 的缩写,这个标题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的昵称,很快得到全美国的认可。
在1934年的时候,FBI 只有400来人,但是罗斯福总统要的就是戏剧性,而胡佛也能制造戏剧性。他选择有利的案例公布于众,比如枪杀狄林杰,追捕各色“全民公敌”——漂亮小伙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贝克帮,让这群人声名远扬,经过几次易名,1935年最后确定为联邦调查局。电影和杂志吹捧FBI 探员神话,新闻报纸把国家一号英雄的桂冠戴到了胡佛头上。
虽然后来爬上了权力的顶端,但是胡佛嘲笑政治,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一生从没投过票,他总是用道德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敌人,他说“不法之徒是从隐身处爬出来啃咬我们文明命脉的老鼠”,而且胡佛一直坚信,罪犯之所以犯罪与社会条件毫无关系。他眼中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错误的政治经济体系,而是不断对权威发出挑战的新形式。
新政推动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消除贫民窟、贫困等犯罪滋生的社会背景。FBI 探员的风头渐消,他们采取检举罪犯的策略,警察哲学限定了FBI ,而FBI 用实际行动提升了这一哲学。
如果说犯罪潮催生了FBI的话,那剿灭狄林杰行动之后两年,在FBI历史上发生的另一件里程碑事件则让它飞速增长。1936年8月24日,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和亚洲,罗斯福总统想评估一下美国所受到的来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有多大。像右翼组织美国人自由联盟这样的组织,在强大的商业部门的支持下,正在阴谋罢免总统。此时的总统再次向FBI求助,不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年轻的胡佛以充沛的精力把新机构塑造成高效的典范,他高超的领导技巧让他掌控这个机构长达48年,事实证明,他呆得太久了。在那48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首席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是他。他所拥有的权力是之后任何FBI领导所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