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心有戚戚焉”。我们看到的文章，常常是雷同、附和的太多太多，像阎先生这样提出质疑和严谨考据的则太少太少。这似乎不仅是治学学风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问题。
　　“约法三章”之说其来已久，但否认者众，包括现在写文章的阎长贵先生。记得当年毛澤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在回忆时对此否认。坚持者则认为此事并非子虚乌有，何况江青(以及张春桥)的同乡、熟人崔万秋在台湾所著《江青前传》中曾提及，内战时国民党军队攻克延安，查获有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有“约法三章”。不过台湾这一版本未见有原件的公布，也就只好存疑了。
　　
　　“后五四”时期奔向延安的新潮青年
　　
　　翻阅毛泽东家族的第三代人孔东梅所著的《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有一种“阅读期待”，想看看她如何评说她的另一个“外婆”江青。可惜书中仅有一小节“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所谓“我家老影集”中，也并无江青的照片，看来“我家”是并不完全的。其实这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公私分明”。
　　与许多相关的书籍一样，孔东梅提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分手，以及毛泽东和江青在陕北的结合。当时及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人们对江青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我特别留意过当年毛泽东的许多卫士和工作人员的回忆，如齐吉树所著《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1943－1946)》(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等，几乎所有的警卫对江青的回忆都比较客观且不无好感。又如《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那时人们眼里的江青，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姿态出现，积极工作，不搞特殊化，工作又深入细致；她身体不好，没有张扬的举止；如果说有什么弱点和缺点，也无非是好出风头、性急等等。
　　换言之，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而言，彼时的江青非常符合传统“妇道”的角色，曾有过出奇浪漫史的江青，在那个黄土高原下的本色中国与革命圣地的环境中也安于本分。她其实并非后来许多书籍描写或想象的那样，是带着某种野心或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来到这几乎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也根本不能与大上海相比的西北的。正如有人所说：江青投奔延安的动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就是民主、自由以及光明。(阎长贵先生在文章中也特别强调“过程”说)1930年代中叶，“后五四”时期的广大国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的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以上海为基地的东南城镇群落中，已有了崇尚自由、强烈要求张扬个性的时代氛围，其中追求爱情及生活的幸福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才会有一个“新潮”女性江青的出现。而江青投奔延安，也正是当时全中国的热血青年的一股热流，正如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所说：“当时，延安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到延安并坚持下来，具有的抗日爱国的进步的追求还是应该肯定的。”(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也说：“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他还说：“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的女人结婚。”(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这本来是清晰的一段历史，只是后来基于人的变数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测不准定律”，以上的图景才暧昧了，这也就是孔东梅在书中所说的：“江青是演员，演员需要舞台，可本该迈向艺术舞台的脚步却走向了政治舞台。她上错了台，而百姓则看错了戏，而一错就是‘十年干戈天地老’——这，就是我眼中的‘文革’与江青的关系。江青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思。”
　　陕北时的江青，在尼姆·威尔斯(即斯诺妻子海伦·福斯特)的《续西行漫记》(又名《红色中国内幕》)等书中，都很少有她的篇幅。我们似乎可以想到：当时的她被某种强大的传统力量压抑着，也许就在这微妙的过程中，她积蓄着一种可怕的反抗能量。不过在外表上，这一切都显现不出来。李银桥后来回忆说：“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不过，毕竟是在黄土地上，浪漫温馨、风流蕴藉和原先的绯闻等，加在一起就可能堆积起嚣嚣的口舌和异样的眼光，也许，阎长贵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的那个“过程”，就这样慢慢启动了。
　　
　　毛泽东《五律·喜闻捷报》中的“妻儿”是谁
　　
　　“江青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思”，然而在现在的许多书籍里，太脸谱化、妖魔化，于是这就限制了人们的“深思”。此外，刻意回避也是限制“深思”的一个因素。比如孔东梅这本书中，提到毛泽东有一首“唯一提及‘妻儿’的诗”，即《五律·喜闻捷报》，诗曰：“1947年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秋风度河上，大野人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查权威的胡乔木主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一共67首，正编(即经过作者校订的)中的42首根本就没有五律，副编(“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中的25首，收入了此诗，但在注释中没有就“妻儿”作任何解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则失记此诗的创作。不了解背景的人，会如何理解这首诗呢?他们会把这“妻儿”认作杨开慧和毛岸英们么?或贺子珍和李敏?
　　在《毛泽东年谱》中，对1938年11月毛、江的结合，只有短短五个字“与江青结婚”，可谓“春秋笔法”。1940年8月，江青生下女儿，毛泽东为之取名李讷。1947年9月，继沙家店战役之后，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又收复了青化砭、蟠龙等城镇，此前撤出延安时，李讷交由邓颖超照看，“李德胜”夫妇则转战陕北，此后江青不时地因个人私事离开主力部队——这就是毛泽东这首诗的背景，在当时胜利的凯歌声中，他怀念着“妻儿”。
　　《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王鹤滨提供了这样一个镜头：1946年时，江青的衣着时尚(后来才有所谓“布拉吉”的创意)，是穿着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上缀粉红色绒球，这竟“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这使我感到震惊，虽然这双布草鞋不值什么钱，但总与当时延安妇女穿着，距离太远了。”这就是历史微小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画面，它足以解释“革命与审美”、“革命与女权”等宏大叙事。而当时的江青，如作者所说，“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的人)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以后，她也非但“没有如邓颖超、康克清那样的革命资历，也没有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没有她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她也没有如陈琮英老红军战士那样的经历，并勤勤恳恳地奋斗着，更做不到如陈云夫人于若木那样，骑自行车上班，也做不到王光美那样担任秘书的工作，在生活和工作上辅助丈夫”(王鹤滨《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江青的传记，已读过不少版本，国内如叶永烈的、林青山的、朱仲丽的，或翻译过来的罗斯·特里尔的，抑或维特克的那本驰名一时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但若论以“深思”的要求、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这些历史问题，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