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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特朗普政府高官不断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负面论调的背景之下，美国涉华舆情呈现消极的发展态势。美方将疫情下的“叙事之争”视为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动向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需要予以充分重视。
一、疫情下美国涉华舆论的总体态势和主要特点
（一）特朗普政府高层持续炒作追责索赔等话题，加大对华“叙事之争”攻势。对华极端鹰派人物、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the four kills）策略应对疫情的“故事”。纳瓦罗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国务卿蓬佩奥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称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确保中国对疫情扩散负责，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蓬佩奥推动下，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针对中国的“叙事之争”，要求外交官在驻在国针对中国隐瞒疫情等问题进行公开、激烈指责，并对中国就疫情援助进行的“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进行回击，利用欧洲方面对中国“口罩外交”“慷慨政治”问题的不满，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批评。
（二）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制造反华舆论方面高度协同联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不断挑动反华情绪，美国地方层面涉华舆情呈现负面变化。吉姆·班克斯等23名眾议员联署文件，指责中国隐瞒早期疫情信息、瞒报感染和死亡病例，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和司法部长巴尔就此向国际法院起诉中国。众议院监督调查委员会资深议员威廉姆·巴尔提出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中国早期疫情应对措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和玛莎·麦克萨利提交法案，要求剥夺中国的外国主权豁免，允许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就疫情造成的损失索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等议员主张采取措施惩罚中国，包括减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制裁中国官员等。此外，密苏里州政府以及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内华达等州的企业和个人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对疫情造成的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承担责任。这些诉讼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较大关注。
（三）受疫情因素以及美国政客反华言论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有所下降。随着美国本土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疫情已成为美国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尤其是，近期已经有超过4600万美国人失业，失业率高达25%，超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近期，哈里斯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不实信息，69%的人支持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大多数人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认为中国应就疫情造成的损失向其他国家进行赔偿。此外，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5%持积极看法；2017年1月特朗普刚上任时，47%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44%持积极看法。皮尤研究中心的专家在分析民调结果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围绕贸易战、疫情等对中国的批评，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的显著下降。
（四）疫情与美国大选选情相互交织，涉华议题成为美国两党政争焦点，特朗普和拜登围绕“谴责中国”展开竞争。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受疫情和经济形势影响，特朗普在全国尤其是密歇根等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为挽救颓势，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将“谴责中国”作为其竞选策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各地党内竞选机构下发备忘录，公然鼓动在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并提出三项核心说辞：一是中国通过掩盖事实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二是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软弱；三是共和党将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动对华制裁。这份备忘录称，如被选民问及疫情蔓延是否是特朗普的过错时，不要为特朗普辩护，而要将矛头转向中国。此外，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中国和疫情议题展开博弈。特朗普指责拜登一贯对华温和，拜登则批评被特朗普视为重大政绩的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称协议未解决结构性问题。拜登还就“一带一路”等问题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应看到，“中国议题”在今年美国大选中的位置将较以往更加突出。
二、美国涉华舆论的走向研判
（一）疫情或将加快美国对华“脱钩”进程，中美经济关系的“萎缩”将使两国总体关系更趋恶化，美国商业界对华态度趋于冷淡、负面。疫情发生以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人多次公开宣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及药品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疫情使这种风险充分暴露，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须更加重视与中国打交道的风险。以纳瓦罗为首的鹰派加紧制定和实施利用疫情因素推动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在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计划。《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在华美资企业离开中国，疫情让那些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获得鼓吹两国产业和技术“脱钩”的更多借口。应看到，疫情令很多在华美资企业愈加担忧下阶段贸易战、中美政治冲突、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压力叠加带来的冲击。近期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所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在华美资企业相信两国“脱钩”具有可能性。
（二）疫情使中美围绕治理体制、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等问题的矛盾更趋凸显，双方全球领导力之争日趋激烈，这将增强美国涉华舆论的复杂性。疫情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资源调配能力、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给予肯定。但这让美方人士感到不满，其认为中国试图利用这场疫情展开“虚假信息行动”，宣扬自身的体制优势，并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美国展开竞争。此外，还有美方人士称，中国借助疫情谋求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口罩外交”“捐赠外交”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在疫情中率先恢复经济，中国将借此大力塑造“后疫情世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对其进行打压。美方围绕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制造舆情压力的态势不可低估。 （三）特朗普政府和部分战略精英操弄疫情因素，针对美国普通民众进一步加大反华战略动员，“叙事之争”料将更趋深化。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围绕对华战略竞争，基本实现了对美国精英群体的动员。未来一个时期，其将利用疫情因素，提升美国地方政府、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意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公然称，中国带来的是一种“全社会”（whole-of-society）威胁。很多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试图利用此次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众对华厌恶感和警惕性，通过炒作对华追责索赔等议题，毒化美国涉华舆论和社会氛围。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等人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展开抹黑美国的舆论战，引导舆论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应迟缓等进行批评，从而展现美国体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国失去领导全球的能力，并掩盖中国自身隐瞒疫情等错误；这种“叙事之争”将在后疫情时期更趋激烈，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性，否则将会输掉与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叙事之争”，让美国国民和盟友保持信心。
三、应对美国涉华舆论、促进中美沟通的几点思考
一方面，需要认清部分美国政客和鹰派人士对华展开“叙事之争”的图谋，从战略层面重视围绕话语的较量。“叙事之争”是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不仅有战略设计，还建立了落实机制，如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主要承担协调推进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美方对华展开“叙事之争”的具体手段和策略，如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对华进行舆论施压的动向。要及时、有力地批驳其涉华恶意论调，用更多数据和事实展现中国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等情况。此外，下阶段要注意防范涉疫情舆情与其他涉华热点问题（如南海争端）舆情之间的联动，减少美方乘机炒作、对华施压的空间。
另一方面，需要对美国涉华舆论的负面变化保持平和理性心态，要看到疫情导致美方出现很多情绪化反应，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和抱怨将会持续较长时间。下一阶段，疫情与美国经济形势、选情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将更加复杂，需要建立疫情下美国涉华舆情的动态监测机制，并对相关舆情热点作出回应。宜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情绪宣泄”和美国政客的“恶意攻击”进行必要区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疫情或会出现反复，我国应进一步增强对外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尽量减少美国政客操弄疫情话题的空间。
面对当前中美战略互信缺失、两国人文交流停滞、中美“二轨对话”和智库交流受限等挑战，需设法缓解雙方围绕疫情产生的对立情绪，推动信任重建。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促进中美良性沟通的突破口。
（一）继续倡导合作抗疫。考虑到疫情仍在美国蔓延恶化的情况，可从人道主义角度，积极引导美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准确认识中国为美国抗疫提供的有力支持，增强其对两国合作抗疫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可就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药品等物资制作“事实清单”（fact sheet），并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发布。针对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对中国物资质量不过关等不实指责，要及时予以驳斥。考虑到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正大力筹集抗疫物资，可加大与其沟通协调，为美国基层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直接支持。此外，应继续推动中国医务工作者和研究专家与美方相关人士的交流，与其分享中国的抗疫和诊疗经验。
（二）及时披露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的相关信息。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将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围绕中美经贸协议的落实情况等问题，需要切实加强我国在舆论上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可考虑集中对外介绍我国在疫情之下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情况，包括我国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类产品等数量以及我国推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对外企开放的新举措、新进展。此外，需要对我国涉美外贸企业加大精准支持力度，提升其履约供货能力，传递中国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的信息。这些做法有助于在美国社会树立我国开放、守诺、合作的良好形象。
（三）重点做好与美国商业界尤其是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通过尽快落实相关改革举措、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向美国商业界彰显中国在市场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链完整等方面的综合性优势。用好我国提前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和时间差，尽力把在华美资企业留住。在促进我国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注重做好在华美资企业工作，可帮助其解决用工、融资、防护用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与美国商会等机构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协助在华美资企业应对疫情挑战出台相关政策，有效遏止供应链产业链外迁趋势。通过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发挥其“信息中继站”作用，赢得美国商业界对中国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四）智库可围绕“后疫情世界”等双方关切的话题展开沟通。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既可针对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和摩擦，也应聚焦讨论一些两国和全球面临的共性挑战问题，进而寻求协调合作之道。比如，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疫情与国际治理的完善等话题。此外，考虑到疫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多重冲击，中美智库还可围绕如何应对债务风险、推进第三方合作等问题进行研讨。同时，要推动更多云端的“智库+”活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中美智库交流，用更具针对性、更接地气的话题和活动提升美方人士的关注度。此外，还可采取寓双边于多边的沟通策略，邀请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相关研讨，增进中美智库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CGJ027）
一、疫情下美国涉华舆论的总体态势和主要特点
（一）特朗普政府高层持续炒作追责索赔等话题，加大对华“叙事之争”攻势。对华极端鹰派人物、总统高级顾问纳瓦罗抛出所谓中国采取“四杀”（the four kills）策略应对疫情的“故事”。纳瓦罗诬称，“中国制造病毒”，并以世界卫生组织作掩护；中国让国内病毒携带者出境以传播病毒；中国在全球范围抢购医疗物资；中国利用囤积的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国务卿蓬佩奥在多个场合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称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未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确保中国对疫情扩散负责，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在蓬佩奥推动下，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针对中国的“叙事之争”，要求外交官在驻在国针对中国隐瞒疫情等问题进行公开、激烈指责，并对中国就疫情援助进行的“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进行回击，利用欧洲方面对中国“口罩外交”“慷慨政治”问题的不满，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批评。
（二）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制造反华舆论方面高度协同联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不断挑动反华情绪，美国地方层面涉华舆情呈现负面变化。吉姆·班克斯等23名眾议员联署文件，指责中国隐瞒早期疫情信息、瞒报感染和死亡病例，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和司法部长巴尔就此向国际法院起诉中国。众议院监督调查委员会资深议员威廉姆·巴尔提出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中国早期疫情应对措施。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和玛莎·麦克萨利提交法案，要求剥夺中国的外国主权豁免，允许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就疫情造成的损失索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厄姆等议员主张采取措施惩罚中国，包括减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幅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制裁中国官员等。此外，密苏里州政府以及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内华达等州的企业和个人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对疫情造成的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承担责任。这些诉讼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较大关注。
（三）受疫情因素以及美国政客反华言论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有所下降。随着美国本土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疫情已成为美国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尤其是，近期已经有超过4600万美国人失业，失业率高达25%，超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近期，哈里斯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布不实信息，69%的人支持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大多数人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认为中国应就疫情造成的损失向其他国家进行赔偿。此外，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5%持积极看法；2017年1月特朗普刚上任时，47%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44%持积极看法。皮尤研究中心的专家在分析民调结果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围绕贸易战、疫情等对中国的批评，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的显著下降。
（四）疫情与美国大选选情相互交织，涉华议题成为美国两党政争焦点，特朗普和拜登围绕“谴责中国”展开竞争。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受疫情和经济形势影响，特朗普在全国尤其是密歇根等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为挽救颓势，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将“谴责中国”作为其竞选策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各地党内竞选机构下发备忘录，公然鼓动在疫情问题上攻击中国，并提出三项核心说辞：一是中国通过掩盖事实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二是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软弱；三是共和党将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动对华制裁。这份备忘录称，如被选民问及疫情蔓延是否是特朗普的过错时，不要为特朗普辩护，而要将矛头转向中国。此外，特朗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中国和疫情议题展开博弈。特朗普指责拜登一贯对华温和，拜登则批评被特朗普视为重大政绩的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称协议未解决结构性问题。拜登还就“一带一路”等问题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应看到，“中国议题”在今年美国大选中的位置将较以往更加突出。
二、美国涉华舆论的走向研判
（一）疫情或将加快美国对华“脱钩”进程，中美经济关系的“萎缩”将使两国总体关系更趋恶化，美国商业界对华态度趋于冷淡、负面。疫情发生以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人多次公开宣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及药品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疫情使这种风险充分暴露，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企业须更加重视与中国打交道的风险。以纳瓦罗为首的鹰派加紧制定和实施利用疫情因素推动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在供应链上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计划。《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在华美资企业离开中国，疫情让那些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获得鼓吹两国产业和技术“脱钩”的更多借口。应看到，疫情令很多在华美资企业愈加担忧下阶段贸易战、中美政治冲突、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压力叠加带来的冲击。近期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所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在华美资企业相信两国“脱钩”具有可能性。
（二）疫情使中美围绕治理体制、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等问题的矛盾更趋凸显，双方全球领导力之争日趋激烈，这将增强美国涉华舆论的复杂性。疫情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资源调配能力、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给予肯定。但这让美方人士感到不满，其认为中国试图利用这场疫情展开“虚假信息行动”，宣扬自身的体制优势，并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美国展开竞争。此外，还有美方人士称，中国借助疫情谋求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口罩外交”“捐赠外交”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在疫情中率先恢复经济，中国将借此大力塑造“后疫情世界”，进一步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对其进行打压。美方围绕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制造舆情压力的态势不可低估。 （三）特朗普政府和部分战略精英操弄疫情因素，针对美国普通民众进一步加大反华战略动员，“叙事之争”料将更趋深化。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围绕对华战略竞争，基本实现了对美国精英群体的动员。未来一个时期，其将利用疫情因素，提升美国地方政府、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意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公然称，中国带来的是一种“全社会”（whole-of-society）威胁。很多美国对华鹰派人士试图利用此次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民众对华厌恶感和警惕性，通过炒作对华追责索赔等议题，毒化美国涉华舆论和社会氛围。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等人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展开抹黑美国的舆论战，引导舆论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应迟缓等进行批评，从而展现美国体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国失去领导全球的能力，并掩盖中国自身隐瞒疫情等错误；这种“叙事之争”将在后疫情时期更趋激烈，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性，否则将会输掉与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叙事之争”，让美国国民和盟友保持信心。
三、应对美国涉华舆论、促进中美沟通的几点思考
一方面，需要认清部分美国政客和鹰派人士对华展开“叙事之争”的图谋，从战略层面重视围绕话语的较量。“叙事之争”是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不仅有战略设计，还建立了落实机制，如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主要承担协调推进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美方对华展开“叙事之争”的具体手段和策略，如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对华进行舆论施压的动向。要及时、有力地批驳其涉华恶意论调，用更多数据和事实展现中国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等情况。此外，下阶段要注意防范涉疫情舆情与其他涉华热点问题（如南海争端）舆情之间的联动，减少美方乘机炒作、对华施压的空间。
另一方面，需要对美国涉华舆论的负面变化保持平和理性心态，要看到疫情导致美方出现很多情绪化反应，美方对中国的指责和抱怨将会持续较长时间。下一阶段，疫情与美国经济形势、选情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将更加复杂，需要建立疫情下美国涉华舆情的动态监测机制，并对相关舆情热点作出回应。宜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情绪宣泄”和美国政客的“恶意攻击”进行必要区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疫情或会出现反复，我国应进一步增强对外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尽量减少美国政客操弄疫情话题的空间。
面对当前中美战略互信缺失、两国人文交流停滞、中美“二轨对话”和智库交流受限等挑战，需设法缓解雙方围绕疫情产生的对立情绪，推动信任重建。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促进中美良性沟通的突破口。
（一）继续倡导合作抗疫。考虑到疫情仍在美国蔓延恶化的情况，可从人道主义角度，积极引导美国社会和普通民众准确认识中国为美国抗疫提供的有力支持，增强其对两国合作抗疫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可就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药品等物资制作“事实清单”（fact sheet），并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发布。针对美国媒体和政界人士对中国物资质量不过关等不实指责，要及时予以驳斥。考虑到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正大力筹集抗疫物资，可加大与其沟通协调，为美国基层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直接支持。此外，应继续推动中国医务工作者和研究专家与美方相关人士的交流，与其分享中国的抗疫和诊疗经验。
（二）及时披露落实中美经贸协议的相关信息。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将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围绕中美经贸协议的落实情况等问题，需要切实加强我国在舆论上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可考虑集中对外介绍我国在疫情之下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情况，包括我国采购美国农产品、能源类产品等数量以及我国推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对外企开放的新举措、新进展。此外，需要对我国涉美外贸企业加大精准支持力度，提升其履约供货能力，传递中国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的信息。这些做法有助于在美国社会树立我国开放、守诺、合作的良好形象。
（三）重点做好与美国商业界尤其是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通过尽快落实相关改革举措、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向美国商业界彰显中国在市场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链完整等方面的综合性优势。用好我国提前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和时间差，尽力把在华美资企业留住。在促进我国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注重做好在华美资企业工作，可帮助其解决用工、融资、防护用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与美国商会等机构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协助在华美资企业应对疫情挑战出台相关政策，有效遏止供应链产业链外迁趋势。通过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沟通，发挥其“信息中继站”作用，赢得美国商业界对中国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四）智库可围绕“后疫情世界”等双方关切的话题展开沟通。中美智库之间的交流既可针对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和摩擦，也应聚焦讨论一些两国和全球面临的共性挑战问题，进而寻求协调合作之道。比如，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疫情与国际治理的完善等话题。此外，考虑到疫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多重冲击，中美智库还可围绕如何应对债务风险、推进第三方合作等问题进行研讨。同时，要推动更多云端的“智库+”活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中美智库交流，用更具针对性、更接地气的话题和活动提升美方人士的关注度。此外，还可采取寓双边于多边的沟通策略，邀请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区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相关研讨，增进中美智库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CGJ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