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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路，原名路平，1953年生于台湾高雄，山东诸城人。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美国爱荷华大学统计硕士。著有长篇小说《行道天涯》、《何日君再来》，小说集《玉米田之死》、《百龄笺》、《红尘五注》、《禁书启示录》，评论集《爱情女人》、《女人权利》、《在世界里游戏》、《非沙文主义》，散文集《巫婆の七味汤》等多种。
余纪忠先生躺在金属柜子里，头比平日小了一点，戴着双光眼镜，眼镜显得比平日大了一点，大概正准备睁开眼睛来看报。威严不再，面容显得很平和。盖着红缎子被面，红通通的艳光四射，这种布料一向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像是舞台效果。余先生躺在干冰里，白雾缭绕，也有一点舞台效果。我扶住不锈钢台面，隔着冒水气的玻璃，朝躺在底下的余先生看一眼，老人家抿紧了嘴巴，我在看，他有没有长出新的鼻毛。
别怪我，这是我跟人相亲的方式。有一段时间，经常坐在余先生跟前，隔着那张大书桌，我也想着老先生鼻孔里微露的黑毛。
鼻毛，我对鼻毛有兴趣。
余先生跟我父亲同岁。
多年前，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身边。当时我很吃惊，第一次看见，从父亲鼻孔里，硬扎扎地，跳出几根粗黑的毛。
当时年过半百的父亲依然强壮。蠢蠢欲动的鼻毛，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比玩具熊的钮扣眼珠更耐人寻味。成年男人身上散发的汗气总让我心跳加速。父亲骑单车从外面回家，舌頭伸出来，舔他的手臂，咸咸的，表皮上一层晶亮的盐。
余先生躺平了，动弹不得，好像困在白铁皮牢笼里的人犯。我的父亲还活得好好的，接下去我要说的是逃狱惊魂的一幕。
记得那一天。
那天早晨，父亲又失去意识。几个月内第三次。每次从几个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像前几次一样，奇迹似的，父亲自己又醒过来了。
这一次，我没有送他进急诊室。我知道父亲怕痛、怕打针。前几次的经验告诉我，睁开眼的一瞬，父亲宁可置身自己的卧房，他习惯看见那双后跟塌下去一半的拖鞋，平平整整放在床底下。
我要说的是醒过来之后的事情。
当时我开着车，旁边坐着还没完全苏醒的父亲。父亲醒醒睡睡，车子从和平东路转上复兴南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送父亲进医院，至少不是现在。为什么在复兴南路上盘桓？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清粥小菜似乎是合理的选择。手握着驾驶盘我突发奇想，突然想到咖啡。眼皮撑不开、困极了的时候，不是应该喝咖啡吗？
路旁刚好有一家“真锅”咖啡店。
驮着父亲进门，扶着他入座。一面看餐牌，几次我大声叫：“爸！爸！”听见我叫他，父亲低垂的头勉强撑了起来。
我胡乱指着餐牌乱点一堆。食物很快上桌。我拿银匙子喂父亲，眼看他慢慢喝了一口酥皮海鲜汤。父亲用自己的手指拨弄，想把汤碗上面那层厚厚的酥皮挑进嘴里。嘴巴蠕动着，他费力地，想把酥皮整块吃下去。然后，两颚上下嚼动，大动作地吞咽，歪到一边的脸庞逐渐周正起来。
抬眼看我的时候，从眼神我可以读到，父亲正一步一步回来，从很远的地方。
多日来就是如此，跟我们比起来，父亲只是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渐渐地就会回过神来。譬如父亲会在我刚进门时候问我，你在哪里工作？然后愣了一下，想起我是谁。等我出门时，他缓慢地挪移步伐，一定要看我下电梯。电梯关起门，不敢看他的眼睛，每一次，都像是最后一次离分。
当时坐在“真锅”咖啡厅里，父亲不停地蠕动嘴巴，吃完了又指指另一个碗，直到他把我汤碗上的酥皮也全部咽下去。
然后是咖啡，我帮他选的。日式卡布其诺，浮着一层焦糖与奶油。半小时后，父亲的脸色居然恢复了红晕。
扶他上车之前，在骑楼底下挪动步子，旁边出现一家装潢很古怪的“心灵沙龙”。复兴南路上原来只有清粥小菜，没有这家奇特的店，我多看了几眼，橱窗里摆着一瓶瓶精油，列着价目表，精油按摩加洗头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侧扶着父亲，随口问一句：“爸爸，要不要洗个头？”
父亲居然说：“好啊。”简单两个字，一秒钟不迟疑。
我牵着他的手，迈出脚步向屋里走。推开玻璃门，很果决的一刻：父亲两只手臂向前，幼稚园小朋友一般，套上塑胶围兜。我帮父亲脱掉鞋子。那张洗头的卧榻上，他面向天花板平躺着。睁开眼，看到的应该是墙壁上崭新的淡蓝色油漆，还有黏贴着星星月亮的萤光天空。“新世纪”的音乐里，洗发的小姐正帮父亲用手指按摩头皮。
我坐在暗影里，听声音，就知道温水>中洒在头发上，从鬓角开始，过了脑勺，水柱绕到后颈。一遍一遍再重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说不定我也盹着了。
洗完，又剪了一个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闪闪发光，银亮的发丝一截截，又轻又软，好像从云端落下来，飘散在地上。
怎么样的感官经验？说不定触电一样，从神经末梢传导进来的强大刺激，让他咧开嘴微笑。我走过去，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几个小时之前，父亲在哪里呢？一个闪神，我可能失去他。
扶着父亲，我用手肘撑开玻璃门。一只手托住他的腰背。感觉上很轻快，我们跳华尔滋一样滑翔出来。
他牵着我的手，我牵着他的手，我们逃走了。
两个逃学的小孩，小男孩与小女孩。医院找不到我们，医生追不到病人，更精彩的是，我们把气急败坏的妈妈也一起抛在后面了。
无论心理分析学上有多少复杂的指涉，我所说的很简单，这是一则逃亡的故事。
到今天为止，一次又一次，我牵着父亲的手，从死神斗篷的褶缝里闪身而过。
余先生也试过逃走吧，他曾经找年轻同仁陪着去买CD、租录影带、看骨董。“别漏掉我。”他叮嘱，早些年邀约群众餐，他兴致勃勃地非要凑一脚。在余先生身边，我们都见识过他自我解嘲，表现出难得的幽默感。
没机会对他说，而我清楚感觉到他的郁闷，因为我父亲也有同样的心事。他们参与的是同样的大时代，知识分子的毛病他们两老都有。
到晚年，他们与后辈的沟通方式也极为类似，常是严肃的话题。即使家居的时刻，譬如吃饭吃了一半，同样会放下筷子，就地取材用碗盘当道具：这里是我军的防线，那里是敌军的攻势，远的有一处天险，近的是一个村落，他们在餐桌上继续打未完的战役。
只有碰触到湮远的记忆，才可能陷入温润的情怀。坐在余先生对面，我亲眼看过：扮家家酒一样，余先生执拗的神情，搓摩着手里的雨花台石子，万里外初恋女友托人带来的吧。知道故人过世，给我看他手写伤逝的挽联。“那，不一样。”跟后来遇见的感情都不一样。余先生放慢了音调，他对着手里的石子唧唧哝哝。
离乱岁月中做出的选择，选的当然是正确的道路。莫斯科大使馆与女友一别，从此分道殊途，余先生踏上返乡的路。
可惜没有机会问他，在路的尽头，究竟什么看起来更重要一些？错过的情缘？还是献身的理念？难道说，人的琐细私情在大时代里终归是轻如鸿毛……
他们这一辈大男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不太多，总有一些必须严肃的理由。
快乐的日子不多了。牵着父亲温热的手掌，我默默担忧父亲他再老一点、再病一点，我怎么办？
宁可凝注于父亲的鼻毛，灰苍苍地仍然在生长，不停地长出来，似乎那里还有蓬勃的生机。也因为不愿意多看老男人的眼睛吧，深深的摺层，眼白有点湿润，有时候糊着眼屎。我不敢看进去，无能为力了，一潭停滞的死水。
问题是，怎么样打开另一扇门走出去？余先生的遗言是“要勇敢”。给他百忧解，给他快乐丸……不管做什么，到最后，余先生需要的不是每天改社论，不是主笔会议，不是国家民族大义，他才不要告别式中歌功颂德的话，不要那么多白色的烟雾，不要……不然就会臭、会烂的结局。
（选自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新世纪散文家：平路精选集》）
余纪忠先生躺在金属柜子里，头比平日小了一点，戴着双光眼镜，眼镜显得比平日大了一点，大概正准备睁开眼睛来看报。威严不再，面容显得很平和。盖着红缎子被面，红通通的艳光四射，这种布料一向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像是舞台效果。余先生躺在干冰里，白雾缭绕，也有一点舞台效果。我扶住不锈钢台面，隔着冒水气的玻璃，朝躺在底下的余先生看一眼，老人家抿紧了嘴巴，我在看，他有没有长出新的鼻毛。
别怪我，这是我跟人相亲的方式。有一段时间，经常坐在余先生跟前，隔着那张大书桌，我也想着老先生鼻孔里微露的黑毛。
鼻毛，我对鼻毛有兴趣。
余先生跟我父亲同岁。
多年前，小小的我坐在父亲身边。当时我很吃惊，第一次看见，从父亲鼻孔里，硬扎扎地，跳出几根粗黑的毛。
当时年过半百的父亲依然强壮。蠢蠢欲动的鼻毛，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比玩具熊的钮扣眼珠更耐人寻味。成年男人身上散发的汗气总让我心跳加速。父亲骑单车从外面回家，舌頭伸出来，舔他的手臂，咸咸的，表皮上一层晶亮的盐。
余先生躺平了，动弹不得，好像困在白铁皮牢笼里的人犯。我的父亲还活得好好的，接下去我要说的是逃狱惊魂的一幕。
记得那一天。
那天早晨，父亲又失去意识。几个月内第三次。每次从几个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像前几次一样，奇迹似的，父亲自己又醒过来了。
这一次，我没有送他进急诊室。我知道父亲怕痛、怕打针。前几次的经验告诉我，睁开眼的一瞬，父亲宁可置身自己的卧房，他习惯看见那双后跟塌下去一半的拖鞋，平平整整放在床底下。
我要说的是醒过来之后的事情。
当时我开着车，旁边坐着还没完全苏醒的父亲。父亲醒醒睡睡，车子从和平东路转上复兴南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送父亲进医院，至少不是现在。为什么在复兴南路上盘桓？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清粥小菜似乎是合理的选择。手握着驾驶盘我突发奇想，突然想到咖啡。眼皮撑不开、困极了的时候，不是应该喝咖啡吗？
路旁刚好有一家“真锅”咖啡店。
驮着父亲进门，扶着他入座。一面看餐牌，几次我大声叫：“爸！爸！”听见我叫他，父亲低垂的头勉强撑了起来。
我胡乱指着餐牌乱点一堆。食物很快上桌。我拿银匙子喂父亲，眼看他慢慢喝了一口酥皮海鲜汤。父亲用自己的手指拨弄，想把汤碗上面那层厚厚的酥皮挑进嘴里。嘴巴蠕动着，他费力地，想把酥皮整块吃下去。然后，两颚上下嚼动，大动作地吞咽，歪到一边的脸庞逐渐周正起来。
抬眼看我的时候，从眼神我可以读到，父亲正一步一步回来，从很远的地方。
多日来就是如此，跟我们比起来，父亲只是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渐渐地就会回过神来。譬如父亲会在我刚进门时候问我，你在哪里工作？然后愣了一下，想起我是谁。等我出门时，他缓慢地挪移步伐，一定要看我下电梯。电梯关起门，不敢看他的眼睛，每一次，都像是最后一次离分。
当时坐在“真锅”咖啡厅里，父亲不停地蠕动嘴巴，吃完了又指指另一个碗，直到他把我汤碗上的酥皮也全部咽下去。
然后是咖啡，我帮他选的。日式卡布其诺，浮着一层焦糖与奶油。半小时后，父亲的脸色居然恢复了红晕。
扶他上车之前，在骑楼底下挪动步子，旁边出现一家装潢很古怪的“心灵沙龙”。复兴南路上原来只有清粥小菜，没有这家奇特的店，我多看了几眼，橱窗里摆着一瓶瓶精油，列着价目表，精油按摩加洗头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侧扶着父亲，随口问一句：“爸爸，要不要洗个头？”
父亲居然说：“好啊。”简单两个字，一秒钟不迟疑。
我牵着他的手，迈出脚步向屋里走。推开玻璃门，很果决的一刻：父亲两只手臂向前，幼稚园小朋友一般，套上塑胶围兜。我帮父亲脱掉鞋子。那张洗头的卧榻上，他面向天花板平躺着。睁开眼，看到的应该是墙壁上崭新的淡蓝色油漆，还有黏贴着星星月亮的萤光天空。“新世纪”的音乐里，洗发的小姐正帮父亲用手指按摩头皮。
我坐在暗影里，听声音，就知道温水>中洒在头发上，从鬓角开始，过了脑勺，水柱绕到后颈。一遍一遍再重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说不定我也盹着了。
洗完，又剪了一个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闪闪发光，银亮的发丝一截截，又轻又软，好像从云端落下来，飘散在地上。
怎么样的感官经验？说不定触电一样，从神经末梢传导进来的强大刺激，让他咧开嘴微笑。我走过去，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几个小时之前，父亲在哪里呢？一个闪神，我可能失去他。
扶着父亲，我用手肘撑开玻璃门。一只手托住他的腰背。感觉上很轻快，我们跳华尔滋一样滑翔出来。
他牵着我的手，我牵着他的手，我们逃走了。
两个逃学的小孩，小男孩与小女孩。医院找不到我们，医生追不到病人，更精彩的是，我们把气急败坏的妈妈也一起抛在后面了。
无论心理分析学上有多少复杂的指涉，我所说的很简单，这是一则逃亡的故事。
到今天为止，一次又一次，我牵着父亲的手，从死神斗篷的褶缝里闪身而过。
余先生也试过逃走吧，他曾经找年轻同仁陪着去买CD、租录影带、看骨董。“别漏掉我。”他叮嘱，早些年邀约群众餐，他兴致勃勃地非要凑一脚。在余先生身边，我们都见识过他自我解嘲，表现出难得的幽默感。
没机会对他说，而我清楚感觉到他的郁闷，因为我父亲也有同样的心事。他们参与的是同样的大时代，知识分子的毛病他们两老都有。
到晚年，他们与后辈的沟通方式也极为类似，常是严肃的话题。即使家居的时刻，譬如吃饭吃了一半，同样会放下筷子，就地取材用碗盘当道具：这里是我军的防线，那里是敌军的攻势，远的有一处天险，近的是一个村落，他们在餐桌上继续打未完的战役。
只有碰触到湮远的记忆，才可能陷入温润的情怀。坐在余先生对面，我亲眼看过：扮家家酒一样，余先生执拗的神情，搓摩着手里的雨花台石子，万里外初恋女友托人带来的吧。知道故人过世，给我看他手写伤逝的挽联。“那，不一样。”跟后来遇见的感情都不一样。余先生放慢了音调，他对着手里的石子唧唧哝哝。
离乱岁月中做出的选择，选的当然是正确的道路。莫斯科大使馆与女友一别，从此分道殊途，余先生踏上返乡的路。
可惜没有机会问他，在路的尽头，究竟什么看起来更重要一些？错过的情缘？还是献身的理念？难道说，人的琐细私情在大时代里终归是轻如鸿毛……
他们这一辈大男人，自由自在的日子不太多，总有一些必须严肃的理由。
快乐的日子不多了。牵着父亲温热的手掌，我默默担忧父亲他再老一点、再病一点，我怎么办？
宁可凝注于父亲的鼻毛，灰苍苍地仍然在生长，不停地长出来，似乎那里还有蓬勃的生机。也因为不愿意多看老男人的眼睛吧，深深的摺层，眼白有点湿润，有时候糊着眼屎。我不敢看进去，无能为力了，一潭停滞的死水。
问题是，怎么样打开另一扇门走出去？余先生的遗言是“要勇敢”。给他百忧解，给他快乐丸……不管做什么，到最后，余先生需要的不是每天改社论，不是主笔会议，不是国家民族大义，他才不要告别式中歌功颂德的话，不要那么多白色的烟雾，不要……不然就会臭、会烂的结局。
（选自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新世纪散文家：平路精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