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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写作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两部作品所描述的时期较为相近，但是在人物分析以及写作意图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对这两篇文学著作进行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人物语言、人物形象、写作意图以及人物心理描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鉴别这两部作品各自的成败得失。
关键词：丁玲 周立波 比较研究
引言
在国际文学大奖的长篇小说中，丁玲所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所写的《暴风骤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围绕中国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民间风俗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从这两部作品的艺术层次来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中间角色来维系整个作品的脉络。但是从文章的风格来看，两者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加侧重对农民思想意识的变化进行描写，整篇小说给人一种沉郁凝重之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更加侧重对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描写，整篇小说凸显了一种气势恢宏之感。
一 人物语言
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最基本的则是要对于人物的语言进行分析。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因此，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人物语言进行鉴别。人物语言的成功与否也决定着整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败。
1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方面
从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方面来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整体上则趋于一种平淡状态，难以发觉较为生动的个性化人物语言。他在写作手法上更多地采用的是一种化实为虚的方式，很多人物角色的语言都是通过“代叙”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并且有的时候，小说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语言难以区分开，难以表现出人物特色。
从这一方面来看，《暴风骤雨》则能体现很明显的优势。例如，文中所描述的老孙头，每一次的会面，他必定会说出极具特色的诙谐幽默的语言，相对性的，中农刘德则每次说话都能体现出他的圆滑世故，赵大嫂子的每一次出场都能显现出她的通情达理，而白大嫂子则一定有其特有的泼辣。
2 人物语言的形象化方面
《暴风骤雨》在人物语言形象化方面做的尤其出色。通读整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了力求做到人物语言的鲜明，经常性地让农民去说当地特色的一些谚语或者歇后语，使得语言更加富有表现力和活力。例如，小说中所出现的。“兔子多咱也驾不了辕”;“黎明的觉，半道的妻，羊肉饺子清火炖鸡”;“咱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天上打雷雷对雷，夫妻干仗捶对捶”等。
3 人物语言的风格化方面
纵观两部作品，《暴风骤雨》大多采用的是东北方言，使得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老鼻子”、“撇子”等方言。关于这种语言的运用，我们应该看到他的利弊，虽然方言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语言的张力，但是也正因为这些语言的加入造成了作品范围和圈子的局限性。
相比较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要采用的是普通话，这样的语言读起来更加通俗，受众面也会更广。整部作品采用的语言都是较为规范化的，例如，“四出侦”中顾大姑娘的一段话：“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点财产就遭殃;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借了东西要退还，这也的确是好，咱们家这大半年来，做点买卖也赚了，凭良心，比日本人在的时候，日子总是要强得多。”
二 人物形象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形象，作者关键在于塑造人物的普通性，无论是小说中的正面形象还是负面角色，他们都有作为普通人的特质，即使是英雄也是会有缺点，同时就算是反面人物，也不会坏到杀人越货的程度。例如，在这本小说中的暖水屯党员张裕民，他虽然是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党员，但是也会出现难以抵制张正典想要给钱文贵转变成分主张类似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对斗争钱文贵出现动摇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反面人物钱文贵来说，虽说他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他并没有背负什么血债，而且他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可以算作抗日军队的家属。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小说中的人物更趋于平常化，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也有其值得称颂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随着现实条件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例如，小说中较为明显的则是程仁的变化，在开始斗争钱文贵的事情上他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主要是他顾虑到和钱文贵是远房亲戚的关系，而且他还爱上了钱文贵的侄女。后来由于害怕群众说闲话，便开始疏远了钱文贵的侄女，而在是否应该斗争钱文贵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后来在党员大会召开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之后钱文贵的老婆妄图收买他，他才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定决心挣脱枷锁，走在了斗争队伍的前列。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会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动而出现思想状态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进而反映了人性的多样化。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暴风骤雨》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周立波并没有采用集中的叙述来描写人物，相反他只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件对小说人物进行细致描写，并且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来向读者交代他们的过去。例如，小说人物赵玉林在正式出现之前，周立波就借助别人介绍他的绰号而展开。周立波采取的是一种将这些对于人物的介绍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个章节中，分布在各个人物的活动中来实现一种化整为零的效果，从而保证了整体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尤其是在赵玉林的出厂之前，作者安排其他角色将他的身世向读者做了说明，并且还借助其他角色将他绰号的来历以及他当前的处境做了说明。这样一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贯穿在整个小说中，虽然是作者精心策划的，但是却又是那么不留痕迹，引领着读者继续读下去。 三 创作意图
通过一些丁玲自己关于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说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创作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则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第二个则是丁玲本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一种亲身体验而得来的灵感，第三个则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升华。建国初，党的政策都是具有统领性的，为了适应时代潮流，这本小说主要描述的就是如何对于乡村面貌的一种改造。但是，由于作者也亲身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因此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深入思考，他也产生了相应的质疑。例如，小说中的人物顾涌的出现，据丁玲本人说主要源于他本人的一些怀疑，他觉得在阶级划分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在土改执行过程中，针对那些以劳动起家的人，如果一味地把人家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共有，并不妥当。因此在小说中，丁玲就描述了顾涌的一些所见所闻，借助顾涌这一角色所看到的一切描述出来，如相对富裕的中农劳动了一辈子，累的腰都直不起来，最后财产和土地并不归自己所有。作者本人在见到这一现象时，便产生了质疑，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很自然地就将自己的感悟融入到了小说中。
而《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则“单纯”许多，作者对于新的写作方式更加自觉的实践，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规范的形态带着贯彻政策的使命深入生活，开展工作，认识现实，获取素材，再回到政策，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检验”材料和构思，进行删削和加工。关于当时党的政策和个人创作之间的关系，周立波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自觉、自省意识，他的立场也更加坚定。如果我们把周立波的创作看成一种对于中国当时政策的传声筒，那么丁玲的作品相比较而言更加坚持小说的文学性，较为简单化。虽然两部小说叙述的都是同一时期的故事，但是在叙述方式以及创作意图上却有着如此迥异的风格，也体现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构想的变化和发展。
四 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比较分析
丁玲善于对人物作静态的心理剖析，她的心理剖析非常细腻探刻。例如，程仁开完党员大会后往家走时，深刻地反省自己此前行为的思想根源。作者在此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动作和语言来表现的，而是大段地静态分析叙述他怎么想。作者这种以旁观者身份对人物和人物行为进行挖掘和分析的方法，带有西方小说长于心理分析的特点，细腻而且深刻。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主要采用的是通过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心理的方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他采用最多的方式则是一种直接的心理剖析方式，这主要是由于他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写作方法。周立波则不同，在《暴风骤雨》的创作中，关于心理描写他主要采用的是中国文学传统手法，借助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等外在特征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很少看到他单纯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原因。例如，在《暴风骤雨》的“分马”事件中，周立波并没有专门描写老孙头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在喊到老孙头名字时、他大步流星地去把早在心里已经相中的马牵走、骑到马背上并对马赞不绝口等一系列动作和语言来展现了老孙头这一人物内心矛盾的状态。接下来老孙头从马上摔倒，他嚷着要揍马，结果却是把棒子举在半空中，最后将棒子扔在了地上。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描写，形象生动地将老孙头对于这匹马的珍视程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情节和描写在《暴风骤雨》中有很多，这也反映了周立波细腻的笔触和明显的个人创作风格，借助一系列动词和形容词，将人物的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结语
在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中，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通过比较，我们可以鉴别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作品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通过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到他们两个人各自在文学领域的写作风格，以及他们作品的优势与劣势。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从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深度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得相对更加到位，但这两部作品都是中国文学花园中的两朵奇葩，共同装点着中国的现代文坛。
参考文献：
[1] 马瑞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创作艺术之比较》，《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2] 邹永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 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 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6] 陈琦：《有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比较分析》，《民营科技》，2012年第10期。
[7] 袁红涛：《“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王华，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丁玲 周立波 比较研究
引言
在国际文学大奖的长篇小说中，丁玲所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所写的《暴风骤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围绕中国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民间风俗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从这两部作品的艺术层次来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中间角色来维系整个作品的脉络。但是从文章的风格来看，两者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加侧重对农民思想意识的变化进行描写，整篇小说给人一种沉郁凝重之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更加侧重对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描写，整篇小说凸显了一种气势恢宏之感。
一 人物语言
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最基本的则是要对于人物的语言进行分析。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因此，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人物语言进行鉴别。人物语言的成功与否也决定着整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败。
1 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方面
从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方面来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整体上则趋于一种平淡状态，难以发觉较为生动的个性化人物语言。他在写作手法上更多地采用的是一种化实为虚的方式，很多人物角色的语言都是通过“代叙”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并且有的时候，小说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语言难以区分开，难以表现出人物特色。
从这一方面来看，《暴风骤雨》则能体现很明显的优势。例如，文中所描述的老孙头，每一次的会面，他必定会说出极具特色的诙谐幽默的语言，相对性的，中农刘德则每次说话都能体现出他的圆滑世故，赵大嫂子的每一次出场都能显现出她的通情达理，而白大嫂子则一定有其特有的泼辣。
2 人物语言的形象化方面
《暴风骤雨》在人物语言形象化方面做的尤其出色。通读整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了力求做到人物语言的鲜明，经常性地让农民去说当地特色的一些谚语或者歇后语，使得语言更加富有表现力和活力。例如，小说中所出现的。“兔子多咱也驾不了辕”;“黎明的觉，半道的妻，羊肉饺子清火炖鸡”;“咱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天上打雷雷对雷，夫妻干仗捶对捶”等。
3 人物语言的风格化方面
纵观两部作品，《暴风骤雨》大多采用的是东北方言，使得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老鼻子”、“撇子”等方言。关于这种语言的运用，我们应该看到他的利弊，虽然方言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语言的张力，但是也正因为这些语言的加入造成了作品范围和圈子的局限性。
相比较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要采用的是普通话，这样的语言读起来更加通俗，受众面也会更广。整部作品采用的语言都是较为规范化的，例如，“四出侦”中顾大姑娘的一段话：“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点财产就遭殃;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借了东西要退还，这也的确是好，咱们家这大半年来，做点买卖也赚了，凭良心，比日本人在的时候，日子总是要强得多。”
二 人物形象
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形象，作者关键在于塑造人物的普通性，无论是小说中的正面形象还是负面角色，他们都有作为普通人的特质，即使是英雄也是会有缺点，同时就算是反面人物，也不会坏到杀人越货的程度。例如，在这本小说中的暖水屯党员张裕民，他虽然是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党员，但是也会出现难以抵制张正典想要给钱文贵转变成分主张类似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对斗争钱文贵出现动摇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反面人物钱文贵来说，虽说他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他并没有背负什么血债，而且他的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可以算作抗日军队的家属。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小说中的人物更趋于平常化，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也有其值得称颂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随着现实条件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例如，小说中较为明显的则是程仁的变化，在开始斗争钱文贵的事情上他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主要是他顾虑到和钱文贵是远房亲戚的关系，而且他还爱上了钱文贵的侄女。后来由于害怕群众说闲话，便开始疏远了钱文贵的侄女，而在是否应该斗争钱文贵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后来在党员大会召开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之后钱文贵的老婆妄图收买他，他才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定决心挣脱枷锁，走在了斗争队伍的前列。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会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动而出现思想状态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进而反映了人性的多样化。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暴风骤雨》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周立波并没有采用集中的叙述来描写人物，相反他只是通过一些典型事件对小说人物进行细致描写，并且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来向读者交代他们的过去。例如，小说人物赵玉林在正式出现之前，周立波就借助别人介绍他的绰号而展开。周立波采取的是一种将这些对于人物的介绍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个章节中，分布在各个人物的活动中来实现一种化整为零的效果，从而保证了整体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尤其是在赵玉林的出厂之前，作者安排其他角色将他的身世向读者做了说明，并且还借助其他角色将他绰号的来历以及他当前的处境做了说明。这样一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贯穿在整个小说中，虽然是作者精心策划的，但是却又是那么不留痕迹，引领着读者继续读下去。 三 创作意图
通过一些丁玲自己关于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说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创作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则是党和国家的政策，第二个则是丁玲本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一种亲身体验而得来的灵感，第三个则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经历和人生感悟的升华。建国初，党的政策都是具有统领性的，为了适应时代潮流，这本小说主要描述的就是如何对于乡村面貌的一种改造。但是，由于作者也亲身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因此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深入思考，他也产生了相应的质疑。例如，小说中的人物顾涌的出现，据丁玲本人说主要源于他本人的一些怀疑，他觉得在阶级划分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在土改执行过程中，针对那些以劳动起家的人，如果一味地把人家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共有，并不妥当。因此在小说中，丁玲就描述了顾涌的一些所见所闻，借助顾涌这一角色所看到的一切描述出来，如相对富裕的中农劳动了一辈子，累的腰都直不起来，最后财产和土地并不归自己所有。作者本人在见到这一现象时，便产生了质疑，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很自然地就将自己的感悟融入到了小说中。
而《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则“单纯”许多，作者对于新的写作方式更加自觉的实践，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规范的形态带着贯彻政策的使命深入生活，开展工作，认识现实，获取素材，再回到政策，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检验”材料和构思，进行删削和加工。关于当时党的政策和个人创作之间的关系，周立波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自觉、自省意识，他的立场也更加坚定。如果我们把周立波的创作看成一种对于中国当时政策的传声筒，那么丁玲的作品相比较而言更加坚持小说的文学性，较为简单化。虽然两部小说叙述的都是同一时期的故事，但是在叙述方式以及创作意图上却有着如此迥异的风格，也体现了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构想的变化和发展。
四 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比较分析
丁玲善于对人物作静态的心理剖析，她的心理剖析非常细腻探刻。例如，程仁开完党员大会后往家走时，深刻地反省自己此前行为的思想根源。作者在此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动作和语言来表现的，而是大段地静态分析叙述他怎么想。作者这种以旁观者身份对人物和人物行为进行挖掘和分析的方法，带有西方小说长于心理分析的特点，细腻而且深刻。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主要采用的是通过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心理的方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他采用最多的方式则是一种直接的心理剖析方式，这主要是由于他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写作方法。周立波则不同，在《暴风骤雨》的创作中，关于心理描写他主要采用的是中国文学传统手法，借助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等外在特征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小说中很少看到他单纯地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原因。例如，在《暴风骤雨》的“分马”事件中，周立波并没有专门描写老孙头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在喊到老孙头名字时、他大步流星地去把早在心里已经相中的马牵走、骑到马背上并对马赞不绝口等一系列动作和语言来展现了老孙头这一人物内心矛盾的状态。接下来老孙头从马上摔倒，他嚷着要揍马，结果却是把棒子举在半空中，最后将棒子扔在了地上。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描写，形象生动地将老孙头对于这匹马的珍视程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情节和描写在《暴风骤雨》中有很多，这也反映了周立波细腻的笔触和明显的个人创作风格，借助一系列动词和形容词，将人物的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同时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结语
在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中，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通过比较，我们可以鉴别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作品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通过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到他们两个人各自在文学领域的写作风格，以及他们作品的优势与劣势。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从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的深度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得相对更加到位，但这两部作品都是中国文学花园中的两朵奇葩，共同装点着中国的现代文坛。
参考文献：
[1] 马瑞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创作艺术之比较》，《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2] 邹永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 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 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6] 陈琦：《有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比较分析》，《民营科技》，2012年第10期。
[7] 袁红涛：《“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学术探索》，2011年第1期。
（王华，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