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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以网络QQ、微信等电子产品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时代，我们从千里之外来这里相聚，以这种古老方式来这里交流；在这个以马甲为主要交流对象的时代，我们还以真实的面孔来这里交流。这些让我感觉到有一种传统的温暖和踏实。我不知道两千多年前，面对造纸术的发明，那时的文学创作者会不会如同今天一样讨论“纸上文学”与“竹简文学”“丝帛文学”的命名；或者面对印刷术的出现，会不会出现如“印刷文学”与“手写文学”的命名；或者更近一点，面对第一份杂志的出现，会不会有“杂志文学”等命名。我不知道这一切有没有发生过。如果曾出现过，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觉得是件难以理喻的行为和命名？
很不幸，当我们现在面对网络时，“网络文学”出现了，而且很堂而皇之。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它们或者出于主动，或者出于被动。比如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断被带上了各种“马甲”，有根据题材的，有根据内容与技术的，等等，不断地为文学作品制定“马甲”。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那才是文学的本身。很不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就是文学披上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之后，我们就真的不认识了，我们不断地被各种“马甲”迷惑了。当文学披上网络这件“马甲”之后，我们更在意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马甲”了。应该面对的文本本身越来越被弱化了，而我们对文学的审美也成为对“马甲”的审美，或者更多人在论证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的合理性，对“马甲”背后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少。
“马甲”能给文学带来什么，这也是我关注的，它带给文学的不应该只是市场影响、传播速度与方式改变。我关注的是这些披着‘马甲’的文学是不是能带给文学新的审美方式或者来自于文本的创新。优秀的文本，它无论是用网络传播，还是用纸本印刷体传播，或者是用手写传播，这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只在意的是它文本本身的质量，一个读者阅读，或者一亿个读者阅读，都无法改变它文本的质量，它出不出版，传不传播，也构不成文本本身。面对新媒体的出现，我们文学也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或者那样的担心，我们写作者依然面对的是文本本身，或者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把写作归于作者本身，把市场归于文学经济人、传媒与发行人吧。
当然，并不否认，我们当代文学，特别近十年来，网络的出现给文学的传播方式带来很大的变化，网络新媒体加速了文本的交流。比如网络的出现，使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网络使得诗歌初学者一开始就能够跟最为优秀的诗人与文本进行直接交流。相对来说，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让一个诗人的成长速度比起以往来说相对迅速多了，大大促进了诗歌传播的繁荣，而并非诗歌本身的繁荣。面对微信、微博等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流通加速的时代，我不知道这种技术是使诗人们迷失在“美丽的新世界”，还是真正带来打破垄断的诗歌民主时代，进一步解放自身的束缚。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总喜欢向后看一点，我并不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与诗歌的繁荣有必然的关系。比如中国历史上汉代造纸术、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等划时代技术的革新，它们同样给诗歌的传播与交流带来重大的影响，回过头来看，它们的出现与诗歌的繁荣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诗歌的传播与交流的便捷与伟大诗歌的产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很不幸，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我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景象，越来越多的诗人迷失在“自媒体”这个“美丽的新世界”。碎片化的阅读以及面对巨大的信息量，我们很多诗人丧失了分辨能力。面对“自媒体”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在新技术面前，我们自己成为解放自己束缚的“独立者”，还是变为面对新技术的“从众者”？我是2001年开始写诗，如果以时间推算，应当属于网络一代诗人，我大约2003年才接触网络，在刚经历网络所带来的海量信息时，它带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两三年后，我慢慢消失了这种激情，渐渐感觉面对海量信息时，我的分辨能力在消退，或者面对巨大量的诗歌，我渐渐有了无力感，甚至快要变成一个从众者，于是我开始写作《从众》这首诗。
在自媒体与新技术面前，我更关注的是新的网络词语的出现，或者区别于传统方式的文本的出现，这一切会不会形成文学的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新的文本方向？最初在面对网络新技术时，我个人对自媒体的传播没有那么关注。我偶然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分先锋诗人的“图像诗”，他们那些设计感十分强的诗在印刷体时代可能不那么灵动，也无法阐释自己的一些理念，倒是网络技术为他们的探索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很不幸，这种探索在网络时代却很少见到，大家还是在以很传统的方式来面对自媒体等新技术。我一直认为诗歌是有点守旧的艺术，它直接面对诗人的内心，人的本身，对外界新技术有些迟钝，这种迟钝倒让诗歌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纯粹性。如果翻开中国诗歌史更能说明这些问题。中国古诗在处理它们那一时代的新技术时，同样是显得十分缓慢，比如一些农业、手工业、印刷等新技术的出现，在这部分题材的处理上，虽然有一些咏物诗出现，但是很少有优秀的文本出现，能够流传下来经得起时间的依然是表达诗人内心的那部分。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媒体视域下的诗歌现状：繁华的媒介，落寞的文本，热闹的新闻，冷落的文学。很多时候面对这些常常令人悲观，就像今天，大家不辞千里来到福建相聚，讨论一些问题，但是在自媒体时代，我们讨论些什么具体说了些什么甚至连我们的主题是什么都不会有多少人关注，大家关注的是杨黎、马永波、道辉、陈卫、郑小琼等在福建漳浦聚会了，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有来。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新闻中混成了一个个熟悉的人名，当这些人名越来越多，排成一大串时，或者当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朋友圈，甚至刷爆朋友圈时，我们误把这一切当作诗歌的繁荣了。我一直认为这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是悲剧的时代，而对于诗歌活动家与外交家来说是一个喜剧的时代，而自媒体似乎在加剧着这种悲喜剧。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关注的是各位的诗歌与主张，比如杨黎的废话主义和他的诗歌《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我要用一种诗歌的方式……》等诗篇，道辉的新死亡诗派对诗歌的探索和他优秀的诗歌，马永波诗歌叙述技术中的主体性等，而并非其他。
无论是自媒体或者旧媒体，它们只是一种传播方式，而传播方式的改变，似乎与文学本身质量的好坏并无多大关系。
当代文学问题在我看来依然只是一个最为原始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文本上的纯粹，无论是科学技术主导下的传播媒介方式的改变，或者是资本主导下的市场走向的改变，抑或权力主导下的对于写作题材思想的侵蚀等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文学本身；而写作者会不会被这一切侵蚀、分解、打磨，我们的写作会不会这样被异化、奴役，它们会不会影响我们在文本中真实的表达——我们所坚持的文学也许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来保持对这一切的抵制，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提供一些更为人性的世界观，这才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很不幸，当我们现在面对网络时，“网络文学”出现了，而且很堂而皇之。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马甲”横飞的年代，习惯了各种命名与被命名，它们或者出于主动，或者出于被动。比如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不断被带上了各种“马甲”，有根据题材的，有根据内容与技术的，等等，不断地为文学作品制定“马甲”。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那才是文学的本身。很不幸，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就是文学披上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之后，我们就真的不认识了，我们不断地被各种“马甲”迷惑了。当文学披上网络这件“马甲”之后，我们更在意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马甲”了。应该面对的文本本身越来越被弱化了，而我们对文学的审美也成为对“马甲”的审美，或者更多人在论证这样或者那样的“马甲”的合理性，对“马甲”背后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少。
“马甲”能给文学带来什么，这也是我关注的，它带给文学的不应该只是市场影响、传播速度与方式改变。我关注的是这些披着‘马甲’的文学是不是能带给文学新的审美方式或者来自于文本的创新。优秀的文本，它无论是用网络传播，还是用纸本印刷体传播，或者是用手写传播，这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只在意的是它文本本身的质量，一个读者阅读，或者一亿个读者阅读，都无法改变它文本的质量，它出不出版，传不传播，也构不成文本本身。面对新媒体的出现，我们文学也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或者那样的担心，我们写作者依然面对的是文本本身，或者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把写作归于作者本身，把市场归于文学经济人、传媒与发行人吧。
当然，并不否认，我们当代文学，特别近十年来，网络的出现给文学的传播方式带来很大的变化，网络新媒体加速了文本的交流。比如网络的出现，使诗歌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网络使得诗歌初学者一开始就能够跟最为优秀的诗人与文本进行直接交流。相对来说，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让一个诗人的成长速度比起以往来说相对迅速多了，大大促进了诗歌传播的繁荣，而并非诗歌本身的繁荣。面对微信、微博等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流通加速的时代，我不知道这种技术是使诗人们迷失在“美丽的新世界”，还是真正带来打破垄断的诗歌民主时代，进一步解放自身的束缚。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总喜欢向后看一点，我并不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与诗歌的繁荣有必然的关系。比如中国历史上汉代造纸术、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等划时代技术的革新，它们同样给诗歌的传播与交流带来重大的影响，回过头来看，它们的出现与诗歌的繁荣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诗歌的传播与交流的便捷与伟大诗歌的产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很不幸，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我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景象，越来越多的诗人迷失在“自媒体”这个“美丽的新世界”。碎片化的阅读以及面对巨大的信息量，我们很多诗人丧失了分辨能力。面对“自媒体”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在新技术面前，我们自己成为解放自己束缚的“独立者”，还是变为面对新技术的“从众者”？我是2001年开始写诗，如果以时间推算，应当属于网络一代诗人，我大约2003年才接触网络，在刚经历网络所带来的海量信息时，它带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两三年后，我慢慢消失了这种激情，渐渐感觉面对海量信息时，我的分辨能力在消退，或者面对巨大量的诗歌，我渐渐有了无力感，甚至快要变成一个从众者，于是我开始写作《从众》这首诗。
在自媒体与新技术面前，我更关注的是新的网络词语的出现，或者区别于传统方式的文本的出现，这一切会不会形成文学的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新的文本方向？最初在面对网络新技术时，我个人对自媒体的传播没有那么关注。我偶然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分先锋诗人的“图像诗”，他们那些设计感十分强的诗在印刷体时代可能不那么灵动，也无法阐释自己的一些理念，倒是网络技术为他们的探索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很不幸，这种探索在网络时代却很少见到，大家还是在以很传统的方式来面对自媒体等新技术。我一直认为诗歌是有点守旧的艺术，它直接面对诗人的内心，人的本身，对外界新技术有些迟钝，这种迟钝倒让诗歌保持着一种古老的纯粹性。如果翻开中国诗歌史更能说明这些问题。中国古诗在处理它们那一时代的新技术时，同样是显得十分缓慢，比如一些农业、手工业、印刷等新技术的出现，在这部分题材的处理上，虽然有一些咏物诗出现，但是很少有优秀的文本出现，能够流传下来经得起时间的依然是表达诗人内心的那部分。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媒体视域下的诗歌现状：繁华的媒介，落寞的文本，热闹的新闻，冷落的文学。很多时候面对这些常常令人悲观，就像今天，大家不辞千里来到福建相聚，讨论一些问题，但是在自媒体时代，我们讨论些什么具体说了些什么甚至连我们的主题是什么都不会有多少人关注，大家关注的是杨黎、马永波、道辉、陈卫、郑小琼等在福建漳浦聚会了，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有来。很多时候，我们被迫在新闻中混成了一个个熟悉的人名，当这些人名越来越多，排成一大串时，或者当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占据我们的朋友圈，甚至刷爆朋友圈时，我们误把这一切当作诗歌的繁荣了。我一直认为这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是悲剧的时代，而对于诗歌活动家与外交家来说是一个喜剧的时代，而自媒体似乎在加剧着这种悲喜剧。作为一个诗人，我更关注的是各位的诗歌与主张，比如杨黎的废话主义和他的诗歌《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我要用一种诗歌的方式……》等诗篇，道辉的新死亡诗派对诗歌的探索和他优秀的诗歌，马永波诗歌叙述技术中的主体性等，而并非其他。
无论是自媒体或者旧媒体，它们只是一种传播方式，而传播方式的改变，似乎与文学本身质量的好坏并无多大关系。
当代文学问题在我看来依然只是一个最为原始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文本上的纯粹，无论是科学技术主导下的传播媒介方式的改变，或者是资本主导下的市场走向的改变，抑或权力主导下的对于写作题材思想的侵蚀等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文学本身；而写作者会不会被这一切侵蚀、分解、打磨，我们的写作会不会这样被异化、奴役，它们会不会影响我们在文本中真实的表达——我们所坚持的文学也许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来保持对这一切的抵制，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提供一些更为人性的世界观，这才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