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当我们用“各行各业”这一统括性的说法来描述现代社会时，其实是说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专业。专业化是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而且专业化也带来了职业化，使得每一个人都需要选择某个职业而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中来，扮演某种社会角色。专业化是社会大分工提出的要求，反过来又对分工—协作体系形成了支持。组织是专业化的典型形态，除了国家之外，所有组织都需要在自身的专业化中提升社会价值和获得生命力。即便是国家，也在内缘的意义上必须实现专业化。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流动性就对职业化构成了挑战，但在专业化方面则会得到进一步提升。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合作制组织，会表现出专业上的单一性。合作制组织任务的综合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是合作场域的综合性，而合作制组织恰恰需要通过其专业性去提升承担任务的能力。
关键词：风险社会;专业化;职业化;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005-09
在对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这两个历史阶段进行比较时，如果我们希望指出那些重大的不同方面的话，是不应忘记社会组织化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虽然作为工业社会基本特征的所有重大方面在农业社会均已出现，但无论是在质上、量上还是在社会价值上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比如，农业社会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成为商品，却没有专业化或专门的商品生产;农业社会有市场，但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市场经济;农业社会有法律，甚至在许多地区——比如罗马——拥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但很难说有法治，尽管西塞罗常常被学者们称作系统阐释了法治的罗马思想家。就组织而言，虽然其在农业社会，甚至在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社会的组织化历程则是在工业社会进程中开始的，直到20世纪后期，我们才可以说人类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和借助于组织。
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组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项新标志，它所造就出来的既定现实是，“从更广泛的层面上，可以说当代历史发生在组织中，通过组织而演进。经济发展是政府政策（公共组织）与创建并允许私人组织的行动结合的结果。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世界银行到江河之友——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途径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历史学家仍通过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女人的传记讲述历史，但也许那些伟大的（或不怎么伟大的）组织之间发生的故事能告诉我们更多。”① 社会组织化的另一面是专业化，不仅组织活动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而且组织本身就是专业化的行动体系。当社会实现了组织化，当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通过组织去开展，当社会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组织间关系及其运行状况的表现形式，当社会包含在组织之中时，“专业化”这个词语便经常被人提起。专业化是与组织相关的，没有可以脱离组织的专业化。如果说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大分工的话，那么分工—协作的实实在在的形态则是发生在组织中的，正是组织中的分工—协作让我们看到了专业化的价值。至于以市场的形式出现的大分工、大协作，更是需要建立在组织以及组织内的专业化的基础之上。
一、专业化与职业化
职业化是与专业化密切相联的，或者说职业化引发了专业化。反过来说，是专业化的要求引发了职业化。当人是多面手的时候，当人对各个方面的事务都能从容应对的时候，并不存在专业化的要求，也不可能生成职业，基本上没有职业活动。但是，当人只能通過学习或习练才能胜任某一类事情的时候，专业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人们因专业而稳定地专门从事某一类事情的处理，也就意味着职业的出现。就此而言，职业与专业都会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出现，既包含在分工—协作体系中，又对分工—协作形成支持。如果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或尚不稳固的话，那么职业与专业也同样会显得不稳定，这往往意味着“职不能专”和“专不能精”。历史地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就会发现，当社会处于简单和稳定的状态时，人们凭借着自身的自然禀赋就可以处理各个方面的事务，是事实上的多面手，因而无专业化的要求，也没有职业化的动力。农业社会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状态。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已经无法成为多面手，而是需要与他人一道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处理各项事务。一旦进入分工—协作体系，稳定地扮演某个固定的角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某一职业，而且会相对稳定地固定在某个职位或形式相似的职位上，去从事着某类专业性的事务。但是，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环境即社会条件只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面对的事务可以通过思维上的抽象概括而加以归并和分类，可以以职业和专业设定而去与归并和分类后的事务一一对应。工业社会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
分工是专业化的前提，而专业化又塑造了职业化。如果说亚当·斯密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巨大效率功能的话，那么在分工实践中，人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分工还需要提升到专业化的层面。因为，分工是不能停留在对人的自然禀赋的应用上的，还应当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专门化的技能。在分工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专门化的技能提升可以明显地收获效率增长的效果。我们看到，分工结构的进化是由知识驱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依据知识对分工结构进行规划和调整;其二，知识打破了原有分工的平衡，促使调整分工结构的要求得以产生。正是因为知识提升了专业化的品质，进而促进分工结构的优化，才把人的视线引到了知识创新方面。通过知识创新可以打破既有分工格局的平衡态，扰动既有分工格局中产生的惰性，使得分工结构出现变化，经过选择而再行确定结构优化的分工模式，从而实现效率上的飞跃。在分工所需的专业知识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去获得是最为便捷和最为经济的，但更多的实践知识在教育的途径中是无法获得的，而是需要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通过体验去获得。职业保证了人的岗位的稳定性，从而使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专业性的实践知识。 分工—协作促进了专业化，反过来，专业化又使分工固定下来，使协作关系也变得更加稳固。这样一来，分工—协作不仅成了最为重要的组织技术，而且也成了工业社会中几乎一切组织的通行体制，并对组织引进其他具有强化和提升专业化功能的技术产生了持续的激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总是表现出对技术的浓厚兴趣。然而，现在的情况变了，在专业化进一步增强的情况下，基于网络的合作可以使专业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因为，一旦专业人员、知识、智能等不再归属于组织，或者说不再为组织所占有，也就不会在社会的意义上导致重复配置。那样的话，就会将因闲置而导致的浪费降到很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所有包括人员、知识、智能、信息在内的专业化因素都在社会的层面上分布开来，并形成联动网络和合作体系，从而消除了所有这些因素在功能实现上的障碍。如果在其中再注入时间意识，或者说形成时间互补和联动网络的话，就可以获得功能实现的增强版。
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遭遇了风险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总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模式难以为继，从而使职业化、专业化受到了挑战。这是否意味着职业化、专业化的历史进程到此终结了呢？我们认为，职业化、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获得的一项关于如何开展社会行动的文明成就，对于这一文明成就，可以超越但不可以抛弃。不过，具体说来，职业化与专业化的表现又会不同。尽管职业化与专业化在工业社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两者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发展前景是不同的。
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工业社会中的线性职业化、专业化模式将会得到矫正。也就是说，个人或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职业化、专业化将不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形式。或者说，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性将被打破。在某些方面的社会行动中，职业化与专业化是统一的，依然以个人为载体;在某些方面，仅存在专业化而没有职业化的问题，这主要反映在组织方面，即以专业组织的形式出现。一般说来，处在广泛合作体系中的合作制组织都属于专业组织的范畴。在作为行动者的个人那里，由于越来越多的“傻瓜”技术的出現，虽然说总体上依然会表现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但已不是很严格了。因为，对傻瓜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致使人的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大大地降低了，人们的职业流动变得可能了。事实上，人的职业流动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并将汇入社会整体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之中。
在作为行动者的组织那里，专业化的程度将会不断地提升。这是因为，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组织的专业化也是它能够在合作行动中有着优异表现的前提。只有当它是专业性组织的时候，它才能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只有当它在专业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程度时，它才能在合作行动中有着独特而优异的表现。总体看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职业化和专业化本身也会表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职业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因环境和任务的不同而不同，是不能够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框架中去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因为职业化、专业化而使人的知识、才能、技能和兴趣变得非常重要。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职业淡化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人的这些方面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会对人的知识、才能、技能和兴趣等提出更强烈的要求。我们还看到，人们获得知识、才能、技能以及养成兴趣的动力和途径又都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人的智力水平正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通过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去开展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制造出了更多的傻瓜应用程序和产品，让低智能的人也能使用，这又增强了人的智力训练和培养上的惰性。考虑到社会专业化的持续增强，傻瓜技术产品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是必要的。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人的智力水平在专业范围内可能是很高的，而在专业范围之外，则有可能是很低的。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的劳动和工作的可替代性也会不断地扩大，让一部分人更加惰于对自我智力水平提升的学习和训练。这样一来，也许我们的社会将陷入智力水平普遍退化的过程中。不过，原则上说，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任务的多变性和岗位的流动性，迫使人们（组织成员）必须把学习放在突出位置上。与对具体技能的学习和训练相比，对基础性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显重要。因为，人的能力和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学习和掌握所有的技能，而是需要通过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去提升迅速接受某种特殊技能的能力，以便在承担具体任务时能够根据需要而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具体的技能。
当然，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使组织在承担任务时能够非常方便和高效地从社会中获得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但那主要是一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技能，对于专业性要求并不是很强的技能则需要着眼于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唯有在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中才能得到提升。从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技能的专业化与技术的傻瓜化是同步前进的，绝大多数傻瓜化的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都更倾向于对使用者的素质而不是技能提出要求。所以，在考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时，首先应重视的是帮助人们确立学习的理念，养成学习的习惯;其次，则应引导人们重视对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在此过程之中，专业化会因为人的不断学习而增强，而职业化则会在人的不断学习中越来越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组织与专业化
工业社会把人类带入无所不在的组织生活形态之中，人们在组织中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通过组织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又不断地向组织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因而，通过组织的管理和管理组织都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都是以职业化的形式出现的。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通过组织管理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对组织的管理都成了最兴盛的行业，成了能够接纳绝对多数就业人口的职业，以至于把管理作为职业的人在一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被看作这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地去证明人是有组织的或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动物。然而，当人类被全面地组织起来后，组织这种形式自身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组织的专业化，即专业性的组织，必然会在社会网络中去实现其职能，从而彻底告别了任何组织自足的追求。实际上，在社会网络中，专业性的组织只是网络的节点，以至于专业性组织也必然是全方位开放的组织，会在开放中去实现它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价值。同时，专业性组织会更加张扬专业的力量，要求打破以往组织运行中的权力支配。在这里，专业似乎成了权力的历史性替代品，并因专业职能实现的需要而使组织融入社会，从而抛弃了组织本位主义，也使得服务于组织本位主义要求的权力及其支配过程成为一种历史陈迹。这就是专业化为我们开拓出来的一条历史通道。 总之，与组织关联在一起的是管理，管理既是一种专业，也演化成了一种职业，“职业经理人”这个提法就很好地表达了管理职业化的状况。西蒙认为，组织中存在着的是一种“管理人”，在管理人的眼中，“感知的世界只是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度简化模型;各种情境只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真实世界里的多数都与某一具体情境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因果链非常简短。因此，我们可以把在特定时间看似无关紧要的大部分现实暂时置之不理。管理人只考虑少数几个最攸关也最关键的情境要素，其实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是，他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因为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注意一切。”② 西蒙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专业化视野中的认识和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在专业的视野中，重点关注意味着大面积盲区的出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西蒙认为管理人所持有的是有限理性，他们的认识和行为都体现了有限理性。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管理人是现实存在着的抽象的人，或者说是由专业化的角色和职业化的活动所决定的人，而不是能够完整地反映“真實世界”的复杂性的人，他们也并不准备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打交道。对此，人们往往会以赞赏的口吻说那是“各司其职”。我们相信，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专业化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构成了行动者的一项品质，但合作制组织及其成员的专业化决不会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也不构成角色的形式，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导向或反映了合作要求的专业化。因而，合作行动者拒绝抽象，不以任何程度的抽象形式存在，无论是在准备行动还是在实际行动之中，都在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打交道，都是作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和处于“真实世界”之中的存在物。所以，合作行动者所持有的将不再是有限理性，而是在完整的意义上占有了经验理性。
如果说管理人无非是作为组织成员的人，那么直接地去看组织的时候，则会看到工业社会的“领域分离”“专业化”以及“脱域化”的不充分性决定了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正如斯科特和戴维斯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法律和历史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其中的组织形态自然也各不相同，从日本到匈牙利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到德国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都各具特色。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比较清楚地表明，经济活动来自不同时期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方式。此外，各种组织形式并非静止不变，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的20世纪90年代曾遭受很大的质疑，而在同一时期，德国的银行大量放弃对企业的股权。在考察组织的多样性时，一定不要忘记时代、地域和文化因素。”③ 但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无论组织的形式有多少种，贯穿于其中的都是官僚制的基轴，只不过是在表象上具有多样性而已。不过，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组织多样化呈现出了加速发展的态势，这一方面反映了组织会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要求而调整和改变自身;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最终突破和告别官僚制的未来发展方向。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促使官僚制的因素日渐消减，至少官僚制的观念会越来越淡化。也就是说，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必将引发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我们认为，这场变革就是合作制组织取代官僚制组织的过程。如果说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专业化进程中的代表和典型的话，那么合作制组织则会把专业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与官僚制组织不同的是，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是与职业化相分离的，甚至会使职业化消失在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中。
官僚制组织主要是在内部实现分工的，同时，它又处在社会大分工体系中，虽然组织的职能目标是专业化的，但它需要有诸多部门和专业性机构与外部对接。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将最大限度地消除组织内部分工，而是将分工保留在合作场域中。合作场域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是专业性的组织，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更多地是通过信息与其他组织协调行动。从形式上看，合作场域也会表现出分工—协作的状况，但这种分工—协作是非结构化的，会因每一项任务的不同而改变分工—协作的方式并形成新的组合形态，因而属于合作的范畴。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也许会让人们想象一种更强的场域依赖。其实，合作制组织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没有边界的合作场域的存在。这个场域中的所有组织都会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相互支援、共同行动。无论任务是由某一单个的合作行动体系承担还是由多个合作行动体系共同承担，都依赖于整个合作场域的支持，整个合作场域都处在一种以互动的方式开展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就合作场域而言，它是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的。虽然每一项新任务的出现都会因专业上的需要而使合作场域形成某种临时性的中心—边缘，不过这种中心—边缘不会结构化，而是会在下一项任务出现时变为另一个或另一种形式的中心—边缘，即中心—边缘处在不确定性之中。当然，合作场域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只面对一项任务，而是有可能出现许多任务，或许对专业的需求也不同，这样的话，合作场域中的中心—边缘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可以用多中心来描述这种状况，但是，由于多中心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因而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多中心。
对于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而言，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原理也是适应于组织间关系的，但在表现上又有所不同。组织间的边界是由它们的专业差异引起的，但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同质性的组织间也有边界，即有着一种“死”边界。也就是说，完全同质的组织之间不仅存在着边界，而且这种边界非常牢固，完全没有渗透性，会达到一种完全隔断联系的地步。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用“同行是冤家”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情况。在工业社会中，虽然不能把“同行”比作冤家，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则将它们形塑成了对手。可见，非同质性的专业化组织相互之间是存在着对对方的要求的，有着互补性，它们的边界既把它们隔离开来又同时成了它们交往的桥梁，而同质性的组织之间如果说有边界的话，所发挥的也仅仅是隔离的作用，因为它们没有交往的需求，即便有交往，也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的。
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组织的开放性？无疑是专业化。或者说，专业化程度越高的组织，其开放性的要求就越强烈。国家亦如此。就经济而言，在全球“供应链”已经生成的情况下，像美国那样动辄采取经济封锁、贸易制裁的方式去干预全球经济的运行，显然是陈旧的方式，而且在今天是非常不明智的。就美国的发展来看，它一直走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要求，美国又时常在自己所走的道路上挖坑。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它也总是成功地用它所拥有的世界货币将自己挖下的那些坑填上。可是，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的情况下，美元还能不能填上它新挖的坑，就变得可疑了。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使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任何经济上的封锁、制裁所带来的风险都是无法作出评估的，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也是无法预知的。 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不仅促进组织开放性的增强，而且国家面向全球的开放性的培育都是出于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开放性必然促进专业化，也会同时为专业化赋值，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出专业化的所有功能。风险社会对人类的存续是极大的挑战，而专业化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人们迎接挑战的力量。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所有破坏专业化的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对人类存续的最大破坏。比如，美国对其他国家动辄使用的经济封锁、贸易制裁不仅是直接破坏专业化的做法，其更大的破坏性影响是使其他国家不再敢走专业化的道路，因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是相冲突的。
三、社会治理体系的专业化
就社会治理中的行政来看，它本身就意味着专业化，同与政治混同在一起的那种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政治—行政二分意味着政治与行政同时转化为了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对行政模式的比较中，我们还看到，统治行政属于非专业化的行政，而管理行政则是专业化的。其实，我们所使用的“统治行政“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古代社會治理的描述，并不是一种准确的界定。事实上，在整个农业社会中，政治与行政都是混合为一的。虽然我们从现代视角去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活动时，可以从中离析出行政的要素，但总体看来，那个治理体系是混沌的，并未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结构性分化。也就是说，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统治与管理是混合为一的，很难准确地判定哪些治理设置以及活动属于管理。虽然我们可以根据现代观念去对它进行分析并从中离析出管理行为，但在历史上的实际治理过程中，那些被我们称作管理行为的东西也是从属于统治和服务于统治的，而且其本身就带有统治的色彩和属性。我们甚至无法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把管理看作统治的工具，因为那个时期尚未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实现目的与工具的分化。不过，历史的发展在每一个现代性的领域中都会呈现出类似光谱的影像。行政管理也是这样，在统治行政的发展中，管理色彩也在历史的维度上逐渐增强。在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是一个专业化的领域，但行政管理专业却不是一朝生成的，而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从早期的统治与管理混为一体到管理色彩逐渐增强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量变过程，正是因为有了长期量变的积累才最终出现了质变，实现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的转变。
就中国社会治理史来看，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无现代分工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及其思想。虽然在唐代就出现了“六部二十四司”，许多学者也将其附会成现代性的行政体系，但直到清朝覆灭，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都一直处在一种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的状态中。所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与政治思想夹杂在一起的，是一种混沌如一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专业化的要求体现在对专业知识的倚重上，即通过专业知识和应用专业知识去开展专业化的行动。在尚未实现专业化的条件下，也就很难勘定专业知识的边界。在边界不明的条件下，知识往往是从属于智慧的，是包含着智慧和成为智慧的载体的。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是需要包含政治智慧的，处处反映出对政治智慧的应用。对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发掘和阐释需要从政治思想入手，然后才能在行政管理的意义上去把握政治智慧的事功表现。这与现代行政管理完全不同，因为现代行政管理是专业知识的应用，是不允许将所谓的智慧应用于行政管理之中的。我们常常会说“政治智慧”，但不能产生使用“行政智慧”一词的想法，假如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就说明我们在行政管理专业方面是外行。在社会治理的行政维度中，应当体现的是专业精神，而且这种专业精神要落实到对专业知识的应用上来。也许生产这些知识的人是智者，但应用这些知识的人如果调动智慧的话，必然会偷奸耍滑，必然会公权私用，必然会欺上瞒下，即把智慧转化为“小聪明”。
民主政治是专业化的促进机制，特别是代议制民主是把代表看作为“代理人”的，因而假定“某种选区的全体选民就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具有一种能够被传达给代表的作为命令和要求的单一的意志”④。作为代理人，代表因为授权而获得了这一“单一的意志”，并在需要或适当的场合把这种“单一的意志”表达出来。根据这种观念，无论是委托人之间还是委托人与代表之间的差异，都被忽略甚至被抹杀了，代表也就成了所代表群体的真正代表，不仅与其所代表的群体是同质的，而且就是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缩影。实际上，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特别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有许多代表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终生游荡在不同选区去谋求代表的职位。这意味着代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就代表是一种职业而言，他不可能拥有委托人的经验和感受，也就不可能实现与委托人的同质化。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律师代理出庭。另一方面，在委托人构成了一个选区或群体的时候，如果形成了某种“单一的意志”，那也必然是一种假象，是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的，是舍去了诸多特殊性（殊相）的结果;或者，如果通过票决的话，那么形成的意见就必然包含着对诸多少数派的排斥和压制。这意味着抹杀了差异的同一性本身就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代表制也是不具有正当性的。但是，代表制却使代表群体成为政治家群体，成为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专业人员。也正是因为这个专业群体的出现而使政治具有了专业化的特征，用专业化掩盖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中的差异。所以，政治生活中的专业化表面看来是具有合理性的，而且也能够营造出合法性，但它在实质上是缺乏正当性的。
从现实来看，在代表制民主政治的框架中，虽然每一个作为观众的民众都有着登台演出的冲动或愿望，但他们的发声无非是剧场中的尖叫声，不仅不是演出，反而是破坏剧场秩序的因素。总之，当政治体系中的人分化成了观众和行动者之后，行动者就成了专业化的“演员”，政治也就脱离了人民而成为一种职业化的活动，专属于专业化的行动者，而且这些行动者是以职业身份去扮演政治角色并开展行动的。这样一来，民主政治就发生了异化，时时处处都产生着压迫人民的力量，或者成了与人民无关的事项。当然，在理论追求中一直存在着希望把民主政治归还给人民的探索，但当民主政治的运作找到了代议制的操作方案后，任何新的探索都因为不具有代表制所具有的那种可操作性而宣告失败。就实践中的民主而言，其所存在着的一切问题和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与人民相异化，丧失了“民主”的本意，使人民成为“观众”。既然将民主政治归还给人民的所有挽救民主的探索都归于失败，那么终结民主政治也就成了必须接受的思路。这就是专业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令人无奈的后果，但它仅仅是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状况。在风险社会中，随着人人在场的合作政治的出现，政治生活中的专业化将会彻底改变属性，它不再是与政治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化，而是政治生活要素上的专业化。只要政治不再是竞争的政治，只要政治不是出于利益分配的需要，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行动，它就会与专业化相互促进，并在共同应对风险以及各种各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挑战的因素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21世纪初期的情况看，在应对和处置危机事件时，政府组织能够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与政府组织所拥有的特别授权、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思想观念以及舆论掌控能力相关的。其实，就组织属性而言，政府属于综合性组织（也被一些组织理论称为复杂组织）。既往的许多历史经验都证明，综合性组织在应对和处置危机事件时是有着更为积极和优异的表现的。所以，21世纪初期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所证明的其实是综合型组织的优越性。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立起更多的综合性组织，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不对综合性组织的存在提供支持，相反会在组织规模、结构、权力体制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对综合性组织形成冲击。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应当是简单的、专业化的组织，它把所有综合性职能都让渡给了合作场域，而不是由自己来承担。
当然，也许以官僚制组织形式出现的政府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保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性质和职能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将不再在一线操作的意义上展现其综合性，而是在服务本位的意义上重塑自身的综合性。尽管如此，西蒙所谈论的一种现象还是值得注意的，西蒙曾指出学校的卫生所应归教育部门还是卫生部门管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的确，在分类管理的语境下，综合性组织所遇到的这类问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20世纪后期以来在“社会化”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大都是针对这类问题而进行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综合性组织的时代适应性正在下降，而其带来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可以相信，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诞生的组织应当是单一专业性组织而不再是综合性组织，或者说，综合性组织将会更多地保留在常规性的生产和服务领域，而不是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得到援用。
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解决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时，在危机事件频发的场境中开展行动时，都将会看到，正是合作制组织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合作制组织承担的每一项任务都具有综合性，但与任务的综合性相对应的是合作场域的综合性，而不是作为行动者的组织的综合性。任务的综合性恰恰是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的理由，那是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试图通过组织的综合性去对应任务的综合性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或者说是无法做到的。从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情况看，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断地增设任务型组织完全是基于实践感知而作出的选择。从理论上说，这些任务型组织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但如何将它们整合到合作体系之中，并将其改造成合作制组织，则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四、合作行动中的专业化
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一道成长起来的。正如斯密所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只“无形之手”。正是市场经济及其看不见的手，使得社会化分工—协作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基本动力和保障。随着专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也逐渐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本来，官僚制组织是与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同步生成的，只不过官僚制组织中的分工—协作是有形的，而社会化分工—协作表现出一种无形的状态。但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形的与无形的分工—协作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中，在所谓“摒弃官僚制”的旗帜下所进行的将市场机制引入官僚制组织的做法，使得组织中的分工—协作朝着无形化的方向演变，而社会化分工—協作则因为各种各样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而显现出有形化的迹象。此时，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对组织的垂直结构造成了冲击，使得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当分工—协作不是在组织之中逐层展开，而是在社会空间中铺展开来时，组织设置诸多管理层级就失去了意义。20世纪的组织理论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从诸多方面给予肯定性评价。应当承认，就官僚制所关注的经典结构而言，这种因社会化分工—协作导致的组织扁平化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但又只能说它仅仅意味着分工—协作方式以及空间上的变化，而不是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对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的要求，即探寻一种不是分工—协作的而是合作的组织模式，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成问题就是基于这一现实提出来的。
与工业社会的组织不同，原则上讲，合作制组织作为行动系统是专业化的单体系统，它不再有归属于它的子系统、分支机构等。它处在合作场域之中，成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独立行动者。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组织要素间的联结非常松散，主要依靠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来协调行动。特别是作为组织成员的人是处在流动之中的，在此一任务的承担中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而在彼一任务的承担中则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合作制组织成员并无职业化的问题。同样，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也是通过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展开的，谁是信息的接收者、谁是信息的供给者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改变着信息交换中的角色。合作制组织是高度专业性的组织，它的这种高度专业性又决定了组织间有着相互依赖关系。它们相互依赖却互不隶属，每一组织都依赖于其他组织提供的它所需要的服务，也同时向其他组织提供其所需要的而且根据自身的专业性能够提供的服务。因而，合作制组织是处于不停歇的信息流传递和交换过程之中。事实上，这种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也就是合作的部分内涵。
当然，所有合作都是指向组织任务的，无论是组织单独承担任务还是共同承担任务，其行动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都具有合作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可能独立承担任务，表现为单独行动而不是共同行动，但这个组织却处在合作场域之中，其行动需要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我们说合作制组织是结构较为简单的专业化组织，合作行动是在广泛的合作框架和场域中展开的，实际上也就是在说，合作制组织并不能被看作独立的组织形态，恰恰是组织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组织的独立性作出了否定。这一点只需要与官僚制组织比较就能形成反证。也就是说，我们在官僚制组织那里所看到的情况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和自为的系统，至少是倾向于自为的系统，但官僚制组织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被取缔了。合作制组织在这方面与官僚制组织恰恰相反。在合作制组织成员拥有了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时候，组织却不再需要独立性。合作制组织事实上是处于组织网络之中的，或者说，合作制组织就是一种合作行动网络。只有在承担任务的行动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作为合作行动体系的合作制组织，希望在静态的、实体性的意义上去把握合作制组织是不可能的。一个完整的和系统化的合作机制是包含在作为行动体系的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之中的，或者说，这种合作机制在组织的运行中是存在于组织背后、支持着组织行动的基本因素。 合作制组织将把组织的内部专业化改变成组织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组织职能的单一化。在合作制组织中，不存在核心职能部门与辅助性职能部门的设置，组织职能实现的一切支持性因素都将从组织外部获得，这使合作网络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张扬。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意味着组织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但它的专业技术是属于社会的，是组织在社会中开展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开展竞争的资本。实际上，在合作制组织这里也根本不存在工业社会中的那种竞争。在工业社会中，组织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它竞争制胜的资本，而合作制组织所在的合作场域却改变了技术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技术不再是被组织占有的。所有的专业技术虽然都仍然是由组织承载的，却不是被组织占有和被组织用来专门为自身谋取利益的。
我们强调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但这种专业化应当被理解成组织层面的专业化。也就是说，每一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征和功能。在组织成员的层面，可以认为每个人都有着特定的专业背景，组织成员间的差异也主要是专业技能的类型差异。而在共同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中，不会刻意地强化成员间的专业差异，也不会因为成员间的专业不同而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岗位上。虽然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其内部仍然存在着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合作制组织内部的专业化不是建立在组织工作细分的基础上的，而是组织成员对任务的理解有所差异的结果。而且，随着对任务的理解和认识的变化，以近似于分工形式出现的专业化也会处在调整之中。即便说那是分工，也是非结构化的分工，是处在随机变动之中的。也就是说，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每一项专业性的需求都会立即得到响应，组织既已拥有的专业力量以及合作场域中的各种专业储备都会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地点填补入位。
合作行动的有机性决定了组织成员必然会努力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在自己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划定界限。相反，组织成员自觉地认识到了专业知识与技能上的差异后，会更加主动地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合作行动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在合作制组织中，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合作行动的力量，而不是确认“分内之事”的标准。合作制组织应当把非部门化作为一个衡量自身是不是合作制组织的标准确立下来。由于传统的惯性，最主要的还是组织本位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植于人心，致使所有组织管理者都倾向于建立诸多部门。只要组织中建立起了一些部门，就会使管理事项大幅增加，愈益显现出管理的重要性，也在部门间的分工—协作中使组织的功能变得强大。然而，组织的专业性必然会在组织的部门化中被稀释。就合作制组织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而言，通过部门化去获得组织能力的做法恰恰是行不通的，反而需要通过专业化去提升组织在合作场域中的价值。所以，为了保证合作制组织的专业性不受冲击，必须严格地坚守非部门化的原则。
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是与组织所承担的任务的单一性联系在一起的。官僚制组织的组织本位主义决定了它同时拥有多重任务，在组织职能实现的方向上，必须承担甚至去寻找来自于社会的任务。为了组织职能实现的优化，为了组织的良序运行，为了分工—协作的合理化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化，也需要组织去承担各种各样的任务。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组织所承担的多种任务之间分出优先次序，虽然表面看来根源于组织外部职能实现要求的任务更為重要，但一旦考虑到这种组织以自我为中心的组织本位主义取向，就不再能够作出这种简单的判断了。合作制组织由于从根本上告别了组织本位主义，始终开放性地面对环境和处于环境之中，因而不会生成根源于组织存在需要的任务。在一个广泛的合作体系中，组织的存在是由于来自环境的支持而成为现实的，组织是通过承担某项具体的任务而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至少，在某个特定的阶段，组织所承担的是某项具体的任务。由于组织任务是单一的，组织自身也就不再有任务协调的问题。如果说在广泛的合作体系中有着任务协调的问题，那也是由专门从事任务协调的组织去承担的。这种专司任务协调的组织，是通过信息服务的方式对不同组织的任务进行协调的。
合作制组织的专业性意味着自身整合的工作量是很少的，也就是说，职能整合的需求因为专业化而变得极少。不过，在合作场域中，职能整合的需求仍然是很强的。特别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创新导向会在组织间产生合作的适应性问题，从而需要在行动中进行整合。组织创新会使其突然面对作为创新成果的新的因素，如果不能快速适应这种新的因素，就会影响合作行动的开展，从而使合作水平和效果下降。所以，某个组织取得的创新成果必然对合作场域中的其他组织提出适应性的要求。可以说，合作场域在组织职能实现方面应当关注的重点是整合工作。一般说来，这种整合是通过组织学习而实现的，合作场域中的专业性信息组织则负责提供组织学习赖以展开的资料、资源等。就合作制组织是创新导向的组织而言，开展创新是每一个组织的日常性活动。
组织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处在与其他组织的互动共在之中，如果缺乏学习性整合的话，创新就有可能拉大组织间的差异性，从而把组织隔离成互不相关的孤立的存在物。20世纪的组织理论已经揭示：创新导致差异化，而学习则是组织同形化的通道。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合作制组织的理解。所以，合作制组织需要通过组织学习去消除创新导致的差异化。合作制组织的学习不会导致同形化的结果，而是希望找到适应差异的契机，即发现开展合作的契合点。这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学习并不对自身的专业性造成冲击，反而会通过学习去发现自身专业性的价值，并予以增强。总之，合作制组织在合作场域中所实现的职能整合是通过学习的途径进行的。当然，学习的前提是，所有创新成果的信息都是公开的，都为专业性信息组织所掌握、整理，并能够非常方便地为所有需要知悉的组织所获得。
注释：
①③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7页。
② [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03页。
④ [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刘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作者简介：张康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18。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风险社会;专业化;职业化;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8-0005-09
在对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这两个历史阶段进行比较时，如果我们希望指出那些重大的不同方面的话，是不应忘记社会组织化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虽然作为工业社会基本特征的所有重大方面在农业社会均已出现，但无论是在质上、量上还是在社会价值上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比如，农业社会中的许多东西可以成为商品，却没有专业化或专门的商品生产;农业社会有市场，但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市场经济;农业社会有法律，甚至在许多地区——比如罗马——拥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但很难说有法治，尽管西塞罗常常被学者们称作系统阐释了法治的罗马思想家。就组织而言，虽然其在农业社会，甚至在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社会的组织化历程则是在工业社会进程中开始的，直到20世纪后期，我们才可以说人类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和借助于组织。
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组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项新标志，它所造就出来的既定现实是，“从更广泛的层面上，可以说当代历史发生在组织中，通过组织而演进。经济发展是政府政策（公共组织）与创建并允许私人组织的行动结合的结果。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世界银行到江河之友——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途径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历史学家仍通过伟大的男人和伟大的女人的传记讲述历史，但也许那些伟大的（或不怎么伟大的）组织之间发生的故事能告诉我们更多。”① 社会组织化的另一面是专业化，不仅组织活动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而且组织本身就是专业化的行动体系。当社会实现了组织化，当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通过组织去开展，当社会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组织间关系及其运行状况的表现形式，当社会包含在组织之中时，“专业化”这个词语便经常被人提起。专业化是与组织相关的，没有可以脱离组织的专业化。如果说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大分工的话，那么分工—协作的实实在在的形态则是发生在组织中的，正是组织中的分工—协作让我们看到了专业化的价值。至于以市场的形式出现的大分工、大协作，更是需要建立在组织以及组织内的专业化的基础之上。
一、专业化与职业化
职业化是与专业化密切相联的，或者说职业化引发了专业化。反过来说，是专业化的要求引发了职业化。当人是多面手的时候，当人对各个方面的事务都能从容应对的时候，并不存在专业化的要求，也不可能生成职业，基本上没有职业活动。但是，当人只能通過学习或习练才能胜任某一类事情的时候，专业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旦人们因专业而稳定地专门从事某一类事情的处理，也就意味着职业的出现。就此而言，职业与专业都会以分工—协作的形式出现，既包含在分工—协作体系中，又对分工—协作形成支持。如果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或尚不稳固的话，那么职业与专业也同样会显得不稳定，这往往意味着“职不能专”和“专不能精”。历史地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问题就会发现，当社会处于简单和稳定的状态时，人们凭借着自身的自然禀赋就可以处理各个方面的事务，是事实上的多面手，因而无专业化的要求，也没有职业化的动力。农业社会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状态。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已经无法成为多面手，而是需要与他人一道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去处理各项事务。一旦进入分工—协作体系，稳定地扮演某个固定的角色，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某一职业，而且会相对稳定地固定在某个职位或形式相似的职位上，去从事着某类专业性的事务。但是，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环境即社会条件只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所面对的事务可以通过思维上的抽象概括而加以归并和分类，可以以职业和专业设定而去与归并和分类后的事务一一对应。工业社会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
分工是专业化的前提，而专业化又塑造了职业化。如果说亚当·斯密看到了劳动分工的巨大效率功能的话，那么在分工实践中，人们就会越来越发现，分工还需要提升到专业化的层面。因为，分工是不能停留在对人的自然禀赋的应用上的，还应当在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专门化的技能。在分工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专门化的技能提升可以明显地收获效率增长的效果。我们看到，分工结构的进化是由知识驱动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依据知识对分工结构进行规划和调整;其二，知识打破了原有分工的平衡，促使调整分工结构的要求得以产生。正是因为知识提升了专业化的品质，进而促进分工结构的优化，才把人的视线引到了知识创新方面。通过知识创新可以打破既有分工格局的平衡态，扰动既有分工格局中产生的惰性，使得分工结构出现变化，经过选择而再行确定结构优化的分工模式，从而实现效率上的飞跃。在分工所需的专业知识方面，通过教育的途径去获得是最为便捷和最为经济的，但更多的实践知识在教育的途径中是无法获得的，而是需要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通过体验去获得。职业保证了人的岗位的稳定性，从而使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专业性的实践知识。 分工—协作促进了专业化，反过来，专业化又使分工固定下来，使协作关系也变得更加稳固。这样一来，分工—协作不仅成了最为重要的组织技术，而且也成了工业社会中几乎一切组织的通行体制，并对组织引进其他具有强化和提升专业化功能的技术产生了持续的激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总是表现出对技术的浓厚兴趣。然而，现在的情况变了，在专业化进一步增强的情况下，基于网络的合作可以使专业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因为，一旦专业人员、知识、智能等不再归属于组织，或者说不再为组织所占有，也就不会在社会的意义上导致重复配置。那样的话，就会将因闲置而导致的浪费降到很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所有包括人员、知识、智能、信息在内的专业化因素都在社会的层面上分布开来，并形成联动网络和合作体系，从而消除了所有这些因素在功能实现上的障碍。如果在其中再注入时间意识，或者说形成时间互补和联动网络的话，就可以获得功能实现的增强版。
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遭遇了风险社会，而且这个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这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总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模式难以为继，从而使职业化、专业化受到了挑战。这是否意味着职业化、专业化的历史进程到此终结了呢？我们认为，职业化、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获得的一项关于如何开展社会行动的文明成就，对于这一文明成就，可以超越但不可以抛弃。不过，具体说来，职业化与专业化的表现又会不同。尽管职业化与专业化在工业社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两者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发展前景是不同的。
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工业社会中的线性职业化、专业化模式将会得到矫正。也就是说，个人或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职业化、专业化将不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形式。或者说，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性将被打破。在某些方面的社会行动中，职业化与专业化是统一的，依然以个人为载体;在某些方面，仅存在专业化而没有职业化的问题，这主要反映在组织方面，即以专业组织的形式出现。一般说来，处在广泛合作体系中的合作制组织都属于专业组织的范畴。在作为行动者的个人那里，由于越来越多的“傻瓜”技术的出現，虽然说总体上依然会表现出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统一，但已不是很严格了。因为，对傻瓜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致使人的专业技能方面的要求大大地降低了，人们的职业流动变得可能了。事实上，人的职业流动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并将汇入社会整体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之中。
在作为行动者的组织那里，专业化的程度将会不断地提升。这是因为，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组织的专业化也是它能够在合作行动中有着优异表现的前提。只有当它是专业性组织的时候，它才能在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只有当它在专业性方面达到了很高程度时，它才能在合作行动中有着独特而优异的表现。总体看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职业化和专业化本身也会表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职业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因环境和任务的不同而不同，是不能够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框架中去加以认识和把握的。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因为职业化、专业化而使人的知识、才能、技能和兴趣变得非常重要。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从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职业淡化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人的这些方面都变得不再重要了？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会对人的知识、才能、技能和兴趣等提出更强烈的要求。我们还看到，人们获得知识、才能、技能以及养成兴趣的动力和途径又都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人的智力水平正进入一个急剧分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需要通过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去开展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制造出了更多的傻瓜应用程序和产品，让低智能的人也能使用，这又增强了人的智力训练和培养上的惰性。考虑到社会专业化的持续增强，傻瓜技术产品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是必要的。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人的智力水平在专业范围内可能是很高的，而在专业范围之外，则有可能是很低的。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的劳动和工作的可替代性也会不断地扩大，让一部分人更加惰于对自我智力水平提升的学习和训练。这样一来，也许我们的社会将陷入智力水平普遍退化的过程中。不过，原则上说，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任务的多变性和岗位的流动性，迫使人们（组织成员）必须把学习放在突出位置上。与对具体技能的学习和训练相比，对基础性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显重要。因为，人的能力和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学习和掌握所有的技能，而是需要通过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去提升迅速接受某种特殊技能的能力，以便在承担具体任务时能够根据需要而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具体的技能。
当然，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使组织在承担任务时能够非常方便和高效地从社会中获得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但那主要是一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技能，对于专业性要求并不是很强的技能则需要着眼于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唯有在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中才能得到提升。从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技能的专业化与技术的傻瓜化是同步前进的，绝大多数傻瓜化的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都更倾向于对使用者的素质而不是技能提出要求。所以，在考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时，首先应重视的是帮助人们确立学习的理念，养成学习的习惯;其次，则应引导人们重视对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在此过程之中，专业化会因为人的不断学习而增强，而职业化则会在人的不断学习中越来越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组织与专业化
工业社会把人类带入无所不在的组织生活形态之中，人们在组织中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通过组织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又不断地向组织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因而，通过组织的管理和管理组织都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都是以职业化的形式出现的。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通过组织管理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对组织的管理都成了最兴盛的行业，成了能够接纳绝对多数就业人口的职业，以至于把管理作为职业的人在一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被看作这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地去证明人是有组织的或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动物。然而，当人类被全面地组织起来后，组织这种形式自身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组织的专业化，即专业性的组织，必然会在社会网络中去实现其职能，从而彻底告别了任何组织自足的追求。实际上，在社会网络中，专业性的组织只是网络的节点，以至于专业性组织也必然是全方位开放的组织，会在开放中去实现它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价值。同时，专业性组织会更加张扬专业的力量，要求打破以往组织运行中的权力支配。在这里，专业似乎成了权力的历史性替代品，并因专业职能实现的需要而使组织融入社会，从而抛弃了组织本位主义，也使得服务于组织本位主义要求的权力及其支配过程成为一种历史陈迹。这就是专业化为我们开拓出来的一条历史通道。 总之，与组织关联在一起的是管理，管理既是一种专业，也演化成了一种职业，“职业经理人”这个提法就很好地表达了管理职业化的状况。西蒙认为，组织中存在着的是一种“管理人”，在管理人的眼中，“感知的世界只是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度简化模型;各种情境只是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真实世界里的多数都与某一具体情境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因果链非常简短。因此，我们可以把在特定时间看似无关紧要的大部分现实暂时置之不理。管理人只考虑少数几个最攸关也最关键的情境要素，其实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是，他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因为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注意一切。”② 西蒙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专业化视野中的认识和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在专业的视野中，重点关注意味着大面积盲区的出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西蒙认为管理人所持有的是有限理性，他们的认识和行为都体现了有限理性。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断定管理人是现实存在着的抽象的人，或者说是由专业化的角色和职业化的活动所决定的人，而不是能够完整地反映“真實世界”的复杂性的人，他们也并不准备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打交道。对此，人们往往会以赞赏的口吻说那是“各司其职”。我们相信，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专业化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构成了行动者的一项品质，但合作制组织及其成员的专业化决不会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也不构成角色的形式，而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导向或反映了合作要求的专业化。因而，合作行动者拒绝抽象，不以任何程度的抽象形式存在，无论是在准备行动还是在实际行动之中，都在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打交道，都是作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和处于“真实世界”之中的存在物。所以，合作行动者所持有的将不再是有限理性，而是在完整的意义上占有了经验理性。
如果说管理人无非是作为组织成员的人，那么直接地去看组织的时候，则会看到工业社会的“领域分离”“专业化”以及“脱域化”的不充分性决定了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正如斯科特和戴维斯所指出的，“不同的文化、法律和历史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其中的组织形态自然也各不相同，从日本到匈牙利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到德国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都各具特色。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比较清楚地表明，经济活动来自不同时期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方式。此外，各种组织形式并非静止不变，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经济泡沫破灭后的20世纪90年代曾遭受很大的质疑，而在同一时期，德国的银行大量放弃对企业的股权。在考察组织的多样性时，一定不要忘记时代、地域和文化因素。”③ 但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无论组织的形式有多少种，贯穿于其中的都是官僚制的基轴，只不过是在表象上具有多样性而已。不过，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组织多样化呈现出了加速发展的态势，这一方面反映了组织会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要求而调整和改变自身;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最终突破和告别官僚制的未来发展方向。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会促使官僚制的因素日渐消减，至少官僚制的观念会越来越淡化。也就是说，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必将引发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我们认为，这场变革就是合作制组织取代官僚制组织的过程。如果说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专业化进程中的代表和典型的话，那么合作制组织则会把专业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与官僚制组织不同的是，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是与职业化相分离的，甚至会使职业化消失在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中。
官僚制组织主要是在内部实现分工的，同时，它又处在社会大分工体系中，虽然组织的职能目标是专业化的，但它需要有诸多部门和专业性机构与外部对接。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将最大限度地消除组织内部分工，而是将分工保留在合作场域中。合作场域中的每一个组织都是专业性的组织，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更多地是通过信息与其他组织协调行动。从形式上看，合作场域也会表现出分工—协作的状况，但这种分工—协作是非结构化的，会因每一项任务的不同而改变分工—协作的方式并形成新的组合形态，因而属于合作的范畴。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也许会让人们想象一种更强的场域依赖。其实，合作制组织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没有边界的合作场域的存在。这个场域中的所有组织都会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相互支援、共同行动。无论任务是由某一单个的合作行动体系承担还是由多个合作行动体系共同承担，都依赖于整个合作场域的支持，整个合作场域都处在一种以互动的方式开展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就合作场域而言，它是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的。虽然每一项新任务的出现都会因专业上的需要而使合作场域形成某种临时性的中心—边缘，不过这种中心—边缘不会结构化，而是会在下一项任务出现时变为另一个或另一种形式的中心—边缘，即中心—边缘处在不确定性之中。当然，合作场域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只面对一项任务，而是有可能出现许多任务，或许对专业的需求也不同，这样的话，合作场域中的中心—边缘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可以用多中心来描述这种状况，但是，由于多中心是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因而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多中心。
对于工业社会的官僚制组织而言，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原理也是适应于组织间关系的，但在表现上又有所不同。组织间的边界是由它们的专业差异引起的，但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同质性的组织间也有边界，即有着一种“死”边界。也就是说，完全同质的组织之间不仅存在着边界，而且这种边界非常牢固，完全没有渗透性，会达到一种完全隔断联系的地步。在农业社会中，人们用“同行是冤家”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情况。在工业社会中，虽然不能把“同行”比作冤家，但它们之间的竞争则将它们形塑成了对手。可见，非同质性的专业化组织相互之间是存在着对对方的要求的，有着互补性，它们的边界既把它们隔离开来又同时成了它们交往的桥梁，而同质性的组织之间如果说有边界的话，所发挥的也仅仅是隔离的作用，因为它们没有交往的需求，即便有交往，也是以冲突的形式出现的。
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组织的开放性？无疑是专业化。或者说，专业化程度越高的组织，其开放性的要求就越强烈。国家亦如此。就经济而言，在全球“供应链”已经生成的情况下，像美国那样动辄采取经济封锁、贸易制裁的方式去干预全球经济的运行，显然是陈旧的方式，而且在今天是非常不明智的。就美国的发展来看，它一直走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要求，美国又时常在自己所走的道路上挖坑。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它也总是成功地用它所拥有的世界货币将自己挖下的那些坑填上。可是，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的情况下，美元还能不能填上它新挖的坑，就变得可疑了。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使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任何经济上的封锁、制裁所带来的风险都是无法作出评估的，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也是无法预知的。 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不仅促进组织开放性的增强，而且国家面向全球的开放性的培育都是出于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开放性必然促进专业化，也会同时为专业化赋值，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出专业化的所有功能。风险社会对人类的存续是极大的挑战，而专业化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人们迎接挑战的力量。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所有破坏专业化的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是对人类存续的最大破坏。比如，美国对其他国家动辄使用的经济封锁、贸易制裁不仅是直接破坏专业化的做法，其更大的破坏性影响是使其他国家不再敢走专业化的道路，因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是相冲突的。
三、社会治理体系的专业化
就社会治理中的行政来看，它本身就意味着专业化，同与政治混同在一起的那种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政治—行政二分意味着政治与行政同时转化为了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对行政模式的比较中，我们还看到，统治行政属于非专业化的行政，而管理行政则是专业化的。其实，我们所使用的“统治行政“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古代社會治理的描述，并不是一种准确的界定。事实上，在整个农业社会中，政治与行政都是混合为一的。虽然我们从现代视角去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活动时，可以从中离析出行政的要素，但总体看来，那个治理体系是混沌的，并未实现政治与行政的结构性分化。也就是说，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统治与管理是混合为一的，很难准确地判定哪些治理设置以及活动属于管理。虽然我们可以根据现代观念去对它进行分析并从中离析出管理行为，但在历史上的实际治理过程中，那些被我们称作管理行为的东西也是从属于统治和服务于统治的，而且其本身就带有统治的色彩和属性。我们甚至无法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把管理看作统治的工具，因为那个时期尚未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实现目的与工具的分化。不过，历史的发展在每一个现代性的领域中都会呈现出类似光谱的影像。行政管理也是这样，在统治行政的发展中，管理色彩也在历史的维度上逐渐增强。在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是一个专业化的领域，但行政管理专业却不是一朝生成的，而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从早期的统治与管理混为一体到管理色彩逐渐增强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量变过程，正是因为有了长期量变的积累才最终出现了质变，实现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的转变。
就中国社会治理史来看，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无现代分工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及其思想。虽然在唐代就出现了“六部二十四司”，许多学者也将其附会成现代性的行政体系，但直到清朝覆灭，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都一直处在一种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的状态中。所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与政治思想夹杂在一起的，是一种混沌如一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专业化的要求体现在对专业知识的倚重上，即通过专业知识和应用专业知识去开展专业化的行动。在尚未实现专业化的条件下，也就很难勘定专业知识的边界。在边界不明的条件下，知识往往是从属于智慧的，是包含着智慧和成为智慧的载体的。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是需要包含政治智慧的，处处反映出对政治智慧的应用。对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发掘和阐释需要从政治思想入手，然后才能在行政管理的意义上去把握政治智慧的事功表现。这与现代行政管理完全不同，因为现代行政管理是专业知识的应用，是不允许将所谓的智慧应用于行政管理之中的。我们常常会说“政治智慧”，但不能产生使用“行政智慧”一词的想法，假如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就说明我们在行政管理专业方面是外行。在社会治理的行政维度中，应当体现的是专业精神，而且这种专业精神要落实到对专业知识的应用上来。也许生产这些知识的人是智者，但应用这些知识的人如果调动智慧的话，必然会偷奸耍滑，必然会公权私用，必然会欺上瞒下，即把智慧转化为“小聪明”。
民主政治是专业化的促进机制，特别是代议制民主是把代表看作为“代理人”的，因而假定“某种选区的全体选民就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具有一种能够被传达给代表的作为命令和要求的单一的意志”④。作为代理人，代表因为授权而获得了这一“单一的意志”，并在需要或适当的场合把这种“单一的意志”表达出来。根据这种观念，无论是委托人之间还是委托人与代表之间的差异，都被忽略甚至被抹杀了，代表也就成了所代表群体的真正代表，不仅与其所代表的群体是同质的，而且就是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缩影。实际上，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特别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有许多代表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终生游荡在不同选区去谋求代表的职位。这意味着代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就代表是一种职业而言，他不可能拥有委托人的经验和感受，也就不可能实现与委托人的同质化。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律师代理出庭。另一方面，在委托人构成了一个选区或群体的时候，如果形成了某种“单一的意志”，那也必然是一种假象，是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的，是舍去了诸多特殊性（殊相）的结果;或者，如果通过票决的话，那么形成的意见就必然包含着对诸多少数派的排斥和压制。这意味着抹杀了差异的同一性本身就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代表制也是不具有正当性的。但是，代表制却使代表群体成为政治家群体，成为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专业人员。也正是因为这个专业群体的出现而使政治具有了专业化的特征，用专业化掩盖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中的差异。所以，政治生活中的专业化表面看来是具有合理性的，而且也能够营造出合法性，但它在实质上是缺乏正当性的。
从现实来看，在代表制民主政治的框架中，虽然每一个作为观众的民众都有着登台演出的冲动或愿望，但他们的发声无非是剧场中的尖叫声，不仅不是演出，反而是破坏剧场秩序的因素。总之，当政治体系中的人分化成了观众和行动者之后，行动者就成了专业化的“演员”，政治也就脱离了人民而成为一种职业化的活动，专属于专业化的行动者，而且这些行动者是以职业身份去扮演政治角色并开展行动的。这样一来，民主政治就发生了异化，时时处处都产生着压迫人民的力量，或者成了与人民无关的事项。当然，在理论追求中一直存在着希望把民主政治归还给人民的探索，但当民主政治的运作找到了代议制的操作方案后，任何新的探索都因为不具有代表制所具有的那种可操作性而宣告失败。就实践中的民主而言，其所存在着的一切问题和缺陷归结到一点，就是与人民相异化，丧失了“民主”的本意，使人民成为“观众”。既然将民主政治归还给人民的所有挽救民主的探索都归于失败，那么终结民主政治也就成了必须接受的思路。这就是专业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令人无奈的后果，但它仅仅是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状况。在风险社会中，随着人人在场的合作政治的出现，政治生活中的专业化将会彻底改变属性，它不再是与政治职业联系在一起的专业化，而是政治生活要素上的专业化。只要政治不再是竞争的政治，只要政治不是出于利益分配的需要，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行动，它就会与专业化相互促进，并在共同应对风险以及各种各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挑战的因素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21世纪初期的情况看，在应对和处置危机事件时，政府组织能够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与政府组织所拥有的特别授权、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思想观念以及舆论掌控能力相关的。其实，就组织属性而言，政府属于综合性组织（也被一些组织理论称为复杂组织）。既往的许多历史经验都证明，综合性组织在应对和处置危机事件时是有着更为积极和优异的表现的。所以，21世纪初期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所证明的其实是综合型组织的优越性。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建立起更多的综合性组织，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不对综合性组织的存在提供支持，相反会在组织规模、结构、权力体制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对综合性组织形成冲击。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应当是简单的、专业化的组织，它把所有综合性职能都让渡给了合作场域，而不是由自己来承担。
当然，也许以官僚制组织形式出现的政府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保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性质和职能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将不再在一线操作的意义上展现其综合性，而是在服务本位的意义上重塑自身的综合性。尽管如此，西蒙所谈论的一种现象还是值得注意的，西蒙曾指出学校的卫生所应归教育部门还是卫生部门管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的确，在分类管理的语境下，综合性组织所遇到的这类问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20世纪后期以来在“社会化”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大都是针对这类问题而进行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综合性组织的时代适应性正在下降，而其带来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可以相信，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诞生的组织应当是单一专业性组织而不再是综合性组织，或者说，综合性组织将会更多地保留在常规性的生产和服务领域，而不是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得到援用。
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解决风险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时，在危机事件频发的场境中开展行动时，都将会看到，正是合作制组织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合作制组织承担的每一项任务都具有综合性，但与任务的综合性相对应的是合作场域的综合性，而不是作为行动者的组织的综合性。任务的综合性恰恰是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的理由，那是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试图通过组织的综合性去对应任务的综合性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或者说是无法做到的。从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情况看，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不断地增设任务型组织完全是基于实践感知而作出的选择。从理论上说，这些任务型组织的设立是非常必要的，但如何将它们整合到合作体系之中，并将其改造成合作制组织，则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四、合作行动中的专业化
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一道成长起来的。正如斯密所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只“无形之手”。正是市场经济及其看不见的手，使得社会化分工—协作成为可能，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基本动力和保障。随着专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也逐渐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本来，官僚制组织是与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同步生成的，只不过官僚制组织中的分工—协作是有形的，而社会化分工—协作表现出一种无形的状态。但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形的与无形的分工—协作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中，在所谓“摒弃官僚制”的旗帜下所进行的将市场机制引入官僚制组织的做法，使得组织中的分工—协作朝着无形化的方向演变，而社会化分工—協作则因为各种各样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而显现出有形化的迹象。此时，社会化分工—协作体制对组织的垂直结构造成了冲击，使得组织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当分工—协作不是在组织之中逐层展开，而是在社会空间中铺展开来时，组织设置诸多管理层级就失去了意义。20世纪的组织理论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从诸多方面给予肯定性评价。应当承认，就官僚制所关注的经典结构而言，这种因社会化分工—协作导致的组织扁平化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但又只能说它仅仅意味着分工—协作方式以及空间上的变化，而不是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对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的要求，即探寻一种不是分工—协作的而是合作的组织模式，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成问题就是基于这一现实提出来的。
与工业社会的组织不同，原则上讲，合作制组织作为行动系统是专业化的单体系统，它不再有归属于它的子系统、分支机构等。它处在合作场域之中，成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独立行动者。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组织要素间的联结非常松散，主要依靠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来协调行动。特别是作为组织成员的人是处在流动之中的，在此一任务的承担中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而在彼一任务的承担中则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合作制组织成员并无职业化的问题。同样，组织之间的合作行动也是通过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展开的，谁是信息的接收者、谁是信息的供给者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改变着信息交换中的角色。合作制组织是高度专业性的组织，它的这种高度专业性又决定了组织间有着相互依赖关系。它们相互依赖却互不隶属，每一组织都依赖于其他组织提供的它所需要的服务，也同时向其他组织提供其所需要的而且根据自身的专业性能够提供的服务。因而，合作制组织是处于不停歇的信息流传递和交换过程之中。事实上，这种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也就是合作的部分内涵。
当然，所有合作都是指向组织任务的，无论是组织单独承担任务还是共同承担任务，其行动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都具有合作行动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可能独立承担任务，表现为单独行动而不是共同行动，但这个组织却处在合作场域之中，其行动需要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我们说合作制组织是结构较为简单的专业化组织，合作行动是在广泛的合作框架和场域中展开的，实际上也就是在说，合作制组织并不能被看作独立的组织形态，恰恰是组织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组织的独立性作出了否定。这一点只需要与官僚制组织比较就能形成反证。也就是说，我们在官僚制组织那里所看到的情况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和自为的系统，至少是倾向于自为的系统，但官僚制组织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被取缔了。合作制组织在这方面与官僚制组织恰恰相反。在合作制组织成员拥有了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时候，组织却不再需要独立性。合作制组织事实上是处于组织网络之中的，或者说，合作制组织就是一种合作行动网络。只有在承担任务的行动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作为合作行动体系的合作制组织，希望在静态的、实体性的意义上去把握合作制组织是不可能的。一个完整的和系统化的合作机制是包含在作为行动体系的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之中的，或者说，这种合作机制在组织的运行中是存在于组织背后、支持着组织行动的基本因素。 合作制组织将把组织的内部专业化改变成组织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组织职能的单一化。在合作制组织中，不存在核心职能部门与辅助性职能部门的设置，组织职能实现的一切支持性因素都将从组织外部获得，这使合作网络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张扬。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意味着组织拥有自己的专业技术，但它的专业技术是属于社会的，是组织在社会中开展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不是开展竞争的资本。实际上，在合作制组织这里也根本不存在工业社会中的那种竞争。在工业社会中，组织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它竞争制胜的资本，而合作制组织所在的合作场域却改变了技术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技术不再是被组织占有的。所有的专业技术虽然都仍然是由组织承载的，却不是被组织占有和被组织用来专门为自身谋取利益的。
我们强调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但这种专业化应当被理解成组织层面的专业化。也就是说，每一个组织都具有很强的专业化特征和功能。在组织成员的层面，可以认为每个人都有着特定的专业背景，组织成员间的差异也主要是专业技能的类型差异。而在共同承担任务的合作行动中，不会刻意地强化成员间的专业差异，也不会因为成员间的专业不同而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岗位上。虽然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但其内部仍然存在着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合作制组织内部的专业化不是建立在组织工作细分的基础上的，而是组织成员对任务的理解有所差异的结果。而且，随着对任务的理解和认识的变化，以近似于分工形式出现的专业化也会处在调整之中。即便说那是分工，也是非结构化的分工，是处在随机变动之中的。也就是说，在承担任务的过程中，每一项专业性的需求都会立即得到响应，组织既已拥有的专业力量以及合作场域中的各种专业储备都会在任何需要的时间、地点填补入位。
合作行动的有机性决定了组织成员必然会努力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而在自己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划定界限。相反，组织成员自觉地认识到了专业知识与技能上的差异后，会更加主动地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合作行动的要求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在合作制组织中，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合作行动的力量，而不是确认“分内之事”的标准。合作制组织应当把非部门化作为一个衡量自身是不是合作制组织的标准确立下来。由于传统的惯性，最主要的还是组织本位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植于人心，致使所有组织管理者都倾向于建立诸多部门。只要组织中建立起了一些部门，就会使管理事项大幅增加，愈益显现出管理的重要性，也在部门间的分工—协作中使组织的功能变得强大。然而，组织的专业性必然会在组织的部门化中被稀释。就合作制组织是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而言，通过部门化去获得组织能力的做法恰恰是行不通的，反而需要通过专业化去提升组织在合作场域中的价值。所以，为了保证合作制组织的专业性不受冲击，必须严格地坚守非部门化的原则。
合作制组织的专业化是与组织所承担的任务的单一性联系在一起的。官僚制组织的组织本位主义决定了它同时拥有多重任务，在组织职能实现的方向上，必须承担甚至去寻找来自于社会的任务。为了组织职能实现的优化，为了组织的良序运行，为了分工—协作的合理化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化，也需要组织去承担各种各样的任务。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组织所承担的多种任务之间分出优先次序，虽然表面看来根源于组织外部职能实现要求的任务更為重要，但一旦考虑到这种组织以自我为中心的组织本位主义取向，就不再能够作出这种简单的判断了。合作制组织由于从根本上告别了组织本位主义，始终开放性地面对环境和处于环境之中，因而不会生成根源于组织存在需要的任务。在一个广泛的合作体系中，组织的存在是由于来自环境的支持而成为现实的，组织是通过承担某项具体的任务而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至少，在某个特定的阶段，组织所承担的是某项具体的任务。由于组织任务是单一的，组织自身也就不再有任务协调的问题。如果说在广泛的合作体系中有着任务协调的问题，那也是由专门从事任务协调的组织去承担的。这种专司任务协调的组织，是通过信息服务的方式对不同组织的任务进行协调的。
合作制组织的专业性意味着自身整合的工作量是很少的，也就是说，职能整合的需求因为专业化而变得极少。不过，在合作场域中，职能整合的需求仍然是很强的。特别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创新导向会在组织间产生合作的适应性问题，从而需要在行动中进行整合。组织创新会使其突然面对作为创新成果的新的因素，如果不能快速适应这种新的因素，就会影响合作行动的开展，从而使合作水平和效果下降。所以，某个组织取得的创新成果必然对合作场域中的其他组织提出适应性的要求。可以说，合作场域在组织职能实现方面应当关注的重点是整合工作。一般说来，这种整合是通过组织学习而实现的，合作场域中的专业性信息组织则负责提供组织学习赖以展开的资料、资源等。就合作制组织是创新导向的组织而言，开展创新是每一个组织的日常性活动。
组织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处在与其他组织的互动共在之中，如果缺乏学习性整合的话，创新就有可能拉大组织间的差异性，从而把组织隔离成互不相关的孤立的存在物。20世纪的组织理论已经揭示：创新导致差异化，而学习则是组织同形化的通道。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合作制组织的理解。所以，合作制组织需要通过组织学习去消除创新导致的差异化。合作制组织的学习不会导致同形化的结果，而是希望找到适应差异的契机，即发现开展合作的契合点。这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学习并不对自身的专业性造成冲击，反而会通过学习去发现自身专业性的价值，并予以增强。总之，合作制组织在合作场域中所实现的职能整合是通过学习的途径进行的。当然，学习的前提是，所有创新成果的信息都是公开的，都为专业性信息组织所掌握、整理，并能够非常方便地为所有需要知悉的组织所获得。
注释：
①③ [美]W·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7页。
② [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03页。
④ [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刘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作者简介：张康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18。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