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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常被媒体称为“001号回归诗人”。因为廖伟棠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廖伟棠十岁起开始排队申请赴港，直到香港回归后，新的移民政策出台，才成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001号”，获准入港。
到了香港之后，他的生活境况大不同。廖伟棠原先在珠海电视台工作，不但工作轻松，而且收入颇丰。到了香港之后，只能同弟弟妹妹挤在一间房子内。他原是跟电视台请假一个月，并没有留在香港的打算，但迫于家庭的生活压力，只能留下来找工作。最初尝试电视台和影楼的工作，但都觉得无趣，最终选定去当时在香港颇有名气的二楼书店洪叶书店当店员。那天面试结束，还不忘问一句：员工买书能打几折？后来，不到几个月，廖伟棠当了店长。1998年年底，他索性自己和朋友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和亚皆老街交界处一唐楼的三楼合开了一家文艺书店“东岸书店”。
廖伟棠说，读书和挑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和本领。“开书店，是比较单纯的方式，一来跟书本发生关系，二来开书店，像是一个据点，可以有很多朋友在书店里碰面，也认识陌生的同好。”东岸书店开业那天便举办“中国地下诗刊展”，每个月会有诗歌朗诵会、另类音乐分享、哲学讨论会，廖伟棠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据说，书店开业第一天，书卖掉了三分之一，连夜去深圳补货。不过因为书店坚持不卖流行读物，所卖书籍多是比较冷门的文学书，所以生意惨淡，加之香港当时大规模地加租金，房租陡然涨了一倍，虽然后来三迁店址，最后仍逃不过实体书业的大命运。2001年，东岸书店旺角店结束时，廖伟棠还从北京赶回去参加了告别朗诵会，写了一首《多少年后，当我们说起一家书店》。廖伟棠说，其实他现在仍有开书店的梦想。
家中藏书自不必多说，他甚至还亲手制作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等大家的作品。1990年代，大陆尚未有庞德的诗集出版，他便把庞德的诗歌录入电脑、排版、打印，装订成一册《庞德诗选》。
开书店、做书，爱书如此。不过，廖伟棠，首先仍是那个诗人廖伟棠。
刺成最惊艳的刺青
廖伟棠曾用自己所开的东岸书店的名号出过一本诗集《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不过，他到香港生活之前的1995年，以棠棣为笔名，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永夜》。到香港之后，陆续创作《随着鱼们下沉》、《手风琴里的浪游》、《孤独的中国》等多部诗歌作品。大多数人最早认识廖伟棠便是从他的诗歌开始，且惊艳于这个年轻诗人的才韵，殊不知他从1989年开始创作，出版《永夜》的那年才19岁。
廖伟棠说：“对我启蒙最大的是在中学读到整本的《野草》，发现鲁迅并不是只有教科书上面的样貌，不只是杂文作家，他也是诗人。而且诗可以很冷静、很硬朗、很黑色；而不是之前我接触的软绵绵，只有光明和歌颂的样子。”继而读到海子，海子的那一首《九月》，成为他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英雄，以及后来读到的里尔克、兰波、以及苏联诗人曼德斯坦姆。
“诗人死了”，纯属搞笑：
诗人在上海充当太太们的提款机；
在天津做计程车司机的意见箱；
在北京做电视剧，终成富豪。
廖伟棠的诗歌，总是质疑主流价值，带着反叛的精神。这或许不仅仅是受到艾伦·金斯堡《嚎叫》等“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所钟爱的摇滚音乐的影响，想来更为直接的是其面对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不同于此前在珠海安逸环境中通过阅读间接获得写作的灵感。到了香港之后的廖伟棠，香港特殊的社会现实刺激了他创作的可能。他说，香港的环境反而放松了他的写作状态，让现实世界的矛盾更多地进入诗歌里，开拓创作的维度。就像奥登当年纪念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写的那句“爱尔兰把你刺伤成诗”，廖伟棠亦是被目所能及的周遭现实，刺伤成一首首的诗歌，是最惊艳的刺青。
之后廖伟棠诗歌的另一个转向是，诗歌中愈发流露出的东方古典色彩。
廖伟棠到香港的那一年，唯一的朋友是从未见面的黄灿然。“1998年左右，我受到黄灿然的影响（黄灿然的兴趣在彼时转向古典诗歌），在他的推荐下，开始重读杜甫、李贺、李商隐等人作品，尤其是杜甫对我的影响颇大。这个阅读方向在北京之后更进一步深化。到了北京之后，我把《杜诗详注》从头到尾反复读了三遍。而且也读了大量的宇文所安的著作。宇文所安的作品当时还没有三联书店的版本，我在北京图书馆借到旧版本，三联再出的时候，又重看了一次。宇文所安对我学习古典影响极大。”“我在另一个世界涉入秋深，这个／被悬搁的城市，北京，在夕照中倒斜／我却想象另一个与之对拓的城市／北斗星旋着指向它的错误和华美”，他附着杜甫的诗，写下这个时代的节奏。
廖伟棠说：“诗歌是最能直接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艺术，也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诗歌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更不依赖工具、不依赖现实的一些限制，比如画画需要颜料、画布，音乐需要钢琴或者吉他，但是诗是直接脑子里涌现出来的东西。它甚至不像小说，要用很多文字去记录，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直接的艺术门类。”
倒不像大陆的诗人往往受困于潦倒穷困和明星化的两个极端，在香港做诗人虽然不易，但至少是自由的。“香港的写作是自由的。香港文学创作是很奇怪的，没有人会关注你，但是也没有要求你非去写什么，让你自生自灭。你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也要耐得住寂寞。”
辞去工作之后的廖伟棠，便以写作为生。除了写诗，还写各种艺术评论。在2000年前后，也写了一些小说。“当时觉得好多童年的记忆，如果不转成小说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改变，可能没有那个心境写。于是，在那一年，集中地写了些小说。”《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高小涛不在北京》、《刻在迷宫墙上的五个片段——献给迷宫之王：博尔赫斯》等，将13岁之前在粤西的那的生活记忆，一寸寸的光景，都虚构成故事的图景。
《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还获得了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其实，1997至2001年这三四年，被廖伟棠视为自己阅读和创作的疯魔阶段。那三年，廖伟棠几乎拿遍了香港和台湾所有的文学奖项。1997年底，廖伟棠拿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诗歌组和散文组的双冠军。第二年参加香港中文文学奖，把散文、诗、小说三个奖都拿了。1999年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诗组首奖。2000年囊括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一时声名大噪。 离岛，波希米亚的浪游
廖伟棠说：“我这个人在一个地方总是呆不了太久。我有点好奇心，去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一直是我的梦想。而且，我当时很多朋友都在北京。”2001年，他离开香港，前往北京，一待就是五年。
这五年时光，廖伟棠有太多故事可以讲。他说：“在北京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多故事的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无论是我的摄影生涯的确立，还是我的感情生活，其中也经历了最好朋友的去世，也有很多朋友离开又回来。”那个时候的北京，是廖伟棠欢喜的。看摇滚演出、喝酒、写诗、拍照，当然也谈恋爱。在浪游生活中追寻波希米亚。
刚到北京之时，颜峻在自己家边上帮廖伟棠租了房子，左小诅咒也住在颜峻家的地下室，三人为邻，一起耍玩。偶尔也有贾樟柯。“完全不去想明天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想钱的问题，也总能活着，而且很快活。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很单纯，包括后来成了大腕的艺术家、音乐家，在那几年，我们过着完全地下的生活，完全是兴之所至，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没有那么多的光环和聚光灯在我们身上，当初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你不会去想将来会潦倒也好，出名也好，这些问题不在我们的考虑内，我们当初只是想怎么有创意地过好每一天。”当初的北京生活成本相比现在要低很多，廖伟棠靠香港的一个专栏便可生活。原本打算过一年便回香港，又因为在年底得了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便利用几千美元的奖金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
当年留在北京，一半的原因是廖伟棠对曹疏影的爱情的坚守，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孙平和陈冠中邀请他加入《视觉21》。廖伟棠在北京做了好几本杂志（《西藏人文地理》、《时尚财富》、《北京IN》），不过《视觉21》是他在大陆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
廖伟棠本来便是摄影专业科班出身，后来到了北京，也常去北大听摄影课。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生活，确立他的摄影风格。“到北京生活以后，很多东西值得我去记录。在《视觉21》做图片编辑和摄影师的时候，有很多机会到处去拍地下文化。慢慢地，我对摄影的一度被文学彻底盖过了的热忱，又慢慢死灰复燃。而且，发现了纪实摄影的魅力。曾经以为纪实摄影是过时的东西，后来觉得也有它的前卫在里面。”许是受到美国的罗伯特·弗兰克和日本的森山大道的影响，廖伟棠的摄影作品也总有着强烈且多层的诗意，在纪实的基础上探索思维的深度。
文字之于影像，影像之于文字。“很多东西是我同时接触的。我去一个地方，照片是第一时间进行的。沉下来反思的时候，会写成诗歌。我会区分哪些东西用摄影表达了，就没必要用文字去表达了。文字还是要更深一层，而且具有抽象的反思能力。所以有了摄影之后，你的写作反而变得轻盈了。因为有一些东西通过摄影处理掉了，不会觉得什么都用文字来填塞。”
《视觉21》停刊后，廖伟棠又恢复了自由状态。可惜，北京地下艺术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已然过去。2003年之后的北京虽然艺术氛围更发达，各种艺术画廊、音乐节兴起，但是也变得更商业化，改变了他们的初衷。后来，诗人马骅在2004年云南义教时，坠落澜沧江，隐身激流；诗人高晓涛去了西藏，画家陆毅远走印度，音乐家颜峻在甘南学喉音……友人星散。廖伟棠的北京，失去了他曾想要的，一直保持的波希米亚的追逐。
2005年，他离开北京，返回香港。
其实，在廖伟棠眼中，香港是岛，台湾是岛，大陆也不过是一个漂漂乎无依精神孤独的岛。这次离开北京，跟当年的离岛相似。
我并不能诉求公平。在风，或者你面前，
毕竟秋天已至，急促的脚步早于往年。
往年是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
那时我对你有更多共鸣，以为世纪的出路就在你桌上。
以梦为马的诗人，总是在途中倾注诗意，却不注明目的地。
廖伟棠总是在旅途中，随着旅程展开创作。他没有对写作环境的洁癖。《小九路中巴》、《718路公车》、《T18次火车》……即使是在新近出版的《八尺雪意》上，仍有诸多作品是在旅途中完成，并以旅程为题。随之展开的，是现实。他在《小九路中巴》写：“民工乙仍然代表了世界本身／侧侧头便在四周放下了深渊／时尚编辑丁不寒而栗，他害怕于/深渊就是他本人。然后对于已经不信神话／的民工甲，深渊却是少妇庚和小孩辛的灿烂。”
廖伟棠说自己“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冲进剧情中去”，而无法做到像比他更早到大陆游荡的李照兴那样，保持一个旁观者，“做大时代的笔录见证工作”，并且“为世代的活剧幽幽地添上两句警句式的旁白画外音”。但不知，这是否就是他从唱游诗人，成为“快乐，只是越来越愤怒”的文化行动者的原因？
廖伟棠曾说，香港的现代诗相比大陆和台湾的诗歌，是最“温柔敦厚”的，“即使题材大多涉及普罗阶级的生活、困境，我们充其量只能听到‘怨’，更多是‘怨而不怒’，更谈不上狂。”回溯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愤怒诗章，对社会发言时诗人的缺席，少数几个，如蔡炎培、陈灭，青年诗人中，廖伟棠应算其中一个。
忘了问廖伟棠，浪游之后，才回到香港，会怎样看待香港这座城市？不过已知的是，廖伟棠再归来时，又多了个身份——已为人父。他说：“人变得温柔一点，也变得乐观一点。对未来的想象比较乐观一点，因为你希望世界的美好能为了他而延续一些。”
到了香港之后，他的生活境况大不同。廖伟棠原先在珠海电视台工作，不但工作轻松，而且收入颇丰。到了香港之后，只能同弟弟妹妹挤在一间房子内。他原是跟电视台请假一个月，并没有留在香港的打算，但迫于家庭的生活压力，只能留下来找工作。最初尝试电视台和影楼的工作，但都觉得无趣，最终选定去当时在香港颇有名气的二楼书店洪叶书店当店员。那天面试结束，还不忘问一句：员工买书能打几折？后来，不到几个月，廖伟棠当了店长。1998年年底，他索性自己和朋友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和亚皆老街交界处一唐楼的三楼合开了一家文艺书店“东岸书店”。
廖伟棠说，读书和挑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和本领。“开书店，是比较单纯的方式，一来跟书本发生关系，二来开书店，像是一个据点，可以有很多朋友在书店里碰面，也认识陌生的同好。”东岸书店开业那天便举办“中国地下诗刊展”，每个月会有诗歌朗诵会、另类音乐分享、哲学讨论会，廖伟棠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据说，书店开业第一天，书卖掉了三分之一，连夜去深圳补货。不过因为书店坚持不卖流行读物，所卖书籍多是比较冷门的文学书，所以生意惨淡，加之香港当时大规模地加租金，房租陡然涨了一倍，虽然后来三迁店址，最后仍逃不过实体书业的大命运。2001年，东岸书店旺角店结束时，廖伟棠还从北京赶回去参加了告别朗诵会，写了一首《多少年后，当我们说起一家书店》。廖伟棠说，其实他现在仍有开书店的梦想。
家中藏书自不必多说，他甚至还亲手制作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等大家的作品。1990年代，大陆尚未有庞德的诗集出版，他便把庞德的诗歌录入电脑、排版、打印，装订成一册《庞德诗选》。
开书店、做书，爱书如此。不过，廖伟棠，首先仍是那个诗人廖伟棠。
刺成最惊艳的刺青
廖伟棠曾用自己所开的东岸书店的名号出过一本诗集《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不过，他到香港生活之前的1995年，以棠棣为笔名，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永夜》。到香港之后，陆续创作《随着鱼们下沉》、《手风琴里的浪游》、《孤独的中国》等多部诗歌作品。大多数人最早认识廖伟棠便是从他的诗歌开始，且惊艳于这个年轻诗人的才韵，殊不知他从1989年开始创作，出版《永夜》的那年才19岁。
廖伟棠说：“对我启蒙最大的是在中学读到整本的《野草》，发现鲁迅并不是只有教科书上面的样貌，不只是杂文作家，他也是诗人。而且诗可以很冷静、很硬朗、很黑色；而不是之前我接触的软绵绵，只有光明和歌颂的样子。”继而读到海子，海子的那一首《九月》，成为他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英雄，以及后来读到的里尔克、兰波、以及苏联诗人曼德斯坦姆。
“诗人死了”，纯属搞笑：
诗人在上海充当太太们的提款机；
在天津做计程车司机的意见箱；
在北京做电视剧，终成富豪。
廖伟棠的诗歌，总是质疑主流价值，带着反叛的精神。这或许不仅仅是受到艾伦·金斯堡《嚎叫》等“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所钟爱的摇滚音乐的影响，想来更为直接的是其面对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不同于此前在珠海安逸环境中通过阅读间接获得写作的灵感。到了香港之后的廖伟棠，香港特殊的社会现实刺激了他创作的可能。他说，香港的环境反而放松了他的写作状态，让现实世界的矛盾更多地进入诗歌里，开拓创作的维度。就像奥登当年纪念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写的那句“爱尔兰把你刺伤成诗”，廖伟棠亦是被目所能及的周遭现实，刺伤成一首首的诗歌，是最惊艳的刺青。
之后廖伟棠诗歌的另一个转向是，诗歌中愈发流露出的东方古典色彩。
廖伟棠到香港的那一年，唯一的朋友是从未见面的黄灿然。“1998年左右，我受到黄灿然的影响（黄灿然的兴趣在彼时转向古典诗歌），在他的推荐下，开始重读杜甫、李贺、李商隐等人作品，尤其是杜甫对我的影响颇大。这个阅读方向在北京之后更进一步深化。到了北京之后，我把《杜诗详注》从头到尾反复读了三遍。而且也读了大量的宇文所安的著作。宇文所安的作品当时还没有三联书店的版本，我在北京图书馆借到旧版本，三联再出的时候，又重看了一次。宇文所安对我学习古典影响极大。”“我在另一个世界涉入秋深，这个／被悬搁的城市，北京，在夕照中倒斜／我却想象另一个与之对拓的城市／北斗星旋着指向它的错误和华美”，他附着杜甫的诗，写下这个时代的节奏。
廖伟棠说：“诗歌是最能直接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艺术，也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诗歌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更不依赖工具、不依赖现实的一些限制，比如画画需要颜料、画布，音乐需要钢琴或者吉他，但是诗是直接脑子里涌现出来的东西。它甚至不像小说，要用很多文字去记录，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直接的艺术门类。”
倒不像大陆的诗人往往受困于潦倒穷困和明星化的两个极端，在香港做诗人虽然不易，但至少是自由的。“香港的写作是自由的。香港文学创作是很奇怪的，没有人会关注你，但是也没有要求你非去写什么，让你自生自灭。你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也要耐得住寂寞。”
辞去工作之后的廖伟棠，便以写作为生。除了写诗，还写各种艺术评论。在2000年前后，也写了一些小说。“当时觉得好多童年的记忆，如果不转成小说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改变，可能没有那个心境写。于是，在那一年，集中地写了些小说。”《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高小涛不在北京》、《刻在迷宫墙上的五个片段——献给迷宫之王：博尔赫斯》等，将13岁之前在粤西的那的生活记忆，一寸寸的光景，都虚构成故事的图景。
《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还获得了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其实，1997至2001年这三四年，被廖伟棠视为自己阅读和创作的疯魔阶段。那三年，廖伟棠几乎拿遍了香港和台湾所有的文学奖项。1997年底，廖伟棠拿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诗歌组和散文组的双冠军。第二年参加香港中文文学奖，把散文、诗、小说三个奖都拿了。1999年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诗组首奖。2000年囊括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一时声名大噪。 离岛，波希米亚的浪游
廖伟棠说：“我这个人在一个地方总是呆不了太久。我有点好奇心，去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一直是我的梦想。而且，我当时很多朋友都在北京。”2001年，他离开香港，前往北京，一待就是五年。
这五年时光，廖伟棠有太多故事可以讲。他说：“在北京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多故事的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无论是我的摄影生涯的确立，还是我的感情生活，其中也经历了最好朋友的去世，也有很多朋友离开又回来。”那个时候的北京，是廖伟棠欢喜的。看摇滚演出、喝酒、写诗、拍照，当然也谈恋爱。在浪游生活中追寻波希米亚。
刚到北京之时，颜峻在自己家边上帮廖伟棠租了房子，左小诅咒也住在颜峻家的地下室，三人为邻，一起耍玩。偶尔也有贾樟柯。“完全不去想明天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想钱的问题，也总能活着，而且很快活。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很单纯，包括后来成了大腕的艺术家、音乐家，在那几年，我们过着完全地下的生活，完全是兴之所至，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没有那么多的光环和聚光灯在我们身上，当初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你不会去想将来会潦倒也好，出名也好，这些问题不在我们的考虑内，我们当初只是想怎么有创意地过好每一天。”当初的北京生活成本相比现在要低很多，廖伟棠靠香港的一个专栏便可生活。原本打算过一年便回香港，又因为在年底得了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便利用几千美元的奖金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
当年留在北京，一半的原因是廖伟棠对曹疏影的爱情的坚守，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孙平和陈冠中邀请他加入《视觉21》。廖伟棠在北京做了好几本杂志（《西藏人文地理》、《时尚财富》、《北京IN》），不过《视觉21》是他在大陆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
廖伟棠本来便是摄影专业科班出身，后来到了北京，也常去北大听摄影课。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生活，确立他的摄影风格。“到北京生活以后，很多东西值得我去记录。在《视觉21》做图片编辑和摄影师的时候，有很多机会到处去拍地下文化。慢慢地，我对摄影的一度被文学彻底盖过了的热忱，又慢慢死灰复燃。而且，发现了纪实摄影的魅力。曾经以为纪实摄影是过时的东西，后来觉得也有它的前卫在里面。”许是受到美国的罗伯特·弗兰克和日本的森山大道的影响，廖伟棠的摄影作品也总有着强烈且多层的诗意，在纪实的基础上探索思维的深度。
文字之于影像，影像之于文字。“很多东西是我同时接触的。我去一个地方，照片是第一时间进行的。沉下来反思的时候，会写成诗歌。我会区分哪些东西用摄影表达了，就没必要用文字去表达了。文字还是要更深一层，而且具有抽象的反思能力。所以有了摄影之后，你的写作反而变得轻盈了。因为有一些东西通过摄影处理掉了，不会觉得什么都用文字来填塞。”
《视觉21》停刊后，廖伟棠又恢复了自由状态。可惜，北京地下艺术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已然过去。2003年之后的北京虽然艺术氛围更发达，各种艺术画廊、音乐节兴起，但是也变得更商业化，改变了他们的初衷。后来，诗人马骅在2004年云南义教时，坠落澜沧江，隐身激流；诗人高晓涛去了西藏，画家陆毅远走印度，音乐家颜峻在甘南学喉音……友人星散。廖伟棠的北京，失去了他曾想要的，一直保持的波希米亚的追逐。
2005年，他离开北京，返回香港。
其实，在廖伟棠眼中，香港是岛，台湾是岛，大陆也不过是一个漂漂乎无依精神孤独的岛。这次离开北京，跟当年的离岛相似。
我并不能诉求公平。在风，或者你面前，
毕竟秋天已至，急促的脚步早于往年。
往年是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
那时我对你有更多共鸣，以为世纪的出路就在你桌上。
以梦为马的诗人，总是在途中倾注诗意，却不注明目的地。
廖伟棠总是在旅途中，随着旅程展开创作。他没有对写作环境的洁癖。《小九路中巴》、《718路公车》、《T18次火车》……即使是在新近出版的《八尺雪意》上，仍有诸多作品是在旅途中完成，并以旅程为题。随之展开的，是现实。他在《小九路中巴》写：“民工乙仍然代表了世界本身／侧侧头便在四周放下了深渊／时尚编辑丁不寒而栗，他害怕于/深渊就是他本人。然后对于已经不信神话／的民工甲，深渊却是少妇庚和小孩辛的灿烂。”
廖伟棠说自己“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冲进剧情中去”，而无法做到像比他更早到大陆游荡的李照兴那样，保持一个旁观者，“做大时代的笔录见证工作”，并且“为世代的活剧幽幽地添上两句警句式的旁白画外音”。但不知，这是否就是他从唱游诗人，成为“快乐，只是越来越愤怒”的文化行动者的原因？
廖伟棠曾说，香港的现代诗相比大陆和台湾的诗歌，是最“温柔敦厚”的，“即使题材大多涉及普罗阶级的生活、困境，我们充其量只能听到‘怨’，更多是‘怨而不怒’，更谈不上狂。”回溯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愤怒诗章，对社会发言时诗人的缺席，少数几个，如蔡炎培、陈灭，青年诗人中，廖伟棠应算其中一个。
忘了问廖伟棠，浪游之后，才回到香港，会怎样看待香港这座城市？不过已知的是，廖伟棠再归来时，又多了个身份——已为人父。他说：“人变得温柔一点，也变得乐观一点。对未来的想象比较乐观一点，因为你希望世界的美好能为了他而延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