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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天刚蒙蒙亮，53岁的空军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刘一早早来到医院，像往常一样步履稳健地走进办公室，换上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早交班、讨论病情、查房、巡视重症患者……
当下，都说医生难当，在呼吸内科当医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收治的病患很多，有患哮喘的、慢阻肺的、咯血的、复杂肺炎的、呼吸衰竭的等等，这些病在急性重症期都可以危及生命。面对这样的患者，就像面对一个复杂的整体，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急，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病人家属急，我们更急，但越是紧急越要稳住，甚至是危险时刻别人远离，我们必须靠得更近，这样病人才能获得生的希望和康复的力量！”
白衣天使情结根深蒂固
刘一小时候，母亲在医院工作，让她有了一段每天闻着消毒水味道的童年，也对“白大褂”有种特殊的情结。1979年，17岁的刘一高考报志愿，毅然选择了吉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不懈努力让她梦想成真，从入学那天起，刘一便再没跟医学分开过。
本科五年，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让刘一大概知道了什么是医生，怎样做一名好医生。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本可到卫校当老师，她却说：“学医的人不当医生，那算怎么回事？”刘一执意回到家乡的白城医院穿上了白大褂，当时医院里正经八百的医学系大学生仅有两个，她便是其中之一。“医院对我很重视，专门安排最有经验的老师带教。我也蛮拼的，天天值班，管20多个病人，每天工作12小时——那时还全是手写病历。”自豪写在刘一脸上。
艰苦的环境，很快将刘一磨砺得独当一面。工作两年，她是“全勤劳模”，一天假都没请过。虽然日子充实，她却开始迷茫，专业疑难越积越多，她明显感到知识贮备不够。1986年，她以第一名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呼吸专业，这一干，就是30年。
哈医大有附属医院和基础医学部做支撑，进一步奠定了刘一的科研基础，但对她来说却是极其辛苦的，因为既要做研究，又要做临床，还要担任内科总住院医生——24小时坚守在医院，负责所有会诊，内科抢救也都得到场。
辛苦与收获相生相伴，刘一的临床科研能力突飞猛进。1992年，她被公派到日本进修，从此与国际前沿医学亲密接触。期间，有件让刘一终生难忘的事。一次尸检病理讨论实习课上，一位日本教授讲到中国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之所以进步慢，就是因为很少开展临床尸体解剖检查，而日本几乎对所有死亡病例行尸检。教授本无恶意，而且也是事实，但作为中国医生的刘一仿佛受了莫大侮辱，当即退席以示抗议。
刘一说：“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中国’二字对我意味着什么。她是我们精神和灵魂的根，我必须与她荣辱与共！事后那位教授当面向我道了歉，但我一直难以平静。作为无数中国医生中的一员，必须要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发努力。只有我们的科研临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医学才不会被当成反面教材，中国的医生才能真正扬眉吐气。这份责任和使命，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掌握国际先进医学知识和技术。”
“中国女性很棒！”
怀着这种使命感，1994年，32岁的刘一考取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博士。这个年龄的女性一般都在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孝老敬亲，刘一却再次只身东渡踏上深造之路。
东北大学在日本赫赫有名，当年鲁迅先生就在该校留学。它不仅聚集了优秀的日本学生和学者，也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自然会有对比竞争。在那里人们评价一个人，习惯于说某某国家的留学生如何怎样，无形中让每个人成了自己国家的“形象代言人”。
当时，过敏性疾患发病率在美、日等发达国家明显攀升，对支气管哮喘的研究便成为热点之一。中国的支气管哮喘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刘一盯紧这一目标，将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的研究作为博士课程主攻方向。她认为研制与开发与哮喘病态更为接近的实验动物模型，不仅有利于研究疾病的发生机制，同时能为新型药物的开发应用提供有利的工具。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动物，但为了学习，我竟然同动物打了3年交道。每次实验从早到晚一站便是十几个小时。不懈的努力使那个研究室的迟发哮喘模型进一步完善，并利用该模型深入解明了迟发型哮喘的发病机制，在新药开发应用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刘一的表现出类拔萃，她先后3次赴欧美国际学会演讲发言，数次在日本学会上发言，还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论著2篇。日本导师感慨地说，只有中国学生能吃这样的苦，并取得这样的成绩。
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面临实验收尾、资料总结、论文答辩……可就是在这最紧张的一年，刘一怀孕了。日本的大学，学生在学期间怀孕，多是休学或推迟毕业。刘一却没有休息过一天，不仅提前完成博士论文，还第一个通过答辩。答辩后一周，她的儿子便出生了。她给儿子起名学博，来纪念母子共同拼搏的这段经历。“毕业祝贺会上，我的导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中国の女性素晴らしい！’（中国的女性很棒！）那一刻，作为中国留学生，我感到特别特别骄傲！”
在日本，医生的地位和收入都很高。毕业时，导师曾竭力挽留刘一做博士后研究，朋友介绍她到日本公司就职，更有人劝她借机加入日本国籍。刘一却坚决要回国，“许多东西可以改变，但我骨子里中国人的血脉变不了，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应该在那里。”
“不能让患者的生命消失在似是而非的疑惑中”
回国后，刘一同样面临众多选择。可以回哈医大，也接到过北京、上海大医院抛来的橄榄枝。回哈医大，研究条件好，利于发挥国外所学技术专长和个人学术地位提升；进地方大医院，收入高，生活条件会大幅改善。刘一却又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特招入伍，进空军总医院。“我的军人情结应该来自于国外生活的感触与思考。所有留学生包括华侨，都有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军事威慑力又是大国强国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当时，空军全面引进科技强军人才，大力加强医疗卫勤保障力建设，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毫不犹豫地特招入伍，来了空军总医院。” 2002年“八一”建军节，刘一正式穿上军装。第二年，她便迎来了入伍后的第一次残酷战斗——抗击“非典”。医院成立隔离病房，作为战斗主力的呼吸内科要派专家进驻，刘一是科里第一个主动请战进隔离区的专家。“我们搞呼吸的肯定知道‘非典’的严重与可怕。但危险的地方总得有人去担当、去战斗。我在国外时接触过呼吸系统病毒变异的研究和处置——我有这份优势和自信。”
刘一进了隔离区，在把危险带给自己的同时，也把困难留给了家人。当时，丈夫在国外工作，年近七旬的婆婆独自照看他们3岁的儿子。刘一含着眼泪拨通越洋电话，丈夫表示立即回国，坚定地支持她的行动。
“非典”传染性极强，对病人采取隔离仅是一种手段，战斗的关键还在于准确的鉴别诊断和有效治疗。在一线整天看到命垂一线的患者，刘一才真正深刻地体会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份承诺的沉重。当时，空军总医院隔离区有17位患者，病情轻重不一，但病历上都是“非典”疑似病人。疑似意味着也许是也许不是，用药截然不同，有些药还是禁忌。刘一说：“做医生就必须排除疑似诊断，给患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和恰当的治疗。绝不能让患者的生命消失在似是而非的疑惑中！”
48岁的糖尿病患者老郭是那批患者中症状最重的一位，持续高烧、肺部大片絮状阴影使老郭已近绝望。前期，专家组反复分析老郭的病情，认为可以确诊为SARS。“当时感觉手中的笔特别沉重，SARS治疗普遍使用激素和支持疗法，而糖尿病患者是禁用激素的。”思索间，刘一用笔在老郭的病历诊断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却下意识地在纸上写下了“激素使用”4个字。当她猛然看清这4个字时，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她意识到，很多结核患者的症状与 SARS相似，假如上来就给老郭用激素，会导致感染扩散，甚至会要了他的命。为把问题搞清楚，刘一在办公室整整呆了一夜，她把所有患者的肺部 X光片都拿出来细细比对查看。天亮了，她提出三点意见：为所有疑似患者进行结核菌素实验；老郭的治疗方案暂缓；请放射科再次为他拍胸片。老郭在死亡边缘游走，刘一深知自己肩上承担着怎样的责任。片子出来后，刘一再次认真反复阅片比对，发现肺部有空洞——的确是结核。最终，专家组确诊老郭患的不是“非典”，果断调整了治疗方案和用药，刘一把老郭从隔离区“救”了出来。
“越是艰苦的专业越需要执着的坚守”
刘一干呼吸专业30年，其中甘苦只有自己能体会。她说：“当医生累，当呼吸内科医生更累！这里是锻炼青年人的战场，咬咬牙干到40来岁，一转型就可以从事传染、重症、急诊、老年、肿瘤等专业……”这的确是呼吸专业的特点和现状，此前她也有转型当其他专业学科带头人的机会。然而，早已过了50岁的刘一却依然坚守在自己初始的专业里。
呼吸内科是传统学科，也是大内科的基础学科，对医生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要求较高，并且呼吸内科医生还承担着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往往高于其他专业，这也是导致多年来呼吸专业医生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从2012年刘一被任命为呼吸内科主任后的3年间，她所在的科室已有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因各种原因离开呼吸专业，目前科室也正面临着人才困境。
空军总医院呼吸内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院时的首批科室之一，历经近60年建设发展，业已成为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人员素质优良、专业分工明确、医疗特色突出，医教研综合一体的临床科室。特别在免疫抑制患者肺部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研究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并在军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在呼吸衰竭和心功能不全的机械通气治疗领域位居国内领先； 在弥漫性肺疾病和肺部少见疑难杂症的诊治研究、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规范化诊治方面已初具规模，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和好评。
“越是艰苦的专业越需要执着的坚守。我对自己当初选择呼吸科和之后30多年的坚持无怨无悔，也真心地感谢至今仍然坚守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们。因为我们对呼吸内科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忆往昔，瞻未来，刘一总是溢满幸福又坚定的微笑。
当下，都说医生难当，在呼吸内科当医生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收治的病患很多，有患哮喘的、慢阻肺的、咯血的、复杂肺炎的、呼吸衰竭的等等，这些病在急性重症期都可以危及生命。面对这样的患者，就像面对一个复杂的整体，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急，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病人家属急，我们更急，但越是紧急越要稳住，甚至是危险时刻别人远离，我们必须靠得更近，这样病人才能获得生的希望和康复的力量！”
白衣天使情结根深蒂固
刘一小时候，母亲在医院工作，让她有了一段每天闻着消毒水味道的童年，也对“白大褂”有种特殊的情结。1979年，17岁的刘一高考报志愿，毅然选择了吉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不懈努力让她梦想成真，从入学那天起，刘一便再没跟医学分开过。
本科五年，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让刘一大概知道了什么是医生，怎样做一名好医生。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本可到卫校当老师，她却说：“学医的人不当医生，那算怎么回事？”刘一执意回到家乡的白城医院穿上了白大褂，当时医院里正经八百的医学系大学生仅有两个，她便是其中之一。“医院对我很重视，专门安排最有经验的老师带教。我也蛮拼的，天天值班，管20多个病人，每天工作12小时——那时还全是手写病历。”自豪写在刘一脸上。
艰苦的环境，很快将刘一磨砺得独当一面。工作两年，她是“全勤劳模”，一天假都没请过。虽然日子充实，她却开始迷茫，专业疑难越积越多，她明显感到知识贮备不够。1986年，她以第一名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呼吸专业，这一干，就是30年。
哈医大有附属医院和基础医学部做支撑，进一步奠定了刘一的科研基础，但对她来说却是极其辛苦的，因为既要做研究，又要做临床，还要担任内科总住院医生——24小时坚守在医院，负责所有会诊，内科抢救也都得到场。
辛苦与收获相生相伴，刘一的临床科研能力突飞猛进。1992年，她被公派到日本进修，从此与国际前沿医学亲密接触。期间，有件让刘一终生难忘的事。一次尸检病理讨论实习课上，一位日本教授讲到中国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之所以进步慢，就是因为很少开展临床尸体解剖检查，而日本几乎对所有死亡病例行尸检。教授本无恶意，而且也是事实，但作为中国医生的刘一仿佛受了莫大侮辱，当即退席以示抗议。
刘一说：“我平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中国’二字对我意味着什么。她是我们精神和灵魂的根，我必须与她荣辱与共！事后那位教授当面向我道了歉，但我一直难以平静。作为无数中国医生中的一员，必须要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发努力。只有我们的科研临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医学才不会被当成反面教材，中国的医生才能真正扬眉吐气。这份责任和使命，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掌握国际先进医学知识和技术。”
“中国女性很棒！”
怀着这种使命感，1994年，32岁的刘一考取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博士。这个年龄的女性一般都在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孝老敬亲，刘一却再次只身东渡踏上深造之路。
东北大学在日本赫赫有名，当年鲁迅先生就在该校留学。它不仅聚集了优秀的日本学生和学者，也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自然会有对比竞争。在那里人们评价一个人，习惯于说某某国家的留学生如何怎样，无形中让每个人成了自己国家的“形象代言人”。
当时，过敏性疾患发病率在美、日等发达国家明显攀升，对支气管哮喘的研究便成为热点之一。中国的支气管哮喘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刘一盯紧这一目标，将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的研究作为博士课程主攻方向。她认为研制与开发与哮喘病态更为接近的实验动物模型，不仅有利于研究疾病的发生机制，同时能为新型药物的开发应用提供有利的工具。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动物，但为了学习，我竟然同动物打了3年交道。每次实验从早到晚一站便是十几个小时。不懈的努力使那个研究室的迟发哮喘模型进一步完善，并利用该模型深入解明了迟发型哮喘的发病机制，在新药开发应用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刘一的表现出类拔萃，她先后3次赴欧美国际学会演讲发言，数次在日本学会上发言，还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论著2篇。日本导师感慨地说，只有中国学生能吃这样的苦，并取得这样的成绩。
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面临实验收尾、资料总结、论文答辩……可就是在这最紧张的一年，刘一怀孕了。日本的大学，学生在学期间怀孕，多是休学或推迟毕业。刘一却没有休息过一天，不仅提前完成博士论文，还第一个通过答辩。答辩后一周，她的儿子便出生了。她给儿子起名学博，来纪念母子共同拼搏的这段经历。“毕业祝贺会上，我的导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中国の女性素晴らしい！’（中国的女性很棒！）那一刻，作为中国留学生，我感到特别特别骄傲！”
在日本，医生的地位和收入都很高。毕业时，导师曾竭力挽留刘一做博士后研究，朋友介绍她到日本公司就职，更有人劝她借机加入日本国籍。刘一却坚决要回国，“许多东西可以改变，但我骨子里中国人的血脉变不了，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应该在那里。”
“不能让患者的生命消失在似是而非的疑惑中”
回国后，刘一同样面临众多选择。可以回哈医大，也接到过北京、上海大医院抛来的橄榄枝。回哈医大，研究条件好，利于发挥国外所学技术专长和个人学术地位提升；进地方大医院，收入高，生活条件会大幅改善。刘一却又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特招入伍，进空军总医院。“我的军人情结应该来自于国外生活的感触与思考。所有留学生包括华侨，都有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军事威慑力又是大国强国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当时，空军全面引进科技强军人才，大力加强医疗卫勤保障力建设，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毫不犹豫地特招入伍，来了空军总医院。” 2002年“八一”建军节，刘一正式穿上军装。第二年，她便迎来了入伍后的第一次残酷战斗——抗击“非典”。医院成立隔离病房，作为战斗主力的呼吸内科要派专家进驻，刘一是科里第一个主动请战进隔离区的专家。“我们搞呼吸的肯定知道‘非典’的严重与可怕。但危险的地方总得有人去担当、去战斗。我在国外时接触过呼吸系统病毒变异的研究和处置——我有这份优势和自信。”
刘一进了隔离区，在把危险带给自己的同时，也把困难留给了家人。当时，丈夫在国外工作，年近七旬的婆婆独自照看他们3岁的儿子。刘一含着眼泪拨通越洋电话，丈夫表示立即回国，坚定地支持她的行动。
“非典”传染性极强，对病人采取隔离仅是一种手段，战斗的关键还在于准确的鉴别诊断和有效治疗。在一线整天看到命垂一线的患者，刘一才真正深刻地体会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份承诺的沉重。当时，空军总医院隔离区有17位患者，病情轻重不一，但病历上都是“非典”疑似病人。疑似意味着也许是也许不是，用药截然不同，有些药还是禁忌。刘一说：“做医生就必须排除疑似诊断，给患者一个明确的答复和恰当的治疗。绝不能让患者的生命消失在似是而非的疑惑中！”
48岁的糖尿病患者老郭是那批患者中症状最重的一位，持续高烧、肺部大片絮状阴影使老郭已近绝望。前期，专家组反复分析老郭的病情，认为可以确诊为SARS。“当时感觉手中的笔特别沉重，SARS治疗普遍使用激素和支持疗法，而糖尿病患者是禁用激素的。”思索间，刘一用笔在老郭的病历诊断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却下意识地在纸上写下了“激素使用”4个字。当她猛然看清这4个字时，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她意识到，很多结核患者的症状与 SARS相似，假如上来就给老郭用激素，会导致感染扩散，甚至会要了他的命。为把问题搞清楚，刘一在办公室整整呆了一夜，她把所有患者的肺部 X光片都拿出来细细比对查看。天亮了，她提出三点意见：为所有疑似患者进行结核菌素实验；老郭的治疗方案暂缓；请放射科再次为他拍胸片。老郭在死亡边缘游走，刘一深知自己肩上承担着怎样的责任。片子出来后，刘一再次认真反复阅片比对，发现肺部有空洞——的确是结核。最终，专家组确诊老郭患的不是“非典”，果断调整了治疗方案和用药，刘一把老郭从隔离区“救”了出来。
“越是艰苦的专业越需要执着的坚守”
刘一干呼吸专业30年，其中甘苦只有自己能体会。她说：“当医生累，当呼吸内科医生更累！这里是锻炼青年人的战场，咬咬牙干到40来岁，一转型就可以从事传染、重症、急诊、老年、肿瘤等专业……”这的确是呼吸专业的特点和现状，此前她也有转型当其他专业学科带头人的机会。然而，早已过了50岁的刘一却依然坚守在自己初始的专业里。
呼吸内科是传统学科，也是大内科的基础学科，对医生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要求较高，并且呼吸内科医生还承担着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往往高于其他专业，这也是导致多年来呼吸专业医生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从2012年刘一被任命为呼吸内科主任后的3年间，她所在的科室已有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因各种原因离开呼吸专业，目前科室也正面临着人才困境。
空军总医院呼吸内科是上世纪50年代建院时的首批科室之一，历经近60年建设发展，业已成为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人员素质优良、专业分工明确、医疗特色突出，医教研综合一体的临床科室。特别在免疫抑制患者肺部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研究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并在军内外享有一定声誉； 在呼吸衰竭和心功能不全的机械通气治疗领域位居国内领先； 在弥漫性肺疾病和肺部少见疑难杂症的诊治研究、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规范化诊治方面已初具规模，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和好评。
“越是艰苦的专业越需要执着的坚守。我对自己当初选择呼吸科和之后30多年的坚持无怨无悔，也真心地感谢至今仍然坚守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们。因为我们对呼吸内科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忆往昔，瞻未来，刘一总是溢满幸福又坚定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