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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对传媒改制与上市问题的提醒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在《传媒》撰文说：最近，业内的几个改制与上市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肯定和高兴之余，也有必要对传媒单位的改制与上市有所提醒：
首先要看到先天不足的问题。从国际管理和已有的实践看，上市的最大动因是已经根据市场需求，选好了投资项目，但缺少足够的投资能力，于是通过上市募集资金，解决瓶颈性问题，获得足够的财力、保障和加快发展。与此不同，甚至相反，我们的一些传媒集团上市，在做战略投资者方面似乎有某种盲目性。千方百计追求上市，一旦通过上市敛回了巨额资金，却苦于没有足够或者相应的投资空间及项目，陷入茫然与尴尬之中。另外，从改革角度看，不少新闻与出版传媒集团的内部现代企业制度未曾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未曾完善，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进入市场，再硬撑着上市就会给集团的后续支撑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次是后天的矛盾问题。就上市和争取上市而言，要特别注意非理性预期问题，譬如新闻出版传媒，无论是H股还是A股，其开盘价和最初的收盘价都比发行价飚升出好几倍。这其中有对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看好的因素，但是否也有一些非理性预期的因素，值得思考。
还有一个资本与文化的矛盾问题。从传媒集团的社会使命与历史定位来讲，它有着神圣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积累的任务，它必须在文化理性和商业利益的角逐中，把文化理性作为本体，把商业利益作为功用才可以。但从上市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们的传媒集团是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要受资本力量的制约。在强大的市场力量、资本力量的挤压下，它必须把盈利、并且是足够的盈利放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还会坚持出版引领国民精神前进的学术文化类书籍等出版物，但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和投入到那些品位不高，却具有较大规模消费群的休闲、娱乐出版物方面，这对于整个民族精神是会有一定负面作用的。
汪晓军：
出版业态三个层级的目标不一
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汪晓军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说：全国出版业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已很明显，出版业态呈现出三种层级的发展状况。第一层级，是集团化转制基本完成，正向集约化发展的出版组织。这些出版组织已经处于探索规模经营、壮大出版规模实力的阶段，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传媒集团等。这一层级的很多单位已经或正在准备上市，谋划更大步伐的跨进。第二层次，是正在转制的出版组织。打造一个坚实的发展平台，让各个出版单位成为具有实力的市场主体，是这类组织的重要管理目标。这一层次的工作重点，主要还是在盘整资源、优化组织、增强发展实力上。第三层次，主要是分散于各地的中小出版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型出版组织。这一层级的各个出版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和发展挑战，形成出版特色、增强出版实力、培育市场竞争能力是其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主要目标。
程三国：
目前中国的并购是布局性的
资深出版人程三国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说到：目前国内的跨区域并购还处于早期阶段，并不是纯资本的运作。与西方的并购不同的是，西方买家很多时候买的是一线出版商，本身实力强，收益不错，比如贝塔斯曼收购兰登，处于战略调整或者以利润扩张为目的；而目前中国的并购，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买的多是非一线出版社，谋篇布局的意义实际上大于改变格局的意义。重组后的中国和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有两个主办单位，并且仍然带有一定的事业特征，这些都是早期并购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上市进程的加快，资本主导的意图可能会越来越强烈，那个时候的并购就不会再是布局性的，而会要求收益。
杨红卫：
“农家书屋”应向综合性文化消费功能拓展
杨红卫在《出版广角》发表文章说：从文化消费这个功能定位来看，单纯的“书屋”特征是不容易存在下去的。目前农民图书阅读率很低，在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农村阅读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而且农村阅读人口群属于小众，“农家书屋”也不是专门服务于小众的，它应该首先面对农村阅读率极其低下的现实，以图书为基础向综合性文化消费功能拓展。图书应该是“农家书屋”所提供的服务之一，甚至是文化消费服务的一小部分，“农家书屋”作为一种符号和载体，应办成农村综合性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甚至是文化中心社区，唯其如此，它才会吸引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需求的农民的参与。
张戈辉：
文艺图书“窜货”形成的两大原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戈辉在《中国出版》撰文说：当下困扰中国文艺图书市场的一个现象就是地区间的窜货。图书窜货是指批发商对于本地区或者渠道代理的图书，向其他批发商代理的地区或者渠道内以低价格倾销的市场行为。窜货的形成主要由两大因素产生：最根本的是在某个时间段内，一地或者一个民营批发商的铺货量过大造成的。这个铺货量过大是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是出版商在市场容量考察方面或者客户考察方面出现偏差，导致发货过多；另一方面现有民营批发商由于诸多原因造成其对下游零售客户的控制力较弱而致使消化能力差，产品铺不下去转而向其他地区想办法。造成窜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代理概念的缺失，出版商对其产品销售权赋予的草率和对其产品流向缺少监控，而造成民营批发商对拿到手的出版商的产品处置起来也非常随意。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在《传媒》撰文说：最近，业内的几个改制与上市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肯定和高兴之余，也有必要对传媒单位的改制与上市有所提醒：
首先要看到先天不足的问题。从国际管理和已有的实践看，上市的最大动因是已经根据市场需求，选好了投资项目，但缺少足够的投资能力，于是通过上市募集资金，解决瓶颈性问题，获得足够的财力、保障和加快发展。与此不同，甚至相反，我们的一些传媒集团上市，在做战略投资者方面似乎有某种盲目性。千方百计追求上市，一旦通过上市敛回了巨额资金，却苦于没有足够或者相应的投资空间及项目，陷入茫然与尴尬之中。另外，从改革角度看，不少新闻与出版传媒集团的内部现代企业制度未曾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未曾完善，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进入市场，再硬撑着上市就会给集团的后续支撑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次是后天的矛盾问题。就上市和争取上市而言，要特别注意非理性预期问题，譬如新闻出版传媒，无论是H股还是A股，其开盘价和最初的收盘价都比发行价飚升出好几倍。这其中有对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看好的因素，但是否也有一些非理性预期的因素，值得思考。
还有一个资本与文化的矛盾问题。从传媒集团的社会使命与历史定位来讲，它有着神圣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积累的任务，它必须在文化理性和商业利益的角逐中，把文化理性作为本体，把商业利益作为功用才可以。但从上市的角度看，实际上我们的传媒集团是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要受资本力量的制约。在强大的市场力量、资本力量的挤压下，它必须把盈利、并且是足够的盈利放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还会坚持出版引领国民精神前进的学术文化类书籍等出版物，但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和投入到那些品位不高，却具有较大规模消费群的休闲、娱乐出版物方面，这对于整个民族精神是会有一定负面作用的。
汪晓军：
出版业态三个层级的目标不一
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汪晓军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说：全国出版业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已很明显，出版业态呈现出三种层级的发展状况。第一层级，是集团化转制基本完成，正向集约化发展的出版组织。这些出版组织已经处于探索规模经营、壮大出版规模实力的阶段，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传媒集团等。这一层级的很多单位已经或正在准备上市，谋划更大步伐的跨进。第二层次，是正在转制的出版组织。打造一个坚实的发展平台，让各个出版单位成为具有实力的市场主体，是这类组织的重要管理目标。这一层次的工作重点，主要还是在盘整资源、优化组织、增强发展实力上。第三层次，主要是分散于各地的中小出版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型出版组织。这一层级的各个出版组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和发展挑战，形成出版特色、增强出版实力、培育市场竞争能力是其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主要目标。
程三国：
目前中国的并购是布局性的
资深出版人程三国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说到：目前国内的跨区域并购还处于早期阶段，并不是纯资本的运作。与西方的并购不同的是，西方买家很多时候买的是一线出版商，本身实力强，收益不错，比如贝塔斯曼收购兰登，处于战略调整或者以利润扩张为目的；而目前中国的并购，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买的多是非一线出版社，谋篇布局的意义实际上大于改变格局的意义。重组后的中国和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有两个主办单位，并且仍然带有一定的事业特征，这些都是早期并购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上市进程的加快，资本主导的意图可能会越来越强烈，那个时候的并购就不会再是布局性的，而会要求收益。
杨红卫：
“农家书屋”应向综合性文化消费功能拓展
杨红卫在《出版广角》发表文章说：从文化消费这个功能定位来看，单纯的“书屋”特征是不容易存在下去的。目前农民图书阅读率很低，在国民阅读率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农村阅读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而且农村阅读人口群属于小众，“农家书屋”也不是专门服务于小众的，它应该首先面对农村阅读率极其低下的现实，以图书为基础向综合性文化消费功能拓展。图书应该是“农家书屋”所提供的服务之一，甚至是文化消费服务的一小部分，“农家书屋”作为一种符号和载体，应办成农村综合性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甚至是文化中心社区，唯其如此，它才会吸引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需求的农民的参与。
张戈辉：
文艺图书“窜货”形成的两大原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戈辉在《中国出版》撰文说：当下困扰中国文艺图书市场的一个现象就是地区间的窜货。图书窜货是指批发商对于本地区或者渠道代理的图书，向其他批发商代理的地区或者渠道内以低价格倾销的市场行为。窜货的形成主要由两大因素产生：最根本的是在某个时间段内，一地或者一个民营批发商的铺货量过大造成的。这个铺货量过大是个相对的概念：一方面是出版商在市场容量考察方面或者客户考察方面出现偏差，导致发货过多；另一方面现有民营批发商由于诸多原因造成其对下游零售客户的控制力较弱而致使消化能力差，产品铺不下去转而向其他地区想办法。造成窜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代理概念的缺失，出版商对其产品销售权赋予的草率和对其产品流向缺少监控，而造成民营批发商对拿到手的出版商的产品处置起来也非常随意。